朱海龙 唐辰明

(1.杭州师范大学，浙江 杭州 311121；2. 湖南大学，湖南 长沙 310000)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12月，武汉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2020年2月8日经国家卫健委暂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至2020年2月初，感染人数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期间，虽然相关部门采取了有效措施进行了疫情的防控，但仍然暴露出诸多矛盾与困境，如志愿服务与慈善服务信任结构不稳定、疫情相关谣言屡禁不止、网络诈骗频出等，导致相关防控效率降低。在重大疫情发生之时，更多的研究集中在了医学、生物学及化学等自然科学理论与实践方面，在人文社科方面的关注度居于其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重在解决重大疫情背景下的直接问题，针对疫情与病毒等传染源本身，从医学与生物学等角度发掘控制、监测、治疗等多方面有效防控手段。但重大疫情防控效果的根源问题研究，也应包括政府治理能力分析、社会舆情引导、不同社会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等等。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人文社科方面理论与实践创新对于重大疫情防控的根源性、促进性与引导性作用，并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总的来看可归纳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结合三类主要疫情治理模式。

首先，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自上而下，主要是以国家手段为基础进行治理与防控，体现的是国家力量的行使，主要表现为行政与法治治理，即重大疫情背景下的法治、政府与相关部门治理能力与治理模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