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恺,李 帅,叶瑞克,张琦峰,龙 吟

1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杭州 310058 2 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 杭州 310058 3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杭州 310023 4 东京大学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 柏市 2770871

全球变暖已成为当前人类生存面临的严峻挑战。世界气象组织报告指出,2017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升高1.1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1901—2010年间,全球海平面上升了0.19 m,且上升速度不断加快[1]；若温升幅度超过2 ℃,将会对全球环境和人类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2]。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议通过了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2 ℃以内,并为控制在1.5 ℃以内而努力,且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以下简称“2 ℃目标”)[3]。实现该目标需要各国切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水平[4],研究表明,若将累积碳排放量控制在3.7万亿t,则有2/3的概率实现“2 ℃目标”；若放宽到5.7万亿t,则仅有1/3的实现概率[1]。

碳排放权是指排放主体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由自然或者法律所赋予的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是气候资源使用权,更是一种新型的发展权[5]。如果说碳排放核算重在厘清历史责任,那么碳排放权分配则是对未来发展空间进行划分,拥有更多排放权的国家或地区理论上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碳减排问题便可归结为“如何分配各国的碳排放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