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勇平,苏铭煜

(河海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一、引 言

河流贯通海洋，海洋连接世界。跨界河流及其无数支流联系着各国的经贸往来，促进了生态资源的互动循环。在法学理论和国际实践的推动下，国际社会以国际公约、规则及区域性条约等形式治理跨界河流，并确定了一系列基本法律原则。如，国际水法中的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发展了近百年，迄今已通过国家实践(1)例如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工程案(Gabcikovo-Nagymaros Case)，是由国际法院审理的第1个有关跨界水道且涉及公平合理利用、国家继承及国际责任等综合内容的国际案例。与法律确信的检验，逐渐归于习惯国际法的序列。1948年出台的《多瑙河航行制度公约》第1条规定，在平等原则基础上，多瑙河的航行对各国国民、商船和货物自由开放[1]；1969年出台的《银河流域条约》和1978年出台的《亚马逊河合作条约》将公平合理利用的对象从航行权扩展至与水资源相关的权利；1997年出台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于2014年8月17日正式生效，其将“公平合理的利用和参与”明确为国际水道非航行利用的一般原则。

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作为法律要素的法律原则在实践中具有可适用性，但是，抽象性及模糊性等特点导致其适用效力一定减损[2]。同时，以往实践较常选择适用经济、社会、政治，或基于需求和解决冲突的方法来处理跨界河流的水资源共享问题，这可能导致无法适用《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中规定的公平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