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鸟笼_参考网

空鸟笼

2020-03-12李杰

广西文学 2020年3期

关键词：欧阳

李杰

席勒说：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人生的舞台上，而在我们扮演的角色中。

——题记

一

欧阳柳生来的时候，我们都已铺好了床，正襟危坐地互相介绍。这当口，门砰的一声打开了，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搬着一个大籐筐呼哧呼哧地移了进来，籐筐里装满了鹅黄透红的大苹果，苹果们咕噜咕噜滚动着，闪着红光白光。

他们将苹果们放在贴着欧阳柳生纸条的床前，又气喘吁吁地出去。接着，又嗨哟嗨哟地接连抬了好几个籐筐进来，这些籐筐里都装着杂七杂八的各式生活用品。籐筐们一个个排着叠着，就像果品公司到货一般。大家立刻傻了眼，都不说话，静静地专心致志地看着。

这时候，两个中年人抬完了，女的看了我们一眼，向门外大喊一声：“柳生，快进来嘛！”

门外立刻有人答应一声，嗓子特好，圆润洪亮，还伴着走廊里的回声嗡嗡作响。在余音缭绕中，欧阳柳生走了进来，小伙子异常英俊，满头的黑发自然鬈曲，一副希腊人的面孔，五官像刀刻一般，棱角分明，身材也很高大，只是嘴唇上一抹微微发黑的茸毛，显出了稚嫩。他走路很重，地板嗵嗵作响，震得玻璃窗瑟瑟发抖。一见我们都齐整地围坐着，专心致志地盯着他，他大概没料到，唰的一下，白净的脸羞得绯红，扑闪扑闪的大眼睛登时耷拉下来，看着自己的脚尖，尴尬地愣在那儿。

这时，男的中年人说：“柳生，你坐嘛。”

他便像得到指令的机器人，一下坐到自己的床上，那床上的垫草被屁股压得吱吱地响个不停。

女的中年人一看，说：“柳生，你起来，我还没给你铺床呢！”

欧阳柳生正想站起来，但想想又坐下了，突然很大声地吼：“妈！你们走嘛！讨厌！”

我们都不说话，他的爸爸妈妈愣了一下，也不声张，互相看着，然后又看看他，轻轻地站起来，一人提着一个小黑皮包走出了宿舍门。

我们就那样无声地坐着，惊诧地想到世上居然还有让父母护送的大学生。一会儿，他抬起头，飞快地看了我们一眼，又低下头去，手心里玩着自己的衣服尖角。

玩了一会儿，他没抬头，说：“我叫欧阳柳生。”停了停，又说，“我是从康定来的。”他突然抬起头来，直盯着我，“就是《康定情歌》中的那个康定。”

我上铺坐着的张曙光说：“《康定情歌》真好！”

他听了欢喜地笑了笑：“跑马山就在我家背后，我天天都上去玩。其实，那山上什么也没有，光秃秃的，像个馒头。”

余猛才满十六岁，听了很是惊奇，呜呜地叫了两声。这一叫，大家哄地笑起来。

欧阳柳生便轻松下来，说：“公主桥也是徒有虚名，其实就是座石拱桥，我们小时候还在那里跳过水呢。”

“公主桥？”

“对，外地人不晓得，还以为是唐朝松赞干布专門给文成公主进藏修的，其实不是。那是清朝时期的康定公主，为了把她在阴间受苦的土司阿爸救回来，卖掉了自己的全部首饰，修建了这座折多河上的善渡之桥，这才感动了红教活佛，将老土司超度上了天堂。所以，公主桥不仅是孝顺桥，还是座功德桥。”欧阳柳生边说，边给我们拿苹果，堆得每个人的床上像小山一样，“这是巴塘苹果，很好吃，出口的呢。”

于是，我们就开始吃苹果，满屋子叽里咕噜响。趁这当儿，欧阳柳生开始铺床，铺垫絮还顺当，但铺床单时却遇到了麻烦，那床单总不听话，一会儿跑到左边，一会儿跑到右边，溜来滑去，弄得他满头大汗。

他上铺的汪洋终于看不过去了，咚地跳下来，把床单哗地从床上揭起，对折起来，教他：“先找到中缝，一边一边地铺，再展开，就成啦。” 说完，已将床单铺好，平平整整，没有一点皱纹。

欧阳柳生看着，惊奇得啧啧叫唤，直盯着汪洋额头上的皱纹，感慨不已。

他突然问汪洋：“几天换一次衣服？”

没料到他会提这种问题，汪洋惊奇地看着他，说：“三天吧。”

他又问：“几天洗一次澡？”

汪洋更惊奇了，又看看他，别过头，说：“还是三天。”

他又问：“几天洗一次被子？”

这下汪洋倒不惊奇了，爽快地答：“都是三天。”说完，自己先笑起来，哈哈哈地爬回上铺去了。

哪知到了第三天，欧阳柳生真的要洗被子。

那当儿，我们都上街逛去了，寝室里只有罗亦罗。罗亦罗是从资阳来的，父母亲过去都是右派，弄得他生性孤僻，最喜欢看人出洋相，特别是出身优越的人出洋相。欧阳的父亲是自治州的组织部长，就此被罗亦罗列为优越家庭的公子哥。

这是个中午，罗亦罗在床上闭目养神，心里默默地背诵着老子的《道德经》。

欧阳柳生急急忙忙地闯了进来，他看着汪洋的空床愣了一下。汪洋不在，欧阳柳生不知怎么洗被盖，登时没了主意，就那样直直地坐在床边，口中念念有词。

罗亦罗没出声，睁只眼闭只眼地盯着他，直到心里烦了，才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欧阳柳生好似盼着他出声似的，忙接口说：“哟，老罗，还没做梦呢？”

罗亦罗顺口说道：“梦者，神也;做梦者，走神败体也。”

欧阳柳生听了，哈哈哈地笑。

罗亦罗最讨厌人家莫名其妙地笑，不禁一反常规，呼啦一声把身子坐起来，大喝一声：“笑个屁！”

欧阳柳生一下愣了，张着嘴，惊奇地看着他：“我是自己笑自己。我要洗被盖。”说得语无伦次。

罗亦罗见他这样，消了气，恶作剧地问：“怎么，三天啦？”

欧阳柳生老老实实地点点头，说：“三天零两小时啦。”

罗亦罗说：“那你还不快洗？”

欧阳柳生说：“我不会洗。”

罗亦罗说：“洗被子还不简单？就那样泡在水里，用脚把污水踩出来，过几次清水，再晾干就行啦。”

欧阳柳生说：“真的？”

“还会假？”

欧阳柳生立刻来了劲，跳起来，抱着被盖就往盥洗间跑。他把被盖连被单和棉絮整个儿泡在水里，呼噜呼噜地倒了半袋洗衣粉，用粉红粉红的脚丫子蹬水车一般飞快地交替蹬踏，呼哧呼哧地把被子踩了个够。

我们回来时，罗亦罗还在床上咯咯咯地笑，眼泪一串串流下来，吧嗒吧嗒地滴在草席子上。欧阳柳生却不知所措地望着他，手里卷着一本刚刚领到的哲学教科书。

我们听了，也都哈哈哈地笑弯了腰。欧阳柳生见了，也破了木瓜脸，把手里的教科书一扔，歇斯底里地笑起来，一面还把两只大手擂得桌面咚咚响。

那被子足足晾晒了七天才勉强晾干。欧阳柳生把它气呼呼地扔在床上，那被无情踩踏过的被子左一坨凸起、右一坨凹着，就像一条瘦骨嶙峋的老灰狼蜷缩在床上，阴阳怪气地虎视着我们。而它的主人，却气度非凡地在一旁叉着腰骄傲地微笑。

好心的张曙光套用茨威格的名言总结说：“只要良心还没泯灭，被盖事件将永不会被历史所忘记。”

一听这话，罗亦罗冷冷地翻着白眼。而欧阳柳生则若有所思地抿着嘴角，不停地点着头。

二

开始，欧阳柳生听课的时候非常专心。他把身子坐得直直的，目不斜视，直盯着老师一眨不眨。教室里虽然是老师一人讲，学生众人听，但静坐着的学生们却并不沉默，他们用眼睛说话，不停地与同学和老师交换着各种信息。因此，课堂上除了教师的嘴和学生的耳朵衔接以外，师生双方的眼睛还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战斗”。

每次上课，欧阳柳生那又黑又亮的眼睛总把老师吸引过去，但又敌不过他的光亮赶紧避开。老师们对他的相貌又爱又怕。每节课都有几次目光的“战斗”。谁都看得见他和老师的四支目光在教室上空射来射去，就像四支电筒光不时碰撞交火，弄得大家胆战心惊，生怕出现什么异常情况不好收场。

特别是教哲学原理课的一个名叫廖美丽的女教师最令人倾心。她当时才二十四岁，比我和汪洋都要小两岁，但人却长得天仙一般，水灵灵的大眼睛一转，总不免令人陡生爱恋之情。她是七四级工农兵大学生留校的，备课认真，讲课极有节奏，吐字清楚，条理明晰，加上那副好看的脸蛋和傲人的身材，大家都公认她的教学效果比系里最具权威的鲁教授上课还要好。

她走进教室时总是先侧着身子，眼帘也低垂着，然后，猛一转体，把身子朝向大家，眼睛也转过来，很有点样板戏中女书记出场的亮相意味。因此，只要她走进教室，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嘈杂声戛然而止，静静又急不可待地看着她。教学秩序好得出奇。她呢，对这一切十分满意，抿嘴笑笑，用右手指像火钳般夹了夹额头上好看的一排刘海，便一二三四五地讲起课来。

一开始正式上课，欧阳柳生的目光就发功了。他的目光先是微暗微暗的，然后，慢慢加压，逐渐变得雪亮雪亮。廖美丽接着他的目光，慢慢地有点受不了，开始把眼睛挪向别处。但欧阳柳生毫不怜悯，立刻跟踪追击，他的目光会转弯似的，雪白的目光蛇一般地转过头，又把廖美丽的目光紧紧咬住。

于是，廖美麗彻底败下阵来，把眼睛低垂着，只得一字一句地念讲稿。这时候，大家都不高兴了，齐刷刷地把头转向欧阳柳生，直逼得他把头垂到课桌上这才转过头去继续听课。廖美丽见此，总要感激地更卖劲地讲。

有一次，欧阳柳生得了感冒，但他还是坚持上课不请病假。这天恰逢廖美丽上课。每隔五分钟，欧阳柳生总要咳嗽两声，那咳声像练休止唱法一般，洪亮而干脆，弄得廖美丽本已转移的目光又转回向他。廖老师每一回眸，他都得意地笑笑。

就这样搞了七八遍，廖老师终于受不了了，美丽的眼睛一瞪，用手指着他说：“你！站起来！”

欧阳柳生没料到这一手，呼一下站得溜直。

廖老师说：“刚才我都讲了些什么？”

欧阳柳生立刻答道：“1932年，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森林里发现了两个狼孩，一个叫阿玛拉，一个叫卡玛拉……”他竟是模仿廖老师讲课，那语调，像得要命，大家哄地一下笑起来。

廖美丽见此，忙说：“坐下！”

欧阳柳生咳嗽两声，呼地一下坐下了。

廖老师想了想，总想不过，又走到他座位旁，说：“把你的笔记本拿过来。”

他恭恭敬敬地递上本子，本子上还真记着讲课内容，上面并没有图画之类的东西，只是字们都歪歪扭扭地像麻花一样绞着。

廖老师问：“为什么写字的时候不用眼睛看？”

欧阳柳生一下答不出来，愣着。

廖老师见歪打正着，便乘胜追击：“瞧你这样，神不守舍，知行分离，这是典型的人格分裂，下课后请到卫生科去检查检查。”

谁知，欧阳柳生听了，竟哈哈哈地笑起来，说：“我女朋友就是这样说我的！一句不差！”

欧阳柳生有个屁女朋友，他这是明显的报复性捣乱。

但这一手极为大胆有效，倒反把廖老师羞红了脸，大喊了一声：“严肃点！”噔噔噔地走上讲台去了。

晚上，政治辅导员董老师找欧阳柳生谈话，一去谈了三个多钟头。欧阳柳生回来后，咳嗽得更凶了，把一张小白脸涨得像红太阳似的。

张曙光问他：“董老师给你说啥了？”

欧阳柳生说：“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反正我说我错了，要检查思想根源。董老师听了说那就对了。就这样，我才知道我真的有思想根源。”

张曙光很哲学地说：“董老师是对的，思想根源就是人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我过去下乡当团委书记时也是这样叫人检查的。”

欧阳柳生听了，咳得更凶，好一阵，他又说：“后来董老师给我规定了几条：一、上课不许看老师;二、写字要用眼睛看;三、咳嗽时要举手;四、上课发言不许说女朋友的话。我觉得上课真他妈的不容易。”罗亦罗听了，欢喜得不得了，哈哈哈地在床上大笑不止。

从此以后，欧阳柳生的目光再也不敢在教室上空乱窜了。一上课，他就低下头，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写画着。实际上，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记课堂笔记，而是在写日记。他的日记内容都是回忆，今天写昨天的，昨天写前天的，每天不缺，只记感受，不记事，看起来倒挺有意思。比如：

1979年11月2日，星期三，上午晴，下午阴，晚上11点开始下起毛毛雨。

我上课就听见屁响，似排炮，轰轰轰轰！

臭不可闻！臭必须闻！

哲学是一块磨刀石。刀子可以磨锋利。石头可以磨圆。各有各的磨法。

小女子们则把男人当成磨刀石。

我应该被谁磨？

我真想把脚伸到窗外去，延伸到足球场上去踢足球。

莱布尼茨曾给宫廷掌印。他还想掌德国哲学的大旗，但没成功。

我连自己的大旗在哪里还不知道。出世时，妈妈没有给我一面旗帜。我必须自己做。

1980年3月4日，星期二，晴，太阳像个鸭蛋黄。

你是人，因此你是爬行动物，因此你是物，因此你永不消失。物质不灭。形态转换。

于是，人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狗，也可以是虫，也可以是污泥。人生就是形态转移。

“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我为什么又没有忧伤？因此你见了我也不走过来。你即使走过来也会坐在别人身旁。

Formation of universal gravitation.

Where they saw chance，we see law.

说得极是！反过来，今人以为偶然的东西，古人是否认为是自然法则呢？no。yes。

人间的万有引力定律可不是那么容易发现的。

我只要我的法则。

三

女生们终于决定挽救欧阳柳生。她们认为，欧阳柳生是一个不能没有女人的男人，这种男人，就像一个陀螺，离开了女人的鞭子就不会旋转。于是，悄悄地酝酿了一个“旋转运动”。

第一个要挽救他的是一个叫刘芳的女生。这女生是中文系的，来自一个大城市，高高的身材，严谨的步态，显得十分端庄典雅。不过，她在舞场上可是一把好手，特别是跳华尔兹，旋转如飞，婀娜亭亭，不把一个个男生转得头昏决不罢休。所以，同学们为她取了一个外号叫“旋风女”，用以彰显她高超的华尔兹舞技。开始喊她“旋风女”，她瞪着眼，说：“什么旋风女？什么旋风女？”喊得久了，她也就朗朗地答应起来。

一天晚上，欧阳柳生在教室里晚自习，刚刚看了半个小时的书就打起瞌睡来。“旋风女”穿着高跟鞋走到他面前，用手推推他，说：“咋个？你病啦？”欧阳柳生抬起头，突然一个纸团落在张开的书页上，一滚一滚的。看到欧阳吃惊的表情，“旋风女”笑笑，然后昂首挺胸地走出了教室。

欧阳柳生忙把纸团展开，纸面上跳出一排字：“立即下来，到荷花池右边角上找我。”他当然知道这字眼里还藏着温柔的含义，登时把纸团合上，捏在手心，甩甩鬈曲的黑亮长发，像醉狮一般摇摇晃晃走出了教室。

欧阳柳生走到荷花池右边角上，那里冷冷清清，并无人影。正待转身，背后突然一阵呵气的声音，原来“旋风女”正紧贴他的背站着量高低。

欧阳柳生说：“学校有规定，入学前没有谈恋爱的，一律不准谈恋爱。你不晓得吗？”

“旋风女”说：“我晓得。”

欧阳柳生说：“那你还找我出来干什么？”

“旋风女”并不接他的话头，问：“你说我多高？”

欧阳柳生说：“我不敢说，说准了要负责任的。”

“旋风女”高兴起来，说：“啥子责任？我的啥子责任要你负？”

欧阳柳生说：“我们老家有个风俗，女娃子的身高不能随便说，说准了要结婚的。”

“旋风女”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藏族哥哥真可爱。”

欧阳柳生听了，老大不高兴。他老家在湖南，父母支边到康定，因此他经常强调他是“湖南人”，是纯粹的汉族。但因他的长相和生长地，时常有人把他看成是在藏族中有美男之称的康巴汉子的一员，让他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解释，烦都烦死了。他想了想，对“旋风女”说：“你真的想和我好？”

“旋风女”说：“跟你说实话，我早就喜歡上你了！”

欧阳柳生把她的身子搂过来，“旋风女”立即触电似的瘫软在欧阳身上。谁知欧阳柳生突然把她推了出去，呸的一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大声地说：“你的爱，我已还给你啦！”说完，大步流星走了。

“旋风女”摸着自己的脸颊，还怔怔地望着，见人影不见了，才扶着身旁那棵树，无声地哭泣起来。

后来，我们的晚自习教室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摩登女郎，她留着一头淡黄色的长发，松松散散地披着，随风飘逸。这魔女一进教室，先拿妖媚的丹凤眼扫射一周，见欧阳柳生在，便噔噔噔地摇摆进来，在欧阳柳生的前排，先把椅子打个转，面对面地和他坐着。

欧阳看着她，她看着欧阳，四目对射，互不相让。

那两对目光皓如闪电，贼亮贼亮地在教室里闪烁，欧阳的眼睛又黑又亮，魔女的眼睛又亮又黑;欧阳目不转睛，魔女睛不转目。两人就像武林高手斗法宝一般。最后，总是欧阳柳生败下阵来。只等欧阳柳生一转眼，一垂头，魔女便尖厉地哼一声，胜利地步出教室。

欧阳柳生再也看不进书，提着书包溜回寝室来。他回来后总是懒懒散散地翻躺在床，不停地喘着粗气，就像干了什么累死人的重活一般。我们都劝他晚上不要再到教室里去，何必自讨苦吃！他想想觉得也有理，就留在寝室里看书。但总看不进去，每隔几分钟就要看看表。大家都明白他中了魔，但又心照不宣地沉默着。

谁知余猛偏偏挑明了问：“这魔女几点到教室？”

欧阳柳生说：“七点四十五，她很有时间观念。”

天哪！他竟然如此评价。

大家只得摇摇头，逗他：“那你还不快去！”

他听罢真高高兴兴上教室去了。我们看着他的空座位，谁都不说话，但都明白他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果然，没隔多久，他就同那个魔女好上了。

那魔女就像浑身涂了胶水一般，把欧阳柳生粘得紧紧的。魔女病了，欧阳柳生就在旁边呜咽哀叫流眼泪;魔女欢喜了，欧阳柳生就在一边手舞足蹈学猫学狗叫，好像变了一个人。

原来，他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起床，穿着运动服，在大操场里跑个十圈八圈，弄得身体像一个蒸汽锅炉，一上午都呼呼呼地冒热气;现在却不跑了，每天睡得七老八晚的，像猪一样地哼上半天。原来，他每天下午四点就要练拳击，在寝室门框上吊老大一个沙袋，上半身裸露着，现出雕刻般的肌肉，狠命击拳，打得走廊里雷声滚滚;现在却像影子一样地粘贴在魔女身后，弓腰驼背的，活像电影中要死不活的老长工一样。

张曙光一见他那个样，喃喃自语：“女人是魔鬼，女人是魔鬼。”只有汪洋不动声色地说：“他俩都在演戏，搞不长的。”

有一次，欧阳柳生竟把魔女带到寝室里来了。

魔女的声音很大。当时我们正坐在寝室里静静地看书，突然，魔女双腿并着跳了进来，高声地喊：“不准动！”我们本来没动，她这一喊，大家倒机器般一扭，把头齐刷刷地朝向她。

每个人看到她那被走廊风吹得前飘的长发都惊慌失措，而她却笑眯眯的，眼睛迷茫地盯着正前方的绿色纱窗。

欧阳柳生却像个被人抓住的小偷，怯生生地跟在她滚圆的屁股后面。魔女随即潇洒地走进来，边走边皱着眉头，她说：“男生寝室的味道真好闻，臊臭得香死人啦！”

余猛是最重视逻辑的，对于“臭得香”的说法特别敏感，立刻反驳道：“臭和香是同一个属概念下面的两个相互矛盾的种概念，它们不能并用的。”

魔女听了，哈哈哈地笑起来，说：“果然是哲学系的迂夫子，说了话就同没说话一样。”

余猛一听，更不相让，他一字一顿地说：“说了话同没说话是两回事，就是说了无意义的话也是有意义的。”

魔女听了更乐了，把哈哈打得震天响。笑完了，突然无声地张了几下嘴巴，然后问余猛：“你说，我这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余猛坚定地说：“当然有意义。”魔女又哈哈哈地笑。

这一下，我们大家都已知道了魔女存心捣乱的居心，但又不知道用什么合适的办法对付她，便一齐瞪眼把欧阳柳生看着。欧阳柳生终于硬着头皮，拉了拉魔女，说：“他们昨天才辩论了一晚上，现在他们都不想说话。”

谁知魔女根本不领他的情，突然变了脸，说：“我现在可有精神！昨晚你他妈一直亲着我的嘴，我还没说话呢！” 我们都没想到魔女会来这一手，不禁瞠目结舌，又全身痒痒充满了对未知的渴望。

欧阳柳生更是无颜见江东父老，把漂亮的头耷拉着，好像断了脖子的啄木鸟。隔了好一会儿，大家才喘过气来，汪洋说：“我还要到图书馆去借书呢。”说着，他霍地站起来，自顾自埋头出了门。我们不知怎么也都和着汪洋的步调一齐站了起来，排成一字走出了寝室。

吃晚饭时我们回到寝室，却见房间里一片狼藉，桌子和凳子们都七歪八倒地横着，几张下铺的床单也弄得乱七八糟，书本们也七翘八拱地散落着，整个房间好似被抄了家一样。

欧阳柳生在屋角的阴影里坐着，垂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

張曙光惊问道：“欧阳！你哭啦？”

欧阳柳生一下抬起头来，脸色青悠悠的，但却没有眼泪，他说：“没有，我打了她。”停了停，他又说，“其实，我知道她不是来爱我的，她是旋风女的中学同学，帮旋风女来报仇的。可是我却偏偏喜欢她。我是心甘情愿进她圈套的。昨天晚上我和她其实就已经断了，但她说，她还没有到过我们寝室，我说你在寝室里胡闹我就要捶你，她说可以，但不许当着同学的面，我竟同意了。所以，你们一走，她就叫我打她。”

这结果，我们并没有预料到。但不知怎么，大家听了并不惊诧，都同情地看着他。而他却受不了了，突然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

那哭声，从他那特好的男中音嗓门出来，圆润而洪亮，就像德尔·莫纳科的“黄金小号”，拧紧着冲出头顶，久久地在天花板上缭绕……

四

从那以后，欧阳柳生变得非常多愁善感。他特别善于夸张情感，如果表示惊异，一般人“啊”一声就行了，可他却扬起头，在“啊”的后面加上长长的“呜呜”，像狼一样叫。如果有什么令人丧气的事，一般人不过“唉”一声，可他要大声地闹，用拳头使劲地捶打着隆起的胸肌，不停呼号着：“痛苦啊！痛苦啊！……”直弄得大家翻肠倒胃地呕吐。

不但如此，他还公然宣布：他恨人。

他一天到晚地唱着：“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恨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罪恶都可以创造出来，创造出来！”

余猛问他：“你这里的人是不是指整个人类的人？”

他说：“是。”

余猛说：“那，你也恨我们啰？”

他说：“恨。”

余猛又说：“那，你也恨你的父母啰？”

他想想，说：“也恨。”

余猛又说：“那，你也恨你自己啰？”

他想想，说：“当然。”

余猛终于喘过气来，高兴地说：“这就对了。否则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谁知汪洋插了进来说：“逻辑上还是不对。”

欧阳柳生说：“我知道这是悖论。我他妈的才不管什么悖论顺论呢！恨里面没有逻辑。”

我们系有一个叫张志纯的老师，这时恰好在上我们的课。他教德国古典哲学，特别崇尚康德哲学，他认为一切哲学都没有超过康德哲学，都在康德画出的真善美的三个大圈套里打转。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张思基”，张思基当时四五岁，时常在他上课时赤脚踏进教室当众与老爸亲热，弄得我们总是提心吊胆的。

这一天，张志纯老师正在讲康德的伦理学，他在黑板上写下了康德的那句名言：“幸福的人不道德，道德的人不幸福。”正准备作深呼吸，然后大大地论述一番。

这时候，教室的门哐当一声撞开了，张思基赤脚冲了进来，大声地喊：“爹爹！”四川话叫父亲一般喊爸爸，可不知为什么这娃儿却叫爹爹。

听到喊声，张志纯像早就等待着似的，浑身抖了一下，立即高声答道：“唉——”

“爹爹，我要两角钱！”

“要两角钱干什么？”

“我要买雪糕！”

“买雪糕只要一角五，为什么要两角？”

“我还要买一块冰糕！”

张志纯说：“这就对啰，雪糕一角五，冰糕五分，刚好两角。”想了一想，他发现了问题，又说，“还是不对！冰糕和雪糕是同一类型的事物，只能买一样，为什么要买两样？”

张思基立刻大叫：“星期天你都给我买了两样！上午买的雪糕，下午买的冰糕！”

张志纯说：“那是分两次买的。”

张思基说：“我也分两次买，吃完冰糕，再买雪糕！”

这一下，倒把张志纯搞得理屈词穷，脸涨涨地看着他的宝贝儿子，答不出话来。

在他们父子对话期间，我们都静静地坐着，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直到张志纯答不出话来时，大家才暗暗着急起来，我们可不愿意哲学思辨轻而易举地被童稚粉碎。

这时候，欧阳柳生突然大笑起来。那笑声，从哈哈哈变成呵呵呵，又从呵呵呵变成哄哄哄，一浪高过一浪，把整个教室都要浪翻了。

张志纯老师这才意识到他的教师职责，把脸转过来，厉声问道：“你笑什么？”

欧阳柳生立刻闭了嘴，霍地站起来说：“你输了！该把钱摸出来！”

张志纯说：“拿不拿钱是家庭伦理学的事，可你的笑却是社会伦理学的事了。”

欧阳柳生倒一点不怕伦理学的分类理论，他说：“其实，今天还有教育伦理学，这里面也有不少内容。”

张志纯老师被击痛了，只好认输，说：“既然如此，你坐下吧！”

下课后，我们都怪他不该嘲弄张老师。我们认为，痛苦是应当被保护的，而不应当被嘲弄。他却认为保护痛苦是更大的痛苦，而嘲弄痛苦则是消除痛苦的最好方式。因为嘲笑本身是痛苦的，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公式：痛苦加痛苦等于快乐。他还说，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我们竟然无法辩驳。

想不到，这个理论倒把张曙光征服了。因为张曙光那一阵正在探讨泰戈尔的“既然爱中只有痛苦，那为什么还要爱呢”的情感圈套，一听到这个理论不禁喜出望外，他觉得痛苦果然是产生真理的摇篮，不禁也想沦陷进无限的痛苦之中。

于是，欧阳柳生整日地便和张曙光缠到了一起，唉声叹气地苦苦寻求着人类最深刻也最有意义的痛苦经验。

倒真应了那个臭名昭著的公式，他们俩痛苦到一块儿，还真成了活生生的快乐。不过，这快乐却是来由不明的。每天，他们俩都在外面乐呵呵地转悠，一回到寝室，两人就像耗子一样嘴巴对耳朵、耳朵对嘴巴地叽叽喳喳地窃窃私语，一忽儿又高声朗朗地蹦出一两个音节，今天是“呃儿”，明天是“呃士”，后天是“打不溜”，英国人的二十六个字母的译音翻来覆去地说了个够。一旦有人问：“什么是呃儿？”他们俩就哧哧哧地神秘地笑。然后，欧阳柳生就要阴阳怪气地哼一声：“布拉克秀妹！”（英语“黑色幽默”的译音）

但听得多了，也就渐渐听出一些内容来，比如“呃儿”有“冒士”（嘴巴的译音），“呃士”有“已儿”（耳朵的译音），“打不溜”的“彪儿特”（腰带的译音）很长等。便知道原来他们陷入了“狗儿”（姑娘的译音）的包围圈。

于是，我们也就放心地打趣起来。见他俩一回来，这个说：冒士说，土堆已日搂得浮喔肯（“今天不宜散步”的译音）。那个说：打不溜已经发话了，油啊苏特（“只有你最合适”的译音）。说得大家哄哄哄地笑。

有一天，欧阳柳生接了他的一个朋友到寝室里来。来人是个小白脸（脸又小又白，是完全字面意义上的小白脸），穿一件皱巴巴的衣服，进来就脸红着，坐在欧阳柳生的床上，一动不动。

欧阳柳生给我们介绍说：“他叫张旭阳，我最好的朋友，因他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藏族，所以考到中央民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读书。”

那张旭阳就说：“是，我读的是中文系。”

欧阳柳生又说：“对啦，他是写小说的。”

一提写小说，那张旭阳立刻大声地问欧阳柳生：“对了，把你写的东西拿给我看。”

欧阳柳生说：“我没写东西。”

张旭阳很生气地说：“我们约定了的，你为什么不写？你到底在干啥？”

歐阳柳生说：“我没干啥，我的生活只有一个字。”

张旭阳问：“什么字？”

欧阳柳生说：“混！”

张旭阳一听脸都气青了，张了张口，大约想说出什么狠毒的话来，但终于没说出口，只是用红眼睛死死地盯着欧阳柳生。

这时罗亦罗插嘴说：“欧阳柳生才没混呢，他正在痛苦中寻找思想。”说罢，自顾自哈哈笑起来。

欧阳柳生拳头握得咯咯响，他咬牙切齿地对罗亦罗说：“你他妈的再说一句，我就捶死你！”罗亦罗却不说了，只是嘻嘻地笑。

张旭阳听着，皱了皱眉，又看了看欧阳柳生的凶样子，突然腾地站起来，提着包气鼓鼓地走了。

欧阳柳生看着他好朋友在床上坐下的屁股印迹，既没出声，也没追赶。

从此，欧阳柳生再也不玩“洋泾浜”英语了，闷头闷脑地写起诗来。我们看着这一切，都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

余猛评论道：“心理落差大，是灵与肉高度不平衡的结果。”

汪洋却对此另有异议，他说：“金童子往往都长不大，这娃儿，起码还要看他十年才有点眉目。”

五

谁知，还不到一年，欧阳柳生就变了样。

这变化，来自一个偶然的机会。

那是1981年冬，我们班决定到卧龙自然保护区去冬游。虽然是全班集体行动，但在集体之下也采取自由主义的组合原则，由同学之间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小的团伙。

我、张曙光、汪洋、余猛和欧阳柳生，外加两个女生（一个是黑板报上“白色花”专栏的著名校园诗人唐平平，一个是头脑清晰、剖析男生心理最厉害的男性心理学民间专家翟梅梅）七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

欧阳柳生开初并不热心，懒心无肠地一会儿说要去，一会儿说不去，但唐平平告诉他，那地方是个捡诗歌的地方，满山遍野都堆满了诗句，你他妈的为啥不去捡点回来？

欧阳柳生这才来了劲，又是找磁带，又是买吃的，又是借相机，兴致比谁都高。说了一箩筐热心话，把大家都煽得火辣辣的。我、汪洋和张曙光禁不住把小号、提琴和吉他也带上了。

那是到达卧龙山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在山顶侧峰的沟沟里找到一块好地方，准备找些树枝草草丫丫来搭草篷子。

别看方圆几十公里的山，因为当时正在下雪，漫山遍野并没有诗句，倒是一片白茫茫的，風裹着雪，雪缠着风，一会儿从侧面来，一会儿从正面飘，每个人搞得雪人一般，要想找个避风的好地方也是难上难。

把地方找好了，树枝倒好办，四面八方都有，随便捞，可草草丫丫的竟半天没有找到。

欧阳柳生对我说：“走，老革命（因我当时已结婚，他们便称老革命。其实，革命和结婚是两回事，但喊久了，也就认为是一回事了），我们到山背后去找。”

我说：“为什么山背后就有呢？”

他说：“一定的，山背是南坡，树下都是草。”

尽管已是深夜十一点了，天上也没有月亮，连星星都找不到一颗，可山上却依然是白亮亮的，那光亮像是从雪里面透出来的，雪映冰，冰照雪，光亮便在这映照中闪烁，把黑夜弄得和白昼一样。我们看得心花怒放，不禁一头栽进雪里滚起雪来。

当我们埋头滚雪抬起头来时，眼睛突然被前方一团火红刺得睁不开了。

那可真是一团火！

鲜红鲜红的在白雪中燃烧，火光一跳一跳的，我们似乎都听到了冰雪烧化的声音。好半天，欧阳柳生才问我：“老革命，那是什么？”

这时我已经看清了，我说：“是一个人，一个女人！”

欧阳柳生说：“我想也是！这是上帝给我的礼物！”说罢，他一跃而起，噗噗噗地向火团飞奔而去。

不一会儿，欧阳柳生搂着那团火过来了。果然是一个姑娘，上身穿着一件鲜红的羽绒服，下身穿一条同样鲜红的扎口裤，肩头上甩着两根小辫，不知是害羞还是赶路赶的，白净的脸颊红扑扑的，一双黑闪闪的大眼睛蝴蝶般扑腾着，个子高挑，正齐着欧阳柳生的耳，一见到我，便把头垂下来。

欧阳柳生说：“她叫白瑕，就是白璧无瑕的首尾两字，是科技大学的，也来冬游，迷路了。”

那姑娘立刻辩解道：“不是迷路，是我自个儿走散了。”一开口，金铃般的声音，操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带点儿鼻音，怪好听的。

我问她：“你是北京人？”

她点点头，又看着欧阳柳生。

欧阳柳生笑笑，对她说：“对了，这是老革命，我们同一个寝室的，他结了婚，成了完人，天上的事知一半，地上的事全知。”

我立刻报复道：“白瑕，他叫欧阳柳生，他妈生他时梦见一条蛇变成了一条柳树枝钻进了被窝，梦一醒，就把他扑通一声生下来了。所以，这家伙天生杨柳性，是个见异思迁的采花郎，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白瑕听了咯咯咯地笑起来，好强地回答：“我可不怕！我妈说她生我时，满眼都是棍子。我是天生的无情棍！”

当我们三人一起回到住地，汪洋他们早已把草篷子搭好，篝火也点燃了，唐平平、翟梅梅和张曙光在火堆边扭着屁股。见我们来了，一下子停下来。

唐平平说：“欧阳，你不是去捡草吗？怎么拈了一朵花来？”

白瑕一听，立刻把脸别过去，怪不好意思的样子。

欧阳柳生说：“她不是花，是一团火，是一首诗。”

白瑕这时竟转过脸来，一副娇嗔的样子，用手轻轻地打了欧阳柳生一下，说：“谁叫你乱嚼舌头的？好像我真是你的什么人一样。”说着，真做出“什么人”的样儿，躲躲闪闪地挨着欧阳柳生的肩头。

毫无疑问，这温度升得很快，我们都没料到，连欧阳柳生也傻乎乎的了。大家突然静下来，心里开始想着发生了什么事。

篝火熊熊，火焰似狼舌一般向空中扑腾，而那雪白雪白的雪花却密密地卷扬着，奋不顾身地直往火焰里扑。

这就是爱情！

很显然，欧阳柳生遭到了爱情的突然袭击。

这爱情，由于和风花雪月搅到了一起，有着一股神秘的气息。

在草篷里，翟梅梅开始了她的心理分析，她说：“男人的心好像地球一样，自身无光地旋转，东半球是事业，西半球是女人，理性就是那蓝色茫茫的大海，把事业和女人的陆地都隔开而又连着。而日常生活就是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男人们无一不是日常生活的奴隶。比如欧阳柳生，碰到迪斯科热就跳舞，那是东半球的异化突现;碰到魔女就中邪，那是西半球的突现异化。而这次碰到了红衣姑娘，则把东西半球都照亮了，因为这红衣属于东半球的诗歌，姑娘属于西半球的女人，所以，欧阳柳生的这次机遇，定是他生命的转机，因此，他和白瑕的事儿，必成！”说罢，竟感动地滴了几滴眼泪下来。

欧阳柳生和白瑕也在场静静地听着，两人一声不吭，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互相看得出神入化。

对这件事，我们开始是半信半疑，因为魔女事件是前车之鉴，那也是神秘的突发事件，而突发事件是必须防范的。欧阳柳生是个心跑得比马快的家伙，那心灵的地球总是无规则地乱转，很难被一片阳光持久照耀。

可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慢慢转变了观念，因为事实毕竟胜于雄辩：欧阳柳生硬是同白瑕实实在在地相爱了。而且这一爱，把他爱得个面目全非，他突然变得通情达理、文静典雅。

科技大学原是从四川大学分出去的工学院，两校只隔了一面墙，是旧母子加今姐妹的关系，挨得紧紧的。所以，虽然说起来是两个学校，实际上却是一个天地。

每天，欧阳柳生都早早地起来，跑到科技大的操场里和白瑕进行英语对话，然后又跑步回来上课。这样，他便把英语、体育和爱情连到了一起。中午吃过饭后，往往是白瑕过来，欧阳柳生总有一首诗献给她。白瑕看过诗，对他笑笑，便挽起袖子为他洗衣服。每天洗，晒干后，还照例在领口和袖口上洒几滴香水，这样又把诗歌、生活和爱情连到了一起。晚上，他们一起在四川大学的教室里复习功课或讨论问题，一个讲电力，一个讲哲学，讲完了，就到旁边的望江公园的竹林里去亲吻拥抱，当然，时不时还要谈点理想抱负之类。这样，科学、理想和爱情又被生拉到了一堆。爱情真是万能胶，弄得大家羡慕不已。

只有罗亦罗冷静地攻击道：“他是做给我们看的。什么愛情，全是虚假的东西，比如牛郎织女，该是感天地泣鬼神的了，其实织女根本不爱牛郎，她是遵照玉帝指示下凡，爱情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 说出一堆不历史不哲学的论证，我们自然不予理会。

等罗亦罗出门了，欧阳柳生对我说：“爱情这东西都是自个儿（他也学说了一些北京话）的事，别人怎么会知晓呢？再说，罗亦罗又没恋爱过，他不反对才不正常呢！”

我听了，只得再次感叹爱情对人的神奇改造作用。

毫无疑问，欧阳柳生和白瑕的爱情真真确确是应当被叫做爱情的。

我们寝室，和全中国的许多大学男生寝室一样，到晚上十一点关灯后，便照例是性意识的发泄时间。过去欧阳柳生是最积极的参加者，可自从与白瑕好上以后，他便坚决反对性意识宣泄的“燕山夜话”了，一关灯，他立刻大叫：“快睡觉，快睡觉，谁他妈的再说一句话就是龟儿子！”一下子，纯洁得水晶一般。

余猛对此发表评论说：“记得吗？苏格拉底在得到他那改变哲学历史的神圣使命之前，曾在雪地里不吃不喝不睡地站了一天一夜。而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时，则在南山花树面前坐了整整一百六十八个小时。但圣心对于欧阳却是宽怀的，仅在篝火点燃之间就豁然脱体了，爱情真是棒喝的神器！”

对此，我们只能默认，提不出半点反对的理据。

于是，我们又把欧阳柳生套改过的歌重新套改过来，看见他便齐声高唱：“在世间一切事物中，爱情是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它，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创造出来！”

六

大学四年哗啦就要过去了，眼看着就到了毕业分配的“决战时刻”。不知怎么的，大家的心都被绷紧了，一下子从单面人变成了多面人，都变得有点凤姐的味道，明里一把火，暗里一把刀，各人都使手段，斗法宝，调动一切力量和智慧走门路、说好话，巴不得自己的名字落在分配表上最好的框框里。

刚刚开过毕业分配动员大会的第二天，我们班十一名同学突然在校园最显眼的地方贴出了“决心书”。

他们在决心书里坚决响应学校的号召，决心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满怀豪情，大有一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英雄气魄！两个小时后，校广播站立刻用最响亮的男高音把这张决心书连续播放了三遍，并引人注目地加了学校的“编者按”，“编者按”说“这张决心书是何等的好啊！”

一时间，四川大学校园热气腾腾，把毕业生们弄得人心惶惶！

大家分析后一致认为这是这十一个人的一手高招。

上一届毕业生已经用事实说明：口号喊得越响，单位也分得越好，二者相当统一地成正比。这一招可真他妈的把南北少林东邪西毒的神功妙手都镇住了！毫无疑问，分配表格里的十一个好框框已经被一笔勾销。

这段时间，欧阳柳生急得真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的需要、条件和能力之间突现着严重的不平衡。

因为毕业分配的原则是：大城市来的到大城市，小地方来的到小地方，边疆来的回边疆。而他来自康定，虽然离边疆在地理上遥遥万里，但却被划定为“边疆地区”;其次就是鼓励学生，特别是学生干部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欧阳认为，到基层和到边疆，重点是安排学生干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他由此得出，哪一条似乎都十分不利。特别是第一条，真把他卡死了，他无时无刻不诅咒这一中国式教条。

他说，这他妈的不是典型的地理血统论吗？当初，我父母还是从长沙支援边疆去的！这他妈的谁还敢支援边疆？一支援把子孙后代全支援掉了！

我们都不言语，只是同情地看着他。我们都知道他的苦衷——他是想为他的爱情奋斗：白瑕是北京人，又是独苗一根，分配是定能回北京的，而搞北京户口比造原子弹还难，他到了边疆，也就意味着他的爱情完蛋啦！

我们寝室里其实就他的情况最为艰难，汪洋已经接到了研究生入学通知书，根本不参加毕业分配。余猛是从重庆来的，又没有爱情牵挂，好歹有个大城市等着。张曙光的父亲是个军长，家又在省城，他的苦恼只是留省城还是上京城的选择，属快乐的苦恼。罗亦罗虽然是从资阳来的，但他一心一意要走出自己一条独特的道路，所以分到地县恰似如鱼得水。而我来自自贡市这种中不溜湫的城市，又结了婚，这地方每年总有个把名额，也无人愿与我争，回到原籍正是意愿达成。唯独欧阳柳生的现实条件和理想追求差了十万八千里。

可当分配名额一公布，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原来这次分配的名额对欧阳柳生来说特别好，西藏、新疆、内蒙古三大自治区只有两个名额，且都在首府。被称为四川流放地的甘孜、阿坝和凉山三州也只有一个名额，且在凉山州，而凉山州考来的同学很多。关键是，北京的名额特别多，占了百分之三十（这是欧阳最看重的），其余多省都是各省的省城，还有少数不在省城的部属重点单位。四川省会成都市只有八个名额，这倒成为最紧俏的了（因为川人都恋川，最恋成都，认为成都比北京、上海都更好）。

这一下，欧阳柳生来劲了，他立刻发了一个电报，把他的父亲母亲召到了成都。他们三人天天开会分析情况、研究对策，父亲找上级的上级，母亲托亲戚的亲戚。而欧阳柳生呢，他倒闲下来了，一会儿转到系主任的门前，一会儿逛到总支书记的家旁，一会儿走在辅导员回家的路上，专门和这些执掌他命运的人碰面打招呼，点头看脸色，刺探父母的工作效果。

真是事在人为，功夫不负有心人，欧阳柳生家的努力奋斗开始显现良好效果。

第一天，总支书记和他对面时板着脸，嘴角撇着点了一下头;第二天，总支书记看见他便笑了起来，亲切地问他：“小欧（其实应当叫小欧阳才对），期末考试准备得怎么样啊？”第三天，总支书记和系主任竟一同与他说了好长时间的话，其中特别提到“对分配也不要那么焦虑，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嘛”的暗示性语言。到了第四天，辅导员竟主动拉他到小酒馆里去喝了一轮，他晚上回来时唱着歌，满身酒气地悄悄对我说：“老革命，你猜，我会分配到什么地方？”

我毫不迟疑地顺应着他的意愿说：“北京！”

他嘘的一声立刻用一根手指按在嘴唇上，眨巴眨巴眼睛，随即突然间哈哈哈地放声大笑，那笑声说不出是欢喜还是悲哀。

我诧异了，问他：“你怎么啦？”

他继续笑，边笑边说：“我欢喜！我真的欢喜！”

可谁知到了第五天，校园里突然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署名哲学系一部分应届毕业生。那纸上说，坚持党的原则，要用党的情感来代替个人的情感，坚决抵制不正之风，不为歪门邪道开绿灯。那字纸举例说，比如我们班一个叫欧阳柳生的同学，就为了自己的私利请客送礼，大开后门，前后送各种礼物达五百多斤重。他的这种拙劣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我系党总支书记和系主任、辅导员的坚决抵制！我们虽然只是一部分普通学生，却要坚决为系领导的这种正气歌欢呼支持！而最好的支持在于行动，因此，我们再一次向组织请求：坚决把我们分配到基层去，到农村去，接受人民的检验，为祖国效力！

那浩然正气，那义正词严，令我们看得目瞪口呆，感动万分。谁也没料到一部分普通而正义的同学他妈的会来这一手！

欧阳柳生顿时气得像一头发狂的狮子，他毛发耸立，衣冠不整，双拳紧捏，气喘吁吁，他在校园里四处奔走，想要到处寻找这个代表正义的执笔人。

他认定这个执笔的正义代表就是系党总支副书记汤司令。

所谓汤司令，其实是系里主管学生工作的姓汤的党总支副书记。他对学生一律实行管卡压。心狠手辣，同时又蠢又笨，他的精神形象酷似电影《地道战》中的皇协军司令，因此同学们都称其为汤司令。这个汤司令最拿手的一招，就是使用欺诈手段，凡事皆盗用“部分同学”的名义。一找人谈话，开口就是“据部分同学反映”。所以，欧阳柳生认定这个“部分毕业生”的执笔人必是汤司令无疑。

我们就这样跟着欧阳柳生在校园里四处寻找汤司令。大家不言不语，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该不该劝，只是一股脑儿地跟着他走。不停地喊“欧阳！欧阳！”但他却对我们毫不理睬，只把牙齿碰得咯咯响。

终于在物理实验大楼门前看到了汤司令。当时他正同一个我们谁也不认识的中年人一起从实验大楼的大门口出来，谈笑风生，满面笑容，一副春風得意马蹄疾的样子。

欧阳柳生和我们都站住了，停在那里，谁也不说话，气氛沉默得吓人。

突然，汤司令看到了欧阳柳生，那原本说着话的嘴一下子僵住了，歪扯着脸，一身的惊骇，随即他急忙转身。这时欧阳柳生一声大吼：“虾子！你站住！”汤司令倒真的站住了，要转身不转身的，像跳芭蕾舞一个侧转的失败动作，狼狈得笑人。

于是，我们随着欧阳柳生一步一步向他逼近，那情景就如行刑队走近犯人一般。

欧阳柳生走近他，左手一把将他胸前的衣服抓过来，随即抡起右拳高举着，正要挥拳而下，这时候辅导员不知怎么突然钻了出来，他拉住欧阳柳生高悬的拳头，慢慢地说：“行啦！你已经充分表现了你的愤怒和仇恨。想要撒撒野、出出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欧阳柳生听他这么一说，果然把拳头收了起来，一下瘫软在地上，无声地抽泣起来。

被这阵仗吓倒在地上的汤司令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默默地爬起来，想要说什么终又没说，抖了抖身上的灰尘，一跛一颠地走了。

毕业分配的结果，当然是可以预料的：欧阳柳生被分配到海南岛澹县的一个什么热带作物研究院的宣传处。张曙光选择了一个北京的部级直属单位，余猛到了武汉一所高校，罗亦罗如愿以偿分到内江地区一个搞医疗器械的央企，汪洋拿到了南开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而我则得到了一个回家乡教书的名额。

办理户口手续的那天，学校照例为毕业生开了“散伙会”，弄了不少酒肉让大家聚餐。每个人这时都已经从“分配决战”中超脱了出来，准备把这顿不知是悲伤还是欢喜的物质彻底改造。可是，临到开杯动筷，欧阳柳生始终没露面，他的座位一直空着，我们只得向他的那个空座位敬酒干杯。

一直到了子夜时分，欧阳柳生才歪歪扭扭地回来了。不知为什么，他虽然没有喝酒，可就是站立不稳。他掀开门，见大家都坐着，一本正经地看着他，不禁怪里怪气地嘿嘿笑起来，他说：“这他妈的真像开学的第一天！”这话倒不假，不过这学校已是社会大学了。

汪洋问：“欧阳，你想不想喝酒？”

欧阳柳生说：“酒？我他妈的已经喝过了，是白瑕的处女酒！”

说着，他哈哈哈地大笑起来。见我们都呆头呆脑的，他想必也觉得好玩，便又长篇大论地说起来：“处女酒，喝过吗？带血带皮肉的酒！我可不想喝。但白瑕说，欧阳，欧阳，你把我拿去吧！别让我空着身子想你！全身脱光了，一遍又一遍地喊我。真把我喊烦了，他妈的烦死了！我对她说，算了吧，别再来装这一套。我他妈的才不稀罕什么身子不身子呢。你走你的路。别把我的童贞和你的童贞都埋葬在痛苦里。我他妈的这点理智还有！四年哲学，可不是白学的。可她老在一边喊：欧阳，欧阳，你来吧。真烦人啊。我想，只有他妈的干啦。于是，我就真的把这处女酒喝啦。真是带血带皮肉的酒啊……”

我们听着，都流下了无声的泪水。张曙光还伤心地抽搐起来。唯有欧阳柳生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那模样，活像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婆子。

七

毕业临行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搞了一个小本子，互相赠了照片，并在照片旁写上一段离别赠言。欧阳柳生在我的本子上写道：“离乡背井和解甲归田同样是最真实的人生，因为两者对于生命的本质都无所谓。永远记住了我们在生活道路上互相给予的精神兴奋剂，直到大海彻底战胜我的生命和意志。” 他的落款是：疯子、乞丐、月光下最后一个怕冷的“诗人”。

那一天，恰逢白瑕也在旁边。她深情地看着他，又亲切地看着我。我觉得此时的欧阳柳生只有把白瑕也包括进去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于是，也把小本子默默递给了白瑕。

白瑕接过小本，看了看欧阳柳生，又调皮地看了看我，抿嘴笑着，挥笔落下了这样一行字：“我相信你曾预言过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我接过来一看，不禁特别尴尬，因为我过去时常冷讽他俩，经常当着他们的面说他们的爱情不过是临时激情的产物，总有一天要分手。想不到白瑕竟记住了这句话，题下了这一行誓言般的临别赠言。

那一天，已经传出风声说把欧阳柳生分到了海南岛，我看着这句话，除了尴尬，还觉得后悔和悲哀。

大概全国的大学毕业生都一样，一旦分配到各个地方，突然脱离了原有依托的生活集体，便产生了强烈的情感需求。开初，大家的通信都很频繁。

张曙光已经来过两封信，第一封信说他到了北京便觉得成都很小，他说：“成都真像一个积木搭的城市。”第二封信又说到了北京觉得成都很有人情味。他说：“北京人都是自我中心论者，谁也顾不上谁。”

余猛来了一封信，他认为如果说湖北人很有血性的话，那武汉人就是货真价实的痞子。他说：“除了破着嗓子大声地喊叫，武汉人根本不知道人生还有可以小声说话地生活。”

汪洋也来了两封信，第一封说南开大学的菜味如同猪食一般，与四川大学真是天地之别。另外，天津又买不到云贵烟，因此，他感到：“物质的隔离也同精神的隔离一样令人难以忍受。” 第二封信则说原来研究生们一个个都只知道长进学问，“那傻乎乎的样子真像幼儿园的孩子可亲可爱，不过，谁又愿意来充当爱怜和调教他们的阿姨呢？”

罗亦罗的信中说，他已经三喜并临，结了婚，分了房子，当上了厂里的团委副书记。他说：“大学一场，不过借房子躲雨而已。当然，从哲学的意义上说，生活中的任何地方都仅是部分价值的中间站。”

可是，唯独最想收到的欧阳柳生的信却一直没来，为此，我接连给他去了两封信。

时隔两个多月了，欧阳柳生仍没有来信，我不禁有点着急，总怕他出了什么事。

我写信问张曙光。张曙光说，他也没收到欧阳柳生的信，但他告诉我，他曾经去找过白瑕，白瑕没在，但她的父母一听说是欧阳柳生的同学，就变脸变色地把他轰出了门。张曙光说：“从这个令人激动的情节分析，欧阳柳生和白瑕的关系还是恋人。”他说，他一定要找到白瑕，这样就能把欧阳柳生的情况彻底摸清。

谢天谢地，有了这一点消息，我的心总算平静了一点。

我正等着张曙光的“进一步”情报，忽然，欧阳柳生的信来了。他在信中說，他去的那个地方恰好是苏东坡的流放地，但风景特好，他天天都看风景，真好。单位也不错。要吃什么吃什么。天地真大，事业也有奔头。他浑身都是劲，那劲头比鸡皮疙瘩多得多。他和白瑕天天通信，便没有了时空隔离。“你们都很好，我也很好，大家都很好，真好。我还在写诗。”他在信末说。

他的信很短，一句斗一句的，我总觉得这信有点奇怪，字里行间透出一种勉强的写信意识。也许，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苦味。后来我问他，他说没有，当时就那样。有什么苦味？回答的样子真诚得要命，叫你不得不信。

就这样，恍恍惚惚一年过去了。在这一年里，我得了一个宝贝女儿，既当教师又当保姆。回家后便抱着她，尿片来尿片去，忙得不亦乐乎。

当时已经是七月，快要放暑假了，我收到了在成都当记者的陆沉的一封信。他说，欧阳柳生调回来了，现在正在成都，过一阵要到北京去，他想见你。我当然也想见他。

见到欧阳柳生，我不禁大吃一惊。他变了，整个儿长了一圈，高度和宽度同时增加，皮肤黑油油的，如铁塔一般，嘴角上的茸毛成了粗糙糙的胡茬。就穿那么一件无领短衫，扎一条牛仔短裤，全身的肌肉铁饼一般隆起，浑身上下爬满了黑乎乎的汗毛，加上鬈曲的头发和刀刻般的希腊人面孔，给人一种中东地区运动员的感觉。

突然见到我，他竟也不知所措，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嘴里不停地吼着我的外号，然后在我的背上打得咚咚响。随即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宿舍，一进门，迎面挂着一副老大的相片，相片上白瑕在淘气地招着手。我不禁心头一热，问他：“白瑕这次怎么没来成都？”

他看着相片，点点头，说：“她要来，我把她拦住了。她没有假期。”

我说：“你还真行，这么快就调回来了！”

他说：“还快？我他妈的都快憋死啦！”

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到那个研究院，原来那研究院还有一个学院，把我分到马列教研室去教书。教书就教书。可真要上讲台又不行。叫我上辅导课。谁知那讲课的家伙讲得混透了，学生们反而喜欢上我的辅导课，正课倒不去了，一上辅导课，学生们都满满地坐着。这样，领导就说我在搞鬼。我说我没搞鬼。可领导说，搞鬼的人总是说自己没有搞鬼。于是又把我调到宣传处。我想，宣传就宣传。岂知搞了两次理论辅导，又说我不是搞宣传。为什么？说我太理论了，我说，那我不搞理论又搞什么？领导说，每天都有事嘛，具体的实践，就搞那些。其实，不过是看报纸聊天喝茶打开水扫地之类，偶尔抄抄写写。我实在混不下去了，就要求调工作。领导很吃惊，你还要调？你来都调了两次了，一辈子调来调去干什么？我说我要调出海南岛，领导说，这是痴心妄想，这地方进得来出不去，就别做梦了。他这一说，倒反而增加了我调走的决心。”

我问他：“你干吗不调到北京去？”

欧阳柳生看着我，吃惊地打着啧啧，说：“你还老革命呢，说得比灯草还轻巧！调北京！我何尝不想？梦中都想和白瑕圆房。可成吗？我只得曲线救国，叫老头给我在成都联系了一个单位。这一次还算不错，没碰到汤司令之流，老头通过他的上级一下子给我联系上了，于是，我便在海南岛打硬仗。”

我问：“打什么硬仗？”

他说：“这可比打仗难多了。大学四年，其他本事没学到，磨人之道倒也懂了点。开始，我正儿八经地打了一个请调报告去，头儿看了并不声张，隔了半个月，悄悄地把报告还到了我的办公桌上。于是，我又写。一面交书面报告，一面搞口头报告，每天中午和下午快要下班时，我就去找院长谈，在办公室谈了，又陪着他在路上谈，在路上谈了，又陪他到他家里谈。我谈话时总是寻求真理性的字眼，注意态度和蔼可亲，笑眯眯地每天从不间断。这样，我便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和院长以及院长的家人在一起，我几乎成了他家里的一员。我大学里翻过几十本书，记性还可以，无话可谈时我便把这几十本书的内容一点一点回忆说出来。总之，只要每天在院长和他的亲人面前讲上三四个小时的话就行。”

我说：“这可真要了院长的命！”

他哈哈哈地笑起来，笑声还是那么爽朗。

他说：“才不呢！原来院长是个孤僻得很的家伙，大概孤僻的时间太长，特别需要有人和他谈话，我的行动恰好适应了他的要求。所以，每次当我踏进他的办公室，跨进他那冷冷清清的家门，他便欢呼雀跃，高兴得不得了，越听精神越好，越听气色越佳，竟显得年轻了十岁，这倒是我没有料到的。于是，我便开始苦苦思索下一步的对策。”

我问他：“这种人，恐怕对策不多吧？”

他说：“对策的确不多，但我针对他的这种情感状态，采取了戈登斯坦的不惩罚原理，因为在特定条件形成时，不侵犯行为实际上比侵犯行为更具侵犯性。这样一来，反而对我更方便了，我每天只是按时到他的办公室和家中静静地坐着，不停地看他，只是看着他，一动不动，静静的，不需要任何表情。脑袋里悄悄构思我的诗歌。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搞了三个多月，院长终于受不了了，他突然恼怒地跳了起来，噼里啪啦地打了我好几记耳巴子，然后对我说，把你的请调报告拿来吧。我趁着脸上的火辣味赶忙把报告递给他，他便利利索索地签了字，并带着我去人事处办好了手续。”

他顿了顿，说：“这老头也真可怜啊，我走的时候，他竟拉着我的手眼睛濕润地说，这一下再也没有人理解他了。他还说，学了哲学真好，他叫我别忘了写信给他，写得越多越好。他说，他的两个孩子都不在了，他真想还有个儿子。”

我听得酸酸的，对他说：“其实，你可以给他当一下名义上的儿子，这老头也实在令人可怜。”

欧阳柳生一听竟冒火了，他突然激动起来，提高了音量说：“我当儿子都当够啦！谁他妈的有那么多责任要负？”说着，突然又停下来，怔怔地望着我。

我们开始使劲地抽烟，老半天，我才想到岔开话题。我问他：“你与白瑕的感情怎么样？”

他立刻欢喜起来，扬起了眉毛：“那是真好啊！真有那么一点罗密欧和朱丽叶的味道。你知道吗，我已经上了两趟北京啦，她也到过一次海南岛。”

我说：“听张曙光说，白瑕的老爹老妈对你恨之入骨呢！”

他说：“是，这是真的。爱情没点波澜就没意思了。记得我第一次到北京是在去海南岛报到之前，我他妈的还傻乎乎地往她家里发了封电报，说我几时几时到。结果一下火车，她全家三口齐崭崭地在车站上等着我，我刚喊白瑕，她老爹——顺便说一声，她老爹也是搞哲学的，是个哲学副教授，所以同行相轻——她老爹便抢先一步站到我的面前来，从兜里掏出一张回成都的火车票递到我的眼睛边上，沙哑着嗓门对我说，小子，你听着，你来过了，路线也清楚了，这回程票算我送给你的，顺着原路回去吧！你看，果然是搞哲学的，说话总有那么点幽默味！可我当然不服输，我对他说：未来的岳父，您的心地真好，可我到了伟大的首都，哪怕算不上好汉不去长城，起码也得去看看天安门吧！他一听我反讥的语调，顿时愤怒了，一下子把声音提高了八度，嗓子沙哑地对着我吼道：就一贫嘴儿混！快给我滚！这时，旁边的白瑕也只得对我说，欧阳，你就走吧。我看了看白瑕的眼睛，没再说话，默默地把那车票接过来，狠狠地撕了个粉碎，然后便一头栽到海南岛去啦！现在想起来可真有意思！”

我说：“这可真有点‘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的味道。”

欧阳柳生抢白道：“才不是呢！我当时只有‘回首不相见，行车秋雨中的感觉，要知道，那时已经九月初了，并且正好撞上个阴雨天！”

说罢，我和他不禁都哈哈大笑起来。

笑了一会儿，他越发有了谈兴，他说：“第二次我到北京就妙死了！我私下里和白瑕约定了一个日期，一个人悄悄来到了北京城，我把包裹行李寄存在车站，空着手进了城。到了晚上，我按白瑕给我画的地图找到了她家的势力范围。绝就绝在这里，她家的房原是分在两处的，甩了一个房间在另一个单元里，白瑕就住在那单独的房间，不过这房间在一个套房的里间，外间还住着两三个女工。因此我必须等那些女工都关灯睡着了才能进到白瑕的房间里。进去之前，我先在楼下打暗号，装猫叫，装狗叫，装耗子叫，有时甚至喊一声你的外号，反正她家里也没人知道老革命是什么意思。接到暗号，白瑕就悄悄把外间门打开，我便轻手轻脚地进去。这样，我天天晚上都和白瑕住在一起，白天我等她下班后又一起四处游逛。反正北京城大，总逛不完。”

我觉得每天从两三个睡着了的女人身边走到自己的爱人床前的做法真是又刺激又有趣，不禁问他：“你这样一共待了几天？”

他说：“一个月，整整一个月。”

我不禁更加吃惊：“一个月？难道你一次都没被发现过？”

他说：“怎么没有？有一次，我他妈的正从那些女工身边过，突然一女工大叫了一声，问，谁？我立刻贼一般趴在地板上，好在白瑕就在旁边，白瑕说：我听见门响，原来是只死猫。那女工才懒洋洋地又翻身睡过去。我早已吓得心惊肉跳。还有一次是白天，白瑕一早上班去了，但外间有一个女工不知是休息还是病了，老不走，弄得我出不了门，又不敢动，只得在床上躺着，不吃不喝地如佛教徒练圆寂功一般。不过，也就这两次历险。”

我听着，想着，猜测着欧阳柳生这一段生活的位置，可觉得怎么也不好度量。

你说是大学生活的延续吧，又不是;你说不是大学生活的延续吧，又是。似乎是在是与不是之间。或者，是不是与是之间。谁知道呢？而且，度量了的生活与没度量的生活到底谁他妈的有好处，也没有人能回答出个正确答案。

八

听到欧阳柳生被生活打败的消息，我正在参加陆沉的结婚典礼，离我和他上次见面已有两年半。当时，我正利用寒假时间在成都参加一个认识论方面的学术讨论会，忽然听到陆沉要结婚，便急急忙忙地赶了去。

这婚礼不得不参加。陆沉和我同岁，已经三十好几了，在云南支边泡了整整八年，青春被历史无情地割了一大截。爱情也被甩进了忘川，老童子终于点燃了红蜡棒，好不容易熬出了头。

那一天，天气很好，太阳高照，把整个冬天的晦气都晒了个一干二净，个个红光满面的，嗓子也都抖擞亮堂了。男客们一个个大声武气地打闹，女客们一个个妖声怪气地哄笑，像闹山麻雀似的叽喳个不停。闹声、笑声、掌声、歌声和着那歇斯底里的逗趣声，搅成原子弹般的蘑菇云状声团，都快把屋子炸裂了。

吃饭时，我们一群同学坐到了一起。大家乘着兴头，把日常烦恼忘了个干干净净，都七嘴八舌地打胡乱说。

忽然间，我感到不对劲，同学中没有欧阳柳生的脸面。我天生有点感觉过敏，立刻问：“欧阳柳生怎么没来？”

话一出口，像在空中引爆了炸雷，霎时，欢闹声骤然消散，大家立刻安静下来，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说话，气氛沉闷得要命。

我立刻明白出了什么事。我真后悔问这话又真想更急切地了解这一切。

这时候，新郎官陆沉走过来了，他见我们都愣着，问：“怎么？嫌菜不好？”

有个声音对他说：“是老革命问欧阳柳生。”

他看着我，轻轻地把话题拨开了：“还是喝酒要紧！”

我终于忍不住，对他说：“你他妈的结婚连欧阳都不请，也太不同学啦！”

他见话头岔不开，只得接口：“我请了他，去了三趟，可是他不来。”

这时，一个外号叫“大连干鱼”的同学接过陆沉的话：“他是不来，上次邓大哥结婚，请他，他也不去。同学之间的一切活动他都不参加了。他在修道，连他的门上都贴了一个告示：凡人皆止步。他已经主动孤立于人民了。”

我问：“为什么？”

“大连干鱼”指了指在旁埋头吃菜的张曙光说：“你问他嘛，他最清楚。”

张曙光头也不抬地答：“有什么？什么也没有。”说完，又吧嗒吧嗒地吃菜。

我见大家都扫兴地望着我，只得忍了，也跟着闷头闷脑地吃起菜来。

一会儿，张曙光站起来，主动把我拉到了阳台上。他说：“老革命，别担心，欧阳柳生没有出事。”

我咬定自己的感觉，说：“别哄我，他肯定出事了！”

張曙光说：“真的没有。他天生好动，只是调了几个单位。”

我惊诧了：“什么？又调了几个单位？”

张曙光说：“三个。开始他调到农牧厅的电大分校当老师，兴致勃勃。他喜欢讲哲学，把课备得太扎实了，一讲起来，眉飞色舞，激动得不得了，学员们个个都听得心智开通，思想活络，每节课都把巴掌拍得噼里啪啦响，他便越发卖命。哪知到了期末考试，电大是全国统一考试的，全考死条条，把学员们都考砸了，全班竟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要补考。这一下，他们那个鬼电大的分校领导就叫他写检查，然后教他要怎么怎么上课，还给他做示范，连上讲台的台步都练习了若干遍。其实那种课是最好教的，不过是照本宣科，背条条、讲条条、写条条而已。但欧阳柳生尽管用心学习，却无论怎样也上不好这种课。一讲条条脑袋就疼，一不讲条条就讲到他自己的思想上去了，弄得领导每节课都来监听他。这样，越监听他越出毛病，恶性循环。最后，他的领导说，算了，你最好调走。于是，欧阳柳生调到了东城区某干部管理学院。”

我不禁打抱不平，狠狠地说：“那电大分校的鬼校长真他妈混蛋呀！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他一校长，难道连万物各一理的道理都不懂吗？不过，调了也好，那种干部管理学院是自讲自考的，他总算有了用武之地！”

张曙光说：“屁！理论和实际总他妈的天上地下！这一调倒越难受了。欧阳柳生一到那学院，那院领导便找到他，问，你曾经在海南岛待过？欧阳柳生说，是啊。院领导一听，很高兴地说，那就好，那就好。问他在海南岛还有没有熟人朋友。欧阳柳生就老老实实地说还有多少多少，都是干什么干什么的。领导一听，高兴得不得了，一副阿弥陀佛的笑模样。你猜叫欧阳干什么？居然是叫他到劳动服务公司去当业务员！原来那干部管理学院见全国都在经商，大干快上地发财，也想捞几个大钱，正愁找不着人到南边去倒汽车，一调欧阳柳生的档案便看上啦，原来是冲着海南岛几个字调他去的。欧阳柳生当然不干，但院领导坚持做他的思想工作，最后欧阳只得答应试试，试干一年，然后教书。于是，欧阳柳生便开始了他那倒霉的经商生活。这家伙一旦答应了的事，他妈的责任心又强得不得了，反反复复地来回折腾，长途颠簸，吃馒头，啃面包，喝冷水，睡车站，风餐露宿地跑了三个多月，好话歹话都说尽了，儿子孙子都当够了，终于给他们服务公司倒腾了几辆汽车回来，让公司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谁知，突然来了个专案组，一查把公司经理抓到了牢里，然后，天天找欧阳去交代问题。天哪！欧阳柳生有什么问题？几辆汽车只在财务处领了两百多元的奖金。但是，从他手里拿了几千块现金出去，谁都知道那票子是私下塞包袱的。可是空口无凭，对方又咬死不认账。于是，专案组就把这笔账算到他头上。专案组的逻辑是：钱是你欧阳柳生的手拿出去的，而这钱又没回来，就必在一个人手里。既然其他的手没接到这笔钱，那么接到钱的手就必然是你欧阳柳生的手。逻辑虽然清楚明白，事实却是给和尚借梳子——根本没有的东西！他经商才三个多月，但审查就搞了一年半。那公司倒汽车总共才赚了五万块钱，可是专案组几十个人内查外调加工资就用了十五万！反倒把公司弄亏了十万元。这还不算，最后，专案组变成了公安局，公安局变成了检察院，照样弄他去教育，一弄就是三五天。那一阵，他都快被逼疯啦。他在给我的信里说：我可真想是个真正的罪犯呀！把我都看哭了。就那样，七问八答，七查八调，把他弄得精神恍惚的，整日里什么东西都装不进脑袋，最后总算搞得不清不白，扔了一张免诉通知书给他。但他人却被搞散了架，五官都变形啦，好像重新组装过一样，有一种走形了的蜡人模样。”

我听了，心里酸得打战，嘴里却说不出任何话来。

张曙光接着说：“这以后，他又办了调动，调到一个街道办事处，搞的工作也说不出名称。我回成都来看他，见他整天木木的，就劝他写点什么。因我在电影厂当编辑，就叫他触电。他终于喘过气来，写电影剧本。可是，他的神思好像突然失踪了，写的东西怎么也不像个样子。连写了三个剧本寄给我，我看了只是可怜他，但本子绝对拿不出手。只得又寄还给他。唉。”

半晌，我才回过神来，问张曙光：“就这些？”

张曙光望着远方，不忍对望我的眼神，说：“不，还有。听说他和白瑕的事也吹了。”

我一听，立刻大声说：“不！这不可能！”

张曙光回过头来，难过地看着我，说：“我也是这样想，也许，真的是传话传错了，我只是听说的……”

我无法再听张曙光谈下去，急着要了欧阳柳生的新地址，立刻赶到了他的住处。这地方难找得很，穿了好多小街、拐了不少小巷才找到。那宿舍真是徒有虚名，是一个居民大院平房中的一间，破破烂烂的，门旁还堆了一大堆乱糟糟的煤球，到处晾晒着花花绿绿的衣裤。门上果然贴了一张“凡人皆止步”的字条。

我使劲敲门，门框被敲得啪啪直响，好一阵，里面才传出一个声音：“哪个？”那声音粗闷粗闷的。

我说：“欧阳！快开门，是我来啦！”

稍一静寂，那声音才问：“你是哪个？”

我大声说我是谁。这时，一阵拖鞋的脚步声传到门口，门嘎吱一声打开了，欧阳柳生出现在门前。其实，他人形倒并没有变多少，只是头发乱糟糟的，胡须横七竖八地堆着，穿一件领口油光的日本旧西装，全身透出一股懒洋洋的气息。

见是我，许是先报了人名，他倒并不惊诧，既不拉手也没拍背，问：“你怎么来啦？”

我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房间里黑乎乎的，没有玻璃窗，一扇老式的格子木窗全被报纸糊严实了，靠墙放一张写字台，台子上一盏“双鱼”牌台灯亮着，放出幽黄的光。灯光下，放着一沓写满了字的稿纸。

我抬头看墙，倒吃了一惊：白瑕的那张老大的招手照片仍挂着，但在这屋里却显得陈旧灰暗。他那昏黄蚊帐罩着的单人床上，被子皱巴巴地散乱着。不知怎么的，我顿时想起他在卧龙山上搂着白瑕踏雪归来的情景，话没出口，眼泪倒先滚落下来。

欧阳柳生见了，竟显出吃惊的神色，说：“老革命！你出什么事了？”

弄得我啼笑皆非。我慢慢冷靜下来，企图用假痛苦来抵消真痛苦，骗他说：“我现在真想离婚！”

他听了忙问：“怎么啦？你们……”

于是，我就按我所看过的一篇小说的情节，编了一席话，对他说怎么怎么了。好在离婚这玩意儿的原因是最好编造的。他听了，感叹不已，然后长叹了一口气，平静地对我说：“其实，我和白瑕的事也吹啦。”

我看着墙上挂着的白瑕的招手相片，坚决地说：“这不可能！”

他说：“怎么不可能呢？现在的世界，什么事不可能呢？”

我有点孩子气了，硬着头皮说：“这世界上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但你和白瑕的事不会吹！”

他听了，看了我许久，终于动了真情。他说：“我何尝愿意和白瑕分手！但现实逼得不得不如此。我长期在成都，她长期在北京，我调不过去，她不可能调过来，这他妈的不明摆着是制造痛苦吗？其实，我也努力了，我唯有考研究生这条路闯进北京去，但单位偏偏不许考！开始，我调到这个街道办事处来，就说好了，干一年，然后考研究生。要不谁他妈的愿意到这个鬼地方来？可谁知我准备好了要考，单位头头突然变脸了，说考什么研究生？没干满十年谁也别想走！我说，国家规定两年以上可以考研究生，况且，我们是先讲好，你已经答应了的。他竟说，答应了就不可以变？什么都不变，还搞改革干什么？真气死人啦！可是有什么办法？这种事，既不能法制，又不能纪检。我只能不求改变环境，只求改变自己，把理想主义换成现实主义，横下一条心，和白瑕把关系断啦！”

我问：“难道白瑕就同意了？”

欧阳柳生白了我一眼，说：“怎么可能！白瑕一接到我那封两百个字的绝交信，立刻就到成都来了。我知道她来了后，便把门锁了，在单位请了病假，住进了一个偏僻旅店。但我每天都远远跟着她，就像狗特务跟踪地下党一样，鬼头鬼脑地东躲西藏费心思。我看着她每天上班时便到单位去等我，下班时间就在这门口找块砖头坐着，时不时地暗自流泪。也许，她是感觉到了我跟着她吧，有一天晚上，她在这门口，突然转身就跑到大院门前，然后大声地呼喊：欧阳！欧阳！我看见你啦！你还躲着干吗？你不是个男人！当时，我就躲在离她几米远的墙角，听到她伤心的喊声，我真想跑出去把她紧紧抱住！但是我不能！我心里唯有不能两个字，真像拙劣小说里的主人公，每每在英雄壮举之前，总涌现出高尚的字眼，显出一种红色的悲壮。我就那样静静地听着她揪心的呼喊，眼泪无声地流淌。最后，她终于安静下来，拖着恹恹的身子回到了旅馆。就这样，她在成都待了五天。她走的那一天，天气热得要命，太阳像火炉一样时刻把她烤着。她在去火车站的路上，走一步回一头，走得慢极了。就在车站的那个大广场上，突地一下听到一声火车的狂叫，她准是热昏了，就那样咣当一声，身子笔直得像电线杆般倒在了地上，发出闷雷般的巨响。我当时在广场边沿的一家水果店的人群中挤着，再也顾不了了，立刻朝她飞跑过去。但这时候，人群早已把她围住，好像这都是他们的事，硬不许我往里面钻。有许多人在大声叫她。她没回声。于是人们更大声地叫。有人在说送到医院去，又有人说可以不送医院，一会儿就会好，送医院反而会惊了人。立刻又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于是，各种观点便开始争论。这时她突然说话了，各种观点立刻静寂下来，她说：欧阳，你出来！你出来……我听着真他妈憋死啦。人群中立刻有人说她没事，说她还有同伴，这就不要紧了。又有人说，她的同伴可能迷了路，这也是问题。听到周围叽叽喳喳，不知怎么，我也要昏倒了，突然逃离了人群，一头栽进电车回家来啦！我真怕再亲眼见到她本人！哪怕只是见到她的衣服！我就那样逃回来了。我不能不回来。我他妈的已经是混蛋，我只能混蛋到底！她一回到北京，就立刻给我来了信。一封接一封地来，天天不断。我捧着那些信封，翻来覆去地摸，可我总不敢打开。我终于没有打开！我真怕一打开就全部垮啦！果真是啊，她终于没有来信啦……”那语调，真说不出到底是什么情感。

我听了，久久无语。我真是无话可说，没有任何时候比这时候让我痛恨语言的无效性。可我还是开口了，笨拙地、鹦鹉学舌地套用名人的话，我说：“一切痛苦都能够毁灭人，然而受苦的人也能把痛苦消灭。再说，没有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

欧阳柳生听了，立刻愤怒地跳起来，大声地对我斥责道：“屁话！屁话！全他妈的屁话！这都是不知痛苦的家伙弄来骗人的！你他妈的也来啦！”

我听着，真痛恨自己那一套所谓的痛苦抵消痛苦的理论，我真不该对他把这些话讲出来，我为自己的平庸低级而无地自容。

九

第二年春节过后，我又见到了欧阳柳生。

那天我去时，发现他那间破房间里竟又增添了一架床，床上一个披着长发的青年人弹奏着吉他，干憋着嗓门大声唱着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那架破床也随着歌声节奏叽嘎叽嘎地晃荡。

欧阳柳生却静静地趴在写字台上，认认真真地涂写着他的又一个电影剧本。看来，他似乎已经恢复过来了，床铺和桌子上的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人也长得同刚从海南岛回来时一样，显得刚劲有力。穿一身崭新的羽绒服，全身泡鼓鼓地胀着。门上的那张字条已经不见了。但墙壁上的那张白瑕招手的大相片还挂着。

见到我，他跳起来，和我有声有色地说笑。

我告诉他，说我写了一篇关于他的小说。

他说：“你他妈的写什么小说？现在可不是写小说的时候。”

我说，我可不是根据气候，而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来写作。

他听了，笑笑。说可以。然后突然问：“小说叫什么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