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广臻 王丽颖 董婕

〔内容提要〕 辽西的查海文化和红山文化、辽中的新乐文化及其后继文化偏堡子文化与辽东的后洼文化、辽南的小珠山文化紧密融合、相连，形成了早期的辽海文化。辽海文化从西到东、从南到北都有重要的文化立于中华文化系统之中。辽海文化的内涵丰富：辽海区域自然生态条件优越，多种生业方式并存，创造了中国史前经济典范;食物、食具、食灶的协同演进，提升了生活质量，同时展示了辽海文化的递进过程;解决当时人们面临的“衣食住行”的一般问题，实施了有效、有序的社会治理;形成了龙观念，并用石堆、陶塑、木雕、美玉等载体把龙观念表现出来。

〔关键词〕 辽海文化 起源 内涵

不论怎样解释辽海一词，辽宁都是辽海区域的主体部分。辽海地区古老而神秘，每一把土、每一捧水都有文化因子。这些文化因子的聚合，形成了辽海文化。辽海文化有惊世的起源，有丰富的内涵。

一、辽海文化的源头

辽海区域从西到东、从南到北，都有重要的古文化立于中华文化系统之中。辽西有查海文化和红山文化，辽中有新乐文化及其后继文化偏堡子文化，辽东有后洼文化，辽南有小珠山文化。辽西、辽中、辽东、辽南四个区域的文化紧密相融、相连。

1.查海文化。查海遗址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距今约8000年。遗址内发现有半地穴式房址，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玉器等遗物，出土了龙纹陶片和大型石塑龙。大型石塑龙为红褐色砾岩摆塑龙，全长19.7米，龙头部最宽处约2米。

查海文化中龙文化因素突出，用玉特点鲜明，直腹罐和钵组合为具有特色的生活用具，成为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中基础性的文化因素，为辽海文化的重要源头。

2.红山文化。红山文化的典型遗址是辽宁省朝阳市的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细石器工具发达。烟叶形、草履形的石耜、桂叶形双孔石刀是发达的农耕工具。陶器有刻划和压印的之字形纹和彩陶，器型有罐、盆、瓮、无底筒形器等。

红山文化玉雕工艺水平较高，造型写实而神化，出土了玉人、玉龙、玉龟（鳖）、玉鸟、兽形玉、玉蝉、玉鱼、鸟兽合佩、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玉璧、玉环（镯）、棒形玉等，且在晚期积石冢大墓中出现了“惟玉为葬”的独特葬俗。筒形罐代表了红山文化陶器的基本器形，压印之字纹是红山文化陶器纹饰的主要风格，之字纹饰又往往与筒形罐结合在一起。彩陶以黑彩为主，图案以龙鳞纹、勾连花卉纹和棋盘格纹具代表性，明确发现女性裸像，成对使用的雌雄玉龟。玉龙的发现，使红山文化的影响达到海内外。红山文化祭祀特色鲜明，起初是坑（坎）祭，在安葬死者的临近处挖坑，贡献物品或燎火为祭;后来发展为冢祭，建积石冢，祭祀直接的祖先;接着建立了神庙，祭祀共同的祖先;最后建立了祭坛，在坛的边缘放置上无盖下无底的陶筒形器，进行季节和时间的观测，从事“社稷”活动。祭坛的出现是红山文化的最高成就，祭祀活动由单一的祭祀祖先的活动变成了祭祀祖先与祭祀天地合一的综合性活动，出现了礼仪，为国家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广阔区域内的红山文化其整体面貌由若干重要的遗址呈现出来。辽海区域的重要遗址有阜新市的胡头沟遗址，朝阳市郊的小东山遗址和半拉山遗址，朝阳市西部的东山嘴遗址和牛河梁遗址，朝阳市西南部的田家沟遗址。上述遗址有早期和晚期之分，同期的遗址在5000年前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出土了大体相同的陶器、石器和玉器，发现了大体一致的房屋、积石冢、祭坛等。

在中国同时期的诸多考古学文化中，红山文化的成就最高。红山文化的高度和成就，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为典型代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有积石冢，冢的建筑形制多样，对后世影响深远;有庙宇，女神像放置在庙宇里。在红山文化考古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神像，有的放在坛上，有的放在冢上，有的放在房屋里，只有牛河梁的女神像是放在庙宇里的，有熊、鹰塑像相伴，还有陶祭器。庙宇里的神像与祭坛上的神像、房屋里的神像相比，庙宇里的神像等级是最高，属世界罕见。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发现了铜环，虽然在上层积石冢层位且目前仅发现一件，但是说明至少在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人们已经使用了铜器。在距今5000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有铜器的遗址仅有两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其一。红山文化已经使用铜器，这一点一定要鲜明地突出强调。

3.新樂下层文化。因发现于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大街新开河北岸新乐而得名，距今约7300～6800年。以农业为主，兼有渔猎。打制与磨制的石制工具并存，器形有斧、铲、凿、镞、磨盘、磨棒等，有细石器。发现炭化的谷物，出土骨柄镶嵌细石片的复合工具，发现圆角长方形的半地穴房址，陶器有筒形深腹罐、鼓腹罐和斜口簸箕形器和高足钵等，饰有压印的“之”字形纹和弦纹等。

新乐文化出土煤精制的圆泡坠饰和珠等，煤精雕刻艺术品有球形、耳珰形，出土少量玉器，在二号房址出土鸟形炭化木雕艺术品。

4.偏堡子文化。因发现于辽宁省新民市张屯乡偏堡子村而得名。上文所述新乐中层文化即为偏堡子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陶器器形有筒形罐，大口、深腹、平底，有四耳罐、深腹钵、高领壶，上面装饰着堆纹，陶壶上刻着几何图案。有房址、小孩墓葬。石器兼有打制和磨制石器，器形有刀、矛、凿、锛、镞、网坠、石片等，有细石器。

偏堡子文化吸收了辽西地区南宝力皋吐墓地的一些文化因素，与辽西地区的小河沿文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小珠山四期、五期文化也有影响。

5.后洼文化。主要分布在丹东东沟后洼、大岗、石佛山、庄河北吴屯及岫岩北沟等地。出土石磨盘、石斧等农业生产工具，以农耕为主，兼营渔猎，为辽东半岛的一个新石器文化类型。

6.小珠山文化。因发现于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吴家村而得名，为中国北方黄海上的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下层年代距今约7000年，石器以打制为主，磨制石器仅石斧。陶器主要是粗陶直口筒形罐，饰“之”字形线纹，有少量刻划纹。中层年代距今约6300～5900年，有居住面、柱洞等建筑遗迹。石器以磨制为主，有斧、锛、镞，有骨（牙、蚌）器。陶器主要是侈口筒形罐，多饰刻划的斜线三角纹、人字纹;有彩陶片和泥质黑陶三足觚形器。上层年代距今约4500～4000年，石器以磨制为主，有斧、带肩斧、锛、双孔刀、镞。打制石器仅有网坠及磨棒。有骨器。陶器主要是夹砂黑褐陶，多大口或小口的鼓腹罐，还有少量的鼎、豆，纹饰主要为附加堆纹和刻划纹。

小珠山文化揭示了在辽东半岛南端黄海海岛等地先人们的生产生活状态，而且有一处重要遗址全面展示了上下连续的五期文化面貌，尤其展示了早中期聚落形态、制骨作坊，发现了粟、黍等农作物种子遗存，对研究辽海及東北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辽海区域从西到东，从辽西的查海文化、红山文化到辽中的新乐文化、偏堡子文化及辽东的后洼文化、辽南的小珠山文化，其出土的器物，从之字纹陶器（包括筒形罐）、细石器到石磨盘、石磨棒、其他石器工具等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上述诸文化地理的同一性、经济的趋同性和传统的同根性的主要体现，这种相似性也决定了辽海古文化内涵的一致性。

二、辽海古文化的内涵

辽海古文化在形成阶段表现了极大的相似性，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其生业方式、饮食文化、社会组织和思维观念等方面展现了辽海区域的独特文化魅力。

1.多样化生业方式。辽海区域自然生态条件优越。古人以优良自然生态条件为基础产生了辽西、辽中、辽东、辽南四个区域的灿烂文化。依托辽海区域优越的大环境或以她的大环境为平台，依赖产生新生物的土地条件或以这个条件为独特秉赋，发挥辽海古人的交往凝聚而产生的独特能动作用，实现人与环境的良性互动，辽海文化形成了多种经济共营的基础，具备了发展壮大的源源不断的物质动因，不断增强了文化内涵和活力。辽海多种经济发达，而且创造了中国史前经济典范。

一是渔猎经济。各文化都有渔猎文化的成分，尤其以小珠山文化为典型。小珠山文化下、中、上层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石网坠等工具，渔猎经济占优势。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多种动物骨骼，其中梅花鹿、野猪、狍、獐、黑熊、狗獾、野兔、东北鼢鼠、雉、河蚌等都是捕获的野生动物。另外，遗址出土的大量细石器也证明了狩猎经济的广泛存在。二是原始农耕经济。小珠山中层文化晚期出现了农业经济的成分，辽东半岛的后洼文化遗址则是渔猎兼有农耕，在后洼文化下层工具中石磨盘、石斧等农业生产工具占据主体，当时应以农耕为主，兼营渔猎。辽中、辽西古文化发现了有肩的扁宽型石锄、石犁、椭圆形窄刃石斧、四面有刃的长方形石锛、长叶形刃部尖的石耜和柄端有凹缺的石耜等农业生产工具，大型砍伐器，农业收获物谷物（包括糜子），碾压谷物的长方体石磨盘、横断面呈半圆形的石磨棒等，说明当时农业经济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其中，石耜、石斧、石铲等可安装木柄，制作成木石复合工具使用，这是当时最进步的农业生产工具。三是畜牧经济。辽海区域古文化遗址发现了猪、鹿、牛、羊、狗等驯养动物骨骼，说明当时野生动物和驯养动物品种非常之多。小珠山文化中期出土的动物遗骸中猪骨占较大的比例，兽骨从以鹿骨为主到以猪骨为主，表明此时已从单一的狩猎向饲养家畜过渡。在辽西地区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驯养的狗。四是采摘经济。主要是采集自然界的天然产物。古人依靠双手采集现成的野生植物如野菜、果实、根茎等作为食料，同时还捕食一些小动物和虫类，也使用木棒等将树上的果实打落在地，直接食用。

为什么辽海古文化的人们从事多种经济？这由居住区域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辽海文化遗址既分布在河湖边、丘陵区，又分布在台地和平原边缘区，还分布于海岛上，说明辽海先民充分利用了山冈、坡地、湿地、平原、水面、沟壑、滩涂等地利条件，充分利用了雨热同期、四季分明、大暖期持续等天时条件，合理利用把多种经济推到繁荣阶段。

2.协同演进的饮食文化。早期辽海文化先民在饮食文化方面日趋完备，提升了古人的生活质量，改善了身体素质。辽海文化食物、食具、食灶的协同演进展示了文化的递进过程。起初人们取自然之物为主要食物，植物的根、茎、果实，动物、昆虫等均可食之，其后辽海的古人们学会栽培谷物。

学会栽培谷物是人类第一次食物革命的重要标志。粟栽培成功且入食，不仅在于人类食用的粟米营养成分丰富，而在于人类食物来源有了相对可靠的保障。有了四季都可食用的食物，对定居生活是坚强的支撑。

食物的丰富带来了食具革命。食具革命的标志是饮食类陶器的出现，辽海古文化有丰富的食具陶器，主要有煮烤类、盛装器皿类，盛装器皿类又分为盛生食类（盆罐类）和盛熟食类（碗钵类）。陶器代替石头成为“饭锅”，标志人类完成了直接用火烧烤食物到用器皿间接煮制食物的革命性转变。

食物、食具的变化也带来了食灶革命。人类学会用火以前是生食的。查海文化遗址和新乐遗址等在房址中发现了“瓢形”灶，灶与人们栖息坐卧的空间隔开，一般位于房址的中部。

食物、食具、食灶本与饮食有关，发展到一定阶段成为祭祀物，变成礼的载体，因此礼源于饮食。

3.有序的社会治理。辽海区域古文化都是有效社会治理的典范。当时人们面临的一般问题是“衣食住行”。一是穿衣（包括穿鞋戴帽）的问题。今天的大多数人面临的是怎样去买衣服、买什么衣服的问题。辽海文化早期的人们要考虑做衣服的材料从哪里来、怎样来的问题。当时衣服的材料主要是植物纤维、动物的皮毛、蚕丝等，怎样获取或者更多地获取这些材料是当时人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二是食物的问题。随着人口的逐渐增长，食物不充足，需求量大，怎样来获取是当时社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因此，古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采取了采集、渔猎、农耕、畜牧等多种生业方式获取生存的基本资源。三是住的问题。当时人们已经告别了天然的山洞，要在坡地建住房，挖半地穴地基，用木柱支起房架，用绳子捆牢，然后糊泥、扇草。这些房子遮风挡雨的能力与今天的房子无法相比，但比原来的山洞要好多了。怎样有房子、怎样住得更好，是当时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四是行路的问题。我们见过辽海古文化的重要遗址，都是行路比较方便的，有的虽然在“山头”，但也不是行路不方便的地方。辽海文化的居住址，虽然多数选在坡地，但都是行路畅通的地方。居住址的房子与房子之间，路也是经过优化设计的。

辽海文化社会面临的“衣食住行”等一般问题与今天人们面临的一般问题一样，是生活、生产、生育、怎样组织到一起大家共同存活下来且生活得更好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

辽海古文化的人们借助墓、冢、庙、坛、山台、玉器（包括玉龙）、煤精制品和木雕等治理社会，敬天（敬天神）、敬地（地祇、社稷）、敬祖先、敬物灵（日月山川），核心是治理社会、处理人的关系。“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些“合”就是对社会的有效治理。

4.独特的龙文化观念。辽海文化的花朵是龙文化，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查海遗址大型石堆龙和龙鳞纹陶片的发现，说明龙的观念在辽海区域产生不晚于8000年。

龙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古文献记载的异形人或异形动物异彩纷呈。尤其是《山海经》记载的异形人或异形动物类别极多，让人叹为观止，有人面鸟身、人面蛇身、人面兽身、人面马身、人面彘身、人面牛身、人头羊身、人身羊角、兽首蛇身、人面鱼身、鸟身龙首、龙首人头，还有多头、多身现象。当然，上述古文献记载的异形人和异形动物在自然界和社会中基本不存在，只存在于人的想象和人所造之物中。上述种种，可概括为“N种动物器官相加”思维的产物。这是上古人类的一种普遍的思维，也是普遍的行为。古人不仅想象出了异形人、异形动物，而且用石器（包括玉器）、陶器、木器等创造出了异形人、异形动物，同时创造了异形自然物。众所周知的红山文化玉龙（玉猪龙）应该是一种异形玉器，就是多种动物器官或肢体组合的产物。

早期辽海文化表明，组合思维产生了龙文化。从根本上说，当时人们认为龙是一种支配一切的根本力量。最为重要的是龙的观念产生之后，辽海文化以适合的载体把龙表现出来。查海文化用石块在其居住区中心区域摆塑了一条龙形堆石;又用陶塑的方式，包括龙鳞纹陶片，以及在陶片上塑有蛙、蛇或蛇衔蛙腿的形态;新乐文化出土的木雕呈抽象的鸟形，也应看成一种龙形;红山文化用玉石雕刻成龙，形成了一系列的玉龙造型，直接影响到了商代的龙形。在以上的几种载体中，用玉表现龙是最高层次。

龙的观念及其物质载体形象的出现，不仅丰富了辽海文化的内涵，而且提升了辽海文化的极高地位。

（作者单位：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责任编辑：梁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