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作平

上津古城位于湖北省郧西县城西北70公里的上津镇。古城北枕秦岭山脉，南临汉江支流金钱河下游，与陕西省山阳县漫川镇接壤，素有“朝秦暮楚”之称。　　　东方IC　❘图

上津古城因在金钱河两岸遍植柳树，又名柳州城，1993年被湖北省政府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清代城址。　　　　东方IC　❘图

历史上，上津一带是金钱河流域最大的冲积开阔地。金钱河河床腹地宽阔，水势浩荡，从隋唐时期开始，这里就是一个舟楫穿梭、商贾云集之地。可惜因战火不断，河床淤塞，上津码头的繁华也随着时光的流转而消失。　东方IC　❘图

一个号称盛唐的大帝国，曾经不得不依靠鄂西北边陲的上津，依靠金钱河，依靠瘦瘦的木船，解决它的难言之隐。若没有上津，长安人将会饿肚皮……

出发时，天还没亮。只十来分钟，汽车就驶出了散布于大山怀中的城区，踏上曲曲折折的山路。借助熹微晨光，我看到山谷里飘荡着轻盈的薄雾，一轮下弦月低浮南天。其情其景，遂想起温庭筠的诗：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眼前的景物，与一千一百多年前温庭筠看到的并无太大差异——只要沿着G70高速继续西北行，要不了两小时，我就将抵达温庭筠走过的那条古道。

不过，前往古道之前，我要先走进一座古城。它和古道一样隐秘、古老。

一粒米来到长安

8世纪，地球上有三座雄伟的城市，即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阿拉伯帝国的巴格达和唐朝的长安。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相比，位置最东的长安还要胜出一筹。当欧洲大陆还只有一些零乱的古堡，新大陆还要等上几百年才被航海家“发现”时，长安这座东方古城已是无可争议的全球第一大都市。历史学家汤因比说：“长安是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世界意义的城市，在这方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作为当时世界性大都市，长安一直有它的难言之隐。

贞元年间，年轻的白居易来到长安应试，他带着诗稿去拜访老诗人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三字，脱口而出：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啊。

顾况的话，有开玩笑的成分，却也道出一个事实——那就是长安的难言之隐：包括大米在内的海量物资，必须通过长途运输，从南方送到长安，以维持这座超级城市的运转。

涵盖了长安在内的关中盆地，是中国农耕的发祥地之一。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最早被誉为天府之国。但是，逮至隋唐，关中盆地开发过度，大量森林被砍伐，水土流失严重，人口激增的同时却伴随着粮食产能的下降。

为解决吃饭问题，政府想了许多办法。其中之一是就食洛阳。

所谓就食，按词典解释，就是“出外谋生”。这大概是级别最高的出外谋生队伍了。隋唐时，一旦关中灾荒，皇帝就带着大批臣属，从长安前往洛阳。如594年，关中大旱，隋文帝只得率百官东行。692年，关中大饥，唐高宗令太子留守，他带着官员奔赴洛阳。因情况紧急，出行仓促，随从中竟有不少人还没走到洛阳就作了饿殍。

就食洛阳必然兴师动众，就像一个国家在搬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南方的粮食运到长安。为此，隋朝不惜耗费庞大的人力物力，开凿了大运河；唐朝则重修了一条上古即成形的驿道，从而渐渐形成了两条重要的联接南方与关中的“货运大道”。

这两条大道，用唐德宗的话来说，一条称为大路驿，一条称为次路驿。唐德宗明确指出，“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

大路驿，即从长安向东经洛阳至汴州（今河南开封），折向东南，通过汴河、淮河、邗沟、长江和江南运河，串联广阔南方。唐德宗把它称为大路驿，相当于全国第一大动脉。隋唐时，长安食用的包括大米在内的粮食，以及江南地区的赋税，都通过大路驿，源源不断地运送而来。

然而，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日益衰弱，藩镇割据，如同生命线的大路驿时常不能畅通，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就成为严峻现实。

比如，唐德宗年间，由于军阀李希烈叛乱（此人曾杀害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叛军占领南北交通枢纽汴州，导致大路驿患上肠梗阻。其时，唐德宗居于奉天（今陕西乾县），物资极为匮乏，他以皇帝之尊，只能吃糙米。禁军缺粮，大有哗变可能。一些士兵解下头巾，在路上大喊，“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幸好，紧急关头，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千辛万苦，将三万斛米运到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唐德宗闻讯，喜极而泣，跑到东宫拉着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大路驿对唐政府如此重要，却又常出问题，顺理成章的，作为备胎的次路驿的重要性就呼之欲出。

所谓次路驿，可以理解为帝国第二生命线。史称武关道、荆南驿道。从长安东行，过折柳相送的灞桥，古道蛇行入秦岭，经蓝田、商州、丹凤、武关、邓州后直下襄阳，从而抵达南方及两广地区。一千一百多年前那个秋天的清晨，温庭筠就是在这条古道上愁绪满怀，踽踽而行。

当大路驿因军阀割据或战乱而中断时，次路驿便担当了将粮食、赋税从南方运往长安的重任。白居易在诗里说，“东道既不通，改辕遂南指，自秦穷楚越，浩荡五千里”，即指此事。

这条贯通长安与南方的要道，不仅温庭筠走过，比他更有名的李白也走过，韩愈也走过，刘禹锡也走过，柳宗元也走过。李白在诗里怀念商山四皓：我行至商洛，幽独访神仙。韩愈在诗里感叹贬谪之苦：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然而，要命的是，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弱，广阔的中原已沦为节度使们的小王国。李希烈攻占邓州后，次驿路也中断了。

离开南方物资支持，大唐只有死路一条。

幸好，唐朝中央政府注意到了秦巴山地之间的另一条古道。由是，一座名为上津的古城也迎来了它的光辉岁月。

秦岭深处的战略要地

绵延1600公里的秦岭横亘数省，古人称为天下之大阻。鄂西、陕南和豫西南的三省地带，云山苍苍，林野茫茫。千山万壑之间，深藏着一个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关隘要津。上津与相距不远的漫川关和紫荆关分属湖北、陕西和河南，它们就是这些关隘要津的代表。

有意思的是，三个地方都宣称自己是朝秦暮楚的诞生地。

朝秦暮楚一词，出于宋人晁补之，“托生理于四方，因朝秦而暮楚。”意指战国时秦楚两大国对立，一些小国为了自身利益，时而向秦，时而向楚。也就是说，晁补之本是泛指，并未涉及具体人事。不过，上津和漫川关、紫荆关三地，都地处秦楚两国交界地带，且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秦楚两国为了争夺它们，战争不断，它们也就时而属秦，时而属楚，从而成为朝秦暮楚之地。

以上津来说，西周时起，它就属于楚国。追溯楚国源头，楚国不像其它诸侯那样，要么与周王室有血缘关系，要么是周王室的功臣。楚人先祖鬻熊是南方一个部落的酋长，审时度势，率族投奔周文王。周成王时，鬻熊的后人熊绎受封于楚，姓芈姓，居丹阳。

丹阳的地望有多种说法，但总体而言，楚国最初的地盘，局限在陕南、鄂西和豫西南一带。楚国不仅地盘小，势力弱（祭祀祖先时，竟去鄀国偷了一头牛作牺牲，留下了楚人盗牛的典故），地位也低（公侯伯子男五级中，楚是子爵。诸侯会盟，楚君只能看守火堆，根本没资格入座）。幸好，楚国不断南进，开疆拓土，终成大国。

从甘肃崛起的秦国（秦国出身也如楚国一样低微），随着势力增长，强力东扩，与楚国冲突不断。包括上津在内的六百里地，当时称为商於之地（商在今陕西商洛，於在今河南淅川和内乡一带。从商到於的驿路，称为商於古道，属于唐德宗所说的次路驿中的一段），由于位置重要，成为争夺焦点。很不幸，楚国丢掉了商於之地，从而失去西北门户。

此后，公孙鞅在秦国变法成功，秦孝公将商於十五座城邑封与他，公孙鞅因此称为商鞅。

对祖宗的发祥之地和战略要塞，楚国一直想方设法收复。战国末期，楚、齐联盟，秦国以花言巧语诱骗楚怀王：只要楚国与齐国断交，秦国就交还商於之地。楚怀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然而，当楚国轻率地与齐国断交后，秦国根本不打算兑现诺言。

包括上津在内的鄂、陕交界地带，从地理上说属秦巴山地，秦岭横亘于北，大巴山逶迤于南。境内崇山峻岭，涧深谷长。冷兵器时代，是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上津的战争史从朝秦暮楚开始，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上世纪40年代才结束。

上津隶属于十堰市郧西县，根据《郧西县志》记载，上津发生过的规模较大的战争至少包括这些：

北宋末年，金军南侵，北宋灭亡。其后，赵构在南方即位，宋金陷入胶着状态，双方大体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境内）—淮河为界。由于上津是关中通往南方的咽喉，这一带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最初，金军占据上津；不久，王彥成功收复。绍兴四年，南北议和，双方划定的分界线位于上津不远的鹘岭关（其时，上津为县，鹘岭为其辖地，今鹘岭属陕西山阳）。

绍兴三十一年，金军四路南下，上津再度陷落。随后，宋将任天锡出奇制胜，经旬阳北上，先复丰阳（今山阳），包抄商州，进而乘势东进，一举夺回上津。

南宋末的1264年，元军两度扫荡陕南及鄂西，从上津掠走人口数万，原本繁华一时的上津一蹶不振，不得不降级为镇。

崇祯七年（1634），明军总督陈奇瑜与郧阳抚治卢象升合兵上津，小小的上津顿时成为一座营帐相望、金鼓相闻的大军营。其时，高迎祥、张献忠等农民军从信阳进入商洛，明军将农民军追赶到今天陕西平利境内一个叫车厢峡的绝境，走投无路的农民军诈降后才侥幸脱险。

七年后，张献忠卷土重来，占据上津。他攻破郧西和郧阳后直下襄阳，杀死襄王，天下震动，督师杨嗣昌畏罪自杀。

经过明末几番兵火，上津彻底破败了。清朝初年，上津划入郧西，从此成为郧西县治下的一座小镇持续至今。

卢象升的职务是郧阳抚治，全称为“抚治郧阳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相当于作为一省首长的巡抚。郧阳从来就不曾置省，为什么会在鄂西的深山中设一个巡抚级别的职务呢？

原来，以上津为中心的陕南及鄂西地区，一方面山深林茂，易守难攻，密集的河道和山谷又成为沟通外界的曲径；另一方面众多河流冲积出一些山间坝子，加上丰富的林产品，从而提供了物资保障。因此，历史上，这一地区是不少农民起义军的根据地。以张献忠和李自成来说，他们都曾在这里休养生息。尤其张献忠更是两度进驻。他们像一只只受伤的猛兽，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后，默默舔着伤口，一旦伤口愈合，必定东山再起。

朝廷当然不能坐视。为了征讨躲入深山的农民军，不论由陕西巡抚还是由湖北巡抚来负责都鞭长莫及，郧阳抚治便应运而生——从明朝成化年间到清朝康熙年间，存在了204年。管辖地盘，东至湖北随州，西极四川广元，北到河南灵宝，南达四川巫山，基本也就是秦巴山地的范围，而上津大致位于腹心。

追忆逝水年华

和我的想象大相径庭。尽管是山区，但上津的夏天依然炎热难耐，公路两旁的柳树被日头晒得垂头丧气。柳树让我想起上津的另一个名字：柳州城。上津因沿河植柳，得此美称。

那条杨柳依依的河便是流淌于城墙外数百米的金钱河。这条看上去水流清澈的河流，造就了上津千百年的繁华时光。

金钱河原名甲河，是汉水的支流，源出陕西柞水，经柞水和山阳后进入湖北郧西，在夹河镇汇入汉水，全长近250公里。

如前所述，当大唐帝国的大路驿和次路驿都因军阀割据而此路不通时，困守关中的中央政府要想继续维持，就必须打通另一条通往南方的路。

由于甲河是汉水支流，而汉水又是长江支流，这就意味着，南方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货物——包括顾况认为非常珍贵的大米——就能通过水道，一路溯流而上——溯长江，溯汉水，再溯甲河，直抵上津。到了上津，河道狭窄，水浅滩多，船只无法上行，只有弃舟登岸，再由陆路经山阳转商於道后直达长安；或经旬阳至汉阴再至石泉和洋州，北转关中。

从运输路线和运输方式可以看出，上津正好处于水路联运的枢纽位置。自南方而来的物资，必须在上津卸船；从北方南下的物资，也要在上津装船。上津就是一座吞吐巨大、迎来送往的转运站。为了维护转运站的畅通，唐政府特意让商州刺史兼任另一职务：上津转运使。至于上津古城，它先后14次建县、6次设郡、2次置州；至于帆樯云集的甲河，来往商人认为，它的航运寸水寸金，必须改名金钱河。

金钱河边，有一座天子码头。上津人坚信，叫这个名字，是唐朝皇帝曾在此坐船。但考察历史，并没有任何一个皇帝——不仅唐朝——来过上津。之所以有这样的传说，在于通过上津联接关中与江南的这条生命线，乃是唐朝国脉所系。更通俗地说，上津人亲眼所见的那些从南方运来的大米，曾让唐朝皇帝念兹在兹。若没有上津，连帝国的天潢贵胄也将饿肚皮……

我从金钱河畔的西门进入上津古城。从外面看，城墙巍峨，城门幽深。进入城中，破败和零乱叫人意外：一些年代久远的土墙瓦屋构成了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巷，小巷两侧杂草丛生；房屋与房屋之间，一处处废墟如同久不愈合的伤口。废墟里，要么同样杂草丛生，要么开垦成菜地，南瓜、茄子、玉米在烈日下无精打采。穿过小巷，便进入古城主街。土墙瓦屋少了，砖混建筑多了。最“气派”的一座楼的墙顶，刻着红五星，两边是龙飞凤舞的大字：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一旁，晒着两张渔网。它隐约表明，在大山深处，拜金钱河所赐，至今还有人以打鱼为业。

登上城墙，眼前的景象变得开阔，也比穿行在倾颓的小巷中多了些许生机：放眼望去，东边是起伏的群山，西边是蜿蜒的金钱河，上津古城正好扼守于山与水之间。古城里，两排青瓦房屋构成南北向街道，一些高大的树木，从青瓦的四合院里探出头来，枝叶高过城墙，投下一些零乱的阴影。

由于战火频仍，上津屡建屡毁。我所登临的城墙，始建于明朝，清初复建，十几年前再次整修。

从城墙下来，在一家小院门前，我和一个老人攀谈了一阵。老人是土生土长的上津人。他说，在他青年时，上津还是水陆大码头。每天晚上，无数船只停靠在码头边，大量货物在这里下船，再由马帮驮往陕西。

事后，我查阅地方史料，验证了老人的说法。上世纪50年代，金钱河还是重要交通线，国家曾拨专款整治。从金钱河汇入汉水的夹河镇到上津，水路60公里，有二十多个险滩，上行的船只必须依靠纤夫。当时，可以通行10吨左右的木船。到1988年，金钱河里仍然有十多条木船固执地来来往往，这些末代木船，仿佛那个锦瑟年华的孑遗与化石。

如今，高速公路早已贯通，木船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不过，哪怕从唐朝算起，它们也有1300多年的辉煌。一个号称盛唐的大帝国，曾经不得不依靠上津，依靠金钱河，依靠瘦瘦的木船，解决它的难言之隐。

上津古城已经走过了它的光辉岁月。与古城一街之隔的镇子大兴土木，焊光闪烁，尘土飞扬，不少仿古建筑初露端倪。是的，在真资格古城的注目下，一座现代“古城”正在急不可待地被制造，被催生。

【参考书目：《新唐书》《唐才子传》《唐代交通图考》《读史方舆纪要》《明史》《帝国的疼痛》《郧西县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