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护送邓颖超北平脱险

2020-03-12郑学富

文史博览·文史 2020年1期

郑学富

1936年，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通过4个月的陕北之行，真正认识了中国，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这年10月底，斯诺满载而归，安全地回到了位于北平盔甲厂13号的家中，隐居起来，整理采访资料，埋头写作。

1937年7月7日晚，当斯诺写完最后一章时，位于宛平的卢沟桥传来了隆隆的炮声，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日军占领北平后，大肆搜捕、迫害抗日爱国志士。斯诺参加了在北平的欧美援华社会团体，掩护爱国志士脱离险境。盔甲厂13号一时成为爱国者和进步青年的避难所，斯诺帮助他们乔装成乞丐、苦力和小贩逃出北平。这些逃出去的人大多在北平近郊参加了抗日游击队，随后又潜回北平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在斯诺的家中安装了秘密电台。由于西方各国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日军还不敢公然冒犯在北平的欧美人士。斯诺说：“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1937年8月的一天，东北大学教授徐冰（曾幫助斯诺赴陕北采访）的夫人张晓梅女士打来电话，邀请斯诺赴家宴。斯诺知道徐冰夫妇都是中共方面的人，在这个时候宴请他肯定另有要事。

斯诺爽快应约。在徐冰家中，斯诺与徐冰交谈了约半个小时后，“一位留有长剪发的中国妇女，戴着一副深黑色的眼镜，走进房中来”。这位女士举止优雅，她走近斯诺，摘下墨镜彬彬有礼地微笑道：“斯诺先生，你不认识我吧？” 斯诺定睛细看，感觉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来人继续道：“我是邓颖超。”斯诺惊喜地说：“嗨！原来是你，真没想到，我还以为你在陕北呢！”

后来，斯诺在回忆这次会面时写道：“她是邓颖超，前中国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周恩来的夫人，中国共产党妇女部的部长，颖超是我所遇见的中国妇女中最有敏锐的政治头脑的一个。”

原来，在西安事变之后，邓颖超患了肺结核，中央批准她到北平治病。1937年春，邓颖超为安全起见，来到北平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治病疗养，化名杨逸，称丈夫是西安一中学的教师，叫李知凡，所以大家称她为“李知凡太太”。

经过几个月的休养，邓颖超已经痊愈了。斯诺写道：“她的样子比我一年前见她时好多了，她那时正患着长征时得的肺病，苍白，瘦削……”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周恩来转来书信，通知邓颖超返回陕北，并详细交代了路线。于是，邓颖超在徐冰、张晓梅的帮助下，离开西山疗养院，来到徐家，见到了斯诺。

“北平已经被日军占领，你不可能长住这里吗？”斯诺问道。“当然，我要尽快返回西北。你能同我搭火车去天津吗？”邓颖超问道。“完全可以。”斯诺毫不犹豫地应承道。

此时，斯诺已接到伦敦《每日先驱报》电报，通知他离开北平，前往已经开战的上海。斯诺的夫人海伦前往陕北已经3个多月，音信全无，斯诺也要去西北找她。

当时，由北平至天津的铁路交通刚刚恢复，每天通一班车。日军对旅客搜查得很严格，特别是天津那端更加严厉，凡是看上去稍带有政治嫌疑的，就扣留下来，已经有几十个学生被劫掠、逮捕，下落不明。像邓颖超这样的共产党干部，此行是相当危险的。

斯诺让邓颖超扮成他的女仆，对她说，日本人还不敢对西洋人怎么样，我陪你去天津，或许是安全的。“颖超来到前门车站，样子完全像女仆，她的剪发莫名其妙的不见了。”

斯诺带着邓颖超，巧妙地避开日军的盘查，把她送到一节车厢里。火车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人们一刻也不想待在危险的北平，争先恐后地乘火车离开。斯诺好不容易挤进最后一节车厢，找到了一个立足点。“我终于把（火车）制动机做了我的临时座位，一整天，光头赤足，晒在冒火的太阳下，经过淹没的田地，向天津行进。我向北平的城墙告别，并不觉得难过，外国人所爱的北平已经不存在了。”

火车到达天津时，天已经黑了。车站里日军岗哨林立，如临大敌。斯诺通过日军的检查闸口时，不免提心吊胆，但是日军没有检查他，而是把跟在后面的邓颖超拦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