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然

“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然而，为何是湖南人？大清王朝在太平天国摧枯拉朽的侵噬下命悬一线之时，为何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打得太平军闻风丧胆一溃千里，让清王朝得以续命半个世纪？不久后沙俄吞食新疆，为何是湖南人左宗棠率军远赴边疆收复失地？甲午战败后，为何是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湖南人甘愿为维新变法流血牺牲？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为何又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群湖南人在风口浪尖力挽狂澜，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轨迹？

当我们拨开纷杂的表象，会发现湖南地域文化中有一种强烈的使命在肩的担当，这是一种心怀天下的气度，是一种敢为人先的壮志，是一种砥砺拼搏的蛮劲，是轻死重义的血性，是近现代湖南英雄人物辈出的文化根源。

两千多年前，一个形容枯槁的行吟者怆然踌躇于汨罗江畔。一个渔父认出他就是楚国三闾大夫屈原，问他何以落魄至此。屈原答：“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听后劝道，众人皆醉，你又何必忧国忧民、与众不同呢？屈原苦笑：“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终于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抱石自投汨罗江。

屈原之死，死于对家国担当的执念。终其一生，他始终以复兴楚国为己任。他曾欲辅佐楚王逐鹿中原，却遭谗被疏；他明知改革会冲击贵族的利益而招致祸患，却为了楚国强盛不得不以一己之力去抗争，终于被迫害流放。在楚才晋用的年代，他有足够的理由离开，去寻找明君，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可他宁死也不愿背离楚国，仍然一步三回头，期盼君王的幡然醒悟和召回。他忧国忧民，体恤苍生，眼见楚国江河日下、人民饱受疾苦，“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公元前278年，楚郢都终被强秦所破，家国理想彻底幻灭，他忧愤交加，纵身一跃，将自己定格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悲剧英雄。

屈原在湖湘大地行吟求索十八载，将自己忧国忧民、九死不悔的使命与担当倾注于这片热土。他的血脉与湖湘大地与身俱来的霸蛮与血性碰撞融合，造就了湖南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家国大义，以及卓励敢死、坚韧不屈的浩然之气，成为湖南人“勇于担当”精神的内在支撑。

经文纬武：湖湘士人的双面性格

在屈原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湖湘大地始终以未开化的“南蛮”形象在中原话语体系中保持着沉默，直到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诞生。

从西晋灭亡后的五胡乱华，到安史之乱和宋室南渡，为躲避战乱而大批南下的中原汉人陆续涌入，将中原文化“夹带”到了湖南。而湖南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经济、文化渐次崛起，也吸引诸多文人大儒前来寻道讲学。名盛一时的湖湘学派随之形成。

湖湘学派虽为理学派的分支，却殊异于一般的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它强调“经世致用”，体现了湖湘大地特有的担当意识。而由于南宋初年正处于异族入侵的战争年代，湖湘学派的经世追求就同勇武抗敌的现世诉求紧密联系起来，由此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湖湘士人往往是一半书卷气，一半霸蛮劲，治世为著书立说的文人，乱世则成用兵打仗的将军。

这种现象在湖湘学派形成之初就有鲜明的呈现。当时的湖湘学派大儒对兵学、军政都表现出强烈兴趣与普遍关注。南宋绍兴元年（1131），“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1074—1138）就曾作《时政论》21篇献宋高宗，表现了他在军政问题上的深入研究。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张栻（1133—1180），受其父张浚（抗金名将）影响，以“晓畅军物”而著称，屡次上书建议朝廷坚持抗金，“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朱熹语）。主持岳麓书院期间，张栻还曾刻录《孙子兵法》作为学生的教材，并亲为作跋，号召学生研究法度、纪律、机谋、权变。

张栻立下的这一“经文纬武”的教学传统，为岳麓书院历代山长所继承（如明代山长陈论便曾在书院开设射圃，以培育文可载道，武可安邦的贤才），从而成就了这所千年学府“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的大气象与大格局。

在家国使命激励下，至南宋危难之际，书生领兵打仗竟成一时之风气。如张栻高徒衡阳人赵方，后来成为开禧北伐（1206）中的卓越将领，曾几度令金兵折戟，取得大败完颜赛布率领的十万金兵、生擒主帅妻弟等辉煌战绩。另一位著名的岳麓弟子吴猎，也曾在开禧北伐中面对强悍的金兵指挥若定，尽显“儒将”之风。

最为悲壮的一役发生在南宋德祐元年（1275）。其时蒙古兵挥师南下直逼潭州（长沙古称），朝廷紧急起用因得罪权臣而被罢官的衡阳人李芾。有人劝李芾不必赴任，李芾悲愤慷慨陈词：“我以家许国矣！”携家眷赴难而去。

正是凭着一股“霸得蛮，舍得命”的狠劲，李芾在潭州城内防备空虚的情势下，召集城内尚能作战的军民约三千人编为什伍，又约请湘西苗民为援，紧急备战，严阵以待蒙古大军。九月，元军合围潭州，李芾督率诸将分兵守御，城中丁壮皆编入队伍，协同作战，“矢尽则木石以继，粮尽则捕鸟掘鼠充饥”。如是硬扎硬打，潭州城竟奇迹般地坚守了3个月之久。

除夕之夜，元军终于破城。和李芾一道守城的长沙大儒尹谷，悲痛之下积薪闭户，全家人举火自焚。而李芾则坐熊湘阁中，令部将沈忠杀其眷属，积薪焚尸，然后自刎而死，沈忠亦纵身火中。消息传出后，全城官兵杀身殉国者甚眾。此役中岳麓书院的几百儒生亦放下书本，“荷戈登陴，死者什九！惜死者姓名多不可考”。长沙百姓也坚强不屈，誓死不为元军俘虏，“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湖湘士人宁为玉碎的气节由此可见。

湖湘学派的形成与兴盛，将湖湘士人原始的使命与担当意识纳入“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价值体系。经世致用、“经文纬武”传统的诞生，成为几百年后湖南人群体性崛起的滥觞。

而在湖湘学派过渡到近代的过程中，王船山（1619—1692）是关键的一环。王船山即王夫之，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而得名。他青年时代肄业于岳麓书院。时值张栻高足吴猎的后裔吴道行（1560—1644，明朝灭亡后绝食而死）为山长，王船山在其指导之下，深刻悟学，成为南宋湖湘学派的真正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名列清初三大儒之首。

然而这位天地大儒绝非一般印象中的软弱文人。1644年清兵入关占领北京，年轻的王船山椎心泣血，数日不食，写下《悲愤诗》一百韵。1648年，王船山怀着反抗民族侵略的满腔义愤，与夏汝弼、管嗣裘等湖湘士人在湖南衡阳揭竿而起，武装阻击清军南下，却因力量单薄，很快被清軍打败。随后，王夫之投奔南明永历王朝，却在南明小政权的勾心斗角中处处碰壁，甚至差点被打击陷害致死。

1651年，33岁的王船山终于断绝了对南明小朝廷的幻想，辗转潜回湖南，从此隐姓埋名于山野。他深居简出，在衡山县湘西草堂一心著书立说；如若出门，必手打雨伞，脚穿高跟木屐，以示其“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踩清朝的地”，“悬续”于明朝。清廷下令剃发留辫，违者砍头示众，王船山抗拒躲避，坚决不剃发降清，竟得“完发以终”。其晚年所作《船山记》，以顽石自况，直抒其穷老荒山而坚贞不屈的心志，将湖湘士人忠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与倔强的民族风骨坦露无余。

归隐山野的王船山痛定思痛，以极大心力总结朝代败亡的教训。他认为国家的兴亡是由社会的人心和世风所决定的，而嘉靖以后，心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当时的士大夫多身居要职却缺少责任意识，学风空疏，“置四海困穷而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因此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责任担当和勇气，立志匡维世教，厘正学风。他呼吁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应对国家兴亡担负起应尽的责任，进而萌生出对“经天纬地、建功立业”的豪杰人格的恳切呼唤。在王船山看来，做圣贤要先做豪杰，“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

身怀救世思想的王船山曾希望定倾扶危、得济苍生，却无力回天。然其气吞山河的主体精神却同他不朽的学术思想一道流传下来，给血性的湖湘大地成就后世伟业埋下了伏笔。

圣贤与豪杰：湘军的铁血荣光

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初二，王船山卒于湘西草堂。一个多世纪之后，他以一介大儒的号召力，成为后世湖湘文人推崇和争相效法的“精神教父”，但在当时，王船山以大明余脉身份写下的文字，自然无法见容于世，况且在康乾盛世繁华中，也没有人愿意触及那些沉重的义理，以致其震古烁今的思想长久地湮灭于世，直到一百多年后，被一个叫邓显鹤的湖南人打捞。1839年，《船山遗书》150卷在长沙开雕。翌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呼啸而来，与200年前大明国运危亡天地变色时期遥相呼应，船山学说又一次与时代精准契合。在漫长的沉默与孤寂之后，王船山拥有了一大批隔代崇拜者，《船山遗书》也一时被寻求救国之道的士人视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

曾国藩是王船山最重要的“铁粉”，也是将王夫之“圣贤”与“豪杰”型人格的双重追求发扬到极致之人。

曾国藩成长的湘中大地，向以有血性、霸蛮、认死理为世人所知，“莫惹湘乡人，惹了年都过不成”，可见湘中子弟之脾性。曾国藩自己也曾回忆，其家乡民间多勇武之人，“曾家人人皆习武艺，外姓亦多打”。霸蛮勇武的个性与湖湘学派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及“圣贤豪杰”型人格追求相融合，给了曾国藩不一般的个性与视野。他在25岁便赋诗“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龙”，尽显豪杰之气与敢于担当的意识。

20世纪中期，太平天国席卷大清半壁江山，将中国数千年来的礼仪、人伦、诗书、教化扫荡怠尽，而维持统治秩序的武装力量“八旗”“绿营”却不堪一击，满朝文武百官亦唯唯退缩。危难之中，从未有过带兵经历的文人曾国藩秉承强烈的使命感站了出来。

其时咸丰帝为镇压起义，不得已启动团练。而43个团练大臣中，唯曾国藩以“忠义血性”相呼号，以“王侯将相事业”为感召，“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应征者“皆拌弃妻子，为国效力，甚至有鬻田产、典衣服而来者”。以至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曾如是描述当年投军的狂热：“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军官归为灶下养，秀才出作当兵客。”其结果便是“只今海内水陆军，十人九是湘人子”。湖湘大地强大的主体担当意识与尚武霸蛮的基因赋予了这片土地天然的军人气质，在这样一个时间与时局奇点，一切看似疯狂却又顺理成章。

既已委身军营，就干他个惊天动地。曾国藩分析时局，决意仿明朝戚继光带兵之法，以书生领兵，乡民入伍，建设一支别树一帜的铁血军队，以此一扫晚清军政糜局，荡平动乱，扶正大清国统于将倾。晚清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群体——湘军，由此巍然崛起。

在那个大动荡时局中，湖南几乎以一省之武力支撑起了整个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也由此开启了湖南“省运大盛”之门。武功建树之下，从湘军中走出去的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先后有30多人，二品以上武官数以千计，三品以下者则不计其数。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荃、罗泽南、郭嵩焘、刘长佑、刘蓉、李元度……无一不是一时之豪杰。

其中左宗棠尤其将湖南人的大格局与大担当张扬到极致。左宗棠性格耿介，“刚直矫激”，做事猛，做人直，不弄虚，颇有特立独行之风骨。作为一介书生，在一般士人汲汲于个人科举功名之时，他却“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数十年如一日地将主要精力用于自学研究舆地学、农学、军事、海事等经世致用的学问，在湖南醴陵渌江书院做山长时，甚至自绘新疆地图，将湖湘学派“治学当为国计民生致用”的使命意识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军事统帅，为打造一支刚勇之师，担当起匡复社稷主权的重任，他严格练兵，尤其强调练心、练胆、养气，每逢大战，便取霹雳手段，以“湖南蛮子”的凌厉与霸气，将敌军于瞬间压垮，“像昆仑崩绝壁，似台风扫寰宇”（毛泽东语）。此中气贯长虹的胆识与担当，又有几人能与之匹敌！

左宗棠匡复社稷的不世功勋在他晚年达到巅峰。1867年，匪首阿古柏在新疆自封为王，公开挑衅清廷，俄国乘机占据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左宗棠以68岁高龄之躯拍案而起，自荐领兵，抬棺出征，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势，带领一帮湖湘子弟远征西北，硬是虎口拔牙，抢回1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进军新疆期间，左宗棠命令将士沿途夹道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帏幄，人称“左公柳”。老友杨昌浚看到昔日沙丘戈壁的西域，楊柳成荫，鸟鸣枝头，当即作诗高吟：“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时人更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

左宗棠年轻时自称“今亮”，即当代诸葛亮，自诩“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对此，梁启超有过中肯评介：“说到左宗棠和诸葛孔明才华的高下，人们可能还有争议，但说到对国家的贡献，诸葛孔明就得甘拜下风了。”

湘军绵延50年，跨越三代人，最盛时兵力达55万，几乎“湖南户户有湘军”。湘军纵横全国浴血征战的历程，再一次锤炼了湘籍子弟的血性，开拓了湖南人的眼界，培养了湖南人救世拯时的家国大义。当大乱平息，几十万湖湘勇士回归故里，将铁血豪情注入这片本就刚烈的土地，于是，“从眼界到心胸，湖南终于彻底升华了” 。

轻死与重义：湖南人血洒大变革年代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代湘军刚落下帷幕，又一批湖湘豪杰轮换闪耀登场。在那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湖南人心执家国大义，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誓于无路处杀出一条血路，终成就了革命之千秋伟业。

第一个为革命流血者即湖南浏阳人谭嗣同。谭嗣同不仅是一位崇文的文人学者，也是一位“喜言兵事”的任侠之士。他从小舞剑习拳，12岁开始随“通臂猿”胡七与“义侠”大刀王五习武，13岁便作对联：“惟将侠气留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18岁后，他随父亲谭继洵（1823—1901，咸丰十年进士，官至光禄大夫、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赴秦陇期间，接触到边防军旅生活，更是滋生了“外御胡虏，内除秕政”的“霸王经世之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1895年《马关条约》消息传来，谭嗣同悲愤异常，写下“合向苍冥一哭休”的泣泪诗句。有感于“中外虎争，文无所用”，他自名“壮飞”，称其居处为“壮飞楼”。为扭转国运，他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然而在盘根错节的守旧势力联合绞杀下，维新运动百日而夭。其时慈禧囚禁光绪皇帝，怒而追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均仓促逃亡日本，唯谭嗣同仍一心同大刀王五策划武力劫救光绪。事败之后，众人皆劝他逃走，谭嗣同却决心一死以警醒国人。“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抱着必死的信念，谭嗣同在其居所、浏阳会馆的“莽苍苍斋”静候5天，终于被捕，几日后便慷慨赴死。死前留下“去留肝胆两昆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之豪言。湖湘文化中重大义、轻生死的殉献精神，在谭嗣同的引颈就戮中呈现得痛快淋漓。

在谭嗣同的刺激下，一批批湖湘士人开始走上武装推翻清王朝、抵御列强侵略的道路，前仆后继地血洒大变局时代。先是谭嗣同好友、浏阳人唐才常，长沙人林圭等湖湘士人创立军队武装起义，被压制而殉身；之后又一大批辛亥豪雄群起，成为武装暴动、起义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反清政党同盟会的创会元老79人，来自湖南者20人。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禹之谟、刘揆一、刘道一、蒋翊武、焦达峰等光耀世人的名字接踵而来，为湖南人的血性与担当作了最好诠释。

湖湘大地走出的诸多辛亥雄杰中，黄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1902年，当孙中山在海外为革命摇旗呐喊之时，留学日本的黄兴也发出了“国种将亡，身家何在！”的呼号，并付诸行动，领导日本东京宏文学院的湘籍学生组成“土曜会”，鼓励挺身杀敌，“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

次年，黄兴将传承了数代的黄家偌大产业变卖，用这笔经费与章士钊、宋教仁等共创了中国国内第一个革命组织华兴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之路。华兴会对外宣称华兴公司，打出的口号：“同心扑满，当面算清”，暗含其“扑满灭清”之决心。

1904年11月，慈禧七十大寿之际，朝野上下一片末世欢娱。黄兴策划在慈禧寿辰庆祝之日，将炸弹秘密地安装在朝拜的桌子下，趁众官朝拜之机，将其一网打尽。可是由于风声走漏，起义还没付诸实践便宣告破产，黄兴本人也被迫流亡日本。

在日本期间，黄兴结识了孙中山，从此开始了两人数年的精诚合作。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会上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力量迅速壮大，从1905年到1910年，同盟会发动了9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在海外负责为起义募捐筹款，黄兴则亲临指挥，身先士卒。当时的清政府虽已是强弩之末，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身单力薄的革命党人就这样以舍我其谁的胆魄与强敌对抗，九死一生而不悔，屡败屡战而不弃。世人都说黄兴是“常败将军”，然而正是这种“蚂蚁撼大象”的悲壮之举，将湖南人敢于牺牲的担当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1911年4月11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注定是一场悲壮的革命行动。原计划一千多人兵分十路的起义军，到当天却只剩下了100多人集结于黄兴左右。革命党周来苏害怕海关盘查，竟将好不容易从日本购得的70余支精良步枪尽数扔入近海。在间不容发的关键时刻，黄兴无暇审时度势，为了对捐款华侨立信、为胆怯同志立勇、向劲敌立威，他一锤定音，决然发出了起义的命令。在这场明知失败而为之的起义中，黄兴率众与百倍于己的清军展开决死搏杀。其间，黄兴右手二指被击断，但他忍住剧痛，用断指的第二节扳枪机继续射击。眼见清军渐渐合围，黄兴遂下令分三路，奋勇冲杀，终于突围。

战前，黄兴抱着舍生取义之信念给孙中山草拟遗书：“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战后，孙中山得知黄兴幸免于难，甚为安慰，叹道：只要黄兴在，大事尤可为也！

大难不死的黄兴愈挫愈勇，开始策划两湖起义。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调集大军向武昌发动进攻，革命岌岌可危之时，黄兴着眼大局，于28日急赴武汉，出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率两湖革命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血战20余日，以单薄力量奋力牵制了清廷2 /3的兵力，为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起义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从而使革命转危为安，保住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

随后武装革命势如破竹，气数已尽的大清王朝终于在革命党人的炮火中画上句号。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一个新的时代到来。黄兴也终以“创造共和”之不世功勋名列史册。

而“再造共和”第一人，叱咤风云的湖湘书生蔡锷（1882—1916），又何尝不是以湖南人的冲天血性与家国大义成就事功——激愤赋诗“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这是湖南人以身许国的大担当；训练新军时强调培养军人的精神，希以军人的牺牲奉献精神感染国民以求强国强民，这是湖南人以改造天下为己任的大气度；在袁世凯篡权复辟后发动护国战争，以“失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之决心，率领三千子弟与十万袁世凯军队死战，这是湖南人轻死重义的大果决。

民间所谓“一部中国近代史，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语虽未必尽然，但至少也说明了人们对湖南人功绩的肯定，及对其血性与担当的认同。正如孙中山在评论湘籍志士时说：“革命军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霸蛮刚烈、敢于担当的湖南人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也成就了这改天换日的千秋伟业。

家国天下：湖南人挺起中国的脊梁

然而新生的中华民国并未迎来现世安稳。军阀混战的战火才平息，外敌入侵又将中华民族拖至生死存亡的边缘。民族危难再一次激化了湖南人救亡图存、济世匡民的强烈意愿，无数仁人志士秉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于危难中挺起了中国的脊梁。

少年毛泽东是从一本小册子里深刻感受到国之危难的。其中讲到日本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失去安南、缅甸等。小册子开头一句便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家国之痛如闪电击中这个山村少年的脊梁，激发了他懵懂的救世理想。他给自己取名“子任”，决意“以天下为己任”。

1911年春，青年毛泽东肩挑一担行李，从偏远的韶山冲来到省城長沙。一个全新的世界向他呼啸而来。在这里，他对百年国耻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对苦难沉重的中华民族有了深刻的认识；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从此救世理想有了更广阔的视野。

1914年，毛泽东来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在这里的4年间，他遇到了人生最重要的恩师之一杨昌济。杨昌济把他的家国理念，以及对先贤王船山、曾国藩的崇拜悉数灌输给了这位得意弟子，引导他探索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毛泽东原本懵懂的家国理想，慢慢有了分明的脉络。1918年4月在一师毕业前夕，他和同学蔡和森（1895—1931，湖南双峰人）组建新民学会，喊出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豪壮宣言。在与同仁创办的《湘江评论》发刊词中，毛泽东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尽显湖南人的霸气与担当。

而此时甲午战败的惨痛记忆犹在眼前，日本全面侵华已在步步紧逼。“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殉道救难气概和救亡图强的责任感深深地影响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青年。1915年，闻听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长沙学生编印了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和袁世凯卖国罪状的《明耻篇》一书，进行反日反袁宣传。毛泽东在该书的封面上，奋笔疾书了16个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致信同学萧子昇时，更是沉痛预言“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

正是基于对日本侵略的清醒认识和强烈的民族担当意识，毛泽东自始至终以“磨砺以待日本”的不屈信念，领导中国共产党抗敌御辱，在全民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最早向日本侵略者发出了宣战令：“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吹响了抗敌御侮、保种卫国的第一声号角。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在红军内部杀蒋报仇的呼声中，毛泽东以国家、民族大业为重，力排众议，推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七七事变”次日，毛泽东亦于第一时间致电国民党军北平第29军军长宋哲元等，“红军战士，义愤填膺，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进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8年，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等城市相继陷落敌手，国内抗战情绪迷茫之时，毛泽东挥笔写就《论持久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思想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

正如习近平所言：毛泽东“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他的思想如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革命前途。

而在毛泽东周围，团结着一大批湘籍革命先驱，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粟裕、陈赓、黄克诚……他们与国民党内的程潜、唐生智、陈明仁、陶峙岳等湘籍将领，或神出鬼没地穿梭于敌后抗日战场，或纵横驰骋在正面战场，成为威震敌胆的民族力量。

在这些耳熟能详的英雄身后，还有万千湖南人浴血赴国难的身影。据统计，全面抗战八年，只有3000万人口的湖南，奔赴疆场者210万，比例为全国之最。霸蛮的湖南人在家国危难之际万众一心、抗战图存的家国大义与血荐轩辕、壮我河山的牺牲精神，在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正是因为湖南人的拼杀与牺牲，1938年便从东北长驱直入打到湖北的日军，在进犯湖南时遭遇到了最激烈的抵抗。其间历经6次会战，占全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的1/4强。

以长沙会战为例，1939年9月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扬言“一个星期占领长沙”，结果却是鏖战5年，历经4次惨烈会战，直到1944年才将长沙攻陷。这4次长沙会战，湖南战区将官在主帅薛岳指挥下，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实际行动死守长沙；而百万三湘儿女则同仇敌忾，以“焦土抗战”的悲壮气概与敌周旋，日军所过之处，民众自觉坚壁清野，放水淹没良田，挖路毁桥，“不准敌人走湖南的路，不准敌人住湖南的屋，不准敌人食湖南的米”。他们自发配合守军，侦察敵情、运送军粮弹药、救护受伤官兵，甚至武装杀敌（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便有数百民团消灭日军撤退中的一个中队的战例），更有数十万湖湘子弟在兵员损失中应征补入第九战区部队，保证了部队的持久战斗力。

湖南人的誓死抵抗让日军胆战心惊，以至于日军曾将湘北地区称为“魔窝”。占领长沙后，第六方面军参谋长宫崎周一曾心有余悸地对司令官冈村宁次说：“湖南人自尊心强，富于尚武风尚。”在湖南屡次受挫的冈村宁次深表赞同。

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湘西大会战（雪峰山会战）等几大战役中，湖南抗战军民亦以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以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让湖南成为日军的梦魇。

湖南6次会战，日军先后投入兵力60余万人次，伤亡20多万人，占全国歼敌总数近1/2。6次会战后，日本如强弩之末，再也没有能力和信心组织强有力的攻势作战。而三千万湖湘儿女也为抗战牺牲累累。在全国范围内，国军正面战场，少将以上军官牺牲115人，其中湖南籍占1/3。湖南人民亦为抗战，全省共伤亡262万多人，其中死亡92万余人，重伤170余万人，牺牲人数约占全国的1/10。

1944年3月5日，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发言中评价：“湖南省战时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话毕，与会者全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

日本宣布投降后，受降地最初选在江西玉山。但国民政府高层人士多有异议，最后蒋介石临时将受降地点改在湖南芷江。这是对抗战期间付出重大牺牲、做出重大贡献的湖南的高度肯定。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数千年流淌在湖南人血脉中的心忧天下的情怀，赋予了这一地域澎湃汹涌的能量。每当强敌当前，湖湘文化中以命相搏、奋起抗争的使命感与担当意识便得到极大唤醒。而进入和平年代，三湘儿女仍以“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硬仗”的使命与担当奋战在各个领域。“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凭着简陋的条件，数年如一日泥水裹腿躬耕在湖南安江的试验田里，在上万次测试后终于寻得杂交水稻的奥秘，靠的是解除中国十几亿人口口粮危机的使命与担当；“电视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演艺湘军”“制造湘军”“体育湘军”的不断崛起，靠的还是一代代湖南人敢为人先砥砺拼搏的勇气与担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只要人人肩膀能负重、敢担当，必将汇聚大能量，成就大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