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洪业 江 博

【内容提要】乌克兰自独立以来，寡头影响成为其政治体制的重要特征和国家治理困境的关键因素。伴随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转轨，乌克兰寡头与政治精英建立起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并通过担任正式的政治职位和控制主要的大众媒体，操纵政治决策过程，以保持和扩大寻租机会。寡头政治作为乌克兰精英政治的一部分，是非正式的，也是国家寡头化的过程，不仅是危机的原因，更是危机的结果。乌克兰寡头对经济的垄断，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和民主进程。政治权力转移没有对乌克兰寡头政治体制带来深刻影响，政府与寡头之间的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寡头影响已经融入乌克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之中，打破寡头政治体系将是一项长期挑战。

一、引言

一直以来，寡头与政治的关系都是政治学及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般意义上的寡头政治，是指由少数人掌握政权的一种统治形式，即少数人自私自利的精英统治。国家权力属于一小部分人，他们通常是经济实力最强的阶层。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有对寡头政体的种类、成因、变更及构建等问题的深入分析。寡头统治，意味着拥有社会大部分财富的少数人掌握着统治权，所使用的统治方式完全是为了扩展自己的利益；公民之间是不平等的，原因在于，公民地位由分配不均的财富决定，而不是公民对国家的贡献。①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姚仁权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 年，第四、五、六卷。亚里士多德提出和论证过的一些问题，仍然是现代政治理论发展所面临的。例如，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独裁及寡头政治执政者是否愿意让绝大多数人参与国家事务等。在西方政治学看来，现代政治统治的形式主要分为民主政体②这里说的民主政体具有希腊城市国家的一些特征。、极权政体③这里说的极权政体近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僭主政体。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威权政体。威权主义与寡头政治直接相关。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借助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方法，描述了寡头政治的不同类型，并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谋求经济发展，正在出现以绝对权威方式实现统治权的趋势，而这种统治形式既不是极权主义的政府，也缺乏民主政体的一些特征。④Edward Shil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t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 ciety and History, 1960, Vol.2, No.3, pp.265-292; Edward Shil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tes (II)”,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60, Vol.2, No.4, pp.379-411.胡安•林茨（Juan Linz）把这种处于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之间的统治形式称为“威权主义”，寡头政治大多可以归入此列。威权体制下的社会缺乏成熟思想体系的指导和深入广泛的政治动员，权力由领袖、有时是小集团在没有严格规定、但可以预见的范围内行使。⑤Juan Linz, “Opposition to and Unde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ase of Spain”, in Robert A. Dahl (Ed.), Regimes and Opposi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71-259.威权政体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领导者个人的成功及其支持者的拥护，其最终结果会像西班牙或韩国那样朝着更为民主的统治形式转变，还是会变得更加极权化，这也是许多东欧国家和后苏联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对此，安东尼•奥罗姆（Anthony M. Orum）认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显得有些草率，因为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是一回事，但是完全被稳定的民主制度取代则是另外一回事，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①[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何俊志、孙嘉明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年，第113-114 页。

20 世纪90 年代，伴随着苏联解体后在该地区出现的各主权国家转轨，财富开始加速向私人手中集中，“寡头”一词再次流行起来。在乌克兰，私有化加快了财富的重新分配，为保障已有财产的合法性和不断扩张，财富很快与权力结合，形成寡头政治。与原苏联地区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乌克兰寡头对国家的影响最为突出，这已经成为政治体系运行中的核心因素，也是外界观察乌克兰的焦点。首先，有学者重点关注了寡头的商业利益，认为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中，改革初期从市场扭曲和政治关系中获利的“赢家”试图阻止改革进一步推进，以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但社会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②Joel S. Hellman, “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World Politics, 1998, Vol.50, No.2, pp.203-234.这种现象被定义为“国家俘获”（state capture）③相关研究参见Kevin A. Murphy, Andrei Shleifer, Robert W.Vishny, “Why Is Rent-seeking So Costly to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Vol.83, No.2, pp.409-414; “Anticorruption in Transition: A Contribution to the Policy Debat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00; Joel S. Hellman, Geraint Jones, Daniel Kaufmann, “Seize the State, Seize the Day: State Capture, Corruption and Influence in Transition”,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444, 2000; Cheryl Gray, Joel Hellman, Randi Ryterman, “Anticorruption in Transition 2: Corruption in Enterprise-State Interactions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1999-200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04; Anders Aslund, “Are Ukraine’s Reforms Breaking its State Capture? An Agenda for Genuine Change”,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6, Vol.57, No.6, pp.819-833.，通常是指政府决策受到经济中处于垄断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过度影响。利益集团通过给予那些规则制定者直接或间接的回报，使自己拥有不受明确游戏规则约束且在诸多领域控制国家政策的巨大权力。这样，国家管理权受到限制，总统为维护其个人权力而充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者，从而使国家治理中的民主决策被限制在最低程度。④Margarita M. Balmaceda, Politics of Energy Dependency: Ukraine, Belarus, and Lithuania between Domestic Oligar chs and Russian Pr essur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5, p.27.在这种环境中，利益集团为当权者提供私人好处，同时敦促国家赋予他们一系列特权和豁免，而这些特权和豁免损害了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和机构的利益，进而对国家的治理质量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有调查数据显示，在“国家俘获”程度相对较高的转型国家，企业更愿意选择与政府官员建立直接的私人关系，而不是与国家机构建立正式的官方联系。①“Transition report 1999: Ten years of transition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Baltic states and the CIS”,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99, pp.117-119.

其次，有学者从政治权力组织的视角出发，认为原苏联地区国家政治权力体系，主要由改革之初形成的地方权力机构、政治化的大型企业集团及具有金融资源或强制力的国家机构等关系网络构成。而作为政权结构中可以变动的部分，这些寡头集团和权力机构网络能够定期安排和重新调整自己的角色和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权的“改变”。所以，相关研究重点应该从政权的更迭逻辑转向政权的动态调整。相应地，寡头就是这些关系网络的控制者，也是国家的实际统治者。而受其庇佑，总统们只能通过惩罚和奖励来协调国家这些最重要的网络，以保持其对权力网络的主导。②Henry E. Hale, Patronal Politics: Eurasian Regime Dynam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484.

再次，还有学者提出了“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sm）这一新概念，用来分析拉美和后共产主义国家寡头的政治角色，认为20 世纪90 年代的原苏联地区国家，大都在转型过程中建立起了竞争性威权主义体系。在许多后共产主义政权中，不同的利益集团控制着国家及其经济命脉，这使得通过单一领导确立专权统治变得非常困难，进而形成一种默认的多元主义。③Steven Levitsky, Lucan A.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2, Vol.13, No.2, pp.51-65.竞争性威权体制中的当权者认可有意义的多党选举，但却严重滥用民主机制，将其作为获得权力的主要手段，使自己相对于竞争对手具有明显优势。就乌克兰而言，精英政治不仅阻碍了全面民主化，也破坏了巩固威权主义的努力。因为，严重的腐败也有利于反对派领导人获得部分资源，进而决定了乌克兰的竞争性威权体制可以长期存在下去。④Lucan Way, “Rapacious individualism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Ukraine 1992-2004”,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5, Vol.38, No.2, pp.191-205.

关于乌克兰寡头体系，乌克兰政治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托门科（Николай Томенко）指出，“乌克兰寡头是一个独立的个人，借助自己的资本和个人特质创造了一个非正式的（未经乌克兰法律允许的）金融和工业结构、政治和公共机构、媒体的统一体。随着寡头制度的发展，权力必须建立‘政治控股’，而寡头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迫切需要这些控股。”①Николай Вавилов. Президент Украины вступил в схватку с олигархами. 6 декабря 2000г.https://www.ng.ru/cis/2000-12-06/1_oligarh.html当然，也有俄罗斯学者提出，寡头并不是俄罗斯或乌克兰的特产，他们曾出现在每个中等收入国家，甚至所有西方国家。因为，寡头是特定经济、法律和政治环境的自然产物。在不同时期，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国都有自己非常具体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状况，客观上鼓励了富商巨贾聚敛财富的行为。对此，有学者提出，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人人平等的社会准则出发，有必要剥夺寡头们所享有的特权和地位，甚至可以要求他们为之前可疑的交易予以大量补偿，但也要综合考虑国家经济、政治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②Андерс Ослунд.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олигархия: Россия, Украина и СШ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2005. №.1. C.49-72.

中国学者根据对乌克兰寡头政治问题的研究认为，这是国家转型失败和动荡的根源。寡头集团的存在和巨大影响，是乌克兰政治经济结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乌克兰寡头们先是控制了国家的经济资源，然后插手政治，寻找代理人或者干脆自己进入政府，成为议员和高官。寡头集团很好地适应了民主政治，建立了自己的政党，还操纵着媒体系统，有足够的能力资助并影响政治。③程东金：“乌克兰的寡头民主”，《文化纵横》，2014 年第2 期，第10-11 页；李秀蛟：“浅析乌克兰寡头现象”，《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 年第2 期，第30-39 页。精英不仅是政治转型的主导力量，也是决定转型速度和质量的关键因素。其中，经济精英对国家转型的影响最为突出。寡头政治是制约乌克兰政治转型质量的重要因素——寡头粗暴干政破坏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导致严重政治腐败和频频出现的政治危机。2014 年乌克兰的政权更迭，反映出寡头集团已经对民主政治制度合法性造成了实质性的危害。④张弘：“精英与乌克兰的政治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 年第5 期，第87-103页。

综上所述，大多数既有研究成果都有类似这样的假设——在原苏联地区国家的转型中，为了促进商业利益，寡头与政治精英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利益交换关系，阻碍了市场导向和民主改革。也就是说，原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转型，基本被置于威权而非民主的环境中进行讨论，并假定寡头与政治腐败密切相关，对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相关研究更多关注于寡头对原苏联地区转型国家民主和经济发展的阻碍，以及它与制度架构、政权性质之间的关系，而对乌克兰的专项研究还不多，尤其是对寡头特性及其与政治制度的互动方面研究更少。转型以来，乌克兰政治制度的变动可以说是极为曲折的，期间发生的几次重大变化，为研究政治制度变迁与寡头政治角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本文尝试从寡头政治的视角，来观察乌克兰国家转型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在梳理和分析乌克兰寡头网络形成及其特性的基础上，探讨乌克兰寡头与政治制度变迁之间的互动，以及寡头政治对乌克兰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影响。从而加深对乌克兰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认识。

二、乌克兰寡头网络概述

乌克兰的“寡头”，是指在20 世纪90 年代私有化过程中暴富的大资本家。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政治，借助“权力寻租”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商业利益，居于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在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伴随独立而来的是计划经济的瞬间崩溃，这为私人通过投机快速盈利提供了温床，从而导致了资本的集中和寡头的出现。由于无法再走西方中世纪后期资本原始积累的老路，乌克兰寡头转而利用自己国家的领土、资源和人民的潜力，通过权力寻租和高利贷等方式来达到目的。推动乌克兰寡头出现的因素包括：原有计划经济的崩溃；以攫取利润为目的、懂得商业运作的经营者的出现；20 世纪90 年代乌克兰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给投机者提供了空手套利的空间；法律制度的不协调和不完善；政治制度的腐败。①Украина и олигархия. 23 декабря 2013г. https://revolution.allbest.ru/political/00342506 _1.html

20 世纪90 年代上半期，即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Леонид Кравчук）任总统时期（1991-1994 年），乌克兰当局建立了私有化主管机构——乌克兰国有资产基金会，确定了首批私有化项目，社会资本可以租赁或购买集体企业，这也被称为非竞争性私有化阶段。由此，乌克兰的新贵们（大多出身于原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政府官员）以改革之名，通过接管私有化的企业或成立新公司的方式，很快实现了对国有资产的占有，并借此机会成为首批寡头。自然，乌克兰早期的寡头与原有的权力结构，有着直接关系。他们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于贸易和金融领域，只有在政治支持下才有可能取得重大进展，而监管和检查部门对这些新企业家的活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应地，国家银行为寡头们提供优惠信贷，国有企业成为他们的客户。1995年，新上台的列昂尼德·库奇马（Леонид Кучма）总统，将原来国家经营的天然气进口转移到私营公司，进而成为寡头财富增长的另一个主要来源。

库奇马总统认为，在独立后的乌克兰，只有建立“集团”共识才能保障国家统一，以避免波黑战争的悲剧。①Константин Курылев. Олигархические кланы Украины: анатомия истории. 28 декабря 2016г. http://www.iarex.ru/articles/53440.html所以，需要建立一个国家精英阶层来应对全国范围内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领地”，而这可以通过财产分割和财政资源分配来实现。从1995 年开始，乌克兰进入证券私有化阶段，也就是大规模私有化阶段，一直到1998 年结束，共有5 万多个工业、商贸及公共饮食企业改变了所有制形式。这期间，最突出的改革就是国家放弃了对天然气进口的垄断。乌克兰的经济支柱是以采矿冶金为主的高耗能重工业，所以各路寡头首先都觊觎垄断天然气、石油进口业务和电力领域。由于资源上的限制，相比俄罗斯寡头控制石油、金属、天然气等生产，乌克兰寡头在这一领域主要作为中间商从事贸易。1995 年，库奇马当局将原国营天然气公司垄断的进口权转移到私营公司，为“天然气公主”尤利娅•季莫申科（Юлия Тимошенко）的快速崛起提供了条件。一些人通过控制国内价格、利用政治关系，低买高卖，或以补贴汇率的形式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和石油来获利，率先成为能够影响国家政策的寡头。到1997 年，尤利娅•季莫申科的统一能源公司成为俄天然气出口乌克兰的最大客户。她掌握了20 多家大型企业、航空公司、银行以及媒体，对乌克兰全国经济的影响巨大。②Юля Тимошенко - газовые штрихи к портрету. http://ruspravda.info/Yulya-Timoshenko- gazovie-shtrihi-k-portretu-3989.html从尤利娅•季莫申科的统一能源公司，到德米特里•菲尔塔什（Дмитрий Фирташ）的俄乌能源公司，寡头们为获取垄断收益而展开激烈争夺。同时，由于乌克兰国内市场狭小，商业活动依赖外部市场和高度专业化的本地资本市场，这样一来，金融领域就成了乌克兰寡头整个产业系统的输血中枢。所以，较大的乌克兰寡头大都有银行、保险和证券公司为依靠。伊戈尔•科洛莫伊斯基（Игорь Коломойский）和根纳季•博格留博夫（Геннадий Боголюбов）的普里瓦特银行（Приватбанк），就曾是乌克兰国内最大的私人商业银行。这些被寡头掌控的私人银行，积极参与民间和企业存贷款业务，并与乌克兰央行及国外金融机构保持紧密的业务联系。

在对垄断利益的生死争夺中，乌克兰寡头也完成了首次新老交替和势力分化，新一代年轻寡头迅速涌现，且势头逐渐盖过老一代寡头。帕维尔•拉扎连科（Павел Лазаренко）被迫辞去总理职务后，失去靠山的季莫申科再也不能垄断乌俄之间的天然气生意，很快被菲尔塔什等其他寡头取而代之。1995 年10 月15 日，顿涅茨克老寡头、乌克兰著名足球俱乐部顿涅茨克矿工队主席沙赫杰尔•布拉金（Шахтер Брагин），在自己俱乐部球场包厢观看比赛时，与6 名保镖一起被炸身亡。后来，成为乌克兰首富的里纳特•艾哈迈托夫（Ринат Ахметов）接任顿涅茨克矿工队主席，并接手了布拉金留下的庞大金融资产。1996 年10 月3 日，顿涅茨克老寡头、乌克兰大型金融公司“阿通”（АТОН）负责人、乌克兰议会议员叶甫根尼•谢尔班（Евгений Щербань），在顿涅茨克机场被枪杀。

从1999 年起，乌克兰开始对大中型企业私有化进行国际招标。1999 年12 月29 日，库齐马总统颁布了《关于加速乌克兰财产私有化紧急措施》总统令，责成乌克兰政府和国有资产基金会加速推进私有化，继续削减国家控股企业数量。①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краины «О неотложных мерах по ускорению приватизации имущества в Украине»//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вестник Украины. 1999. №.52.由此，乌克兰寡头开始从能源贸易和金融领域，快速向冶金和机械制造、煤炭开采及食品部门扩张，资产配置趋于多元化。作为乌克兰工业基础的煤炭、矿石采掘、冶金和机械制造等重工业领域重要企业，在被列入私有化项目后，大多成为寡头的私人财产。这些企业大量集中了乌克兰最好的原料和设备，以及技术精湛的专家和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截至2001年初，乌克兰非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已经占到企业总数的86.1%，产值约占工业生产总值的58.5%；其中，冶金行业非国有企业产值占全行业总产值的77.9%，轻工业为73.5%，食品工业为70.9%。①“乌克兰私有化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方网站，2002年10月25日，http://www. mofcom.gov.cn/aarticle/bi/200210/20021000045156.html由于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等原因，乌克兰私有化效果并不理想，完成私有化改造的企业中很大一部分仍处于亏损状态，生产效率低下和管理落后的状况普遍存在。库奇马当局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推动了乌克兰寡头的集体崛起，他们的触角从能源、金融和重化工业伸向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寡头们的财富快速增长，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战略规划，加大了对全产业链和先进设备的投资。许多大寡头的资产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特别是加强了与欧盟的经济联系。2006 年，有乌克兰媒体估计，总资产在2 亿美元以上的乌克兰富豪共29 人，其中7 人的资产超过了10 亿美元。②“The 30 richest Ukrainians”, Kyiv Post (Special Insert), 29 June, 2006.

20 世纪90 年代末，寡头们完成了从单一经济角色向政治角色的转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寡头。特别值得关注的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季莫申科在他的靠山拉扎连科被迫辞去总理职务后，开始向政治领域进军；二是，寡头集团建立了自己的中右派政党，支持库奇马竞选连任，并取得了议会多数议员的支持。这一时期的乌克兰寡头们形成了基辅、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等非正式区域集团网络。基辅集团创建了社会民主党，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组建了工人党，顿涅茨克集团则创建了地区党。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网络在经济领域的代表，是维克多•平丘克（Виктор Пинчук）的冶金控股公司（Interpipe），以及科洛莫伊斯基和博格留博夫的普里瓦特集团；政治领域的代表，是库奇马总统及拉扎连科总理。顿涅茨克网络联合了两家寡头控股公司：由谢尔盖•塔卢塔（Сергей Тарута）组建的顿巴斯钢铁工业联盟，和艾哈迈托夫组建的系统资本管理公司（SKM）。顿涅茨克前州长维克多•亚努科维奇（Виктор Янукович）曾于2002 年被任命为总理，后又当选总统。基辅网络在经济上得到了“迪那摩-基辅”（Динамо-Киев）的支持，政治领域的主要代表是维克多•梅德韦丘克（Виктор Медведчук），他曾于2002 年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厅主任。①Simon Pirani, “Ukraine’s Gas Sector”,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2007, http:// www.oxfordenergy.org/pdfs/NG21.pdf; J. Kusznir, “RosUkrEnergo”, Ukraine-Analysen, 2006, No.2, http://www.laender-analysen.de/ukraine/pdf/2006/UkraineAnalysen02.pdf; Константин Курылев. Олигархические кланы Украины: анатомия истории.实际上，非正式寡头网络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地区范围，覆盖了寡头之间的利益连接，以及与自身关系密切的行政力量所负责的整个商业领域。

库奇马时期，以总统为首的政治阵营，被几个相互竞争的非正式寡头地区网络围绕着。虽然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网络影响最大，打着反寡头的旗号发动“橙色革命”②“橙色革命”（Помаранчева революція），是指2004 年底围绕乌克兰总统大选，以尤先科和季莫申科为首的反对派，在全国发动号称50 万人参加的一系列抗议选举结果的政治事件。最终，乌克兰最高法院宣布重选，结果尤先科以52%的支持率获胜。，夺权成功，但是背后支持维克多•尤先科（Виктор Ющенко）的又是寡头谢尔盖•塔卢塔和维塔利•盖杜克（Виталий Гайдук）。尤先科担任总统期间（2005-2010 年），寡头们在经济战场和政治舞台上的斗争都极为激烈。许多寡头投奔了橙色阵营，原来的三个非正式区域寡头网络，只剩下以亚努科维奇为代表的地区党顿涅茨克网络。然而，该网络作为独立政治力量却只能处于反对派地位。橙色阵营出现分裂时，东部地区党重掌议会，权力分配的不确定性也随之日益增加。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许多寡头开始对冲下注，个人之间的竞争也因此加剧（例如，科洛莫伊斯基的普里瓦特集团，曾向法院起诉艾哈迈托夫涉嫌第聂伯电力公司的违法交易）。接踵而来的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使乌克兰经济遭到重创，寡头们的企业也受到冲击。随着国家陷入深度衰退，许多寡头不得不削减政治支出，为自己的企业进行再度融资。但他们仍然认为，如果要保持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必须要把钱花在选举上。在2010 年的大选中，亚努科维奇得到了艾哈迈托夫的支持，二者都来自东部的“钢铁带”。此外，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者还包括天然气贸易寡头菲尔塔什。而季莫申科最主要的支持者是寡头塔卢塔和盖杜克，他们在2004 年选举中是支持尤先科的。一同转投季莫申科麾下的还有曾与尤先科关系密切的糖果业巨头彼得•波罗申科（Петр Порошенко），和年轻寡头康斯坦丁•日瓦戈(Константин Жеваго)。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选举中默默无闻的科洛莫伊斯基和博格留博夫展开了对冲赌注，平丘克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最终，只剩下顿涅茨克一个大型非正式区域寡头网络，亚努科维奇赢得了总统之位。

政治领导层的更迭和大选后的经济复苏，标志着另一场寡头快速扩张的开始。许多老牌寡头重新获得了财富快速增长的机会。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寡头，主要集中在正处于自由化过程中的食品工业。艾哈迈托夫获得了冶金和能源的控制权，科洛莫伊斯基垄断了石油工业，菲尔塔什和谢尔盖•列沃奇金（Сергей Левочкин）控制着天然气、化工和钛行业。通过中间人资助亚努科维奇，科洛莫伊斯基实际上控制着乌克兰最大的石油运输公司（Укрнафта），尽管国家仍拥有大部分股份。亚努科维奇时期（2010-2014年），一方面，寡头们要围绕顿涅茨克网络这个政治权力中心；另一方面，他们也遭受着总统“家族”裙带关系网络的竞争和排挤。作为地区党和亚努科维奇的主要贡献者和支柱，尽管艾哈迈托夫与“家族”寡头没有发生直接冲突，但也对总统“家族”势力扩张速度过快而感到不满。并且，他还对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感兴趣。在独立广场抗议活动遭到镇压后，艾哈迈托夫和菲尔塔什抛弃了亚努科维奇，转而与亲欧洲的反对派暗中联系。一些乌克兰观察人士认为，受到总统贪婪欲望威胁的寡头们资助了“广场革命”①2013 年11 月21 日，亚努科维奇政府决定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活动的中心在基辅独立广场，一直持续到2014 年2 月，期间还爆发了流血冲突。最终，尽管在欧、俄的斡旋下反对派与亚努科维奇达成了提前举行大选的协议，但反对派仍经议会通过了总统罢免议案，亚努科维奇被迫出走俄罗斯。，以此作为与新政府合作的筹码。②“Rule by Oligarchs: Kiev Appoints Billionaires to Govern East”, 3 March 2014, https:// www.rt.com/news/ukraine-oligarch-rule-governors-512/摆脱了亚努科维奇家族的压制，寡头们也获得了扩大个人权力的机会。亚努科维奇被解职后，顿涅茨克网络和个别寡头加入了不同的政治阵营。

与橙色革命一样，寡头政治体系和地位并没有受到系统性的挑战，谢尔盖•库尔钦科（Сергей Курченко）是唯一被当局起诉的寡头，资产充公。③Украинский олигарх Сергей Курченко опровергает все обвинения в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х. 6 марта 2014. https://tass.ru/ekonomika/1026229菲尔塔什面临的是美国的刑事指控，而不是乌克兰的法律制裁。欧盟对18名代表旧政权的个人实施了制裁，名单中包括亚努科维奇本人、他的两个儿子以及为其家族策划多项商业计划的库尔钦科。但是，那些在亚努科维奇统治期间积累了巨额财富、有重大影响力的寡头都没有出现在名单上。①Serhiy Leshchenko, “Sunset and/or Sunrise of the Ukrainian Oligarchs after the Euromaidan Revolution?” 2 June, 2015, http://euromaidanpress.com/2015/06/02/sunset-and or-sunrise-of-the-ukrainian-oligarchs-after-the-euromaidan-revolution/2014年，突发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给许多寡头的垄断地位带来沉重打击，也使他们名誉扫地。其中，东部工业区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对一些企业的打击尤其严重。2015 年，乌克兰最富有之人的财富总额下降30%以上，跌至238 亿美元。②“Fortune of richest Ukrainian residents declines three-fold for 2015”, https://tass.com/ world/872001

表1 乌克兰主要寡头的基本情况

乌克兰寡头及其资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寡头的资产聚集程度高。2014 年，最富有的100 名乌克兰寡头总资产占GDP的38%，几乎是俄罗斯同一比例的两倍。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通常是10-11%。前10 名寡头的资产又几乎占到了前50 名的一半，艾哈迈托夫的资产更是超过前10名寡头的总和。①Евгений Пожидаев. Украина, которую мы потеряли.14 февраря 2014г. http://www.re gnum.ru/news/polit/1767219.html第二，资产的地区及产业分布较为集中。总体而言，乌克兰寡头的资产与国家的产业结构、地区分布一致，具有地域性。乌克兰的经济基础主要集中在东部，寡头产业也大多分布在中东部重化工业地区，分为顿涅茨克帮、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帮、基辅帮、敖德萨帮和波尔塔帮等，主要集中于能源、采矿、冶金及机械制造领域。乌克兰的西部农业区很难产生大寡头，即便有，他们的实力和影响也无法与中东部寡头相提并论。第三，乌克兰大寡头大都多领域发展，钟情于媒体领域。他们认为，掌握了媒体就能把控舆论风向标和左右大选的民意基础。例如，乌克兰首富艾哈迈托夫的资产涉及采矿、冶金、能源及媒体；彼得•波罗申科涉及机械工程、农业综合企业、糖果工业及媒体；科洛莫伊斯基涉及采矿、石油加工、化工、冶金、航空运输及媒体；菲尔塔什涉及化工、钛工业、能源及媒体；平丘克涉及冶金、天然气开采及媒体；瓦季姆•诺温斯基（Вадим Новинский）涉及冶金、造船、天然气开采。尤里•科休克（Юрий Косюк）和谢尔盖•塔卢塔的产业相对比较单一，前者主要从事食品加工，垄断了乌克兰鸡肉市场，而后者则专注于冶金行业。②Денис Гаевский. Атлас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олигархата: кому реально принадлежит страна? 7 декабря 2017. https://www.rubaltic.ru/article/politika-i-obshchestvo/07122017-atlas-ukrains kogo-oligarkhata-komu-prinadlezhit-strana/第四，寡头商业的政治化程度高。出于保护和扩大自身商业利益的需要，乌克兰寡头有着极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强大的寡头集团都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乌克兰寡头通过参加或组建政党、控制媒体，来操控和影响总统与议会选举，进而影响国家政策，以维护和扩大自身集团的利益。大部分政治人物在面临巨大利益诱惑时往往不可靠，因此，出于发展和保护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部分寡头选择了直接参与政治——通过担任国家高级职位及成为政府内阁成员，把权力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

政治动荡导致寡头集团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但部分寡头们的财富仍在增长。“广场革命”后，在争取选票的过程中，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波罗申科和科洛莫伊斯基的寡头集团达成妥协，表明波罗申科在选举中承诺的去寡头化失败。在波罗申科的联盟内，千万以上资产的富翁就有27 个。①Kuzio Taras, “Impediments to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Ukraine”, Politics, 2014, Vol.34, No.4, pp.309-323.最初，波罗申科反寡头和放弃资产的意愿就遭到了怀疑。因为，事实上卸任时的波罗申科仍是上百家公司的实际拥有人。2018 年，他的收入增加了82 倍，资产增加了10%。②Доход Порошенко за год вырос в 82 раза. 5 января 2019г. https://ria.ru/20190105/1549 039698.html他还被指控在任期内至少向国外转移了80 亿美元的资产。③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жнев. Порошенко обвинили в выводе с Украины 8 миллиардов долларов. 17 августа 2019г. https://rg.ru/2019/08/17/poroshenko-obvinili-v-vyvode-s-ukrain y-8-milliardov-dollarov.html实际上，乌克兰政局波动对寡头的影响程度有限。由于乌克兰新当局失去了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控制，依托重工业项目的艾哈迈托夫家族的影响力有所减弱，因为这些地区构成了其政治和工业基础。虽然政局波动削弱了艾哈迈托夫家族的影响力，但他所拥有的资产依然使其有实力控制几十个地区的国会议员，并对一些国家机关的关键部门（其中包括国家垄断机构和监管机构）有影响。除此之外，凭借与时任总理亚采纽克（Арсений Яценюк）的关系，艾哈迈托夫的企业仍然得以继续在能源工业领域获益，包括成功地通过投标收购了两家热发电厂（Західенерго和Дніпроенерго），从而掌握了乌克兰70%的热能供应。

与此同时，寡头之间的博弈依然如故。亚努科维奇离任后，科洛莫伊斯基的策略是构建自己的政治权威。他成了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组建了自己的私人武装，在议会中渗透到各个派系，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与当局争夺乌克兰石油运输公司的控制权。在被波罗申科赶出政坛后，科洛莫伊斯基把自己的关系网络转变为独立的权力中心，与前者展开权力斗争。④СМИ: Коломойский создает новую партию. 6 марта 2015г. https://ria.ru/20150306/105 1229181.html科洛莫伊斯基参与成立了“人民公仆”党（在资本的推动下，几乎由电影《人民公仆》剧组原班人马改组而来），全力支持演员出身的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Владимир Зеленский）竞选总统，并获得成功。科洛莫伊斯基的顾问、私人律师安德烈•博格丹（Андрей Богдан）担任泽连斯基竞选的法律顾问，随后出任总统办公厅主任，成为科洛莫伊斯基与新总统之间的重要纽带。

三、寡头干政对乌克兰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影响

考虑到产权的安全，寡头们多通过非正式政治操作来保护财富；而一旦产权得到保障，他们又会转而借助税收最小化的商业策略来进行收入保护。那么从长远来看，寡头将推动建立一种允许自己通过干预政治来保护财富的政治制度。①Jeffrey A. Winters, Oligarc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虽然乌克兰已经实行了西方式的多党选举制度，但近30 年以来，宪法几经修改，政治体制在总统议会制和议会总统制之间反复摇摆，基本保持了大总统和小议会、小政府的权力格局。乌克兰的政治体制也被称为竞争性威权体制。寡头有机会在这样的体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利用自己的财力以及对媒体的控制，创造一个有利于执政政治精英的不平等竞争环境。②Steven Levitsky, Lucan Way, Competitive Aut horitarianism: Hybrid Reg imes aft 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5.而政党则被打造成依附于政治精英的竞选工具，不可能体现真正的民意。相关研究表明，在混合或半威权体制下，寡头们往往大范围使用非正式和非法手段来影响政治决策过程，以确保其寻租机会，进而滋生了寡头政治。③Joel S.Hellman, Geraint Jones, Daniel Kaufmann, “Seize the State, Seize the Day: State Capture and Influe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ournal of Co mparative Economics, 2003, Vol.31, No.4, pp.751-773.就乌克兰的政治现实而言，寡头不仅掌握了国家经济资源，还组建了政党，通过亲自担任或“俘获”政府官员及最高拉达议员等方式，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从而使“竞争性威权主义”体系更趋向寡头化。

库奇马担任总统期间，乌克兰寡头政治体系得以确立，并表现出非常强的韧性。寡头企业不仅控制了主要的经济部门和大众传媒，而且组建了政党，从而更直接地干预国家决策，甚至操控“国家治理”。“橙色革命”和“广场革命”引发了寡头结构的洗牌，但寡头政治本身却没有改变，寡头的代表仍然对乌克兰政治和经济有着重要影响，从而对国家治理和发展形成掣肘。

（一）寡头政治与腐败问题直接相关

寡头政治是乌克兰国家治理和政治转型过程的核心特征之一，也是腐败难除的根本原因。作为典型的寡头国家，寡头圈子往往可以决定国家利益，权力寻租被视为寡头集团与当权者之间“普遍而正常”的交易，腐败借此深入乌克兰政治的肌体。“国家在这个新资本主义机遇不断涌现、未经改革的体系中给予恩惠，但实际上却是在分配租金。”①James Dean, “Ukraine: Europe’s Forgotten Economy”, Challenge, 2000, Vol.43, No.6, pp. 93-108.按照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估算，乌克兰亿万富翁的财富当中，只有10%来自不受寻租主导的经济领域。②James Dean, “The countries where politically connected businessmen are most likely to prosper”, The Economist, 2014, Vol.410, No.8878, pp.57-58.显然，乌克兰要摆脱腐败的困扰，就必须打破寡头与政府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但这一进程面临诸多挑战，过程也几经周折。

在“橙色革命”期间，尤先科曾承诺打击寡头，季莫申科也宣誓一定要把权力和资本这对连体双胞胎婴儿剥离开。然而最终导致了这样的事实——寡头们转而拥护亚努科维奇，卷土重来，乌克兰的寡头政治达到了顶峰。在“广场革命”中，地区党寡头们抛弃了困境中的亚努科维奇，支持独立广场活动，与前政权撇清关系，再次全身而退，得以继续经营和享受自己庞大的商业帝国和财富。寡头们依然遵循寻租优先于国家利益的观念。前总统波罗申科在巴拿马设立离岸账户的丑闻，以及陷入多起腐败与走私案件，都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结果，乌克兰成为欧洲最腐败的国家，自独立以来大抵如此。基于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提供的2001-2019 年腐败指标数据，乌克兰平均只有26 分（满分100，分数越高腐败程度越低，全球平均水平约43 分），最低的是2001 年的21 分，最高的是2018 年的32 分，2014-2019 年（广场革命后）分别为26 分、27 分、29 分、30 分、32 分、30 分，每年都位于严重腐败国家之列。③“Ukraine: Corruption perceptions -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https://www.theglobaleco nomy.com/Ukraine/transparency_corruption/美国参议院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又名美国赫尔辛基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解释了乌克兰腐败猖獗的问题：寡头的韧性和影响力，是腐败难以去除的根本原因；寡头们占领了国家，驱逐了不腐败的政党，并在争夺乌克兰财富的斗争中相互竞争；寡头们与其说是商人，不如说是经纪人，他们把政治和个人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国家支持的垄断；如果说在2013 年的时候，认为政府无法解决腐败问题的选民有80%，那么到了2017 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86%。①Хельсин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США: Олигархи захватили Украину. 18 октября 2017г. https:// ukraina.ru/news/20171018/1019394452.html

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曾因腐败问题而拒绝向乌克兰提供贷款援助。“广场革命”后，乌克兰启动了调查腐败的计划，包括建立乌克兰国家反腐局（НАБУ）。然而，在起诉腐败个人以及追回被盗国家资产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重要成果。乌克兰经济及新兴市场长期观察员蒂姆•阿什（Tim Ash）失望地指出：“令人沮丧的是，助力乌克兰改革以及打破寡头掠夺、寻租循环的努力基本失败了。乌克兰独立25 年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至仅2000 美元，是该地区的最低水平。”②Taras Kuzio, “Analysis of Current Events: Structural Impediments to Reforms in Ukraine”, Demokratizatsiya, 2016, Vol.24, No.2, pp.131-13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乌克兰目前的生活水平仅为欧盟平均水平的20%，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和寡头经济的腐败；虽然建立了新的反腐败机构，但并没有产生“切实的结果”。③Украине не дали денег из-за олигархов и повальной коррупции. 27 сентября 2019г. https://lenta.ru/news/2019/09/27/no_money_for_ukraine/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2020 年11 月），在评估泽连斯基就职一年来取得的成果时，只有26%的受访者认为他成功地减少了官员的腐败，66%的受访者认为他没有成功；16%的受访者认为总统成功地追究了前政府官员的腐败责任，73%的受访者认为没有。④Лидер Зеленский и неожиданный кандидат: кого украинцы поддержали бы на выборах. 27 ноября 2020. https://24tv.ua/ru/skolko-ukraincev-progolosovali-by-za-zelenskog o-sejchas-rejting_n1326118所以，很难回答乌克兰何时能战胜腐败，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寡头资本统治国家，这一目标就难以达成。

（二）市场导向和民主改革受阻

在乌克兰寡头政治之下，为促进自己的商业利益，寡头与政治精英建立起了非正式网络，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利益关系，阻碍了市场导向和民主改革。关键经济部门的垄断限制了竞争，是乌克兰投资环境不佳的原因之一。大多数政治力量依赖大企业，这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引导政府的是提供资助的寡头之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这往往导致乌克兰国家预算的巨额损失。在库奇马执政时期，乌克兰政坛的寡头们形成了所谓的集团区域网络，将经济和政治行为体联合起来。在寡头非正式网络和政治之间，当权者支持寡头经济利益而获得的回报，就是选举支持和利益输送。亚努科维奇得以长期在乌克兰政坛呼风唤雨，主要依靠艾哈迈托夫等顿涅茨克网络大寡头的支持，而后者也借此掌握了国家绝大部分的煤炭和电力能源企业。国家执法者利用他们对税务警察或消防检查等监管机构的控制，对特定企业施加压力，同时忽视另一部分企业的不当行为。寡头们经常操纵政治决策过程，以保持和扩大寻租的机会，明显阻碍了私有化拍卖。例如，20 世纪90 年代末，在乌克兰的私有化改革中，寡头们就曾阻碍了17 项能源贸易、18 项国家采购、19项国家援助等方面的改革。①Keith Darden, “The Integrity of Corrupt States: Graft as an Informal State Institution”, Politics & Society, 2008, Vol.36, No.1, pp.35-60.在与波罗申科的争斗中，科洛莫伊斯基就曾联合了70%以上代表的执政联盟，导致一项与自己利益冲突的法律议案未获通过（据报道，一张议员代表的选票价值1 万美元）。②Heiko Pleines, “Oligarchs and Politics in Ukraine”, Demokratizatsiya, 2016, Vol.24, No.1 pp.105-127.

寡头们不仅从与政治精英的联系中获利，也受到这些精英的勒索，要对后者提供资金及选举支持。尤其是在竞选活动中。乌克兰寡头除选择正式的政治职位和议会席位外，一些大寡头还控制媒体控股公司，为他们提供在政治问题上影响公众舆论的机会。在乌克兰，媒体是左右政治舆论的重要工具，在总统大选和政治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寡头经常通过控制传媒机构来影响舆论和政治活动。由于乌克兰消费者和广告商的需求，不足以让大型媒体公司盈利，所以规模较大的媒体公司基本都被大寡头所掌控。③艾哈迈托夫控制着电视频道“乌克兰”、广播电台“柳克斯”、出版集团“今日”和《顿涅茨克晚报》。平丘克拥有6 个电视频道和乌克兰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事实与评论》。科洛莫伊斯基是“1+1”电视台的幕后老板，这是乌克兰最大的私人电视台之一，他还拥有《主编》《基辅报》《UNIAN 通讯》等出版物。波罗申科是乌克兰第五电视频道和《记者》杂志的老板之一。在库奇马和亚努科维奇时期，政治反对派很难得到大众媒体的帮助。而随着拥有媒体的寡头改变立场或两头下注，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电视是乌克兰的主要新闻媒介之一，近80%的乌克兰公民选择电视新闻作为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其中，51 岁以上的受访者占到91%，36-50 岁之间的占比为75%，18-35岁的年轻人（更信任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年龄段）占比也达到了60%。①Почти 80% украинцев основным источником информации выбирают телевидение. 22 мая 2018г. http://nikvesti.com/articles/131237由于选择的有限性，很大一部分电视观众只能观看寡头们控制的电视台新闻节目。对于乌克兰寡头来说，媒体是塑造公众舆论的强大工具。媒体所有权的主要政治价值，就是能够支持特定政客的竞选活动，和营造自己所希望的舆论环境。例如，作为泽连斯基竞选造势的主场，科洛莫伊斯基旗下的“1+1”电视台在大选前夕，特意播放了关于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纪录片，这里的里根是由泽连斯基配音的，显然是一种直接的“暗示”。另外，泽连斯基参加的娱乐秀节目，也在大选前一天滚动播放。

至此，寡头们为保留和扩大寻租机会，助长了政治“暗箱”操作，从而严重损害了乌克兰代议民主制度。库奇马和亚努科维奇执政时期的乌克兰全球治理指标，都为负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先科执政时期和“广场革命”之后，民主质量虽有所提高（部分指标由负转正），但乌克兰仍被归为部分自由国家，公民社会建设任重道远。②Heiko Pleines, “Oligarchs and Politics in Ukraine”, Demokratizatsiya, 2016, Vol.24, No.1 pp.105-127.

（三）寡头利益博弈引发政局动荡

在威权政治体制中，寡头对政治体制通常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新的统治者掌权，政治游戏规则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促使寡头调整政治策略。政治权力集团的突然变化，也会导致寡头的构成发生变化，一些人与新统治者发生争执，或者新商人通过与新统治者的关系被提升为寡头。独立后，乌克兰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几次重大变化，寡头在其中并不是政治权力的掮客，而是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乌克兰独立以来的每一次总统更迭，都带来了宪法秩序的巨大变化，背后则是寡头之间的利益博弈。同时，乌克兰寡头精英政治的过度发展，直接导致中下层选民的政治边缘化，他们或者远离政治和投票，或者通过极端政治活动表达不满。③张弘：“政党政治与乌克兰政治稳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27日。

1996 年，库奇马推动通过了乌克兰独立以来的首部宪法，确立了总统议会制（半总统制）：总统是国家最高元首，内阁向总统负责，立法权归最高拉达。依靠寡头的支持，库奇马建立了一个竞争性威权主义政权，支持总统的力量在议会选举中成功获得多数席位，并获得了对媒体的非正式控制。议会反黑手党组织领导人格里戈里•奥梅利琴科（Григорий Омельченко）称“乌克兰是黑手党国家”。甚至库奇马总统在议会的代表也承认：“是领导者个人在系统地组织乌克兰政治。他们今天的活动影响了所领导组织的地位……因此，所有乌克兰政党、社会组织甚至国家机构都不过是装饰品，真正的政治是由十几个习惯于幕后交易之人的利益决定的。”①Николай Вавилов. Президент Украины вступил в схватку с олигархами. 6 декабря 2000г. https://www.ng. ru/cis/2000-12-06/1_oligarh.html对此，同样得到寡头支持的、以尤先科和季莫申科为首的政治反对派，把寡头视为库奇马腐败和违规夺权的象征，要求政商分离并起诉寡头，发动了50 万人上街的“橙色革命”，并夺权成功。相应地，乌克兰修改了宪法，实行议会总统制，总统权力被削弱。

在尤先科担任总统期间，寡头干政仍然是乌克兰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突出体现在各方代理人在议会的激烈争夺，特别是在亚努科维奇和季莫申科之间，背后依然是寡头势力。②Николай Томенко.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создается «совет олигархов Украины». 21 октября 2005г. http://agrinews.com.ua/show/90059.html尽管经营上面临困境，但大寡头们仍在2010年大选中一掷千金。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大寡头开始两边下注。依靠顿涅茨克网络寡头的支持，亚努科维奇在赢得大选后，乌克兰重新回归总统议会制。亚努科维奇是超级寡头，在他之下是传统寡头，他们不得不与亚努科维奇家族分享利润。亚努科维奇通过政治支持来建立具有裙带关系的“家族”寡头集团，这对该集团之外的寡头地位和利益形成了挑战和挤压。作为地区党和亚努科维奇的主要支持者，艾哈迈托夫也对总统“家族”势力迅速扩张感到不满，并在独立广场事件后抛弃了亚努科维奇。

亚努科维奇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但政治反复仍在上演。2004 年的宪法得以恢复，乌克兰再次回归议会总统制，代议机构的作用得到强化。艾哈迈托夫极力在基辅当局和东部谋求独立的地区之间协调，既是为保护自己在顿巴斯的利益，也是在向新掌权者表示忠心。事实是，尽管亚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但寡头们仍然是乌克兰政治的守护人。

（四）国家治理能力的匮乏与困境

独立以来的政治历史发展显示，乌克兰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方面一直存在国家治理能力匮乏的问题。国家权力集中在少数寡头手中，权力与资本高度融合，寡头政治成为国家治理模式，法律和立法权受到限制。乌克兰寡头集团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保持着自身的垄断地位，他们本质上不是政治家或商人，而是掌握资本的人，这是国家治理困境和动荡的根源。这主要是由寡头政治下的乌克兰缺乏社会资本和国家被食利者控制所决定的。一方面，乌克兰的政治精英相互缺乏信任，不仅是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同一政治力量内部也是如此。在这种气氛下，处理政治问题的强烈倾向更多是影响国内权力平衡，而不是促进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乌克兰政治摩擦的主要根源仍然是利益和权力，而不是思想和政策选择。由此，寻租被理解为利用政治职位谋取个人的物质利益，这已经成为乌克兰体制中十分普遍的现象。这样，主要的精英们经常互相怀疑对方无情地利用政治职务，来促进自己的商业利益，因此他们断定自己别无选择，也只能这样做。①Tor Bukkvoll, “East or West? Ukraine’s Quandary”, Global Dialogue, 2009, Vol.11, pp. 23-32.这种低社会资本和寻租行为相结合，导致难以形成共识和有效决策，从而降低了乌克兰国家对内、外部冲击作出适当政策反应的能力。乌克兰寡头在对外关系上似乎也没有一个连贯的战略，出于个人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往往对乌克兰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当大企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寡头们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游说，而且通常情况下是成功的。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乌克兰独立以来的政治体制和外交政策一直处于摇摆之中。②葛汉文：“冷战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思想”，《俄罗斯研究》，2013 年第5 期。

乌克兰长期面临着系统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体制弱点和内部分歧，而这些分歧是由乌克兰社会各部分和它们各自依赖的东部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竞争导致的。③Tatyana Malyarenko, Stefan Wolff, “The logic of competitive influence-seeking: Russia, Ukraine, and the conflict in Donbas”, Post-Soviet Affairs, 2018, Vol.34, No.4, pp.191-212.结果是，国家错失了发展机遇，广大民众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寡头依然沉迷于财富和权力的博弈。在乌克兰，精英阶层正在重建卡尔•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亦即将大多数人置于贫困线以下，剥夺他们的权利和经济机会。①Karina V. Korostelina, “Ukraine Twenty Years after Independence: Concept Models of the Society”,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3, Vol.46, No.1, pp.53-64.在乌克兰寡头成为《福布斯》常客的同时，公共债务却使乌克兰成为一个没有未来的国家。到2012 年，乌克兰国家转型已经整整20 年，而实际GDP总量和人均GDP分别仅相当于1990 年的70%和80%；截至“广场革命”爆发前的2013 年底，乌克兰仅外债总额就高达1400 亿美元，占到GDP的80%，而短期债务达650 亿美元，是外汇储备的4 倍，国家实际上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②Динамика ВВП Украины с 1990 по 2019 годы. https://seosait.com/dinamika-vvp-ukrain y-s-2002-po-2016-gody/“广场革命”后，乌克兰经济再暴跌1/5，通胀率在2015 年甚至达到43.3%的灾难性水平（2016 年通胀率为12.4%，2017 年增至13.7%，2018 年降为9.8%）③“2018 年乌克兰通货膨胀放缓至9.8%”，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官网，2019年1 月15 日，http://u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1/20190102827118.html，失业率达到11%（这只是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方法来统计的，还没有算上隐性失业）。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8 年乌克兰经济比1991 年降低了1/3，而在此期间世界经济增长了2.5 倍。④Пять лет после Евромайда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тоги. https://ukraina.ru/exclusive/2018 1121/1021817148.html大量的失业人群被“饥饿情绪”感染，他们很容易被动员起来，而动员工具就掌握在寡头手中。但是，即使在国家极端贫穷之时，乌克兰仍有3.5 万个百万富翁和大约25 个亿万富翁。经历了20 多年的发展，乌克兰最富有和最贫穷人口之间比例仍达1：35，而欧洲这一数字为1：6，俄罗斯是1：15（正式）和1：20（非正式）。⑤Константин Курылев. Олигархические кланы Украины: анатомия истории. http:// www.iarex.ru/articles/53440.html乌克兰人期待的欧洲生活标准、养老金、工资和机会并没有出现，反而是自身经济仍在困境中挣扎。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度过了因货币贬值和经济萎缩而导致的财产缩水阶段后，寡头们又重新展开了对国家剩余财产的争夺。

（五）寡头干政仍在乌克兰持续

以倡导民粹主义起家的泽连斯基，迎合了民众对寡头集团的憎恨心理，多次表示要清除寡头对政治的干预，声称自己不是寡头手中的工具。在总统竞选辩论中，泽连斯基曾说道：“我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普通人，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打破这个现有体系。”①Зеленский заявил, что идет на выборы, чтобы сломать существующую систему. 20 апреля 2019г. 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6355562就任总统后，泽连斯基马上解除了70 多个地区行政长官的职务，其中包括15 个州（乌克兰共有24 个州）的州长，以及国家安全局的两名副局长。相应地，控制着国家重要基础设施、能源及重工业领域的寡头们，开始在政治上保持低调，转而积极赞助公益活动。②«Инвестиции в Зеленского»: как олигархи борются за Украину. 25 сентября 2019г. https://www.gazeta.ru/business/2019/09/25/12670705.html同时，泽连斯基表示已与寡头达成协议，后者愿意投资支持乌克兰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发展。平丘克同意为24 名被俄罗斯拘留的乌克兰水手购买公寓。艾哈迈托夫准备投资建设医院及顿巴斯的道路和基础设施，为农村医院购买200 辆救护车。③Зеленский заявил, что украинские олигархи согласились помочь стране. 20 июня 2019г. https://ria.ru/20190620/1555751021.html2019 年9 月5 日，泽连斯基总统在乌克兰最高反腐法院成立仪式上强调，该法院的任务是在惩罚腐败官员的同时，保护国家、社会和投资人的权益。④В Украине наконец заработал Высший антикоррупционный суд: На открытии выступ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Зеленский. 5 сентября 2019г. https://ua-reporter.com/news/v-ukraine- nakonec-zarabotal-vysshiy-antikorrupcionnyy-sud-na-otkrytii-vystupil-prezident

然而，事态的发展很快偏离了泽连斯基的预期，反对派抓住“录音门”事件⑤2019 年12 月16 日，在内阁经济和金融部门负责人研讨会上，总理贡恰鲁克（Алексей Гончарук）抨击泽连斯基不懂经济运行。录音流出后，乌克兰舆论哗然。，使泽连斯基最终在总理人选上让步。2020 年以来，在泽连斯基提拔的官员中，亚努科维奇、季莫申科与波罗申科时期的高官重新进入内阁。同时，新冠疫情使得泽连斯基被迫向寡头求援。2020 年3 月16 日，在抗击新冠疫情的会议上，曾誓言要取缔寡头政治的泽连斯基总统要求寡头们捐款4.5 亿-5 亿美元，以创建一项独立基金用于对抗疫情，寡头们也承诺将向国家提供所有必要的支持。对此，泽连斯基在ICTV电视台的《言论自由》节目中说：“我对他们（指寡头们）非常坦率，我说这个国家喂你们吃了很长时间，现在是你们帮助这个国家的时候了。”⑥Зеленский попросил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изнесменов выделить $500 млн на борьбу с коронавирусом.17 марта 2020г. https://tass.ru/ekonomika/7997727相应地，寡头们还被划分了抗疫责任区。①艾哈迈托夫的责任区有：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利沃夫州、顿涅茨克州、卢甘斯克州，再加上他有较大影响的城市，如克里沃洛格。科洛莫伊斯基的责任区是扎波罗热州。伊戈尔•帕利察（Игорь Палица）的责任区是沃伦州和捷尔诺波尔州。平丘克的责任区是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安德烈•维列夫斯基的责任区是波尔塔瓦州和基洛沃格勒州。科休克的责任区是文尼察州和切尔卡瑟州。斯塔夫尼采尔（Андрей Ставницер）的责任区是敖德萨州。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责任区是哈尔科夫州。参见Татьяна Ивженко. Олигархи пробуют спасти Украину//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6 марта 2020г.这反映了当局对寡头能力和在乌克兰影响力的认可，也可以被看作是寡头干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表明乌克兰想要摆脱这种体系绝非易事。此外，在新冠疫情之下，2020 年3 月初被任命的新总理丹尼斯•什梅加利（Денис Шмыгаль）领导的政府通过决议：自4 月15 日起对从俄罗斯进口的煤炭（无烟煤和炼焦煤除外）征收65%的特别关税。这被认为是政府的爱国倡议，而事实上直接为寡头带来了巨大利益。毕竟，艾哈迈托夫公司的煤炭开采量占乌克兰全国的80%，其热电厂的运转大部分使用自己的煤，发电量占到了乌克兰电力市场的绝大部分。而自俄罗斯进口的煤炭，价格仅为艾哈迈托夫的一半。因此，乌克兰的电力成本可能是欧洲最高的——超过德国和英国，更不用说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成本是欧洲的一半）。②Оттепели с Москвой Киеву не видать Александр Артищенко. 19 марта 2020г. https:// versia.ru/zhadnost-novogo-pokrovitelya-vladimira-zelenskogo-oligarxa-rinata-axmetova-mesh aet-naladit-otnosheniya-s-rossiej由此可以预见，艾哈迈托夫公司的利润将大幅增加。

相应地，《关于改善某些银行业监管机制的立法修正案》成为观察泽连斯基与寡头关系的重点。③2016 年12 月19 日，波罗申科政府宣布对乌克兰最大商业银行普里瓦特银行实行国有化。理由是该银行面临巨额资金缺口，濒于破产，有可能导致国内金融市场动荡。这不仅是关乎金融市场稳定的问题，也是寡头之间的争斗。2018 年初，乌克兰央行公布了委托Kroll 的调查结果，称该银行在国有化之前的至少10 年里，遭受了大规模、配合默契的欺诈。但该指控被博格留博夫和科洛莫伊斯基否认。2019 年4 月，前总统波罗申科对普里瓦特银行的国有化改造被法院裁定为非法，欧盟支持依据Kroll 报告进行起诉。2019 年11 月中旬，曾资助反俄武装的亿万富翁科洛莫伊斯基突然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表示与俄罗斯结盟是乌克兰的唯一选择。因为欧盟和北约永远不会接受乌克兰，而俄罗斯则希望与乌克兰重新结盟。科洛莫伊斯基的态度转变，似乎是不满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泽连斯基施压——向其追回从银行“窃取”的50 多亿美元（泽连斯基本人不承认）。这应该也有为总统改善乌俄关系探路的意味，因为泽连斯基同时表态，

希望在没有西方国家出席的情况下，单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纽约时报》评论道，无论科洛莫伊斯基改变亲西方的态度有何动机，他对乌克兰政坛乃至现总统泽连斯基的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的。尽管科洛莫伊斯基否认与总统泽连斯基有“特殊关系”，但他同时表示自己有能力推动形成这种亲密关系。①Украинский миллиардер боролся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Теперь он готов принять ее в свои объятия. 14 ноября 2019г. https://inosmi.ru/politic/20191114/246225879.html2020 年5 月13 日，乌克兰最高拉达二读通过了银行业法案，禁止将国有化银行返还给原来的所有者，并禁止已破产银行返回市场。总统泽连斯基亲自来到议会，提醒议员对国家和选民的责任，希望议员们支持这项旨在保护乌克兰经济的法案。②Игорь Коломойский теряет «Приват». Верховная рада принял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законопроект». 13 мая 2020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4343254事实是，基辅正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讨论一项为期一年半的贷款计划，以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响，而该银行监管法案的通过是必要前提。③Рада приняла закон о запрете возвращения Приватбанка Коломойскому. 13 мая 2020г. https://ria.ru/20200513/1571374532.html有金融观察家警告说，法案的通过并不是对寡头的最终胜利，要不是这场新冠疫情危机和政府收入大幅下降，乌克兰当局永远不会与科洛莫伊斯基发生冲突。④Игорь Коломойский теряет «Приват».但科洛莫伊斯基的目标仍然是夺回对私人银行的控制权，当危机过去后，他仍可能会通过使用宪法法院来扭转局面。2020 年5 月20 日，在执政一周年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总统表示，为了让乌克兰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得到钱，该银行法案是必须通过的。同时，泽连斯基声称，他想与寡头建立“建设性和非游说关系”，并在面对某些金融集团时，给予反垄断委员会充分的独立性。他说：“我不是他们的说客，我和他们的关系应该很简单。我准备保护就业和保护乌克兰人，为他们的企业工作。”⑤Зеленский заявил, что олигархи не могут надавить на него, и пошутил о СМИ. 20 мая 2020г. https://www.pravda.com.ua/rus/news/2020/05/20/7252419/但他也无奈地指出，在乌克兰，很难找到一个不受某些寡头圈子影响的专业人士，“我找不到很多既专业又干净的人。”⑥Зеленский дал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ю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вого года работы на посту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краины. 20 мая 2020г. 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8521877实际情况是，寡头仍然控制着媒体，并利用各种策略来干涉政治：自己领导或资助政党，或站在幕后，控制相当数量的议会议员，保持对乌克兰政治进程的影响。

（六）《联系国协议》的影响

2016 年1 月1 日，乌克兰与欧盟自由贸易区协定（DCFTA）正式生效。2017 年9 月1 日，乌克兰与欧盟《联系国协议》生效。2019 年2 月，乌克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国家基本方针。修正案生效后，乌克兰总统、最高拉达和内阁，都必须按照与欧盟和北约一体化的固定路线采取行动，改革进程必须符相关标准。

《联系国协议》取代了以前的合作框架（例如“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东部伙伴关系”），成为乌克兰和欧盟发展更深的政治联系、更强的经济关系和共同价值观的主要工具。乌欧《联系国协议》文件有1000 余页，要求乌克兰按照欧洲标准进行改革，涉及人权、安全、军控和消除贸易壁垒。①Соглашение об ассоциации между ЕС и Украиной. https://meget.kiev.ua/soglasheniye- es-ukraina/协议为双方在外交和安全政策、司法、自由和安全（包括移民）、科学与技术、教育、信息、税收和公共财政管理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新动力。欧盟以《联系国协议》为主要工具，全面介入乌克兰内部事务，还要求乌方就协议执行情况每年报告一次。作为《联系国协议》的一部分，自由贸易区协定有利于改善乌克兰的整体商业环境，包括遏制腐败。欧盟尤其重视乌克兰中小企业与欧盟规则的接轨。为帮助乌克兰小企业成长，欧盟利用DCFTA提供的机会，将其纳入自己的“中小企业旗舰计划”。②“中小企业旗舰计划”是欧盟实施的一项广泛的区域倡议，旨在为东部伙伴关系中的中小企业提供支持，以应对阻碍它们充分发挥潜力的挑战。在这项计划框架下，欧盟委员会联合欧洲投资银行(EIB)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为乌克兰建立了“中小企业DCFTA基金”③“中小企业DCFTA 基金”是中小企业旗舰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针对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等国的中小企业。“The DCFTA Facilities for SMEs”, 21 May, 2015.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MEMO_15_5013。为中小企业创造有利的运营环境，不仅有利于增强经济活力和维护社会稳定，更有利于打破寡头垄断和减少寻租行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加快与欧盟深化合作，泽连斯基政府计划将至少80%的欧盟法案纳入乌克兰法律。④Украина решила для начала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интегрироваться в Е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15 октября 2019. https://regnum.ru/news/polit/2748841.html欧盟与乌克兰达成的《联系国协议》，将迫使后者的统治精英改变短期寻租前景，进行痛苦的、不受欢迎的改革。

四、结语

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乌克兰政治局势动荡不定，政治体制在总统议会制与议会总统制之间不断摆动，而寡头干政是其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寡头政治作为乌克兰精英政治的一部分，是非正式的，也是国家寡头化的过程，它不仅是危机的原因，更是危机的结果。寡头们推动的是一种允许他们通过不定期干预政治来保护自己财富的政治制度。在库奇马当政时期，伴随着私有化的高速推进，乌克兰的未来寡头们迅速聚敛起个人财富，并很快与权力融合而形成寡头政治。尽管反对寡头政治成为发动“橙色革命”的核心诉求之一，但尤先科担任总统期间，寡头干政仍然是乌克兰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亚努科维奇本人就具有深厚的寡头背景，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寡头在乌克兰经济、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广场革命”后，尽管亚努科维奇被逼出走俄罗斯，但寡头们仍担任了重要的政治职务。波罗申科本身就是寡头出身，而新总统泽连斯基能够当选也是依靠寡头的强大支持。

在乌克兰，伴随独立而来的是计划经济的瞬间崩溃，代之以巨额租金的形式，为私人盈利创造了机会。一些通过控制国内价格或是利用政治关系低买高卖，或是以补贴汇率形式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和石油获利的人，成为可以操控乌克兰政府的各种寡头，致使政府与企业之间纠缠不清，陷入一种相互获取不当利益的恶性循环。乌克兰寡头不仅掌握国家的经济资源，还通过亲自担任或“俘获”政府官员及最高拉达议员等方式，进行权力寻租。库奇马的长期统治得到了寡头的支持，也使具有经济实力和对决策有影响力的寡头集团得以巩固。尽管这种情况在原苏联地区并不罕见，但与其他具有强大中央集权和威权色彩的后苏联政权不同，库奇马的领导层还是给反对派力量和民间社会的动员留有一定的空间。①María Raquel Freire, “Ukraine’s Multi-vectorial Foreign Policy: Looking West while not Overlooking Its Eastern Neighbour”, UNISCI Discussion Papers, 2009, No.20, https://www. ucm.es/data/cont/media/www/pag-72509/UNISCI%20DP%2020-%20FREIRE.pdf这也是“橙色革命”和“广场革命”能够连续上演的重要原因，而不仅仅是国家政治文化分裂的表现。同时，处于生存困境中的广大民众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表达意愿，很难影响政府决策。于是，更多的人选择用街头政治的方式表达诉求。但所谓的革命并没有改变乌克兰寡头政治的实质。亚努科维奇和波罗申科的上台有赖于寡头的支持或本身就是寡头，而新总统泽连斯基的背后是科洛莫伊斯基。乌克兰的寡头政治体制并没有实质性地受到政治权力变迁的影响，改变的只是哪个寡头集团对政权的影响力更大而已。

寡头们已经深深融入乌克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之中。乌克兰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剔除寡头影响。乌克兰需要降低寡头无所不在的影响，否则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凝聚力就无从谈起。新总统泽连斯基主张通过公平规则，渐进、理性地解决乌克兰寡头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但乌克兰的政治、经济发展又表明，依靠内部的改革和革命已经难以彻底剔除寡头的影响。乌克兰的寡头干政已经成了一种持久的现象，无论是“橙色革命”还是“广场革命”，政府与寡头之间密切联系的性质，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广场革命”后，随着乌克兰与欧盟快速走近，为借助外力倒逼内部改革、为乌克兰摆脱寡头政治，提供了可能的前景。通过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乌克兰政治与经济改革被纳入了欧盟的标准和轨道。但乌克兰所面临的市场和地缘政治风险、国内政治阻力也是显而易见的，打破寡头政治体系是一项长期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