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忆石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如何通过揭示其理论内涵和相关内容，认识它在哪些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所产生过作用？如何通过分析其理论局限，看到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列宁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辨析，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多维视阈。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饱含革命元素

理论源自现实又反映现实。

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形成的”[1]46，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既非精神的驱使亦非观念的使然，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理论反映。

列宁指出，李嘉图地租理论，就是那看似特别完整地保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却被资本彻底摧毁了的土地所有制之果。尽管这一让欧洲大陆人们“惊恐万状”的经济制度，因其完全不顾定居的居民，而将他们悉数赶走；完全不顾原有的乡村，而将其夷为平地；完全不顾农业建筑物，而将其全部拆毁；完全不顾原有的农业种类，而将其变为单一的牧场；根本不采用传统生产条件，而只是采用符合资本要求的生产形式……总之，村落的位置乃至村落本身，农民的住宅乃至农业人口本身，历来的经济中心乃至经济本身，都被“无情地一扫而光”，充满血腥与野蛮。但是，它的产生又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即自15世纪以来，在英国逐渐形成的资本造成的。这种状况，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改变和发展传统土地所有制的唯一条件。所以，正是英国的“条件”，为现代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诞生奠定了客观基础：“英国的条件是现代土地所有制，即被资本主义生产改变了的土地所有制得到最完美发展的唯一条件。在这点上，英国的理论(即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对于近代的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种经典的理论”。[2]

列宁十分赞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即它关于劳动决定产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制之间自由交换的观点，认为这一理论为近代资产阶级打破封建制度的特权、不平等、不自由，建立权利的公平和谋求思想的自由，为资本主义社会大厦，为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哲学等意识形态，奠定了现实基础。

古典政治经济学既是近代英国最发达的经济理论形式，也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一种经典理论，由此，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在标志了“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3]239的同时，也表明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内蕴的丰富革命要素。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来源

列宁认为，古典经济学不仅是近代英国最发达的经济理论形式，而且无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还是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形成，都产生过影响、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一)为马克思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是剩余价值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生产过程引入经济学领域，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提出了富有科学价值的“劳动价值论”，发现了价值规律。不仅如此，古典政治经济学还在此基础上，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个范畴，考察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例如，斯密将价值视为一般社会劳动，将工人所创价值的扣除部分，视为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利润。李嘉图则在斯密的理论基础上，进而论证了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理论，并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阐释了工资与利润、利润与地租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而进一步探讨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

马克思高度肯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指出“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4]，承认“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5]19。同时，马克思又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的剩余价值论中，存在着劳动价值论与生产价格论、价值规律说与利润来源说的矛盾，它混淆了劳动价值与劳动力价值，因而不仅其劳动价值论不彻底，而且在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上含混不清。

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雇佣工人的劳动，除了生产出维持自身劳动力的价值，还创造了超过自身劳动力的价值。这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它体现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列宁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扬弃关系，他指出了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彻底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证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1]46，即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因为马克思通过其鸿篇巨制《资本论》，揭示了资本所表明的一个基本事实：“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雇佣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土地、工厂和劳动工具的占有者。工人用工作日的一部分来抵偿维持本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开支(工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则是无报酬地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1]46

可见，马克思创立的新经济理论，离不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巨人之肩。

(二)为马克思政治学说的诞生提供了现实依据

马克思政治学说的基本内容之一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社会政治现象都具有阶级性，它源于社会经济关系，并由此形成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一矛盾和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但马克思指出，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存在，并对各个阶级做出经济上的分析，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功劳。

对此，列宁认为，处于上升阶段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不仅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还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承认和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工人、资产者、土地所有者三大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经济现实昭然若揭地向我们表明，社会划分为阶级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一问世就注意去说明这种阶级的划分。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条道路上跨出了许多步，而马克思更向前跨进了一步。”[6]

列宁指出，正是古典经济学敢于承认劳动创造价值，敢于直面资本家阶级、土地所有制者对工人剥削的理论勇气，才为揭示物化资本背后隐含的人本异化，为马克思不是止步于“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走向由这种经济关系导致的社会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的理论深处，提供了入境路径。所以列宁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解决而各种各样研究‘分配’”和‘消费’的专家也丝毫没有向前推进一步的问题，由正是直接继承古典学派并对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生产作了彻底分析的那个理论解决了。”[7]46因为正是马克思，在“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46，而这种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换言之，马克思政治学说形成的背后，同样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身影。

(三)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开启了考察视阈

近代以来的哲学家们，在高扬人的地位、价值、尊严和权利中，对“历史之谜”的思考视角，转向了作为主体的人。然而，他们最终又不约而同地将这一“历史之谜”的谜底，置放于人的精神领地：或如法国唯物论在解释“环境与人的关系”、空想社会主义在回答财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根源时，皆得出了终究由人的本性所决定；或如费尔巴哈论证历史变迁的原因时，最终归结为人的本质；或如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对财产关系的界说，终究推导为人的欲望；或如德国古典哲学对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阐发，最终落脚于人的理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因劳动价值论的创立，揭示了不是资本而是劳动，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不是物化的财富而是人的劳动活动，才创造了现代文明，从而同样将探讨的目标转向了人。但是，与既往哲学家们的探究方向相异，它在将财富、物质文明的本质，从外在于人的物和资本，转移到人的同时，其转向领域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主体，他们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即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唯物史观之所以被称为历史观上的革命，在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实现了从“心”到“物”的转变，即由两千多年来，思想家们往往单纯从抽象的主体——人、人性、人的本质，转向到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去探讨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基础、本质、动力和规律。而马克思实现这一“转变”的理论基础，则是对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作了认真研究、系统分析和详尽论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对此，列宁指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考察的基础上，“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从商品经济的最初萌芽，从简单的交换一直到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到大生产。”[1]47可见，正是古典经济学将研究视阈瞄准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入手，考察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才启发了马克思，并为他从历史观的角度，认识人、人的本性、人的本质等问题的客观基础、人的本质的丰富内涵和基本特质、它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表征，以及为何同样是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环境中，却具有各异的人性、人的本质等问题，提供了探讨的基本方向和具体视阈。

正是基于这一从“副本”(哲学)向“原本”(经济学)的研究转向，马克思才最终得出了“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8]，这一唯物史观的最基本观点。

因此，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探讨领域不在哲学，但它对马克思形成唯物主义的哲学历史观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

(四)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提供了借鉴形式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马克思用何种方法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时，面临着两种基本方法的选择：形而上学的方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前者具有隔断事物之间联系的孤立片面性，后者又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形式，“黑格尔的方法以其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能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9]这就需要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成唯物辩证法。

然而，这种方法论的“改造”，不是在思辨领域能够实现的，它必须置于现实的实证科学的基础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具有这一研究特质。换言之，哲学研究需要吸取经济学研究的一些基本方法。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抽象研究法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而马克思成功地将黑格尔的抽象思辨的研究方法，改造为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其中不乏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和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认识的对象总是表现为某种发展过程的结果，即由各个方面、各个部分结合而成的整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就是将反映资本主义现实的概念、范畴的推移和转化，看成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管理制度的建设能为管理机构职能发挥提供保障。高职院校现行的校企合作管理制度一般不包含校友工作，同时校友工作管理制度也不包含校企合作，这对于校友与校企合作工作的耦合是一种制度障碍。针对此方面，一些院校进行了一些探索。

马克思指出，17世纪的经济学家们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时，从生动的整体，如人口、民族、国家等开始，得出了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概念，如分工、货币、价值，他们走到这一步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们却没能达到对人口、国家、民族的完整认识。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只有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思维抽象，这一认识过程的第一步。

马克思肯定了18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10]。马克思认为，斯密、李嘉图等人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感性整体，在抽象出劳动、分工、需要、货币、交换价值、价值等有决定意义的概念后，又从简单的抽象，上升到国际交换、国际市场的一般关系。正是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对“从抽象到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才得以深刻地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联系，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获得思维具体的整体认识中，得出了一些科学见解。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在17世纪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已经实现了从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这一认识过程的第二步。

受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马克思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从“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社会最为简单、最为抽象的概念开始，到“货币”、到“资本”，再到“资本积累”，一个概念比一个概念的内涵更为丰富和具体。由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貌。同样，《资本论》全书的结构，也体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特征。第一卷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使得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更具体，揭示的内涵更深入全面。第三卷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将资本的生产和资本的流通，从统一角度分析，使探讨的经济概念，如价格、利润、利息、地租……都既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又揭示了作为一个复杂的具体事物的资本主义，其方方面面的内在关系，从而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深刻认识。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规律，即从分析商品的内在矛盾开始，揭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是自身矛盾运动之果；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即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揭示它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是总量变中部分质变，由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引起的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根本性质变；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即在分析资本运动的总公式中，揭示从货币到商品再到资本，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分离、再结合，都是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可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既是马克思对自己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概括，又是唯物辩证法的体现。

对此，列宁指出，《资本论》中的研究方法作为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不仅包括马克思“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11]，而且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抽象法。运用这一“科学抽象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从现实经济现象中寻求本质，运用演绎法，抽象出概念，并建立了理论体系。它为马克思在研究方法上，从哲学思辨视角走向经济学实证视阈，提供了启示并影响了马克思。但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发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的本质抽象与现象描述的二重性，所以，他在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矛盾后，结合黑格尔的辩证法，使抽象法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的特点，并运用于《资本论》的整个叙述论证中。

综上，在列宁眼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新兴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勇士，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时代言说，它从经验的、实证的方面，为马克思相关理论的提出，打开了思想通路。

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限度

列宁赞同马克思关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5]16理论产物的思想。因此，列宁在分析这一理论时，注重运用唯物的历史辩证法，即将它置于其所处的时代，分析其理论隐含的内在矛盾。通过分析，列宁认识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尽管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理论，但其理论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结合俄国的社会现实和当时流行俄国的经济学思潮，列宁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局限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关于地租观

在分析俄国“土地民主派”的空想性和改良性时，列宁揭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地租论的局限性。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中，运用劳动价值论于地租的研究，认为地租源于土地的占有，地租是为使用土地，而付给土地所有者的产品，它是农业经营者从利润中扣除，并付给土地所有者的部分，它同样是由劳动创造的。列宁高度肯定马克思在地租问题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和批判，认为“马克思不仅发现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同他的错误的土地肥力递减学说之间的联系，并且十分明确地揭示了李嘉图的错误”，因为“正是马克思使级差地租论摆脱了它同臭名远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一切联系”。[12]95

列宁指出，李嘉图虽然将劳动价值论运用于地租研究，从而正确揭示了地租的本质，但是，由于他的错误“就是把级差地租的形成规律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结合起来”[13] 96，并根据后一规律得出“在同一块土地上，利润似乎会递次减少”[13] 96的狭隘理解，而无视“对土地的不同投资产生不同的生产率这一事实，是形成级差地租的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12]95，从而不仅混淆了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垄断地租的区别，而且由于“这种理论从算术的角度来看待资本的耗费，忽视了一般经济条件”[13]97，也在否认绝对地租，即否认地租是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而缴给前者的、超过平均价值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的问题上，陷入了谬误。

(二)关于“国民收入说”

在批判当时在俄国流行的、企图以理想化的小生产去限制或抵制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浪漫主义”，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列宁分析和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国民收入说”。

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列宁指出，根据价值来自劳动的理论，各个产品的价值包括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然而，法国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和经济浪漫主义的理论代表西斯蒙第，却将国民收入分为工人部分和资本家部分，这是对斯密理论的抄袭甚至倒退。但即便斯密本人，也没能回答“由单个产品的总和组成的社会产品究竟怎样只由后面两部分组成”[14]121，即不能回答其中“不变资本”的去向问题。对此，斯密“断言这一部分只能在单个产品中独立存在”。而如果考察社会总产品，则不变资本就分解为工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额外资本)。斯密这种“抛掉每个产品的价值都包含着不变资本的部分”，因而不能将它“排除于任何一个社会生产领域之外”地对不变资本的“分解”，除了“任意妄为”，也回避了如何将“资本和收入这两个概念从单个产品直接搬到社会产品上去”[14]122，这一困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难题。

列宁指出，必须清楚，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而谈论两者的出发点，是把“社会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前者只能用于生产消费即“只能充作资本”，它完全为资本家所得；后者只能用于个人消费即“成为收入”，它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这样，“只有在产品由消费品构成时，即只是在社会生产的一个部类中，工人才能消费工资。资本家才能消费额外价值。他们不能‘消费’由生产资料构成的产品。”[14]123因此，不能只说工人的消费实现工资，资本家的消费实现额外价值。斯密的错误在于，未能从社会的观点考察单个产品，从社会产品中抛弃了不变资本，所以列宁认为“把社会生产只归结为个人消费完全是错误的”[14]124。

(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论”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和流通”问题。

列宁认为，斯密将商品的价格，进而将社会的全部年产品的总价格，只分为可变资本(工资)和额外价值，其把资本的不变部分从产品价格中排除掉的错误，与他错误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积累，也就是同错误地理解扩大生产即额外价值之转化为资本有关。[7]30-31正是由于斯密抛掉了不变资本，才导致他认为“所积累的即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额外价值完全是为生产工人所消费，就是说完全用作工资”。然而事实上，“积累的那部分额外价值是用做不变资本(生产工具、原料和辅助材料)加上工资的。”[7]30斯密的错误在于，混淆了产品的价值与新创造的价值的界限。

列宁强调，阐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无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民收入问题，还是对于理解资本积累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马克思正是纠正了斯密的上述两点错误(从产品价值中抛掉不变资本，把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混同起来)，才使马克思有可能建立起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实现的卓越理论。[7]32

在列宁看来，马克思实现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和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依据于两个原理：资本主义的产品，无论国家总产品和还是个别产品，都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额外资本等三个部分组成；将资本主义生产区分为用于生产消费的生产资料生产，用于个人消费物的生产即消费品生产。只有“把各种在社会经济过程中起着完全不同作用的产品加以区分”[7]34，才能理解资本家是“怎样使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的理论难题，才能真正抓住资本积累的关键，进而揭示资本的本质。

(四)关于资本积累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国民收入学说”和“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和流通”问题上的错误理论，导致了它在资本积累问题上，虽然区别了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从而为揭示资本剥削的本质，指明了致思路径，但又因为一些基本概念的混淆与误解，掩盖了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剥削的本质。

对此，列宁指出，“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分析是极其重要和新颖的。资本积累，就是把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不是用它来满足资本家的个人需要或嗜欲，而是把它投入新的生产。马克思指出，整个先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起)的一个错误就在于，它认为剩余价值在转化为资本时全部都用做可变资本。而事实上，剩余价值分为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15]

列宁揭示了斯密在资本积累问题上的局限，认为斯密在分析资本和资本积累时，秉承重农学派“利润是用于资本家消费的收入”观点，错误理解了“单个资本的积累”，认为“利润的积累部分完全用于工资”；在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时，陷入了从国民产品中去掉了不变资本(按照现代术语来说)，而在单个产品中又把它包括进去[14]143的矛盾中。斯密的错误在于：混淆了资本与收入、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界限，将资本的积累归于资本家个人的节俭和节欲；将商品的价格仅仅归于由工资和剩余价值构成，而抛掉了产品价值中包含的不变资本；将社会生产只归结为个人消费，而混淆了社会产品中的生产资料与消费品。而“一旦掌握了这个区分，一旦纠正了亚·斯密从社会产品中抛弃其不变部分(即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这一错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问题就很清楚了”[14]123。

列宁认为，李嘉图在分析资本的积累时，虽然因“断定生产本身为自己造成市场”，而本能地说明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本质，指出了积累是生产超过收入这一完全不容争辩的事实[14]125，从而较之斯密前进了一大步。但是，由于他将斯密的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区别，混同于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的区别，由于他没有提出，也没有解决社会资本同收入的关系以及产品实现的问题，因而李嘉图也未能在资本积累问题上纠正斯密的上述基本错误。[14]125

基于马克思相关理论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后，列宁得出了结论：资本发展的规律是不变资本的增长快于可变资本。因此，在积累与消费之间，“均衡”是偶然的，“不均衡”是必然的。而“个人消费品在资本主义生产总额中所占地位日益缩小”这一事实，“这也是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殊的社会结构的”。[14]126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上述观点，掩盖了资本不过是资本家将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用来购买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扩大生产规模，从而进一步无偿地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实质。

(五)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现实表现上，具有阶级狭隘性。

尽管列宁基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俄国真正的、实际的和不可避免的发展”[14]173这一现实，批判了西斯蒙第和俄国民粹派指责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遗忘了人”的小资产者“良心”[14]175，认为“感伤的西斯蒙第理论”较之“科学、‘客观的’李嘉图理论”[14]176，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倒退。然而，这并不意味列宁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目中无人”的肯定，更不表明列宁认同古典政治经济学以财富增长作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的价值正当性，对由此带来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肯定。

相反，列宁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其整套理论都在为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劳动力的自由买卖、生产的自由组织，以及自由竞争制造理论根据，因此，与马克思对“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16]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因其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它的阶级属性必然导致其理论，囿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从而在产生诸多理论矛盾中，体现出了阶级的局限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理论本质上，属于唯心史观。

列宁不仅通过揭示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纠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错误，还通过这种揭示，分析了它在哲学历史观上的局限性，揭示了其理论本质。

在列宁看来，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整个理论是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但是，由于它将“自由竞争”视为一种自然规律；将资本主义制度靠自由竞争维持这种自然秩序，视为源自人的自由本性；将这种自由本性，视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普遍的人性。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性为其理论基点和根本原则，论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而当它将这种基于人性的资产阶级自由，视为神圣的普遍的社会原则，将基于这种人性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人类永恒的社会状态时，它就在否定人性、人的本质的客观基础中，走向了历史观的唯心主义。

奔流不息的人类思想史长河中，每一朵浪花都既在见证时代特质中彰显其理论魅力，又因时代所限而难免其历史局限性。列宁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价值及其不足表明，全面认识和理解人类思想史之果，唯物辩证的历史方法，仍然不失为有效的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