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孝祥 余文博

TANG Xiao-xiang，YU Wen-bo

20 世纪初，随着日益频繁的中西文化交流，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引入中国。公园建设作为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凭借其美化环境，改善卫生，休闲娱乐的功能受到重视，逐步引起当时城市建设者、城市规划学者与普通民众的关注[1]。陈植先生将公园建设放在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位置：“都市公园为都市生活上之重要设施……公园不仅足以补助学生学校教育之不足，且无形中，熏陶市民道德，其功亦伟”[2]。莫朝豪先生积极引介西方的“田园城市”规划理论，他认为公园不但能“美化城市”，还能“令市民得到优美的境地以娱其身心，增加其健康”[3]。城市公园建设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广州便是公园建设历程中的代表。到1930年，广州市政公园面积达206.89 hm2，人均公园面积约2.6 m2，在全国各都市居首位[4]。

广州近代城市公园诞生于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其设计思路一方面来源于对西方公园设计思想的吸纳整合，另一方面来源于对中国传统造园智慧的传承创新。广州一部分近代城市公园呈现出中西合璧的造园特征，主要包括黄花岗公园、中央公园、越秀公园、海珠公园和永汉公园（表1）。

在学界对于广州近代城市公园的研究成果中，对公园的建设与发展历程，公园的历史变迁，公园的公共空间与市民生活，公园的植物配置手法与植物景观特色等方面已有较丰富的研究，但是较少涉及到风景园林美学的相关内容。事实上，公园的出现使中国园林产生了重大转型，这一转型同整个近代史社会文化的转型密切关联[8]。中西合璧是在近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中萌发的一种园林风格，或者说是在这种时代潮流中的一种设计思潮[9]。因此对于近代城市公园的研究还应着眼于近代岭南的社会时代背景，从历史、文化的宏观视野展开。本文依据风景园林美学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旨在更加全面系统地揭示中西合璧造园特征的具体表现，以期推进对广州近代城市公园的保护与造园智慧的传承。

表1 具有中西合璧特征的广州近代城市公园（按建设时间排序）

1 因地制宜的空间布局

广州近代城市公园借鉴西方园林的规划布局手法，依据场地的地形条件和使用功能因地制宜地进行布局，将中西方园林要素恰如其分地与环境条件相结合。

广州近代城市公园的空间布局反映出对于场地地形和使用功能的适应。中央公园初名“市立第一公园”，1926年改名为“中央公园”，后定名为“人民公园”至今[5，10]，由著名建筑师杨锡宗主持设计。杨锡宗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是岭南乃至中国最早接受正规西方建筑学教育并回国服务的建筑师之一[11]，中央公园是其早期的设计作品。中央公园用地为南北向的矩形地块，地形平坦，平面布局采用了西方规则式园林的构图方式[10]。公园以南北向、东西向的两条主要轴线为基本结构，并且设置若干条互相平行的次要道路对空间进行划分。公园南北向的轴线顺应了广州传统的城市中轴线，自南向北依次分布着南大门、喷水池、音乐亭等景观节点，形成一组景观序列，轴线两侧对称种植各类花木和草坪（图1）。中央公园的布局受到西方公共空间模式的影响，呈现出动态、复合、开放的特点。公园可划分为中央景观区、中轴两侧区和东侧运动场3 个部分，满足了市民开展休闲娱乐、观景游览和体育运动的需求。中央公园最初落成的平面布局以西式风格为主，而在后期使用过程中，由于其空间略显单调，“园地平坦，一览无余，若无山水点缀其间，实不足以增色”，拟在西部空地开凿水池，且以余泥，堆砌假山一座[5]。通过融入山水环境要素，丰富空间体验。总体而言，中央公园形成了以西式造园风格为主，中式点缀的中西合璧式景观。

图1 中央公园平面图

黄花岗公园巧妙地融合了中西造园手法，依据地形特点因地制宜地进行规划布局。公园在主轴线和东北部较多采用规则式布局，在其他区域则顺应地形来营造自然的山水环境（图2）。作为一座纪念性公园，其平面布局旨在营造纪念性氛围，具有一种条理分明的秩序美，以平和叙事般的手法铺陈展开，没有突变，没有刻意的高潮起伏，空间气氛静谧而祥和[11]。公园以一条中轴线从东南直达西北，在其不同的高差上依次布置牌坊门、墓道、黄花井、默池、龙柱、碑记亭、奏乐台、七十二烈士墓、纪功坊、碑记[12]。

海珠公园位于珠江的海珠岛上，今广州市沿江西路北侧之新堤二横路至新堤一横路一带，始建于1925年，落成于1926年。海珠岛又名“海珠石”，原为珠江广州河段南北岸之间一巨型岩礁。1931年，珠江北岸扩筑新堤，遂填塞公园北面水道，海珠石因此沉埋地下，成为新堤的一段，从此湮没[5]，如今已不使用“海珠公园”一名。海珠公园用地范围狭长，四周被珠江所环绕（图3），规划布局因地制宜，以场地现状条件为基础，保留岛上木棉Bombax ceiba和 榕 树Ficus microcarpa，增建雕像，修筑木桥，以达岛岸相连。其平面布局以建筑物的轴线作为公园的主轴线，依次分布着雕像、牌坊、李忠简公祠、凉亭、喷水池等一系列园林建筑和景观小品（图4）。公园中点状对植的树木、修剪整齐的绿篱、几何规整的绿地使其具有西式公园的特点，而其中的建筑小品中西融合，形式多样，整个公园呈现出中西合璧的造园特征。

越秀公园初名“粤秀公园”，是在粤秀山（今越秀山）的基础上修建的[5]。其规划布局充分尊重自然山水本底，适度融入西方园林的构景要素，实现对于中国传统造园手法的传承与创新。

图2 黄花岗公园平面图

图3 海珠公园全景

图4 海珠公园平面图

2 中西融合的建筑小品

广州近代城市公园的园林建筑和景观小品同样体现了中西合璧特 征。其设计形式、材料技术、细部装饰等方面既受到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又结合岭南传统建筑风格和气候特征进行创新，体现了建筑的社会时代精神，彰显了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13]。

广州近代城市公园的园林建筑和景观小品融合中西方建筑的设计元素，形式多样，包括折衷主义风格、巴洛克风格、中国固有式风格等。以中央公园为例，其南大门采用折衷主义风格，意大利三开间柱墩式，柱头有瓶饰、巴洛克式的大漩涡以及复杂的曲线线脚进行装饰，柱墩之间设西式铁艺门，两边设小门以便出入；公园北大门则采用三开间、四柱冲天牌坊的形式，带有“中国固有式”的建筑风格，将中国传统建筑的结构要素重新进行组合。音乐亭采用西方古典建筑的风格，立面的柱式、屋顶的穹窿结构以及宝顶装饰均为西方古典建筑的经典做法[10]；音乐亭上书写着端庄的毛笔字，通过中国传统书法彰显出浑厚和朴茂的气质，也说明园林题名、书法等中国传统造园形式在表现设计意图上占有核心的位置[14]。此外，中央公园中的主要建筑小品还包括白玉石狮雕像、中式的休息亭、新式茶亭等，带给人们不同于岭南传统园林的全新感受。

黄花岗公园的纪功坊是中西建筑元素相融合的一个典例。其凯旋门式的坊体、金字塔形的叠石、入口的爱奥尼柱式、巴洛克式的曲线山花，都呈现出西方建筑风格，而装饰纹样却运用了中国传统样式，使其更加富有地域特色[6]。

在海珠公园中，沿公园主轴线分布着“李忠简公读书处”、八角音乐亭、码头牌楼等一系列园林建筑，形式多样。“李忠简公读书处”由一座牌坊与一处小型圆亭组成，是为纪念南宋名臣李昴英①李昴英又称忠简公，是广东历史上第一位探花，少年时曾在此专心读书。而建，牌坊为三间四柱式样，岭南传统建筑风格。牌坊上嵌有横额，题有“岭表名贤”四字。“李忠简公读书处”的西侧是八角音乐亭，为三重檐八角攒尖顶，富有岭南传统园林中亭台的特征。码头牌楼立面分成两部分，中间部分为四柱三间的中国式牌坊，琉璃瓦盖顶三层檐，两翼为西式建筑接绿篱（图5）。在牌楼两翼的西式柱墩上放置盆栽植物，立面雕塑结合中式的造型装饰，寄托吉祥寓意，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美感，与园中的氛围相合[7]。

图5 海珠公园码头牌楼

广州近代城市公园还运用了西方园林中常见的景观小品，进一步丰富了景观类型与设计形式。喷水池是西方园林的典型构景要素，讲求比例尺度等艺术法则[15]，在中央公园、海珠公园、永汉公园等规划建设中均有运用。依据杨锡宗的设计方案，中央公园设置有6座喷水池，而在建设过程中只保留了其中1 座。该喷水池位于中央公园南北两条道路构成的中轴线上，其周围布置植物花坛，成为公园内部重要的景观节点之一。海珠公园中的喷水池呈几何图案式，沿轴线对称布置；水池中心伫立西式人物的雕像，构成画面焦点；沿水池边缘设置圆盆状小品，平面线型采用圆曲线与直线相结合的方式，构图简单而做工精致。永汉公园的喷水池位于公园入口附近，为典型的西式风格，采用几何线型，四周铺设草地，并设置石栏作为维护设施（图6）。此外，雕塑和纪念碑等西方园林中常见的景观小品类型较多地出现在海珠公园、越秀公园、黄花岗公园中，用以形成纪念特定人物、事件的空间环境，体现了公园的纪念与教育功能，彰显了公园的设计主题与时代特征。

3 多姿多彩的植物景观

广州近代城市公园主要选择岭南地域性的植物作为造景元素，同时引入一部分西方外来植物，并借鉴了西方园林的植物造景手法。

广州气候湿热多雨，光照充足，本地植物种类繁多。近代时期，广州作为珠三角地区花卉、苗木种植与贸易的集散地，在中西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引进西方植物，进一步丰富了植物种类。公园的常绿性植物种类繁多，繁花类、香花类、佳果类、斑叶类、彩叶类、春色叶类、新叶有色类的乔木物种也较为丰富，植物景观多姿多彩[5]。

图6 永汉公园喷水池

图7 海珠公园植物景观

广州近代城市公园借鉴西方公园的设计手法，营造开阔舒展的公共活动空间，并栽植草坪花圃[16]。以中央公园为例，其植物配置以大面积几何式的草坪绿地和修建整齐的灌木绿篱为主，与园路的规整格局相互呼应。植物造景注重平面构图严谨，讲求立面色彩绚丽，总体景观壮观华美；在景观节点的处理上，依据植物的自然形态形成植物群落。1926年，园区主轴线两侧和边界栽植高大的乔木，主要树种有木棉、秋枫Bischof ia javanica、白 兰Michelia ×alba、苹婆Sterculia monosperma、杧果Mangifera indica、荷花木兰Magnolia grandif lora、蒲 葵Livistona chinensis，并以草坪配植树丛。据记载，公园还培育草花，以供花坛陈设。1928年5月，园区陈设时花约1600 盆，栽植时花1700 株，培育花秧1800 盆[5]。又如海珠公园中，各种乔木、灌木、盆栽植物被有序地搭配，以确保花坛中植物景观的形态和层次，并控制合适的栽植间距以确保植物良好生长所需要的空间（图7）。此外，不同的城市公园还依据自身场地形态的差异，采用与之对应的植物设计手法。例如永汉公园根据原有自然地形布置道路和植物，景观高低错落，道路曲折有致[1]。

4 结语

广州近代城市公园在借鉴西方园林空间布局手法的基础上，依据场地地形条件和使用功能因地制宜地规划布局；园林建筑和景观小品融合了西方建筑材料技术与岭南传统建筑的营造技艺，体现出中西融合的特点；植物配置选择了岭南本地植物和西方外来植物，借鉴西方园林的植物造景手法，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植物景观特征。探析广州近代城市公园的中西合璧特征，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其所呈现的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同时丰富岭南近代园林历史与理论研究，为推动广州近代城市公园的保护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注：图 1～2 来自参考文献[5]；图3、图7 来自《羊城寻旧》（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图4～5 来自参考文献[7]；图6 来自《广州旧影》（李穗梅．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