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张斌璐

“文学”或许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词语，相比之下，“作品”在表义上要清晰得多。当我们在试图议论某部“作品”时，显然相比议论“文学”来得更令人轻松。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形形色色的“作品”所围绕的世界之中，在这种情形下，仿佛“文学”也从未离我们而去。事实上，斯坦纳始终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反复从大量“作品”中去搜索“文学”的痕迹。在斯坦纳的眼里，现代语言已经如同一堆巴别塔的残垣断壁，从中折射出人类灵魂的晦暗光景。

很难说斯坦纳是那种积极点亮文学之光的作者类型，他的形象或许更像先知中的耶利米——显示出某种高度的哀伤，甚至有些怯懦。在《语言与沉默》的大部分篇章里，读者能够感受到强烈的伤感之情，作者几乎是喋喋不休地重申着对某个失落之国的怀念，并且反复抱怨着对现今的不满。全书的第一个篇章开首第一句话，读来就是那样令人沮丧：“当批评家回望，他看见的是太监的身影。”

究竟是什么促使斯坦纳说出如此刻薄之语，甚至将其置于文集最显眼的位置？同时，这个刻薄到怨毒的譬喻究竟意指了什么对象？太监，被剥夺了生育能力的人士，丧失了某种传承的可能性。但同时，“太监”也暗指了一个往昔性的意象，这是一个没落的身份，一个业已败坏的古老身躯。斯坦纳进一步追问，促使批评家如此败坏、充满依附感丧失传承性，这里面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和布鲁姆的“学界旅鼠”一样，斯坦纳也上来就把自己置于一个难堪的处境里，并且试图演出从困境中挣扎出来的过程。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太监，却在某个时刻获得了拯救……毫无疑问，《使徒行传》里的经文就这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圣灵对腓利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使徒行传8：29》）

熟读《圣经》的读者不会对此感到陌生，在特殊的情况之下，太监被圣灵所救赎。尽管《使徒行传》的故事讲到腓利为太监施洗就戛然而止，但是读者也可以想象其内在生命的改变。虽然斯坦纳的譬喻和《圣经》里的典故未必有真正意义上的亲缘性，但是这反而给读者提供了进一步的思索途径。再让我们来看一看《使徒行传》里的太监曾发出的追问：

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利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

腓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使徒行传8:32》）到这里，再来引用一段斯坦纳的原文：

想想这一切吧。批评家过的是二手生活，他要依靠他人写作。他要别人来提供诗歌、小说、戏剧。没有他人智慧的恩典，批评无法存在。尽管凭借风格之力，批评也可能成为文学，但往往情况不多……（《人文素养》）

古代的太监追问了一个事关文学的问题，“谁能述说他的世代？”而现代的斯坦纳则提及一个悠远的语词——恩典。读者在这番比较里不难看出其中被倒置的同构性，当太监需要寻求述说的时候，圣灵将恩典赐给他，作为对于述说的回答。但是现代批评家只有在“他人智慧”的恩典中展开自我救赎之途。在述说和恩典之间的张力关系中，隐约能够解开起初那个关于太监的譬喻之谜。于是，关于斯坦纳的故事开始了。

事实上，斯坦纳的大部分著作，总是在反复澄清述说和恩典的关系。或者说，他期待现代批评家足以获得圣灵的荫蔽，因而申申不止。在詹姆斯·伍德对斯坦纳的评论里，指出斯坦纳在寻求一种“意义的真实临在”，就像圣灵命令腓利出现在太监的面前。现代的客观主义和科学主义建立了作为文学作品的客观性，却从中取消了那种临在的可能。这就是语词的败坏，依靠那套败坏的语词怎么可能来重现述说的荣光呢？斯坦纳在这里展开了他的三个面相。一个是批评家的辩护士，一个是保守派的辩护士，而另一个则是作为犹太人的辩护士。

从批评家的视野来看，照亮斯坦纳内心的是光辉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以马修·阿诺德为首的批评家群像是20 世纪60 年代批评家当之无愧的楷模。和那群推崇博雅教育的英国绅士一样，斯坦纳承认在作为一种文类的文学批评内部拥有着使人日臻完善的力量，某种“人文主义”的精神。他们一致相信人的多种可能性，其中也包括败坏的可能性，但他们总体上更加愿意承认人能够通过某种力量来避免进一步败坏。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的批评——或者“文化批评”——承担了“序曲”性的工作。序曲徐徐展开，一个属于“文学”的黄金时代则逐渐降临，这是批评家心中的美妙场景。他们将整个时代的文化事件视为一场协奏曲的演出，虽然站在舞台中央的是文学或者艺术，但是批评家是更重要的幕后设计家。

问题是，维多利亚式的理想到了20 世纪遭遇了一系列打击，斯坦纳直接指出：“一种对于文字生活的训练有素而坚持不懈的献身，以及一种能够深切批判的认同于虚构人物或情感的能力，削减了直观性以及实际环境的尖利锋芒。相比于邻人的苦难，我们对文学中的悲伤更为敏感。”文学和文化的力量，到了20 世纪后已经日趋匮乏，变成了自我指涉的空洞符号，形成了某种客观性的价值。科学也在这种客观性底下丧失了和人的真实联系，而文学和文化等在传统中穿透着精神和灵魂的事物也同样被客观性遮蔽了与终极关系的联结。舞台依旧在那里，舞者和观众也在那里，可是观众和舞台之间被厚厚的帷幕遮蔽住了。在这一刻，原本的那些幕后设计家必须要为此负责。

批评家需要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们有必要承担起重新展示出文学作品之经典性的职责，让那些被蒙尘的艺术重新焕发出亮光。而不同的批评家则有义务提供依据各自的价值和品味所发掘出的作品及其荣耀性。从表面上来看，斯坦纳的这些诉求不过是陈旧之语，对19 世纪批评家们的原音重现。然而，当将其放置在斯坦纳的时代中来看时，詹姆斯·伍德描述道：“现代主义不怕制造等级，解构主义则侵蚀等级，后现代主义索性完全忽视等级。真理变得极不稳定;权威已不复存在。”哪怕罗斯金或者切斯特顿重新面对这个时代，或许也只能和斯坦纳一样，写下他们面对时代的“耶利米哀歌”。

就上述角度而言，说斯坦纳是20 世纪的维多利亚批评家并不为过。但是，在他的写作中，始终有一个沉重的低音声部，不断在乐章的深处回旋。斯坦纳在写作中仿佛在避免直接提及该声部，总是显得若隐若现，欲言又止。在《荷马与学者们》一文中，他透露出自己的内在精神渊源，“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在问卷调查中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哪些历史人物我最想遇见。我的答案是荷马、基督和莎士比亚”。和布鲁姆一样，几乎每一个抱持着保守主义信念的英语批评家总是躲不开这三个起初的源流。荷马代表着人文主义的精神，基督代表了人类的终极信心，而莎士比亚则代表了英国的伟大语言传统。从某些意义上来说，这三个精神源头实际上是彼此冲突的。恰如特土良宣告的那样：“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何相关？”——但这种程度的混乱也常常被约定在另一种方案里获得妥协，那就是语言自身的阴暗面。

对于一名批评家而言，世界的混乱首先呈现为语言的混乱。无论是荷马、基督或者是莎士比亚，也首先呈现为某种语言的现象。斯坦纳所观察到的是语言的整体败坏，而不是仅仅某条支流遭到了污染。在《逃离词语》里，他反复陈述的是希腊——犹太传统，从该传统中流淌出的语言具备某种先天的和谐性，却在17 世纪后开始逐渐堕落。语言不再指向世界的生命内核，相反在知识化的过程中越来越漂浮而浅薄。“语言筹码不断在通货膨胀，使得原本神圣的文字交流如此贬值。那些有效、真正新颖的文字，再也没有办法让人们听到”，这样的言辞在揭示某种遮蔽，但或许本身就构成了更深的遮蔽。除了不断罗列各种语言溃散的现实之外，事实上读者很难看到斯坦纳在这个问题上的更深入表达。和维特根斯坦一样，或许只有落入终极的沉默才是最好的表达。

在语言中言说语言或许从来就是悖论，而一旦该悖论本身建基在一系列模糊的价值出发点——诸如“希腊—犹太”传统——那么问题更难获得澄清，这恐怕是斯坦纳始终语焉不详的原因。詹姆斯·伍德富有洞见地表示：“人们感到斯坦纳要求我们相信的不是神的存在，而是一种更容易相信的未定义的伟大存在”。或许斯坦纳本人也很难回答这一追问。一方面，他试图捍卫某些诸如“人文素养”等价值，但另一方面，他在本身所捍卫的价值面前，又显得裹足不前。他不愿意对确定性做出指认，但又对确定性的丧失深表哀伤。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不确定的确定性”漂浮在堕落的世界上，多少总要寻找自身的代偿。

真正使斯坦纳独树一帜且有别于他那些维多利亚时代前辈的，是他作为犹太人的身份。作为20 世纪最大的受害者，犹太人群体在“二战”之后获得了各种“不言自明”的价值。没有人能够声称盼望看见奥斯维辛的重现，纳粹的暴行被展示为脱离于历史情境之上的纯粹景观，暴行的纯粹形式。在《一种幸存者》里，斯坦纳讲述了自己幼年所遭受到的关于纳粹的恐惧，这种恐惧感伴随了他一生。不但让他有别于犹太人之外的其他群体，也让他有别于“正统的犹太人”。在斯坦纳看来，犹太人依靠强大的沙文主义对抗纳粹，但那种沙文主义本身又同构于纳粹，形成一系列暴力的根源。且在这种暴力的纯粹形式面前，他仿佛追问到了语言败坏的根基。

斯坦纳并不将自己视为正统的犹太人，然而犹太人的民族特性本身就包含了这种“去正统化”的特征。且引用一段朔勒姆在《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里提及的往事，“成千上万那些犹太人的后代，在1391—1498 年的迫害中加入了基督教。他们被迫过着双重生活，他们奉行的宗教不是他们信仰的。这种双重生活威胁了——如果说不是摧毁了——他们犹太情感的思维和完整。即使他们或他们的孩子在17 世纪逃离了西班牙，回归传统信仰，他们仍保留着这种特殊性格。背教弥赛亚的观念美化了不断折磨他们良知的过失”。

当17 世纪的萨巴泰·泽维宣布背教后，有一批隐秘的追随者们反而加深了其作为弥赛亚的信念。“受难—拯救”之间的倒置关系，使得犹太民族能够更为坦然地接受来自于世界的苦难。斯坦纳对他笔下正统犹太人的描述同样如此，“正统派犹太教仍然认为集中营是天堂的前院，是几乎难以忍受但明显神秘的上帝旨意”。但更让他难以忍受之处，他在犹太人群体中的自我流放，反而使他更像一个真正的犹太后裔，一名在犹太人里的受难者。在这里，有一段话是值得注意的：

欧洲犹太人学习语言很快，他们必须快速学习语言，因为他们经常流浪。但是我们也许永远难以获得一种终极的 “家园感”，那种一个人与他母语之间无意识的古老的亲密感，就像他亲近自己地里的岩石、泥土和尘灰。

确定性是摇摆不定的，但那种自幼而来面对暴行的恐惧感则无比真实。这就像他在面对语言的关系那样，一种“终极母语”的失落感，一种终身流放，无家可归之感。

在“二战”以后的英美批评家中，斯坦纳的声音无疑是洪亮的。不过，这是一场洪亮的哀哭声，混杂在各种你能够混乱而败坏的声音之中。这场哀哭指向往昔的某种虚空，而难以照亮世界自身的晦暗。斯坦纳令人惊叹的博学背后，正如其所言，无疑是“一片沉默的大海”。他既不是荷马的信徒，也不是耶稣的后裔，更不是莎士比亚的传人。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家们相比，斯坦纳要显得更为拘谨和贫弱。然而，正是哀哭声传达了今日世界的基本底色——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2020 年3 月19 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