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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的历史与逻辑

2020-03-09汪毅霖

读书 2020年2期
关键词:逆全球化全球化英国

汪毅霖

曾几何时,“全球化 ”被视为经济繁荣和政治正确的代名词。然而,随着近年来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等事件的爆发,原本围绕于 “全球化 ”之上的金色光环显然已消失(如果 “全球化 ”不是变成了贬义词的话),与之相反的 “逆全球化 ”趋势反而更趋明显。

无论是 “全球化 ”还是 “逆全球化 ”,学术圈和媒体都已谈过很多,本不该再来浪费笔墨。但窃以为,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维度还是可以为我们理解 “全球化 ”和“逆全球化 ”这对异卵双胞胎打开一扇新的窗口:“逆全球化 ”绝对不是什么人类历史上的新鲜事,其与 “全球化 ”之间相伴相杀的关系源于 “全球化 ”并非国家间合作的常态,其中隐含着难以破解的悖论。通过这扇历史的窗口,或许可让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待 “逆全球化 ”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一、历史上的全球化和逆全球化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古代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不过,由于规模限制和不以利润为目的,古代中国所推进的全球化水平非常有限,进而中国本身也在明清时期转为闭关自守。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源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努力。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是“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 ”。标志性的事件是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抵达新大陆,从此 “环球同此凉热 ”,经济全球化的画卷逐渐展开。

回顾经济思想史,自由贸易学说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初的理论贡献之一,其也是支持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学术资源。经济学鼻祖亚当 ·斯密提出了绝对比较优势原理以支持自由贸易。在一七七九年与时任陆军大臣的亨利 ·邓达斯的通信中,斯密指出:“没有任何东西比这种相互的自由贸易对双方更为有利。”但是,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原理无法解释为什么富强之国与贫弱之国彼此之间也会发生贸易,因为前者可能在任何一种生产领域都占有绝对效率优势。大卫 ·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原理弥补了这一缺憾 —国家间的分工和交易取决于一国在哪一种生产领域相对更有效率而不是有绝对效率优势(假设英国在工业品和农产品上都对葡萄牙有绝对优势,但葡萄牙生产农产品的效率相对于工业品来说更高,则分工就是葡萄牙生产农产品并与英国的工业品交换)。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满怀豪情地发出了支持全球化的最强音:自由贸易将 “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 ”。

一九八二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 ·斯蒂格勒曾告诫经济学家们不要高估理论的政策影响力(虽然也有李嘉图这种后来做了议员且知行合一地反对《谷物法》的经济学家)。不过,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贸易学说毕竟为该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并迎合了当时英国工商界和自由主义政治家的心理,故其与通信、运输技术的进步和金本位制等利好因素一道促进了全球化。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销自由贸易政策,是为全球化的第一次高潮。一八四六年,《谷物法》被废除,英国取消了有利于本国地主和农民的保护性关税。一八五四年,《航海条例》被完全取消,外国商船得以在英国控制的口岸进行贸易。一八六○年,《科布登条约》签订,当时欧洲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同意互相降低关税,英国随后又与多个欧陆国家签订了类似的条约。直到 “一战 ”爆发之前,英国始终坚持自由贸易政策,即使该政策只能由本国单方面实施。根据保罗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的数据,经过第一轮全球化高潮,一九一三年时世界贸易量是一八五○年时的近十倍。

第一次逆全球化的反弹几乎紧随着第一次全球化高潮而来。以降低关税为主要标志的自由贸易条约网络很快就遭到了破坏,直接导火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衰退,但更根本的原因是欧陆各国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根据韩裔英籍经济学家张夏准在《富国陷阱》中的研究,德国的关税税率由一八七五年的 5%左右上升到一九一三年的 13%,其他欧陆国家的关税水平也有类似的演变趋势。德国关税上升的阶段恰恰是该国实现了对英国经济的赶超时期,且很难说这只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因为在新大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爆发的美国内战也可视为两种对外经济政策之争,结果是随着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北方获胜,美国的关税税率直到 “一战 ”之前都稳定在 45%左右的高水平上。伴随着高关税,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维持至今。

英国主导的第一次全球化高潮随着 “一战 ”的爆发而彻底结束。由于国力的衰退,英国在战后试图通过恢复金本位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很快宣告失败。上世纪三十年代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更是让逆全球化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美国一九三○年的《斯莫特 -霍利关税法案》和一九三四年的《贸易协定法案》大幅度提高了 “一战 ”后本已下降的关税。始终高举自由贸易之大纛的英国也同流合污般地将关税税率提高了 10%,遑论其他被卷入经济危机的国家了。

“二战 ”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张全球化和贸易自由的旗手,是为全球化的第二次高潮。与英国以一己之国力来推动经济全球化不同,一九四四年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等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虽然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在一九七一年就已宣告破产,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其他制度安排至今仍持续产生着重大影响。截至一九七一年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该年的世界贸易量是一九一三年时的 5.2倍,是一九四八年时的 5.05倍。

逆全球化在全球化的高潮之际从来不会缺席,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也不斷受到各种 “逆流 ”的挑战。先是受苏联控制的经济互助会在一九四九年成立,其与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分庭抗礼,整个世界被人为分割为两个彼此隔绝的贸易体系。接着是欧洲各国经济尤其是德国经济的恢复,以及日本经济在亚洲的崛起,美国的经济实力则相对下降。于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尼克松总统在一九七一年宣布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通过美元贬值来平衡国际收支。再有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 “休克疗法 ”在转轨国家的失败、金融自由化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在贸易协议中的保护主义政策(如农业补贴、进口配额限制)等都引发了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不满。

二、逆全球化的内在逻辑

显然,阳光底下无新事,今日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中美贸易摩擦为代表的新一轮逆全球化实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借镜。中国自一九七八年以来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并于二○○一年加入了世贸组织。基于巨大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中国的加入改变了经济全球化的既有格局,是为全球化的又一次高潮。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二○一七年中国进出口额占全球进出口总量的 12.7%,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同时,全球进出口总额占全球 GDP的比重已由二○○一年的 49.9%跃升至二○一七年的 57.9%(最高峰是二

○○八年的 60.7%)。不同于美国在 “二战 ”后的另起炉灶,也不同于英国和美国在各自主导全球化时的一家独大,中国的外向型崛起是在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实现的,且该体系的建立和控制者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强国。这意味着新的全球化高潮会面临更多的摩擦和博弈,从而为逆全球化的生长提供了土壤。

“逆全球化 ”一定是建立在 “全球化 ”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必须先有全球一体化的理念和实践,然后对其不满者方可 “逆”之。实际上,从第一次全球化高潮开始,自由贸易的理论和实践就从未远离过各种反对全球化的逆流。于是,逆全球化并非一种偶然现象,其反复出现自有一套内在的逻辑。换句话说,逆全球化并非黑格尔式的 “存在即合理 ”,而是合理才存在。逆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在于: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主张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诉求之间存在矛盾。

无论是英国直接凭借自身的高产能(对欧美)和坚船利炮(对亚非拉)来推动贸易自由,还是美国凭借资本主义世界唯一强国的地位,通过建立和掌控全球治理体系来推动经济全球化,两种全球化推动方式的经济学含义都是要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一般来说,贸易壁垒(如关税、配额、补贴、本币低估等)愈多,则国际贸易领域的交易成本就愈高,从而阻碍了国家间的分工与交易,导致全球性的福利损失。然而,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为零就是一个天堂般的世界吗?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来检验这一命题。

假设国际贸易领域的交易成本为零,则该假设意味着各国都必须服从一套无差别的国际贸易规则,且这套规则是完全贸易自由主义的 ——取消一切贸易壁垒。于是,各国在国际贸易问题上需要完全放弃政策自主权,从而丧失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回应国内政治呼声的能力。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迈向零交易成本的全球治理体系意味着其只能按照初始的资源禀赋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被逆工业化。虽然该国的短期福利可能因为跨国交易而改善,但长期的福利却会因生产力增长迟缓而被侵蚀。这种情况曾经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向自由贸易的拉美和转轨后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且一旦本国经济陷入危机而需要外来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就会以各种改革政策和制度的附加条件作为援助的前提,使得援助变成一味不得不服的苦药。转轨国家、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南亚诸国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的欧盟小国都曾为此而牺牲了在国内政策上的自主权,从而引起了严重的社会不满和失序。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零交易成本的世界也未必就是天堂,因为总有后发国家会尝试赶超战略,试图进入国际产业链的上游。这类国家在赶超阶段必然要实施各种贸易壁垒政策以扶持幼稚产业,从而对追求零交易成本的全球治理体系构成挑战。更要紧的是,这类国家的产品出口会打破发达国家原有的生产结构,导致失业、收入差距、贸易逆差等一系列问题。发达国家如果要回应这些国内问题及其可能引起的政治危机,就必须放弃最小化交易成本的贸易政策,从而抛弃自己原本高举的自由贸易的旗帜(特朗普先生正是这样做的)。

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两种诉求之间存在内在紧张的洞见在经济思想史上由来已久,至少可追溯到美国学派的先行者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以一七九一年《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为标志)和德国历史学派(可视为前者的欧陆版)的先驱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以一八四一年《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为标志)。两个学派都否定了前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万物和谐的世界观,认为国与国之间存在激烈的生存竞争,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商场。作为这一思想的直系传人,德国历史学派的末代代表马克斯 ·韦伯始终不忘强调国家利益可能由于国家间竞争而与自由贸易无法相容。在一八九五年的德国弗莱堡大学就职演讲中,韦伯强调:“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从未停歇,这一事实并不因为这种斗争在 ‘和平 的外表下进行就有所不同 ……只有那些被

和平的外表迷惑的人才会相信,我们的后代在未来将享有和平和幸福的生活。众所周知,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就在于它以配置世界的普遍幸福的菜谱为己任。”

韦伯的这段话表明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根本难点:存在一个统一的政府来协调国家内部的分工和交易,却缺少一个世界性的政府来维护国家间的分工和交易。于是,政府如果一味地在政策上倾向于自由贸易,则可能导致国内矛盾的累积乃至卡尔 ·波兰尼所谓的社会力量对自由市场的反弹。因此,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毫不利己地致力于国际间自由贸易秩序的建立。以第一个高举起经济全球化旗帜的国家 —英国 ——为例。德国和美国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所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以今人眼光看来颇有些“倒行逆施 ”的味道,与这种看似逆全球化的行为相反,从十九世纪中叶直到 “一战 ”爆发前,除了中国、日本等国被迫实行 5%的条约限制性关税外(这显然是强权政治而非自由贸易),只有英国始终坚持着零关税的自由贸易政策。但是,英国在矢志不渝地推动自由贸易时并非毫不利己,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

根据经济史学家迪特 ·森哈斯的推算,一八六○年自由贸易政策兴起时,英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超过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总和。当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时,英国人的盘算是继续独立实施自由贸易政策更为有利。一是英国商品在高关税壁垒面前仍有竞争力;二是可以避免连锁性的关税报复;三是英国的进口相对于出口来说很少,对如此少的进口提高关税起不到惩戒作用;四是可以通过商品倾销延缓其他国家民族工业的成长。十九世纪下半叶四次出任英国首相的威廉·格莱斯顿曾经如此回答为什么不按照 “公平貿易 ”的原则去报复欧陆诸国:“哈哈,先生们,公平贸易真是长得跟我们的老朋友保护主义很像啊。”

英国人在贸易政策上可不是什么教条主义者。一俟国际环境有变,深入参与英国经济政策制定的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就于一九二四年底在牛津大学的演讲中,开始鼓吹 “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所以正如土耳其裔美国经济学家丹尼 ·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中所说:“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其贸易政策和它的社会、政治斗争的关系决定了自由贸易是促进国家进步还是让国家退步。”

三、全球化的可能路向与中国的奋斗

当今全球化的最尴尬之处是其几乎让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感到不满。这与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写作《全球化及其不满》时(二○○二)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之不满的语境已经大不一样了,所以斯蒂格利茨才在二○一八年的修订版中重点补写了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不满。几乎所有西方经济学家包括斯蒂格利茨和罗德里克都认为,中国、印度等后发大国是目前这一波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实际上,中国同样不满于全球治理的旧制度体系。

全球化引起了最广泛的不满,这种复杂情况在历史上倒是从未有过,故当前切不可在战术层面小视中美贸易摩擦为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当然,各方不满的原因是不同的:很多尚未搭上高速增长快车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满,是因为传统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华盛顿共识等政策建议无法让其跃出低收入陷阱;美国等发达国家之所以不满,是因为全球化导致了自身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以及国内矛盾的加剧;中国等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满,是因为既有的全球治理的制度体系限制其依靠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进一步增强国力和改善人民福祉。面对这些林林总总的不满,旧的全球治理体系是给不出有效解决方案的,因为这些不满恰恰是在旧体系下积累和爆发的。平息不满需要有新的关于全球化的制度安排。

中国正在追求一种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的新制度体系,这种新的制度安排应该如何实现,恐怕还是需要 “摸着石头过河 ”,发扬先试验、再推广的务实精神。历史是一座免费的试验场,而新一轮全球化需要有不同于以往的制度安排,否则就可能被逆全球化潮流吞噬掉。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全球化发展路向:中国主张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合作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美国则继续坚持一家独大的制度构建原则(美国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仍然拥有一票否决权),且正在向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向与 “全球化 ”渐行渐远。美国在十九世纪所保护的是处于上升期的幼稚产业,而现在保护的却是处于滑坡期的落后产能。这种消极的保护主义从长期看只会阻碍美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且与整个世界的利益背道而驰。两种国际贸易领域的制度竞争在全球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经互会只能算是拒绝全球化,不能视作关于全球化的制度竞争)。按照经济学的标准看法,竞争是个好东西,且竞争激烈些好,因为较为激烈的竞争会创造出比垄断时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社会福利。但是再深入一些,如果所有参与竞争的备选方案都是坏选项呢?在挨饿与挨揍之间似乎选什么都不好。于是,看起来一个让人乐于选择的全球治理的新制度体系有赖于中国的奋斗。中国奋斗的成功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良币驱逐劣币,否则就是劣币与劣币之间菜鸡互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

自称完全掌握了破解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的方法恐怕是 “理性的自负 ”,但历史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大致的奋斗方向。中国的奋斗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確立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合理的平衡点意味着中国应该承担起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在美国正在放弃这一责任的情况下(如美国退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中国更应该积极提供全球公共品。但是,中国主导的全球化需时刻与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霸权主义全球化拉开距离,后者既不符合中华传统的天下观,从历史的教训看也是不可持续的。旧的全球治理体系引起广泛的不满,总的原因是各国在历史、文化、现实国情等各方面的显著差异,以及国家利益至上和国内政治诉求优先(如减少失业、缩小收入差距、维护高水平社会福利)在全球化面前所展现出的刚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在约束条件下做出最优选择,那么面对上述约束条件,中国主导的新型全球治理的制度体系在原则上应该给予各国更充分的政策空间和自由度。就是说,新的制度体系应该起到的是交通规则的作用,在限速范围内,一个司机愿意开得快些还是慢些,就交给人家自由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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