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思潮源源不断地涌入，传统派和改革派开始了关于“美术革命”的世纪之争。在这场漫长的争论中，不管是改革派的矫枉过正，还是传统派的坚持和保守行为，都是当时美术界存在的必要，刺激了对于传统中国画的重新思考，也促进了近现代中国画的发展。

关键词：改革派;传统派;吕澂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社会改革的需要促使了“美术革命”，传统文人画作为论争的核心出现在这场革命中。围绕着这场争论出现了以康有为、陈独秀、吕澂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齐白石、黄宾虹为代表的传统派。在后继发展中还出现了高剑父的“折中”、徐悲鸿的“改良”、林风眠的“调和”等对当时中国美术的论争。这一系列对美术改革的争论也促使了近现代中国画的发展。

对于这场论战中，改革派中康有为、陈独秀是为了推进社会进步的需要，站在政治的角度全盘接受西化否定传统。吕澂则注意到了传统绘画的问题和一味强调西化所导致急于求成的美术乱象，提出了将美术视为学问，对中西方新旧美术认真梳理、研究的观点;传统派认为“艺术虽无种族与国界之分，然亦不当抛弃祖国最有价值之艺术而摭拾外来已成陈迹之画术”。由此看来，传统派并不是顽固不化的一味的强调传统，而是排斥用西方的写实代替传统的意象。论战双方站的角度不同，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绘画观点和需求。

因为历史的原因，国家的落后、文化不自信，部分改革派开始否定传统绘画和全盘接受西方绘画，以较为激进的方式进行改革。一味的接受西画对于传统绘画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徒袭西画的皮毛，造成了当时美术界的绘画乱象，同时暴露出了当时画坛急功近利的绘画现状。传统派画家在绘画方面表现的保守和迟缓也是改革派不断地强调美术改革的原因。不管是改革派的矫枉过正，还是传统派的坚持和保守行为，都是当时美术界存在的必要，刺激了对于傳统中国画的重新思考。

“倘其国有固有之文化，而其文化较任何国先进，乃欲以一时的盲动，而将其原有之文化，不惜一旦举而弃之，或以其艰深，不变研究，遂使外来文化替而代之，是自灭其民族自亡其国也”。面对当时的历史环境，传统派对于美术上的保护，一是为防止外来文化的侵略，二是坚持文化民族主义也是对于国家的保护，只要民族文化没有被冲散，中华民族就佁然不动。虽然传统派相对于改革派保守，但光从这一点历史因素来看，当时的传统艺术家就值得钦佩。

当然，传统派画家中如何对待西洋画也有差异。陈师曾、黄般若均以西画现代流派的趋向反证中国文人画强调主观和精神表现及不拘形式的合理性，黄般若亦认为艺术“无种族和国界之分”。坚持中国传统立场的齐白石、黄宾虹对西画也不一概排斥，甚至注意到中西绘画在心理、精神上的相通之处。但仍有众多画家恪守着艺术的“国界”，对引进西洋艺术忧虑地持有戒心。传统派画家对于西画有着各自的认识，其实也铺垫了后续的认知分流。

从历史的角度看历史，文人画作为论争的焦点是当时社会必不可少的发展需要。面对康有为、陈独秀对于写实西画的推崇，陈师曾则认为“且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讲出了传统写意与西画写实的差异性。中国画和西方绘画是两种文化系统的产物，它不仅从绘画，还从哲学思想根本所产生文化的差异。所以面对差异，是该全盘接受，还是去粗取精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当时来看，国门打开，西方思潮源源不断地涌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很容易造成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怀疑和否定。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传统派对于传统的坚持和维护就显得难能可贵。传统派艺术家对于文人画有很深的感情和情节，他们认为一味的否定传统，就是对中国几千来文化的否定。在历史上，也遇到外来文化入侵的这样的问题，本土文化对他们采取了接纳、包容和融合。所以对于这次国门大开，对于西方文化、绘画应该采取一样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拿来主义”的对他们学以致用、融会贯通，而不是不断地彭吹西方写实主义绘画，贬低流传许久的传统。

站在今天的角度，先从“百花争鸣，百家齐放”这个层面看，民国初期的这场论争为中国画提供了更多不同的观念，打破了“独尊传统”的绘画现状，为近现代绘画的提供了思想和文化环境。其次，传统画家对于中国画有着深入的认识和感悟，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从明朝闭关锁国开始，中国的文化和绘画基本停滞不前，到了固步自封的地步。特别是从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开始，崇南贬北到了极致，更加遏制了中国画全面良好的发展。面对当时中国画的现状，合理的学习和接纳西方绘画是有必要的，但一定要结合传统的自身规律。改革派如果都像吕澂一样站在学术的角度去认识传统绘画与西画，就能从更深层次去思考、改革美术。最后，相较于谁对谁错，更重要的是在这场争论中要认清中国画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近现代美术的发展过程中能更好的去认识和思考。

也许这场美术革命本应该如吕澂所言在学术的氛围之内，在对东西新旧美术的客观判断尤其是“固有之美术”的研究中寻出中国美术自身的新路来，然而历史并没有提供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对古今中外美术的极端的看法既产生了对立，也使得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发生了多方向的分化。[3]面对不好的文化环境，改革派对于美术的革命的迫切需要确实激活了沉睡许久的创造活力，也为中国画向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套可实行方案

注释：

[1]贺天健《我对于国画之主张》，1934年版，《美术生活》第3、4期

[2]刘曦林《二十世纪中国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74页

[3]刘曦林《二十世纪中国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64页

作者简介：

胡昕（1995年12月19日—）男，汉族，籍贯：甘肃天水，广西艺术学院 中国画学院/漓江画派学院 18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中国画 方向：人物画技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