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权益正逐步与户口“脱钩”，让户口制度回归登记制度。出生于上世纪50、60和70年代的人，深刻感受着围绕城市与农村之间户口差异的变迁。

25集电视连续剧《户口》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村姑卢凤荣嫁给了城里青年田立新，尽管卢凤荣美丽贤惠又能干，但由于是农村户口，所以她一直感受到“低人一等的自卑”。婚后数十年里，卢凤荣几乎每天都生活在对“农转非”批复的期待中。

等待多年无望后，卢凤荣几经周折花钱给自己和女儿办了“农专非”，用她自己的话说“终于成城里人了”。但突然有一天，卢凤荣发现派出所门前排了上千人的队伍，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本埠升级为地级市，人口增容，每个农民只需花5塊钱即可办理“农转非”。站在派出所门前，已过不惑之年的卢凤荣悲喜交集。

“我就是现实中的卢凤荣！”2014年夏天，在西安已经居住了21年的罗英梅对记者说。

1972年出生的罗英梅是陕西商洛人，21岁到西安打工，并结婚生子。她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有西安市户口的“西安人”。为了拥有西安户口，罗英梅这些年省吃俭用攒钱买房，自费缴纳社保。就在她和家人即将完成所有的“落户条件”时，突然国家出台政策——取消落户限制，她此前所做的各种努力，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

“农业户口对我们这代人影响至深。”在河南浚县一家合作社工作的熊秀杰回忆，过去城镇户口各种福利待遇要比农业户口高得多。拥有农业户口，子女去县城上学不好上，医药费报销比例也没有城镇户口的高。

“户口甚至还影响到找媳妇！一些农业户口的乡亲就吃过亏。”熊秀杰说，“当时在很多人眼里，农业户口好像低人一等，就盼着啥时候能有个城市户口！”

过去半个多世纪，“二元”户籍制度曾适应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对劳动力、消费品的计划分配需要。然而，当时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鸿沟”，令一些生长在农村的人不甘于现状，努力通过考学、参军、招工等方式从“农门”跳往城市。

“1983年我通过考大学改变了命运，”来自河南的李文中说，“通过考学从农业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别提当时有多高兴！那时有城镇户口能吃上商品粮，比农村好很多。”当时，城市户口甚至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许多人“挤破脑壳”托关系改换户口。

年过五旬的武汉教师何斌的经历则更为坎坷。上世纪70年代，他在一家农场教书，与农场的同事结婚生子。然而拥有更大梦想的他，最终托关系在城里的一家中学立足下来，转成了城市户口。

“妻子没拿到城市户口，我与妻子为此分居好几年。”何斌说，“后来孩子到了上学年龄，把他接到城市，想着有更好的学习条件，可是一直没有上城市户口，光借读费就交了好几年。”

在山东临沂当村支书的郝起可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由于自己是农业户口，找到一份工作却只能做临时工，而同一单位里城镇户口的正式工每月能额外拿8元到10元奖金。“要转成正式工，先要转成城镇户口，其中少不了费时费力托关系。”

郝起可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农村人非常向往拥有城镇户口，甚至有人愿意花一笔不菲的钱“买”城里单位的招工名额，来换取城镇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