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湾区经济的壮大发展，对高端航运服务业的需求将更为迫切，而广东省航运服务产业存在诸多不足，发展需求迫在眉睫。

国际大势之下，湾区服务业亟需突破

当前，国际航运中心正在向亚洲地区转移，而在国家层面，国家正在大力推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为广东省提供了良好海洋和航运服务发展机遇。在粤港澳大湾区沿线各城市中，有一个共同的产业——现代航运业及与之紧密相联的现代航运服务业。但由于湾区内存在着一国、两制、三关，各种信息的互联互通还存在阻滞。如何面对这些困境，发展现代航运，特别是现代航运服务业，在当前确实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2018年广东省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21.1亿吨，居全国第2位，集装箱吞吐量完成6447万标箱，居全国第1位；香港完成货物吞吐量2.6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960万标箱。2018年全球排名前10的集装箱港口中大湾区占三席，分别是深圳港（第4位）、广州港（第5位）、香港港（第7位），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集装箱吞吐量已超过7500万标箱，远远超过纽约、旧金山、东京湾等世界级湾区，可以预见，未来随着湾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对高端航运服务业的需求将更为迫切。高端航运服务业一直是广东省航运业的短板，广东省各主要港口作为国际航运枢纽，如何更好落实交通运输部关于构建现代航运服务体系的部署，如何借助广东科技创新优势推动现代航运服务业更快更好发展，如何充分利用和发展“互联网+航运”模式，对促进高端航运要素集聚、对广东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关系着广东未来航运业发展的成败。

高端航运服务业一直是广东省航运业的短板。

广东省航运服务产业，多有“不足”

首先，是针对大湾区现代航运服务企业的政策吸引力不足。目前，广东省建设国际航运枢纽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港口码头、港口物流等方面，对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方面的关注不足、措施力度不大。有些市地为推动现代航运服务业发展配套出台的政策影响力和扶持力度尚不足，需由更高层面出台更具吸引力的政策、办法推动现代航运服务业集聚。调查发现，粤港澳湾区内广东九市，有一部分市地至今未有围绕创新发展大湾区航运服务产业的具体政策和办法。

再者，整体营商环境不够宽松。法律滞后，服务简便、高效及专业性不够。涉及央企、省企、地市，中资、外资、港资、私营，港航、海事、海关检疫、边防等多方利益，关系复杂，诉求多元，机制不畅。而自由贸易港要求能提供全球航运服务需求的全方位功能，要求法制、公平、公正、宽松、低成本的营商环境。

金融法律支持不够有力。目前，广东省虽然作为经济发达省区，但金融产品单一，投融资环境不够开放，外汇不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全球性银行在广东省设立分行营运的不多。由此，造成广东省未能形成完备的金融体系及金融工具为航运高端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船舶金融服务基本属于国内地区性的，不能提供全面的国际化船舶金融服务。不能为高风险的航运企业提供优质的风险管理服务，没有设立一套有效的航运保险制度。航运业一向很看重合约和有效的法律仲裁制度，如果在合约上有纠纷，法律仲裁就能够提供重要的服务。法律制度不完善，没有一个具有世界地位的仲裁中心，不能受到《纽约条文》的认可，仲裁结果未能在世界各地生效。缺乏世界上著名的船舶买卖经纪、海运货物经纪及保险经纪设立的公司，不能拥有一批专业律师专门处理航运纠纷，海事仲裁、海事诉讼、海事法律咨询等航运业务的基础不扎实。

船舶进出港便利化不够。外来船舶需办进港申请及海关手续，实行强制引水，关检及卫检手续繁杂，不能豁免港口行政费，物流体系不畅。

美国纽约大湾区。

以深圳东部盐田港区引航事宜为例，进出盐田港的外轮需要经过香港水域，按照香港法律，需安排香港引航员，但实际操作上内地引航员直接引航进港更加省时便捷，也能降低航运成本。但此类合作互认事宜（其他类似问题还有游艇自由行的证书互认、海事监管标准协同、海事监管信息共享等）需要在大湾区框架下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船舶注册制度不够简便。广东省不是世界船舶注册首选地，船舶注册服务不具竞争力，不能够简单快捷的注册、撤销注册，且对注册船舶船员的国籍有限制，符合资格及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不能随时提供技术上的支持，船舶吨税税率高。现有税制使得航运公司在世界各地的收入不能全部免税，需缴纳营业税及所得税，船东不可以选择在广东省注册成立船公司或光船租赁公司，做不到实际在广东省营业。

另外，航运业发展存在“港强航弱”，现代航运服务业培育进展较缓问题。近年来，大湾区内深圳港、广州港等发展迅猛，集装箱吞吐量不断增长，但现有的船舶代理、货运服务等航运服务企业仅仅局限于提供传统港航业或低端产业服务，仍集中在码头、船代、货代、船舶修造等中低端产业链，且企业规模较小、服务附加值较低，航运服务功能较差，缺乏能够集聚航运要素的高端航运服务业，落后于国内外先进港口，缺乏组织有效的航运交易市场，航运融资、海事保险、海事法律、航运交易、航运咨询、公估公证、航运信息平台等方面的相关服务，“港强航弱”问题十分突出。一些高端要素企业盈利前景不明显，企业不愿意来。比如，一些入驻的电子口岸公司沉淀了大量的大数据基础，因不能产生效益而未开发利用。

近年来，广东省内的广州、深圳等市地积极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大力推动航运金融、科技、信息等附加值高的现代航运服务业发展。

同时，高端航运服务业竞争较大。大湾区内汇聚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排名前十的集装箱港口。广州、深圳、香港三大港口在空间上距离极近，而高端航运服务业是面向全球开放、竞争的，还牵涉政治博弈，这就尤其需要与国际接轨的法律和金融体系及专业人才，目前有且只有香港具备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最大优势条件。如何实现三大港口优势互补、互惠共赢、协调有序发展是当下不容忽视的问题。

最后，高端航运人才缺失和航运人才培养基础薄弱。湾区九市航运人才大多集中在传统航运服务业上，高端航运服务业人才所占比重几乎为零，且自我造血功能较差，航运服务类研究基础薄弱。在航运人才培养方面，九市仅有一所全日制航运类本科学校，专业布局、人才供给远远滞后于高端航运服务业需求。船舶融资、海事仲裁、运费期货交易及高素质人才培训等高端服务尚属空白，不能满足需求。

应对有方，湾区大可绝地突围

近年来，广东省内的广州、深圳等市地积极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大力推动航运金融、科技、信息等附加值高的现代航运服务业发展，取得了一些成效。在航运研究、航运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大的动作。但所做的这些，尚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大湾区经济需求。目前，应紧紧抓住“海洋强国”、“交通强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等重大战略叠加机遇，创新发展大湾区航运服务业。因此，提出以下思路和设想：

一是成立航运产业发展建设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广东省航运产业发展。建立促进航运产业发展协调议事机制、合作互动机制和专家咨询机制，成立由省主要领导同志任组长，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交通主管部门(负责整体组织推动)牵头、财政部门(负责组织专项资金审核拨付)、统计部门（负责相关指标统计）、发改委(负责配套政策落实) 等相关部门共同参加的航运产业发展建设领导小组，制定和完善促进高端航运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加快编制专项规划，推动监督落实。

二是发挥大湾区优势，优化港航营商环境。提升与粤港澳大湾区航运业相匹配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一是拓宽金融产品，改善投融资环境，积极推动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航运纠纷解决的“首选地”和海事仲裁规则创新的“策源地”；二是提升大湾区海运便利化水平。研究粤港澳大湾区框架下海运便利化政策，探索来往深港国际航行船舶便利化监管模式。推进落实港澳同胞参加内地船员培训考试和办理船员证书工作；三是持续深化海事服务改革。深化粤港澳三地海事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双方在建立船舶管理通报机制、联合巡查、演练、共同保障海上安全，全力支持高端航运服务业健康发展,确保水上运输便捷畅通,提升航运市场一体化水平。

三是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共同的航运大数据中心、航运信息平台、航运贸易服务平台，创新构建适应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一体化运作模式。

积极整合航运服务业所涉及的业务节点，如监管机构，包括港口局、海关、海事、检验检疫；代理服务企业，包括船舶代理、货运代理、船舶管理、航运保险；金融服务部门，包括银行、保险、租赁；咨询服务企业，包括航运交易、航运咨询、航运组织、航运信息等，通过搭建一站式的网络综合平台，建立健全航运服务体系，形成航运服务业创新互联的生态圈，使得各参与者能够充分进行信息沟通与共享。打破信息不对称问题，建设开放的数据集成平台，使各企业能够收集、连接和协调数据，协调来自不同数据源的数据，最终实现航运交易、船舶代理、货运代理、航运管理、港口装卸、航运综合服务等各流程的有效集成与业务追溯，实现由大数据驱动的商务智能分析。提高航运企业有效提高运作效率，降低运作成本。

广东省高端航运人才缺失和航运人才培养基础薄弱。

四是明确大湾区九市发展航运服务业定位、推进协调有序发展。目前香港、广州、深圳均依托自身优势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但应避免恶性竞争，根据实际情况出发，发挥各自优势，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同时建议对全省港航服务企业进行适度整合，完善航运服务业产业链，实现航运服务要素全面聚集，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既保证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又保障质优价廉的服务。

五是注重提升航运人才培养及航运研究能力。全力支持建设广州交通大学，增设、完善航运与物流类、信息类等专业；利用《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明确的“组建海洋大学”契机，培养高端航运人才；加大力度支持高端航运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工作，充分做好航运人才认定工作，积极建立省市关于航运人才培训、教育的优势品牌；积极推动广州航海学院粤港澳大湾区航运研究院、黄埔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心、广州港研究院、泛珠国际航运创新研究院等机构加强研究，提升航运研究能力；引进国内外领先航运咨询企业，鼓励发展民间咨询机构，搭建国际航运研究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