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没有“晚宋”之说
2020-03-05
文萃报·周五版 2020年9期
“唐宋变革”重要表现乃是重商主义兴起,国家放弃了对臣民的身份与人身控制,转而重视市场、工商业、金融与货币所创造的利益。然而,朱元璋建立的“洪武型体制”简直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全国臣民按职业划分入不同户籍,如民户、军户、匠户、灶户,职业户一经划定,不得自行改业,子孙世代相承;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可脱离原籍地与农业生产,每天的活动范围控制在一里之内;军民、商人若要出远门,必须先向官府申请通行证;由于货币经济极不发达,民间交易以米谷、盐、布为支付手段;政府控制在最小规模,以紧缩的财政、按实物征收的农业税以及全民配役来维持运转,无需依赖市场、商业、货币与金融,因而,明前期的消费税、货币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不用说,这样的体制跟近代化是背道而驰的。假如明代真的出现了什么“资本主义萌芽”,那也只有在摆脱了“洪武型体制”之后才能够“萌芽”。事实上,明代的社会发展,确实表现为逐渐突破“洪武型体制”的过程:渐渐地,社会控制松懈,匠籍制解体(允许匠户纳银代役),募兵制代替军户制,月港开禁,广州与蕃商开展商舶,海外大量白银流入,“一条鞭法”推行開来,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如此,才有晚明商品经济的繁华。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向宋制回归。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治安提过一个观点:“人们在综观10世纪至15世纪的历史之余,常常会有这样的朦胧感受:明后期与南宋非常相似,万历以后很像是对南宋社会状况的‘跨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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