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80%的村庄没有污水处理 国家应优先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魏后凯（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稳投资，刺激农业农村的投资，对下一步的农业农村发展尤为重要。可以利用这一次国家刺激投资，大规模搞新基建的机会，对农业农村的基础设施给予优先的政策。比如说我们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的农电水电设施的更新、标准化的养鸡场建设，等等，我觉得国家要给予高度的重视。现在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没有地下的管网，80%的村庄没有进行污水的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些设施，应该列入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优先位置，国家政策要给予支持。建好之后，还要建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管护的长效机制。农业农村的振兴光靠基础设施投资是不够的，还应该重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稳定农民工就业，扩大就地、就近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工就业的收入。第二，要鼓励农业农村创新创业，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第三，要复制和促进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要正确看待和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业农村的影响，要把稳投资、促增长、促增收作为关键和突破口。

02

新形势下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 新的发展背景下城市如何实现“智慧、协调、包容、韧性、绿色”发展

杨伟民（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城市发展要树立空间理念和原则。一是城市发展本质上是空间的发展，空间发展应该是经济发展、人的发展、自然的发展这“三个发展”的均衡。空间发展，既要在全国意义上考虑，也要在特定空间如在城市的空间考虑。二是城市发展要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三个发展”的中心是人的发展，是为了市民的生活更幸福、更美好，人的发展也要同自然的发展相协调。三是制定政策要区分不同的城市概念，区分行政区、城区、中心城区或建成区的概念，才能更好地施行精细化的政策和治理。四是城市定位要清晰落实到不同的空间，不要简单地说本市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应该说城市的哪些空间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五是城市发展要尽可能划小空间单元，根据不同的事项划分不同的空间单元来制定和执行政策，避免“一刀切”。

刘世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绿色城镇化是中国绿色发展的主要载体，城市建设有很强的刚性，一旦选择错误，纠错的成本极高，无论是旧城改造，还是建设新城，一定要有前瞻性，因而在实施绿色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注重绿色核算和绿色技术。绿色核算是绿色发展的基石，绿色发展特别是绿色城镇化必须要过绿色核算这一关，特别是生态资本、服务价值“算账”这一关，要解决生态资本服务价值可度量、可核算的问题，进而解决可货币化、可交易的问题。绿色技术是指降低消耗、减少排放、改善生态环境的具体技术。建议在“十四五”期间向全社会推广一批比较成熟、能够产生明显经济社会效益的重大绿色技术，将这些技术列入绿色发展。在政府市场关系层面，在绿色技术推广过程中，要发挥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上的主体地位。

史育龙（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可持续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城市发展的共同主题，在联合国2018年发展目标和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城市都选择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过去几十年，中国城市在快速发展中形成了“重物轻人”的发展模式，积累了不少难以持续发展的问题。城市新区作为调整城市空间机构和拓展增长空间的有效方式，是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指引下，越来越多的新区把绿色生态、智慧宜居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

尹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新型城镇化在未来发展中还存在着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从高质量的城镇化走向全面现代化的城镇化是中国未来30—50年的工作核心。以人为核心的6大核心内涵、5大战略任务和5大改革领域，是中国未来城市化的一个大的基本格局。未来15—30年内，在严守粮食、生态、文化、能源、边疆安全基础上，以全球城市、国家与区域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城市群和都市圈等发展优势地区为主体，构建“四横三纵”为主骨架城镇化战略格局，形成一个覆盖千万级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城市布局体系，是我们要达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