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周洁 曹 明

(1.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4；.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盐城 224007)

“摸着石头过河”原本是民间的一句歇后语，它说法有很多种，如“摸着石头过河——稳稳当当”“摸着石头过河——踩稳一步，再迈一步”等，主要形容在没有任何经验和过河工具的情况下只能以原始方法——摸着石头，一步稳住再迈另一步，稳稳地前进，慢慢探析河水形势之后实现安全渡河。在新中国成立后，这句蕴含着民间智慧的歇后语也先后被不同的领导人直接或间接引用于经济建设工作之中。因为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充分论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做法也不能照搬，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成功事例，因此陈云和邓小平同志都在不同时期提倡要用“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建设方法论来探索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模式。这反映了两代经济建设的领导者在经济工作上的务实作风，对于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说明，经济建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没有现成的模式，要以人民为中心，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总结经验教训，才能促进经济健康持久发展。

一、陈云在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摸着石头过河”

陈云同志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具体领导经济工作的杰出代表。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的封锁，陕甘宁边区曾经有过一段经济十分困难的时期。为了解决经济财政困难，1944年3月党中央将陈云从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岗位上派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任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开启了陈云具体全面领导经济工作的生涯。在西北财经办事处时期，陈云从陕甘宁边区实际出发，灵活利用边区的资源与外界进行贸易，妥当地解决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较好地完成党交给的经济工作任务，为党中央在延安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强大经济基础。因为他在延安时期和解放战争中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成就，新中国成立后，陈云继续发挥他在经济建设上的才华，相当长时间里负责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在新中国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经济工作中，陈云坚持了他在延安时期积累和强调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作风。这一作风体现在他常引用“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歇后语之中。资料显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陈云是引用“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歇后语最多的领导人。陈云在1950年4月7日的政务院第27次政务会议发言中就说：“物价涨不好，跌亦对生产不好。要摸着石头过河，稳当点为好。”[1]44这是陈云第一次公开提到这句话。后来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在谈话中，在书面批示上，陈云对这句话都有引用。可以看出，陈云在我国建设的实践中始终坚持着“摸着石头过河”理论，并以此作为行动指南。

陈云的“摸着石头过河”最主要的是强调一个“稳”字。从某个角度来说，“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河中水势、石头即实际情况，是很重要的物质基础，要摸着石头，踩稳。对于经济建设来说，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现有的条件采取相应的对策，而不是盲目一个劲地往前赶，只追求速度。脱离实际情况，很有可能面临跌倒、溺水的危险。因此陈云在各个方面都十分注重“稳妥”。

虽然说陈云的“摸着石头过河”最重视的是过河的过程，也就是做事的步骤，但并不代表它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他的大方向始终在那里。陈云在经济建设中始终坚持的目标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不难发现陈云的很多文章和讲话中都提及了人民的问题和群众工作。不管是什么方面的工作，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人民，首先考虑的就是人民的需要。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指出：“应该对搞工业的同志讲清楚，工业占重要的地位，但老百姓要吃饭穿衣，是生活必需的。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2]85-861962年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提出：“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2]210这些讲话无不透露着陈云总是把人民的需要放在首位，把为人民谋福利、为人民解决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这反映出陈云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灵活运用，“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蕴含着事物普遍联系的规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本身源于历史的实践，要付诸行动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另外，“摸着石头过河”本身也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观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摸着石头过河”不仅仅是一句民间流传的歇后语，它其实拥有着很丰富的理论基础，它是一种实践的过程，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发现规律并探求真理的过程。

新中国刚成立时，经过战争创伤，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十分艰巨。陈云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济建设领导者，他深刻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以农民为主导的人口大国，土地少、人口多、人均资源严重不足，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农业发展不好，工业发展会更加困难。发展粮食生产、保证农民生活、保持消费市场的稳定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他呼吁全党及各行各业关心和支援农业，重视粮食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农村土地经过土地改革，所有权属于农民，虽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是由于粮食生产与经营都掌握在私人手上，整个社会尤其是城市粮食供给保障就面临着挑战。陈云十分关注粮食的分配问题，在1953年10月10日的全国粮食会议上，他指出当前粮食工作上面临的严重问题，如各地粮食收进少而销售多、灾情较为严峻、粮食供应不足而引发城乡居民生活混乱。根据这些实际情况，陈云提出：“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严格管制私商，以及调整内部关系。”[3]208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于保障人民生活和稳定物价起到重要的作用，也佐证了陈云从实际出发，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基础。

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后，农业生产实行集体化，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良好局面使整个社会刮起了共产风，希望快步进入共产主义，出现了“大跃进”局面，严重破坏了经济平衡，给整个经济带来了危害。经过“大跃进”教训，陈云更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工作要尊重经济规律，要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在政策调整之后，陈云发现农民大都希望实行联系产量或者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所以在1962年，他建议可以通过包产到户或者大包干的方式来提升农民生产积极性，从而达到提高农业产量的效果。此外有关物资供给，他也始终强调先生活、后生产、再基建，这三者之间要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保持稳定。他认为，片面强调建设而忽视人民的利益会出乱子最终导致生产建设无法进行，不搞生产建设则会导致失业以及购买力的低下。因此要维持平衡，做到兼顾，“办法也应该稳妥，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需注意这点。慢两三个月天不会塌，怕什么”[3]152。

二、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方法论指导中国改革开放

“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改革开放“三论”之一，一直被视作是邓小平长期坚持的方法论，但是邓小平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或是他的文集中明确提到过。1980年12月16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云在会议上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2]279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指出：“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总结了我国31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4]354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完全同意”，就包括把“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作为“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这种方法的肯定和高度重视，这次的讲话是邓小平和“摸着石头过河”方法论较为直观的一次联系。不可否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各种思想和理论之中总是带有鲜明的这种方法论和原则，“摸着石头过河”始终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各种实践当中。

如果说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是以“稳妥”为中心，那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又为“摸着石头过河”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他在强调改革开放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同时，还强调应该解放思想，勇于探索。1992年邓小平南行，他在谈话中再一次表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5]372他鼓励人们要勇敢尝试，敢于下水，积极向前摸索，在探索中找寻新的道路。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情势复杂，在这历史性的改革面前全党都缺乏经验。面对这些难题，最重要的是要敢于迈开步子，否则将会永远停滞不前。“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5]177，先试点再推广，首先要试点，但是胆子要大并不是说要摆脱石头大步向前。“石头”是我们的立足点，所有的探索必须都要围绕它进行。例如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以及我国经济特区的设立就是最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创新试验模式。在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之前，我国从未有过类似的做法和经验，也正是通过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发展才使得全党上下认识到进行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也通过这样的试验有了显著成效后我们才敢在大范围推广。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5]130所以说，邓小平提倡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并非只追求速度而不重视稳妥前进，而是呼吁全党面对崭新的情境和从未遇到过的问题要敢于尝试，不要因为怕呛水而不下河。

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思想中同样蕴含着“以人为本”理念。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372这三个“有利于”。在这之前，他也曾把“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全党工作是否到位的标准，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民服务必须放在首要位置，“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经济建设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不是憋足干劲，一下子扎到水里胡乱摸索，他是在把握了中国宏观大背景的前提下，有步骤有方法指导的条件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当然，一切探索都是具有风险的，什么样的挫折和失败都有可能发生。我们的改革开放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我们可以通过“稳妥”过河的方式将风险降到最低。

三、陈云与邓小平在“摸着石头过河”方法论运用上的异同

陈云、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都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他们都强调从我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注意改革的有序进行；都明确试点的重要性，主张先进行小范围试验，在实践中分析和总结经验，及时纠正试验过程中的错误，最后经过慎重决定后再大范围地推广；他们都深刻认识到我国人口基数大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只有依靠我们自身的探索，才能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

同时，陈云、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都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遵循。陈云在从事国家经济工作期间兢兢业业，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竭尽智慧与力量。从建国初期经济战线的“三大战役”，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再到改革开放，陈云在经济方面的思想和方针都提供了极大的参考价值。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核心、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从设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到十三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明确了“三步走”战略，我国经济发展有了战略性规划和巨大的动力，使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陈云、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摸着石头过河”虽然是一句歇后语，但却生动形象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以实践为基础的基本观点和立场。陈云和邓小平在经济建设领域里把民间生动形象的语言运用其中，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话语体系和方法论的探索与创新。陈云一直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正是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充分认知以及科学应用；邓小平始终坚持“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6]，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出发，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

当然，陈云与邓小平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对经济发展的速度要求不同。陈云始终坚持不能走得过快，因为过快就非常容易不稳。在陈云看来，“稳妥”是最为重要的，并不是反对快，只是与其快步向前出了错再走回头路，不如慢着点儿来把握住各方面的平衡。陈云强调的平衡和稳妥，其实质是尊重经济规律，尊重经济生活中各种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这与陈云直接领导与指挥经济工作有关。邓小平则认为，有些时候过分追求稳可能会因此丧失发展的最佳时机，“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5]265。邓小平注重思想的解放，善于把握改革的机遇，他认为在适当的时机大胆地做出一定的飞跃也未尝不可，只要回过头来看看，没什么问题再继续前进。邓小平之所以在经济发展上强调抓住机遇，因为他比较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发展不能再失去机会，因此要求发展更快一点。这里说的快是相对于过去，而不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的。这反映了邓小平在发展战略上的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他着眼的是中国在世界上和历史上的地位，而不是单纯的经济指标和要素之间的关系。

陈云与邓小平对于经济体制问题上的认知也有所不同。陈云在改革开放之前就较早提出了“市场调节”，但是，他总体上坚持的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2]367“在总体上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体制范围”[7]。同时，他还用“笼子”比喻计划，“鸟”来比作市场调节。无论市场怎么调节，它始终是在“笼子”之内进行，不可能脱离“笼子”而单独运作。这些都体现了陈云的稳妥的“摸着石头过河”。他之所以强调经济体制要以计划为主，这与他领导具体经济工作有关。因为经济工作的特点就是要处理好各种经济要素之间的平衡和关系，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解，也是西方经济理论关于宏观经济调控的一般认识。经济因素的失衡必然导致供需之间的脱节，引起经济活动的波动，容易引发经济关系的失调和社会生活的动荡。因此，从领导经济工作的实际要求来看，计划体制是很难放弃的一种行政性领导经济的方式。这种思维当然影响了陈云没有在整个经济体制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高度。而邓小平在经济体制问题上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起初他也对陈云的观点表示赞同，随着新情况的出现，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逐步产生了新的思想。他提出了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在南巡中，他又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373。这一思想冲破了传统观念给予中国人的束缚，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思想上的一个飞跃。邓小平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思想，就是因为在他的思想中，社会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不是来自是否符合经典作家的论述，而是看这种改革是否有利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提高。“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是实践的标准，而“摸着石头过河”正是解放思想、敢于尝试的实践标准的另一种表述。

对于开放特区的态度上，陈云与邓小平也有所不同。在陈云看来，搞特区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原有的几个城市就够了。一旦开始兴起“特区风”，那各个省都想搞，到时候难免会引起大量的投机，所以保持当时数量的特区就可以了，不要毫无规划、一哄而上。要保证这些特区稳步前进，不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而邓小平对于特区的开放一直保持着积极的态度。首先在他的支持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这四个经济特区得以开放。随后他表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5]51-52。所以14个沿海港口城市、3个“沿海经济开放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得以创办。

总的来说，陈云所提倡的“摸着石头过河”主要是侧重于“稳妥”这一方面，强调各个方面都要稳妥，不能急于求成。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宁可稳稳当当慢一点也不要毛毛草草发生错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主要侧重于“大胆地试”，在他看来“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要“摸”，通过不断摸索与尝试开辟出一条道路，要敢想敢干，调动一切力量和积极因素，积极引进新技术并且对外扩大出口。第一位的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虽然陈云和邓小平在“摸着石头过河”理论上的侧重点不同，但在很多理解上都是一致的。从总体上来说，他们都把“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把握全局，注重系统性和整体性。他们的落脚点都在民生问题上，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目标和方向十分明确，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解决问题、谋幸福。改革开放40年多来的道路，虽不是顺风顺水，却也没有遭遇太大的波折或者巨大的损失，这是我们党、政府和人民“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可能在过程中会踩进河水甚至掉下河去，但我们不断分析遇到的问题，排查阻碍，总结经验教训，摸索规律并在实践中获得真知，一步步地向目标靠近。

四、“摸着石头过河”方法论的当代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这是对“摸着石头过河”方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的极大肯定。不管是陈云还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都采取的是从实际出发，吸取过往经验教训的方式，而非教条主义的方法。事实证明，他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条件不断演变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探索性的实验性的实践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不管是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原则性描述，还是苏联在计划体制上的模式曾经取得过成就，这些都不能作为我们进行中国经济建设需要照搬的模式。因为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社会的经济原则性的思考，不可能适用于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苏联模式也是苏联共产党根据自身实际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理解下的产物，虽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取得了成绩，但把对计划体制的理解教条化和模式化，没有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改革探索，最终导致苏联经济长期停滞。我们过去学习和采纳过苏联的计划体制模式，实践证明这一做法相当程度上阻碍和限制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不通过实践，大胆探索，寻求适合中国的道路，就无法走出困境。

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体系，经济社会发展也获得巨大进步。但是，这些制度体系的形成不等于说我们的制度已经完全定型或可以完全定型了。面对不断发展的世界局势和国内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改革永远没有止境。社会不断进步发展，体制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是永恒的，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改革的存在也是必要和必然的。改革不可能有标准答案，它必然是一个摸索的过程。有人反对在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中还提倡“摸着石头过河”，认为一个粗糙的总体改革方案好过“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没有完全理解这句话意思的表现。在社会改革中存在着对整个社会进行系统全面彻底改革的工程式思维方式，“要求把全部知识集中于一个中心，并将其明确而自觉地纳入一个统一的计划，把工程学的技术运用于全社会，这当然要求那个领导者具备有关社会的全部知识”[8]98。这种工程思维强调系统性的社会治理模式，这当然没有错，但是这种思维又是不现实的。因为工程思维有一个先验性的理解，即领导者或改革者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主体，他们能够事先知道事物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并且了解使用何种手段可以实现事物向自己预先设计好的方向发展。而实际上，社会有机体确实是一个系统，但是这个系统却不是可以人为控制和充分设计的，因为社会主体的多样化和多元追求必然使这一有机体的演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社会多主体的合力产物。在这样复杂巨大的系统中进行社会结构性的变革，只能是不断摸索和不断实验的过程，必然会存在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要求。

当然，随着人们对社会有机体结构和改革促进的社会体制演进的趋势的深入了解，人们在改革中不可能始终处于被动无知的盲目状态。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时可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比较模糊，改革探索主要是走一步看一步，走过一些弯路。但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我们已经对我们的未来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对于体制的整体方向和主要追求有了更加充分的理解和认识。今天的改革，已经是在我们对未来目标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的情况下的一种主动性和目标性的活动，在这一改革中需要强调通过顶层设计规划总体的改革方案，按照顶层设计的大概路线和时间点稳步实施。当然，顶层设计的完善也不是完全充分的细节设计，依旧要对改革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变化采取“摸着石头过河”，要在探索与实践中不断充实其框架体系和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我们以经济建设中心的同时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条道路是我们根据我国国情摸索出来的。目前我们还没有彻底解决我们发展中的问题，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探索，还要“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道路。

“摸着石头过河”在当今社会的理论体现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但它还包含了其他丰富的内涵。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今天我们还要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取得了经验，达成了共识，看得很准了，感觉到推开很稳当了，再推开，积小胜为大胜。”[9]34-35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我们永远不要指望实现什么“一步到位”，而是要充分认识前进道路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各种困难与挑战，一步一个脚印稳当地前进才是我们的主流方法论。“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它仍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依旧闪烁着时代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