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梅

人类社会的进步一直是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学习、交流和感染中促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成分来自创新和模仿，如果创新是开天辟地，那么模仿就是见贤思齐了。

近年来，智慧财产权一直是中美贸易谈判中一个重要的议题，让世人再度意识到智慧产权的重要性。

根据专利法，一项发明只有在满足以下四项要求时才可谓创新，才具有专利权：

一是这项发明必须是合法的（主题）;

二是这项发明必须是新的;

三是这项发明必须是有用的;

四是这项发明必须不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创新的发明所带来的专利权，只有在该专利被商业化或被实践之后，才可以获得极大利益的智慧财产权。而创新与模仿之间常会有一层糢糊的界限，这在近代之前并不被重视，但当人们发现创新可以为个人和企业带来了极丰厚的附加价值之后，创新就成为了瑰宝，变成了智慧财产权，未被授权的模仿就是侵权，那么创新方和模仿方不免要对簿公堂。

以下故事，是发生在二十年前硅谷的高科技业和半导体界的头条新闻。

九○年代后期，被尊称为中国半导体教父的张忠谋先生所领导的半导体晶圆（芯片）代工已經逐渐成为世界趋势。但是芯片设计者若要能做日益快速和复杂的设计芯片以便将设计交付晶圆代工公司生产，就成了一个难题，于是有了提供自动化辅助设计的公司为芯片产品公司解决这个瓶颈，大大地活络了半导体产业。在当时，硅谷有两个提供自动化辅助设计的公司——曼陀和贵登，这两大公司当时便为了争夺一项专利权而大打官司。

曼陀从艾普那儿取得了一项专利的授权，曼陀为此向艾普支付了一百八十万美元。该专利于1989年申请并于1996年获得批准。阿默博士是艾普的首席执行长，也是此技术的唯一发明者和专利权的持有者。当贵登公司提出该公司才是这项技术真正的发明者的同时，也质疑了艾普对此发明和其专利拥有的合法权益。换句话说，贵登质疑阿默的这项专利是不成立的，贵登早在阿默的专利生效之前就已经把该专利所陈述的技术，应用在它的产品上了。如此曼陀和艾普就不能指控贵登侵权了。

曼陀请了艾普的阿默到法庭当证人，阿默向庭上提交了几页他早期的日志，以此证明他是第一个发明上述专利的人。这样的案件在科技界是再寻常不过的，就当时的专利法而言，专利权的申请是根据申请人发明专利的日期（后来修法，将其改为是根据专利申请的日期），所以讼诉双方必须要准备证据来证明自己才是最早的发明人。

然而，贵登注意到了阿默日志中的记载和专利的陈述之间有一些差异，而且日志里似乎有前后不同时间的篡改。为此，阿默又提出了他更早期的一本笔记本，他希望这笔记本可以为他先前的日志所引发的质疑扳回一局。同时，阿默的专利案律师也被要求提供当初申请专利时阿默这本笔记本的复印件。贵登发现，阿默和他的专利律师所提供的笔记本复印件是有出入的，于是要求法庭命令阿默将笔记本的原始本交出来作鉴定。

在此之前，阿默声称笔记本是锁在他家的保险箱里，但就在法官命令阿默将笔记本交出来鉴定时，阿默竟然告诉庭上说笔记本被偷了。他说他才刚把笔记本放在了自己的车里，就有人这么巧撬开了他的车，什么也没动，却把相关的日志和笔记本都偷走了。这个奇妙的故事让法官对这件事产生了怀疑。于是，阿默又向法官提供了他的日程计划表，作为证明他的发明日期的佐证。阿默原以为这次应该万无一失了，但是日程计划表鉴定的结果却让他始料未及。原来，鉴定专家针对日程计划表中所使用的墨水做了深入研究，发现多处的记载采用的是1994年以后市面上才出现的墨水，因此日程计划表的记载是后来才蓄意假造的，这说明阿默犯下了伪造文书的诈欺罪。

事情发展至此应该告一段落，阿默和他的公司显然没有办法保住他们的专利权。曼陀公司和阿默顶多就是向贵登公司付出赔偿，阿默则必须为伪造证据短期入狱服刑。

然而，不甘心的阿默又出牌了，就像变魔术一样，阿默声称被人偷走的笔记本竟然又神奇地出现了。据他说是由一个不知名而又良心发现的义贼寄回来给他的，奇妙的是，这人竟然知道阿默的地址。后来，法官裁定，这本笔记本分明就是一个伪造的文件，里面没有任何一项有效的原始记载。站在证人席上的阿默，心情想必十分沮丧，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他拒绝对此一法院的裁定为自己作答辩，以免他的答辩在将来被引用而作为自己的罪证。于是法院认定该专利无效且不可执行。

由于阿默多次造假，在之后的诉讼中，法官裁定阿默的专利不可执行，并判曼陀要向贵登支付损害赔偿;阿默则被控共谋、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他在交付了保释金并签署了保释协定之后，才被释放候审。

接下来发生的事完全出乎正常人的思维。就在阿默被移交刑事庭开庭的前夕，联邦调查局偷听到阿默正安排搭乘飞往卡曼群岛的飞机出逃，在他逃走之前将他逮捕，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本全新的埃及护照和两万美元现金。这违反了他的保释协定，也多得了一项蔑视法庭的罪名，于是他被监禁了。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才真的是匪夷所思。

深夜里坐在监狱里的阿默，愈想愈为自己的人生抱屈。他是埃及人，在1970年赴美之前他已经拥有开罗亚美利肯大学固态科学与材料工程的硕士学位，赴美后两年的时间，他分别获得了加州帕萨迪纳市的加州理工学院的电子工程和应用的硕士和博士学位。1989年至2004年期间，他创始了艾普公司，也是该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1985年至1989年期间，他又创办了另一家阿克特尔公司，也是该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毫无疑问地，他从一个第三世界的移民跻身美国上层阶级的顶端，是经过他多年的努力研发和创新，再一步步将一个个想法变成有价的商品和服务，这一切绝不是偶然。但是，贵登公司真是个程咬金，竟然和他竞争他的发明专利权，他为了保住他的专利和所拥有的一切财富、名声、地位，绞尽脑汁地在旧有的档案中加入一些记载，好将发明的日期尽量往前推，只要早一天，就能使贵登知难而退。没想到贵登却要法官吹毛求疪地在他所提供的档案里挑骨头，更令他生气的是，法官竟然从头到尾完全配合贵登的建议，令他愈想愈气。阿默和一同关押的犯人互吐苦水，说到气头上，他向室友说，只要能出去就要去恐吓相关的证人，具体的办法包括焚烧证人的车，他甚至提出来要试图谋杀那位极尽偏袒的主审法官。只能说是天理昭彰或者是阿默的运气不佳，那位犯人为了争取减少自己的刑期，主动提出要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把阿默在关押期间有意无意中跟他说的全部供了出来。2006年3月，阿默被判犯有十七项罪名，包括阴谋、邮件诈欺、伪证、妨碍司法、藐视法庭、企图恐吓证人以及对证人的汽车纵火。他被判刑十七年，释放后还要被有关部门监管五年。

这件案子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叫阿里，是小阿默十岁的亲兄弟。他明明是一个局外人，却也被牵扯进来并遭到判刑。他们两兄弟都是来自埃及一个颇有名望的家庭，他们的父亲是一位神学博士，也是大学的教授，兄弟姊妹都具有博士学位。后来父亲早逝，身为长兄的阿默就成为家中的顶梁柱，在感情上和金钱上支撑着家里的需要，阿里对阿默充满感激、景仰、信任和依赖。后来在阿默的支援下，阿里也来到美国取得学位和医师执照。

阿默和阿里感情很好，两兄弟无话不谈，这也包括了阿默的这个专利和其他创新的想法。在这场诉讼中，阿默为把他创新的日期往前推，而把笔记本、日程计划表和日志做了他认为“适当”的修改，当知道要有人证明这些证据是原始的，他找了阿里为他做证。阿里当初曾听过阿默提过有关这个专利的原始创意，他认为阿默应该拥有这个专利的权利，虽然阿里对阿默修改原始证物的作法有所保留，但为了亲情和信任，他答应成为阿默的证人。阿里是个执业医生，除了多方面参与社区医疗的慈善活动，也曾上前线为美军的战地医院服务过半年，他刚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美丽的人生才要开始，却因此而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阿默的艾普公司申请破产，资产最终由曼陀公司获得。阿默也申请破产，并由指定的公共辩护人代表。后来阿默找到了足够的钱提起上诉，但所有的指控都得到了证实。至于阿默的弟弟阿里，因为帮阿默作伪证及伪造文书而受到牵连，被判了一年的刑期。

这是一个关于聪明人被聪明误了一生的故事。阿默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专利所提出的质疑，也不能忍受自己不是第一个发明这项专利的人，这对他而言是个耻辱，于是他试图想改变过去，但他不明白欲盖弥彰的道理，更不懂得“勿以恶小而为之”，他让事情持续升级扩大，以致于他将在监狱度过余生中的大部分时光。

这故事是如此疯狂，它一方面提醒人们智慧财产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下次你想掩盖自己的痕迹时，请记住这个故事，因为你可能是在自掘坟墓而且愈掘愈深。至于阿里，他让感性超越了应有的理性，做了亲情上他认为是对的事。但是伪证罪除了牢狱的刑罚之外，还影响了他在美国生活所需要的个人信誉和工作权。我想他一辈子都活在深深的懊悔之中，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他应该不会再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