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秀

在现行的中国古代史教科书中，每当谈及隋朝的科学技术时，往往言必称李春和由他设计建造的赵州安济桥。然而却很少有人提起隋朝另一位著名的能工巧匠——宇文恺。其原因大概是由于李春是“民众的巧匠”，而宇文恺则是“为奉迎淫侈荒唐的隋炀帝而运用巧思”（范文澜语）。如果我们仅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宇文恺在古代建筑方面所达到的水平至少可以和李春媲美。

宇文恺（555—612年），字安乐，祖籍朔方（今陕西靖边县），后移居京兆。他父亲宇文贵做过北周的大司马。两个哥哥宇文善和宇文忻是北周和隋代的名将。宇文恺就出身于这样一个以武功传世的贵族家庭。少年时代的宇文恺，不象弓马娴熟的诸位兄长，他的志趣在于潜心经籍，博览广记。但最终使他成名的却是他超群的匠心、纯熟的伎艺。他虽然也做过莱州刺史、将作大匠、工部尚书等显要官职，但却没有留下可以施及后世的绰然建树。使他名垂青史的是他在城市规划、工程建筑、开通河渠、宪章典籍、创兴礼仪等方面的突出贡献。在这一点上，他的成就达到他同时代人的最高水平。

（一）

隋朝以地处关中的长安为都城，关中虽然号称天府之国，但八百里秦川所产的粟帛，却远远满足不了关中衙署军民的需求。因此大量的粮食布帛多仰仗关东和江南地区。但是当时的贡赋转输却极其艰难，经常使关中地区陷入“仓廪尚虚”、屡屡乏食的窘迫境地。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孝曾下诏，征发丁壮由关东向关中运送粮米。当时的漕运路线是由黄河经潼关，再转入渭水，然后斥流西进京师。但渭河沙多流急，乍深乍浅，担任漕运的丁壮叫苦不迭。为畅通水道，保证漕粮贡赋，开皇四年，隋文帝简选能臣，命令当时的太子左庶子宇文恺规划渭水。宇文恺受命以后，督率水工亲临实地，测量水深，勘察河道，设计施工方案。先将渭水引至大兴城，又自大兴城浚开渠道达于潼关。这条人工运河全长三百余里，被名之曰广通渠。是渠开通以后，“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输长安者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资治通鉴》卷176），“转运通利，关内赖之”（《隋书·食货志》卷24）。宇文恺凿修广通渠之举，不仅便利漕运，缓解了关中的粮饷供应，而且开了隋代大规模凿通运河的风气。

开皇初年，因长期分裂混战所造成的交通阻塞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好转，如鲁班故道就被废弃了好长时间。宇文恺也曾指挥民工清淤开路，进行复修，终于使此故道畅通如初。大业年间，他又受命督造长城，防御突厥。宇文恺以上活动，对推动水路交通的发展，巩固新建立的统一王朝，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

在隋朝，城市建设规模之宏大，设计之精巧，莫过于大兴城和东都。开皇二年，隋文帝君臣认为，旧都长安自西汉营建以来，时经八百余年，不仅制度规模狭小，不应时需，而且水皆鹹卤，不甚宜人。于是议定于旧都长安东南的龙首川处创立新的都城。是年六月，以当时的宰相高颍“领新都大监”，“总大纲”，以经验丰富且有巧思的宇文恺担任营建新都的“副监”。第二年三月，新都告成，名之曰大兴城。在新都的建筑中，虽然名义上由高颎总其大纲，但所有规划、勘察、设计、施工等技术工作，却都由宇文恺运筹指挥。据近人估计，大兴城旧址面积约七十平方公里，其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宫城居北，东西五里许，南北三里余。皇城位于宫城之南，并与之毗邻，其内衙署鳞次栉比，雄伟庄严。外部城东西十八里，南十五里。新城街衢井然，宽平规则，并置有都会、利人两市。为保证官民用水，又专门辟开三渠。一是引自浐水的龙首渠，二是引自交水的永安渠，三是引自泬水的清明渠。宋人吕大防曾经说过：隋之新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但是畦分棋布，街巷皆中绳墨，坊内有墉，每墉有门。朝廷、宫寺、门居、市区，不相参杂，堪称一代之“精制”。如此完备而浩大的城建工程，不朞年而成，足见宇文恺等人的非凡设计建筑才能。

为了加强对关东地区和江南的政治控制，巩固国家的统一;也为了进一步解决“贡赋所均”的经济问题，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刚剛即位的隋炀帝就下令营建“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隋书·炀帝纪上》卷3）的东京。当时的尚书令杨素被委之为营建东都大监，宇文恺刚担任了营建东都副监。每月从各地征调而来的各类工匠多达二百余万人。如此浩大的工程，复杂的工艺，众多的工匠，如果没有适度的协调指挥、较为合理的设计规划，是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即告竣工的。东都的总体布局酷似大兴城，城内除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之外，还置有丰都、大同和通远三市。通远市滨临通济渠，周围六里，有二十门可以分别入市。丰都市周围八里，置有十二门，其中设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为满足东都的粮食布帛之需，又于东都周围设置了含嘉、洛口等仓，储积着难以数计的票帛。为东都的兴建，劳动人民担负了沉重的劳役，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但也不能忽视工程主持者宇文恺的重要作用。《隋书·宇文恺传》说：“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都制度穷极壮丽”。东都完工以后，隋炀帝大喜过望，宇文恺由此被拜为工部尚书。

隋代由宇文恺等人参加规度的东、西两京，在当时及对后世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时国内州县治所的建筑风格和特点大多参制新京，后来唐代都城的整修和扩建，也是在隋代基础之上进行的。七世纪后期日本都城的建设也仿效唐都长安，不只设计与格局极基相似，甚至连砖瓦纹饰也酷类隋唐。

（三）

在无日不治宫室的隋代，宇文恺先后为隋文帝、隋炀帝推出不少别具匠心的精巧设计，主持了许多殿堂台观的建筑。开皇十二年二月，隋文帝下诏营建仁寿宫，并委任杨素总督其事，杨素又转推正在莱州刺史任上的宇文恺检校将作大将，拜为仁寿宫监，让他具体负责宫室地点的采择、施工建筑的调度。他们夷山堙谷，整平土地，夯土开基，构筑宫室。开皇十五年，仁寿宫落成，位于岐州与普闰县之间，楼台殿阁，宛转相属，错落有致。其规模之宏大壮丽，大出文帝所料，深得独孤皇后的欢心。大业元年，在兴建东都的同时，隋炀帝又责令宇文恺与内史舍人封德彝一起督造显仁宫。施工所需的奇石异木运自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缀饰园囿的嘉木异草、珍禽奇兽求之于全国。这座位于东都西郊的皇家大花园，周围二百里，它“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隋书·食货志》卷24），规模气势雄冠一时。《资治通鉴》在叙及它的盛况时说：“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其“堂殿楼观，穷极华丽”。韩偓在《迷楼记》中更称西苑“千门万牖，上下金碧”，“工巧之极，自古无有”。这种巧夺天工的设计与建筑，融山色湖光于一体，是一幅具有诗情画意、美不胜收的风景画卷。它既具有传统建筑工艺中古色古香、气势磅礴的特点，又具有江南水乡泽国园林建筑的风韵;它既是隋炀帝穷奢极欲、滥用民力的写照，也是中国建筑艺术史上屈指可数的瑰宝之一。

宇文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家，同时也是一位出手不俗的工艺家。大业三年，宇文恺为隋炀帝设制了巡视边塞、夸示突厥的御用大帐，大帐如同便殿，其内可坐数千人之多。隋炀帝驾次榆林，端坐大帐之内，随行群臣站立两厢，仪仗侍卫分列左右，朝仪威严整肃，使前来参拜的突厥启民可汗和奚、霫、室韦等部落酋长大开眼界，惊叹再三，深为先进的中原文化所折服。他们舞蹈欢呼，争相贡献牛羊驼马，多达数万头。同年八月，炀帝又驾起榆林，继续西巡。为了进一步壮大天子的声威，震慑异族诸酋，他又责成宇文恺创制“行殿”。宇文恺秉承炀帝意旨，依据巡视风俗、转徙流移的特点，设计制造出上可容纳数百名卫士的“观风行殿”。殿下设有轮轴，动止自如，离合方便。出发时可以分解成不同的部分搬运，驻跸时可以临时合并安装成一个便殿。在以帐为室的塞外，宇文恺的“观风行殿”等绝技使“胡人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骑马”。隋炀帝也为此发出“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的感慨。宇文恺炉火纯青的工艺，起到了传播中原先进文化，吸引诸族归心的社会效果。正由于宇文恺长于规矩，精于工艺，所以有隋一代的许多工程设施几乎都与他有缘。隋朝初年，他曾担任过营宗庙副监的职务，专为皇族杨氏建造宗庙。当文献皇后崩逝以后，他又与何稠一起“参典山陵制度”。在大业八年的对高丽战争中，随军效力的宇文恺又担负起在辽水西岸赶制三座浮桥的使命。宇文恺以上活动虽然是在封建帝王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的前提下进行的，但这并不能磨灭其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光辉。

（四）

宇文恺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土木工程建筑方面，他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也为时人所称道。隋朝是在南北朝长期分裂对峙的基础上建立的统一王朝，当时的封建典章文物、礼仪制度也极其混乱。为此，有隋一代进行了许多勘订和划一的工作。在这些活动中，宇文恺的才学得到更加充分的显现。从隋朝建立直到大业初年的二十四五年间，“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出入殿省”（《隋书·礼仪志》卷12）。连贵为天子的隋文帝的服饰也大致如此，与臣僚不同的一点是“带加十三环”。服饰冠带的混乱，造成君臣相杂、贵贱不别、朝仪不肃的后果，它影响了皇帝的威严。大业元年，隋炀帝遂令吏部尚书牛弘、工部尚书宇文恺等“宪章古制，创造衣冠”。于是牛弘、宇文恺等参酌《周礼》、《尚书》等典籍，取舍历代王朝之故事，创制出上自天子、下至胥隶的各色衣冠、衮冕、帻带等新的服制。自此以后，“服章皆有等差”，贵贱得以区别。大业三年正月元旦，隋炀帝大陈文物冠服，使来朝的突厥可汗倾慕拜倒。第二天，启民可汗率其僚属上表，请求采用隋朝的新服制。隋炀帝高兴地对宇文恺等人讲：“昔汉制初成，方知天子之贵，今衣冠大备，足致单于解辫。此乃卿等功也”（《隋书·礼仪志》巷12）。宇文恺因此又得到了丰厚的赏赐。

在封建时代，士大夫极重名器，他们将“舆辇之别”视为“所以列等威”的重要制度。隋初，曾以周、齐舆辇不合旧制而废弃不用，要求按“随时而变，代有不同”的原则进行改订。宇文恺等又“审择前朝故事，定其取舍”（《隋书·礼仪志》卷lO），创制出新的舆辇。

在这种规整改革礼仪制度的活动中，关于明堂的议奏更加突出地反映了宇文恺的学识和才思。文帝平陈以后，尽收江南杞梓，规整各种制度，使典章文物粗具规模。但用于宣明政教、举行朝会、祭祀、选士、养老等大典的明堂却未能建立。开皇十三年，隋文帝诏令部分朝臣合议修筑明堂一事。宇文恺很快参照《月令》所载关于明堂的式样和数据，仿造出明堂木样（即模型）。文帝看后，十分赞赏与惊异，立即下令有司在长安南郭内的安业里勘察兴造。后因诸儒对明堂之议各执一词、争论不决而作罢。大业年间，宇文恺又“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隋书·宇文恺传》卷68），务求恢复明堂制度。他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成《明堂议表》，上奏朝廷。这篇议表上本神农、三代之典，下察北齐、北周之制，追根溯源，旁征博引，说明明堂的变迁和正误。它涉及到《淮南子》、《尚书》、《礼记》、《周书》、《吕氏春秋》等重要经典近三十部，其内容包括政治、礼仪、阴阳、天文、历法、算术、地理、建筑等多种知识。表明了宇文恺的确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学问家。议表中还讲，在平陈之后，他对梁、陈明堂的旧址进行了实地考察。目测了观阁的造型，步量了殿基的尺丈，并且随测随记，积累了许多资料。对那些被焚毁的残柱也进行了认真的勘察分析，发现“柱下以樟木为跗，长丈余，阔四尺许，两两相并”。在参酌古制、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宇文恺再次仿制出“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园观，观有四门”的明堂木样，并呈献朝廷，当即得到认可。但因辽东之役已兴，建立明堂之事再次被搁置起来。

宇文恺也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积累资料的著名学者。他将自己的一些设计、实践等绘制成图，整理成书，先后撰成《东都图记》二十卷，《明堂图议》二卷，《释疑》一卷。这些著述在唐朝初年还保存完好，流行于世，它曾给唐朝的有关制度和城市建筑业以很大的影响。

宇文恺以其独到的匠心，纯熟的伎艺和渊博的学识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但是他的名字不时地与号称“暴君”的隋炀帝相依出现，因此治史者往往因瑕掩玉。在这方面，《隋书》作者的影响至今还在发挥作用。他们指责宇文恺“起仁寿宫，营建洛邑，要求时幸，穷侈极丽，使文皇失德，炀帝亡身，危乱之源，抑亦此之由。”这一批评对宇文恺说来是不公平的，让他承担“文皇失德，炀帝亡身”的责任是不科學的。其实，我们肯定宇文恺的主要标准不是政治，而是他在科学技术、尤其工程建筑业方面的突出成就。在这一点上，《隋书》的作者也不得不说“宇文恺学业兼该，思理通赡，规矩之妙，参蹤班尔，当时制度，成取则焉。”因此，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宇文恺是一位应该大写特书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