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团

“战略”是什么？“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即为战略。”美国著名大战略研究专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认为，“人的思维往往处于刺猬和狐狸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抗之中。前者重视目标的单一性和纯粹性，而忽视手段的配合;后者重视环境的变化和对自身能力的评估，但往往模糊了目标和焦点。”在新著《论大战略》中，加迪斯用狐狸和刺猬的隐喻开篇。“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推诸字面意思，可能只是说，狐狸机巧百出，不敌刺猬一针防御。”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思想家、哲学家以赛亚·伯林也在1953年出版的《刺猬与狐狸》中加以引申，借此描述历史人物思维的差异。很显然，最佳的战略思维是两者的结合，既有刺猬一样坚定的、长期的目标和一贯的原则，也有狐狸一样对环境灵敏的、随机应变的反应。质言之，狐狸思维和刺猬思维的完美结合，才是一个好的战略思维。

“所有战略问题的核心不过是常识而已。”正如加迪斯所言，目标与能力的平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因为在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外部的影响因素随时都在发生变化，目标与能力需要相适应和配合，尤其要防止二者的脱节。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拥有“好的判断力”和“均衡的行为”，也就是“运用常识”。“常识是某种自发、单纯而未被理论污染的东西，经得住时间检验。”伯林认为，狐狸型思维的人善于归納各种不同信息，而不是仅依据“宏观计划”进行推导，如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刺猬思维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拒绝批判和反思，往往沉浸在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里，如柏拉图和尼采。而加迪斯却认为，“狐狸和刺猬的悲剧在于，彼此都缺乏对方所具有的一些能力。”通过对薛西斯一世与阿尔达班在波希之战中的表现的推演，加迪斯得出结论，“薛西斯一世和阿尔达班的悲剧在于，他们都缺乏对方的长处。”

“作为一个凡人，永远不要让我们的野心过大。”《论大战略》从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公元前480年入侵希腊开始——这是一次特别错误的行动。正如加迪斯所言，薛西斯一世之所以能够获得资源却无法实现他控制希腊的美好愿望，而最终被迫溃逃，不单纯是舰队在爱琴海上被风暴袭沉，而在于大军超越了希腊人民的承载能力，“大军每到一处便会将周围的资源消耗殆尽”，甚至“不及所有士兵渡过，河流和湖泊就已枯竭”。对于征服希腊，薛西斯一世有绝对的信心和势力，但“野心”及把“残忍的程度”发挥到了极致却限制了他的战略视野，使他忽略了供给、资源、地形、风暴、枯竭的河流、饥饿的狮群、突至的狂风暴雨、愤怒的当地人、神秘的神谕等一系列客观条件。如果薛西斯一世听取了狐狸式人物阿尔达班的意见，把一切可能都纳入考量，历史或许就要改写了。但是，历史往往不容假设。当然，薛西斯一世并非最后一个遭受此类痛苦的勇士之王。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在法国海岸、拿破仑和希特勒在俄罗斯也都遭遇过同样的命运。

战略需要一种全局观，能够揭示各个部分的重要性。然而成败往往取决于现实条件。加迪斯认为，保持刺猬式的专注不容易，但像狐狸一样灵活调整自己的策略似乎更难。所以，实施大战略不能让固定的原则或者偏见捆住手脚，一个好的战略未见得自始至终都能逻辑自洽，甚至不排除前后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在《论大战略》中，加迪斯还谈论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和东方世界的战略思维。加迪斯强调，《孙子兵法》谓之“审时度势”，就是从复杂性中发现简单性，其逻辑无外乎目标与能力的关系，“展示了战略逻辑跨文化的关联性”。即“法则的推导、表达和制度化必须发生于实践之后”;“在争取成功的道路上，必须认清存在什么样的限制和约束条件”;“好的战略要考虑到制约条件，限定行为范围”，“在多数情况下，能力与愿望之间总是有差距的，因此需要采用谋略和迂回的方式，知所进退。”就像作家菲茨杰拉德说的那样：“一流的智者就是，能够同时在脑海中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想法，还依然能够保持行动力的人。”

一个人所取得的各项胜利必须相互关联，否则这些胜利并不能促成真正的目标。正如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在“推荐序”《从加迪斯<论大战略>看美国后冷战时期的得失》中所言，“虽然早年西方的战略家们未必知晓孙子在世界另一端的存在，但他们在逻辑上互相映衬，展现了战略逻辑跨文化的关联性。”加迪斯认为，如果说冷战时代见证了“西方”和“东方”之间的较量，那么东西方两大文明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就在于这两大文明内部能不断反思、调整和重塑。在《论大战略》中，加迪斯既论述了对战略本质的认识，也为东西方战略对话提供了范式。对此的解释可能存在于一种战略逻辑中，这种战略逻辑是文化的基石，如同语法之于语言，并且能跨越时间、空间和规模——当常识遇上不寻常的情况，则不过是另一种矛盾，而同时又存在于一流智者的思想中。加迪斯强调，“法则的推导、表达和制度化必须发生于实践之后。”加迪斯认为，制定正确的战略，最重要的要避开“迷雾”的陷阱和“摩擦力”。前者专指“未知的领域，以及未知中蕴涵的无限可能性”，后者则是指实现战略目标过程中“羁绊”与“制约”。

毋庸置疑，摩擦力不仅存在于物理学中，还存在于其他很多领域。军事战略学鼻祖克劳塞维茨在名著《战争论》（The Theory on War）中阐释过一个观点，经济学中“成本”犹如物理学中“摩擦力”，是指贯彻战略意图的过程中受到的阻力。加迪斯认为，战略具有指导全局的功能，但在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需要面临各种可能性和摩擦力，所以绝对不能狭隘地拘泥于既定的某种战略，而要根据形势变化随时调整策略。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国试图做“刺猬”和“狐狸”的综合体，注意制定符合自身条件的战略目标，并随着形势变化不断调整策略，那么冷战后的美国则执意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推进一个无边的政治目标，这种战略选择上的执拗和失误，不仅使美国付出沉重的代价，还透支了美利坚的力量和声望。好的战略之所以能够沿袭千年，是因为在时代推移、技术迭代中能够不断被反思、调整和重塑。加迪斯期待美国特别是美国的战略决策者：应根据情势发展不断调整推进战略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并适时对战略目标进行果断的调整。

决定上限的，不是智力，而是自控力。自控力，一方面引导人们通过有理想有追求和计划及坚持的意志力，实现学习与发展，从动物成长为高级的善于广泛合作与善于创造的文明人。另一方面引导人们不断克服经常遇到的挫折失败后的畏惧心理，屡败屡战，直到成功。在《论战略》中，加迪斯列举了一系列掌握了这一战略技巧的领导人。屋大维以从安东尼手中夺取罗马帝国唯一控制权为目标，控制着内心的欲望，重新分配了罗马的土地以赢得公众的支持，并以“适当程度的暴力”（手段得当）公开处决著名的叛乱分子“防止更多的暴力行为”（目标明确）。他还通过把权力委任给具有出色军事技能的人以赢得战争，甚至把妹妹朱莉娅嫁给了主要对手阿格里帕。正如加迪斯所言，“他故作姿态的放弃权力，实则是为了获得权利。”譬如，公元前27年某天，屋大维突然放弃所有责权，别无选择的元老院为阻止其下野引发社会动荡不安，不但被迫授予其“元首”“第一公民”的称号，还尊他为“奥古斯都”。

“我接手的罗马是用土造的，我留下的罗马是用大理石建成的。”仿佛莎士比亚的戏剧的谢幕台词，奥古斯都不但给自己准备好了临终遗言，还反问：“在生命的这出闹剧中，我扮演的角色是否精彩？”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奥古斯都是罗马最娴熟的培育者，并“把一个衰弱的共和国培育成一个在多个领域繁荣昌盛的帝国……在生命的终点，他还担心自己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在《论战略》中，加迪斯高度评价了奥古斯都的历史功绩：“罗马随后的历史中出现的那些失职的统治家族和失守的帝国边界，都是后世无法超越的。”欲望没有止境，优秀的战略家往往善于平衡各种复杂的关系。为什么薛西斯一世、伯利克里、拿破仑等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最终都没能逃离失败的宿命？加迪斯从他们失败的教训中得出“常识就像氧气一樣”的结论，人都是弱性的，身居高位者往往被自己的权威和成就所迷惑，深陷自恋与阿谀奉承中无法自拔。拿破仑也就是在一连串的胜利之后，对自己的战略逻辑产生了绝对的信任，而忽视了环境和偶然因素的影响，最终遭遇滑铁卢之败。

思维是一种本质性的反思，这种本质性的反思思维，不是纯粹的摆脱惯性思维，更重要的是，可以“举一反三”。当阿尔达班无法克服他的恐惧时，薛西斯一世无法控制他的野心：两者以不同的方式屈服于不节制。伯里克利只是通过一次演说就从宽容转向压迫，雅典人很快就跟上他的脚步。屋大维通过学会自我控制崛起，安东尼因忘记它而覆灭。奥古斯丁和马基雅维利为后世留下了软的一手和硬的一手，腓力二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借鉴之，从而塑造了不同的新世界。拿破仑因为能将愿望和能力匹配而失去了他的帝国;林肯则相反，他拯救了他的国家。建设者威尔逊让他那一代人失望，罗斯福变着戏法超越了他那一代人的期望。借用里根关于寻找小马驹的故事，哲理的某个地方肯定长着一个模式。在《论大战略》中，加迪斯分析了跨越2500年时空的历史人物，并从而得出什么样的战略才能称得上是大战略。他认为，逻辑和理论不能推断或者预测一切，因此在实践中重要的是预判可能发生的意外，并适时做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