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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好好诗帖》流传研究

2020-03-03周卓然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0年23期

周卓然

摘 要:《张好好诗帖》是唐代诗人杜牧唯一流传至今的墨迹本书法作品,兼具书法、文学与文献价值,对研究唐代书法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张好好诗帖》历代流传和递藏情况错综复杂,且流传过程中的问题及疑点较多,使作品的真实情况更加扑朔迷离。

关键词:书画著录;鉴藏印;递藏

《张好好诗帖》是唐代诗人杜牧为故人张好好所作,最早收录于《樊川文集》。①此帖为唐人杜牧唯一流传至今的墨迹本书法作品,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张好好诗帖》为唐制白麻纸书写,以硬毫笔写成,笔法劲健,文中有颇多叉笔,其书法风格传自二王一脉。从杜牧书法结体和用笔来看,深得二王精髓,有自然逸趣之感。二王书风成分复杂,具有多种面貌,但总体来说倾向于秀美一路,雄浑劲健的一面往往为人所不觉。历来研习二王的书家极易陷入秀美柔媚的风格,难以自拔,杜牧书法取二王劲健挺拔之意,丰富了二王书风的美学内涵。《张好好诗帖》为太和八年杜牧32岁时所书,因年代久远和在流传过程中的损坏,最后两句个别字已无法辨认,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好好诗帖》卷中本无作者落款,《宣和书谱》著录为唐人杜牧所书,并有宋徽宗御笔题签。历来文人、鉴赏家因其递藏顺序明确、笔力雄健,对其真伪性少有怀疑,现在学界大都认定其书出自杜牧之手,是一件流传有序的真迹,但同时也存在质疑的声音②,本文对于作品真伪问题不做详细考究,亦不再过多赘述。

1 历代书画著录文献情况

书画著录文献是书画鉴定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作品在辗转流传过程中会出现某些方面不明确或难以辨识等复杂情况,书画著录往往记述着书画的流传经历及收藏流传过程中拆改、变动等内容,因此书画著录对于确定一件作品的流传递藏经历有着重要的作用。《张好好诗帖》在历代书画著录中多有记载,表1列出了历代对《张好好诗帖》进行著录的书籍与著录情况。(依成书年代先后为序)

历代书画著录文献中对《张好好诗帖》记载甚多,据表1文献所载,《张好好诗帖》自北宋徽宗时期收入宣和内府后,转经南宋贾似道,经明代项元汴、张孝思,经清代梁清标、宋牧仲,由年羹尧处进入清朝内府。卷中元代“张氏珍玩”“北燕张氏珍藏”两印历代著录均有记载,但并未明确指出两印之主,元代递藏情况尚不明朗。北宋内府,南宋贾似道,明代项元汴、张孝思,清代梁清标、宋荦、年羹尧等均有文献记载。从文献角度来看,《张好好诗帖》是一件流传有序的唐代墨迹本书法真迹。

2 流传过程中的问题

《张好好诗帖》在流传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疑点,如卷后题跋拆改、变动等问题,亦有作品本身的问题。

其一,董其昌题跋问题。由表1可知,《张好好诗帖》在流传的过程中应被后人替换过卷后题跋。清代以前,墨迹本原文后应仅有董其昌一人题跋。明代此帖为收藏家项元汴所有,《珊瑚网·书录》《分甘余话》《大观录》等书均记载卷后有董其昌跋文,董其昌年轻时做过项家的教师,后为项元汴的友人,董其昌应邀在卷后题跋。后收入乾隆内府时,董其昌题跋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吴郡钱佑观于西湖”“寓吴伯颜观”“大梁班惟志与仲亨子正敬思同观”“严陵汪鹏升、永嘉薛汉同观”“大德九年吾衍观”元代数人的观款。徐邦达指出现存墨迹本原文后元人观款为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后移入的,并在自著《古书画鉴定概论》中提道:“如唐杜牧《张好好诗帖》卷后面的元吾丘衍等题名一纸,原是在唐赵模书《千字文》卷后的,曾见明朱存理《铁网珊瑚》书品记载。”⑥其后有王家葵先生对卷后元人移款问题进行研究。王家葵根据《珊瑚网·书录》卷一“赵参军摹晋千文”条中的记录及明代《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刻本在明末流入日本,昭和四十五年(1970)日本杂志《书品》完整刊登其图像,有力地佐证了这一观点,还进一步考证移款的时间极有可能是在宋荦卒后到年羹尧抄家之间(1714—1725)。但王家葵未提到吴升《大观录》中所记《张好好诗帖》的著录情况,我们通过“董宗伯跋卷中虽未书,已刻《戏鸿堂帖》矣,附录于尾”,可知吴升所见的《张好好诗帖》已不见董跋,但因董其昌曾将《张好好诗帖》刻入他的《戏鸿堂帖》,因此吴升依石刻或当时的拓本可知原文后确有董其昌跋文。

其二,文献记载中原文的情况。古代著录墨迹本原文的書籍有《式古堂书画汇考》《大观录》及《吴越所见书画录》,近现代学界较为权威的鉴定书籍有张珩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和徐邦达的《古书画鉴定概论》,他们对于墨迹本中与传世文献提到的三处讹误文字的识别有一些出入(表2)。

由表2可知,历代文献著录对于原文记载多有讹误。除《吴越所见书画录》外,其余皆与墨迹本原文有所不同。《式古堂书画汇考》与《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所载一处相同,《大观录》唯“盼盼乍垂袖”处与传世本不同。

其三,“张氏珍玩”“北燕张氏珍藏”两印归属问题。这两枚印章因无明确指向,历代著录也无记载,故无确切人选。目前学界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种说法为元代大鉴藏家张晏。②此说被杨仁恺先生所认同,并在他所著《国宝沉浮录》中提道:“南宋时为奸相贾秋壑所窃据,入元归大鉴藏家张晏所有,明时有董其昌庋藏,并刻入《戏鸿堂帖》中,清初则为真定相国梁清标珍秘,随后进入清内府。”③另一种说法为元代收藏家张金界奴。④

其四,卷首“弘文之印”问题。⑤

3 鉴藏印方面

鉴藏印作为考察作品流传与递藏情况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在考察作品流传情况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与历代文献相佐证的主要依据之一。鉴藏印与作品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是作品是否流传有序的重要标准之一。历代文献中均有对《张好好诗帖》中鉴藏印的记载,通过鉴藏印与文献记载相互佐证,对研究历代流传递藏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好好诗帖》鉴藏印数量颇多,从鉴藏印的年代来看,作品中最早的印章是北宋宣和时期的宣和七玺印式。《张好好诗帖》上钤有北宋内府“宣和七玺”⑥鉴藏印及“宣和御览之宝”印。宋徽宗亲自题写了“唐杜牧张好好诗”的题签,足可见其用心。宣和内府主编《宣和书谱》卷九中评:“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文章相表里。”

公元1127年,经历靖康之变的北宋王朝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建立南宋政权。《张好好诗帖》随着政权的转移,最终被南宋晚期权相贾似道⑦所得,但贾似道并不热衷于书画,仅在手卷正文之后留下了“秋壑图书”一印。

元朝建立,《张好好诗帖》也随之易主,收卷上面有两枚印章分别为“张氏珍玩”及“北燕张氏珍藏”。两印归属问题上文已有提及,在此不再过多赘述。

明朝时期,《张好好诗帖》为著名收藏家项元汴⑧所得。项元汴出身望族,富甲一方。他厌倦科举,无心为官,醉心翰墨,博雅好古,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收藏和鉴赏中,藏品数量颇丰,且价值极高,如李白《上阳台帖》、顾恺之《洛神赋图》等,无一不为世间精品。项元汴对于杜牧唯一流传下来的墨迹《张好好诗帖》也是十分珍重,卷上的鉴藏印唯项元汴的印章数量为最,卷首有“项子京家珍藏”“天籁阁”“项元汴印”“项墨林鉴藏玺”诸印,卷中有“项氏子京”“墨林项季子章”诸印,卷后有“项叔子”“项墨林鉴赏玺”“子孙永保”“项子京家珍藏”,钤印数量之多也反映出项元汴对于《张好好诗帖》的重视与喜爱程度。卷后原有董其昌题跋,后被更换,上文已提及,在此不多赘述。董其昌晚年时将他平生所见晋唐以来的墨迹法书摹刻并辑录在《戏鸿堂帖》内,其中便收录有《张好好诗帖》。董其昌对此帖推崇备至,《容台集》云:“樊川此书,深得六朝人风韵,余所见颜柳以后若温飞卿与牧之,亦名家也。”①

明末清初,《张好好诗帖》流入收藏家张觐宸之手,其后传到其子张孝思②之手。卷中有“张觐宸”“张孝思”“张则之”“张孝思赏鉴印”“嫩逸”诸印。

进入清朝后,《张好好诗帖》归文学家、收藏家梁清标③所有,卷后有“蕉林居士”“蕉林玉立氏图书”两印。在梁清标之后,《张好好诗帖》转到宋荦手中,卷后钤有“宋荦审定”“商丘宋氏珍藏图书”两印。

清朝大将军年羹尧④也曾鉴赏过《张好好诗帖》,并在卷后题写“双峰积雪斋年羹尧观”,且钤有“年羹尧”“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两印。年羹尧对书画作品十分珍视,珍藏了许多古代书画精品,雍正时被抄家之后,这些书画皆随之收纳入内府之中。《张好好诗帖》自年羹尧被抄家就进入了清内府之中。乾隆皇帝喜爱书画,对于杜牧唯一的墨迹亦为珍重,并将其收入《石渠宝笈初编》中。内府时期的钤印有“乾隆御览之宝”“养心殿鉴藏宝”“石渠宝笈”“三希堂鉴藏玺”“乾隆鉴赏”“乾隆御览之宝”“无逸斋精鉴玺”诸印。《张好好诗帖》自雍正时期就被收入内府,直到溥仪将其带出至长春,后流入市场。

《张好好诗帖》流入市场后命运多舛,先是在小白楼文物流失案中被士兵抢夺,后又遭受埋藏之损,元气大伤,不复之前的神采。张伯驹⑤先生在好友张珩的推荐下重金购得此帖,张伯驹先生极为喜爱此帖,在卷尾题写了《扬州慢》予以抒怀。张伯驹先生收藏的古今书画众多,他把杜牧的《张好好诗帖》、陆机的《平复帖》及展子虔的《游春图》看作平生最得意的三件藏品。卷后钤有“张伯驹珍藏印”“京兆”“张伯驹印”等自用印,夫人潘素第一次在张伯驹先生的收藏品上加盖了自己的印章“吴郡潘素”。张伯驹先生在《丛碧书画录》中所评:“樊川真迹载《宣和书谱》,只有此帖。为右军正宗,五代以前、明皇以后之中唐书体,而赠好好诗与杜秋娘歌久已脍炙人口,尤为可贵。”⑥

4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分析鉴藏印以及历代书画著录,对《张好好诗帖》的流傳与递藏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考察,最终总结出《张好好诗帖》历代递藏顺序,其自北宋徽宗时期收入宣和内府后,转经南宋贾似道,元代张宴,明代项元汴、张孝思,清代梁清标、宋荦,由年羹尧处进入清朝内府。清朝灭亡后,溥仪携此卷逃离宫外,之后此卷又流散于东北等地,张伯驹以重金购回此卷,并于1956年捐赠故宫博物院,保存至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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