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强

摘 要：铜镜作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现实状况。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辽金时期的铜镜是一批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铜镜，是中国古代青铜镜发展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认识和研究辽金时期社会历史、文化、民族风俗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及考古学价值。

关键词：铜镜;辽金;人物故事镜;双鱼镜

铜镜作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习俗等诸多方面的现实状况，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是研究和考证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及考古学价值。多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大同地区出土了较多的辽金时期铜镜，为我们认识和研究辽金时期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辽金时期是大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公元936年，后唐大将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地区）割让给契丹，从此，云州（大同）被划归辽地。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至此，大同就成为辽代五京（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幽都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之一。《辽史·百官志》记载：“辽有五京。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①大同一直是辽时重要的军事、经济及文化中心。辽末天祚帝保大二年（1122），大同为金兵攻陷。金时，大同仍为西京大同府，为金之五京（上京会宁府、东京辽阳府、北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南京开封府）之一。辽金时期，作为陪都的西京大同，不仅是当时西部地区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还一直保持着陪都的政治地位，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

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游牧文化在此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铜镜文化面貌。自建馆以来，大同市博物馆通过发掘、征集、采集、民间捐赠等多种途径收藏了较丰富的辽金时期铜镜。从馆藏辽金铜镜的特点看，有的比较典型，有的比较少见，对研究古代铜镜的发展演变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现象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其中大多数未公开发表过。现甄选部分大同市博物馆馆藏辽金铜镜呈现给读者，以供研究欣赏。

辽八曲云龙纹铜镜（图1），直径19.9厘米，八曲菱花形，伏兽纽，镜背两条巨龙绕纽首尾相接，前、后肢伸张，露爪。龙身四周饰八团形状相同的云纹，龙的背鳍、腹甲、鳞片以及细密的肘毛、须发均刻画细致。

辽人物故事挂镜（图2），大同市四牌楼地下通道出土。直径6.5厘米，圆形，窄素缘。镜背一株结满松果的松树下有两个人，前面的长者持龙头杖，后面有一侍者相随，远处是层峦叠嶂的山峰草木，镜缘处饰一周联珠纹，边缘出一带孔纽。

辽花卉纹铜镜（图3），大同市四牌楼西南地下通道出土。直径13厘米，圆形，圆纽，花瓣座，座外环绕五朵折枝花卉，柔枝细叶，刻画细密，其外环列一周联珠纹，素缘。

辽花卉纹铜镜（图4），直径14.2厘米，厚0.15厘米。八出菱花形，小圆纽，近缘处一周联珠纹带将镜背分割为内外两区。内区以纽为中心对称分布一组折枝花卉及花枝，纹饰纤细秀丽，联珠纹带及八瓣之间有一组花草纹，素缘，缘上用契丹文刻官府验记。

辽人物故事镜（图5），大同市火车站西北出土。直径8.7厘米，圆形，圆纽，纽下一桥，桥水河水流淌，纽两侧各有一树，枝叶横生至镜上部。树前各站一人，双手捧物，二人之间有一小兽口衔结带绣球做奔跑状。纽上有一凸起的横脊，上有一人双手捧物前行，纽上近缘处一长方形框内有“西运司局监造官□”八字铭文，素缘。

金双鱼纹铜镜（图6），直径15.5厘米，圆形，桥纽，素缘。近缘处一周凸起的弦纹将镜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双鱼首尾相近，鱼身肥腴，侧身摆尾，鱼尾向镜纽方向回折，衬以水波纹，外区一周水草纹，流动回旋。

金双鱼纹铜镜（图7），大同县解庄村出土。直径14厘米，圆形，半球形纽，一條凸弦纹将镜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两条鲤鱼首尾相接，环绕游动，摇头摆尾，鱼鳞清晰，水波细密;外区饰一周水草纹，素缘。双鱼纹是金代铜镜最为常见的纹饰之一，金代女真人居于今天的松花江流域，江中盛产各种鱼类，鱼是女真人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金史·兵志》中记：“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留投，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①故鱼与女真人生活紧密相关。同时，鱼纹在女真人文化中也是祥瑞的象征。据《金史》记载，帝王在举行荐新礼时，就用鲤鱼来献祭。另外，金代上层社会也有佩戴鱼形饰物的习俗，并以此作为身份的象征，足以说明鱼在女真文化中的重要意义。在汉文化里鱼还象征着生活富足、鲤鱼跃龙门等美好寓意，女真人在结合自身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又融合汉文化习俗，使双鱼镜成为金代最为流行的铜镜之一。

金双鱼鲛人纹铜镜（图8），直径22厘米，圆形，桥形纽。纽外一周凸弦纹将镜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以纽为中心环绕两戏莲童子，一童子手持荷叶，一童子手持莲花，寓意多子多孙、世代相承。外区环绕一周水波纹，鲛人、双鱼、羊、牛、马逆时针环绕其中，鲛人双手托盘，盘中盛有珊瑚一枝，同样造型的珊瑚在山西繁峙南关村金代壁画墓中出现。②素缘，镜缘上刻有的官府验记，模糊不可辨认。

金代人物故事具柄镜（图9），直径8.5厘米，厚0.4厘米，柄长7.1厘米。镜背右侧有一树，枝叶繁茂，伸向前方，树下立一夫人，裙带飘飘，右手执一物指向一捧桃小猴，中间地上有一小动物伏地，天上仙鹤飞于云端，柄上饰有一鹿抬头望月，窄素缘。在金上京博物馆藏以及河北省迁安市开发区M3③也出土了几乎同样纹饰的镜子，经考证，此镜主要流行于金代中期。

金许由巢父故事镜（图10），1977年大同市花园屯公社采集。直径14.6厘米，圆形，圆纽。镜背纹饰上、下分为水陆两部分，分界处上面平坦微有起伏，下面呈波浪或锯齿状，可能表示河岸。陆地上纽左侧有一大树，枝叶繁茂，两侧有山。树左侧一人坐地上，右手弯曲抬至耳部，右侧一人牵牛而行，右手指向许由，水中浪花涌起，中有一花草图案。素缘。

金许由巢父镜（图11），大同蔡家窑村出土。直径18厘米，圆形，圆纽。镜背两侧饰有两座山峰，镜背纽下河流绕过的三角坡地上一高士蹲坐洗耳，左侧一人牵牛对望，扬手作问，牛身侧摆。其身后山峦起伏，平地处一株垂柳枝叶随风飘荡。镜背底部河水流淌，近缘处的陆水相接处生有一小丛花草。河水上游有一小船半露于镜纽左侧的山石之后。素缘。

金代吴牛喘月镜（图12），直径13.7厘米，圆形，圆纽，素缘。镜背满饰水波纹，一犀牛立于镜纽左侧正欲涉水而过，纽上下各一如意云纹托起一弯新月，纽右侧有植物。近缘处饰两周锯齿纹及一周弦纹。

金双龙铜镜（图13），直径19厘米，圆形，扁平纽，素缘。两龙环纽，头尾相接，龙首、四肢、背鳍、鳞片刻画清晰，龙口微张，曲颈昂首，龙角竖起，张牙舞爪，尾部缠绕一后肢，近缘处饰处一周祥云纹。

金人物故事镜（图14），大同市西郊金墓出土。直径17.5厘米，圆形，桥形纽。纽两侧有树，树干挺拔，枝叶横生。右侧树下仙人靠树斜躺，右手捧书而读，对面两侍女托盘，盘中有物。纽下有桥，桥下溪水奔流，卷起波澜。扁平缘。

金代仙人鹤寿镜（图15），大同市南关南街路旁窖藏出土。直径17.1厘米，圆形，圆纽，主题纹饰为龟龄鹤寿。纽左有树，树干挺拔，枝叶横生。树下山门虚掩，一侍女侧身托盘，盘中有物。纽下有桥，桥下溪水奔流，卷起波澜。桥上有一仙鹤扇起一翅，回首叼啄羽毛。纽右侧石上端坐一仙人，岩石边站立一童女，手向前指，似向仙人述说。扁平缘。

金代葵花形素面镜（图16），大同市南关南街路旁窖藏出土。直径15厘米，八出葵花形，圆纽。纽右长方格铭“荆南郑家镜子”。

金代花卉纹铜镜（图17），大同市南关南街路旁窖藏出土。直径17.3厘米，圆形，圆纽。镜背两道弦纹将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以纽为中心饰一朵菊花，外圈环绕一周缠枝花卉纹带，镜缘上有刻记“弘州司□□□”，素缘。弘州，今河北省阳原县，辽时属西京道大同府。统和年间（983—1012年），置弘州，辖永宁、顺圣二县。金仍置弘州，属西京路大同府。

金代花卉紋铜镜（图18），大同市二医院金代墓出土。直径27厘米，圆形，小圆纽。以纽为中心生出四根枝蔓，每根枝蔓上生发两朵菊花，一大一小，花枝纤细秀丽呈环绕状布满镜背。外饰一周联珠纹，素缘。

金代缠枝花卉纹铜镜（图19），直径12.4厘米，八出菱花形，小圆纽。镜背布满折枝花卉纹，主纹是四组盛开的花朵，花瓣绽放，花蕊挺立，四组花卉的枝蔓缠绕并交结在一起。外侧又以弦纹环绕，纹饰纤细秀丽，素缘。

地处北地的大同历来是多民族融合之地，尤其是辽金元时期，草原民族与汉民族在此生活定居，北方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地域特色。从馆藏辽金时期铜镜的风格来看，也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呈现出精致与质朴、柔美与粗犷相互交融的特点，既有中原的纤细柔美，又有草原民族的粗犷豪放，在吸收中原纹样的同时，又创新出一些新的纹样。这些纹样所反映的生活丰富多彩，既有对中原文化的吸取，又具有北方民族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呈现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整体特征，独具时代及地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