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林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然而在建政伊始，如何稳定新政权，成为摆在新中国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新中国政府明白，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上都接受其领导，必须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新中国早期（1949—1966 年），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毛泽东选集》在全国统一出版、大力发行，不断掀起阅读热潮。这是新中国早期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国范围内普及毛泽东思想的开端。迄今为止，有关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已不少，但其重心主要在新中国早期《毛泽东选集》的编辑、版本以及学习运动上，①研究成果主要有刘金田、吴晓梅：《〈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1944.7—1991.7）》，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年；许新年：《20 世纪50—70 年代我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述评》，《河南社会科学》2005 年第1 期；杨鑫洁、祝彦：《1960 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与毛泽东思想学习高潮的掀起》，《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 年第1 期；李翠翠：《建国初期〈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的历史价值及现实启示》，西南大学2015 年硕士学位论文；李雪梅：《1960 年初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6 期。而关于新中国早期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选集》的阅读问题，则关注甚少。近年来，阅读史研究在国内外史学界兴起。相比于书籍的传统研究，阅读史主要是以读者为中心来考察书籍，侧重探究书籍怎样到达读者手中，读者如何使用书籍，以及读者阅读书籍后产生的文化意义等。②韦胤宗：《阅读史：材料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18 年第3 期。本文拟以阅读史的理论方法，再现新中国早期《毛泽东选集》大众阅读的复杂图景。

一、大众阅读的准备

早在1940 年代后半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阅读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作为“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③聂莉莉：《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新中国初期的潘光旦、费孝通及其周围》，聂晓华译，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37 页。在当时的解放区，曾经有多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和发行，以供读者阅读。

新中国成立后，军事领域的解放战争渐渐结束，但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实际上还在强力推进。在此背景之下，中共中央决定开展面向全国人民的《毛泽东选集》大众阅读运动。作为大众阅读的准备，中共中央决定统一《毛泽东选集》的版本、出版与发行。1950 年5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负责《毛泽东选集》出版的编选等工作。实际上，毛泽东亲自选定篇目，进行校阅，补充文稿，整理文字，加写和修改题解和注释。同年，中共中央决定将新华书店作为统一的国家发行机构，重点发行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1951 年4 月，《毛泽东选集》开始陆续发稿，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①陈矩弘：《新中国出版史研究（1949—196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108—123 页。

与此同时，作为《毛泽东选集》大众阅读的准备，各级机构在新中国早期还通过各种措施向广大人民群众推销该书。其一，实行“预订制”。1952 年，《毛泽东选集》的出售开始实行预订制。到1960 年，文化部下令，对于执有《毛泽东选集》各种预订凭证的读者，新华书店“必须保证供应”。②《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发行工作的通知》（1960 年5 月28 日），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办公室编印：《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58—1961）》，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办公室，1982 年，第224 页。其二，落实“双轨制”。1953 年，新华书店开始通过采取“双轨制”系统绕过其销售网点来向农村扩展销售渠道，即“双轨制”要求商场、地方零售点和供销合作社按照8%的提成比例销售书籍。这些“经销商”依赖于全新的供货渠道，极大地扩大了客源。③丹尼尔·里斯：《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辞崇拜与仪式崇拜》，秦禾声、高康、杨雯琦译，唐少杰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103 页。其三，提供补贴。1951年，新华书店规定，对于一部分无力购买《毛泽东选集》的机关干部，“由国家出版机关酌量予以书价补贴”。④《一九五一年出版工作计划大纲（节要）》，《人民日报》1951 年2 月25 日，第6 版。其四，刊登广告。早在1951 年全国各报纸、期刊上就开始刊登《毛泽东选集》的广告。到1960 年代初，文化部规定各地新华书店在当地党委宣传部和文化（出版）局直接领导下，成立《毛泽东选集》发行宣传小组，负责刊登广告等宣传工作。⑤《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发行宣传工作的通知》（1960 年9 月16 日），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办公室编印：《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58—1961）》，第227 页。其五，推广辅助性读物。新中国早期，全国各地还出版发行了大量辅助读者阅读《毛泽东选集》的资料，如《〈毛泽东选集〉名词解释》《学习〈毛泽东选集〉第4 卷的辅导材料》《〈毛泽东选集〉中的成语故事》等。⑥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图书资料室编：《〈毛泽东选集〉名词解释》，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 年；山西日报政教理论部编写：《学习〈毛泽东选集〉第4 卷的辅导材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 年；甘肃师范大学政教系编：《〈毛泽东选集〉中的成语故事》，甘肃师范大学政教系，1964 年。

抑有进者，对《毛泽东选集》大众阅读准备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新中国早期各有关部门也及时予以纠正。新华书店曾在1952 年大量增印《毛泽东选集》，但是全国各地尤其是农村却出现《毛泽东选集》存货太多的情况，新华书店很快就检讨自己在发行工作上“仍有很大的盲目性”，并及时调整发行数量。⑦《出版总署关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积存问题向胡乔木等的汇报》（1952 年12 月27 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2 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年，第378 页。又如1960 年，当文化部了解到一部分发行人员在发行《毛泽东选集》时存在着“接待读者不热情、不耐心”的现象时，立即给新华书店提出意见：“对目前暂时不能供应的读者，要热情地接待，耐心地解释，说明由于印刷的数量很大，只能分批出版，分批供应；由于需要的人很多，只能逐步满足。”⑧《关于发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服务态度的通知》（1960 年5 月28 日），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办公室编印：《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58—1961）》，第229 页。

在各方努力下，新中国早期《毛泽东选集》大众阅读的准备工作取得显著成绩。首先，在发行的版本上。《毛泽东选集》分平装本、精装本、袖珍本、普及本、单行本、合订本以及供盲人使用的盲文版等多种形式印制发行。此外《毛泽东选集》还发行了蒙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藏文和朝鲜文等5 种少数民族文版。⑨详见杨林：《〈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与传播（1950—1965）》，《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 年第5 期；杨林、张继焦：《新中国70 年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 年第5 期。其次，在发行的数量上。根据1966 年的官方统计，“《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累计印数，约计一千万部；六十五种单行本，共印六亿一千余万册”。⑩《中共中央同意文化部党委关于〈毛泽东选集〉印制发行工作的报告》（1966 年2 月21 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第50 册，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244 页。

二、大众阅读的行为

大众阅读的准备只是实现阅读过程的基本前提，而具体的大众阅读行为才是阅读过程的正式环节。在考察大众阅读的行为前，值得关注的是读者阅读的积极性。广州的新华书店曾见证了读者踊跃购买《毛泽东选集》的场景：1951 年10 月12 日，该店始售《毛泽东选集》，当天上午九时，该店“铁闸边已挤着一大群读者”，“百数十双眼睛注视着书店内的忙碌情景，有些人焦急地不时看手表。读者愈来愈多，读者们怕拥挤，自然地主动地列起队来。一个工人说：‘你店的钟慢了两分钟。’十时正，铁闸一拉，读者跑步进门，一面鼓掌欢呼。一个读者情不自禁地握着工作同志的手说：‘同志你好啊！’读者与同志们的心情融和在一片欢笑中”。①《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发行工作总结》（1951 年10 月），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04-3-113-007-010。又据1960 年《人民日报》报道，江西省南昌市图书馆存有10 册《毛泽东选集》，“这十册书几乎轮流不息地被读者借阅着”。②《江西省图书馆的做法好》，《人民日报》1960 年11 月17 日，第8 版。由此可见，新中国早期广大人民群众阅读《毛泽东选集》的积极性非常高。

读者获得《毛泽东选集》后，就转入了正式阅读的环节。就《毛泽东选集》的阅读形式来看，首先可分为集体阅读和个人阅读。集体阅读的形式，主要表现为学习班、学习小组和讲用会等。如1951 年6月，西南局开办《毛泽东选集》学习班，学习班上的干部必须阅读《毛泽东选集》，并撰写读书报告。③《中共中央批转西南局关于在职干部学习实施办法的规定》（1951年8月17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6册，第440—441页。又如1950 年代后期，吉林省延安县东盛人民公社的妇女们组织了59 个《毛泽东选集》学习小组，共413 名妇女参加。④《妇女学习毛主席著作情况》（1960 年3 月30 日），吉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016-1960-0013-0001。除此之外，至迟到1950 年代后期，全国各地的一些工人和农民还组织了《毛泽东选集》讲用会。读者先阅读《毛泽东选集》，然后在讲用会上给大家分享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自身思想上和工作上的问题。⑤《广东省工交系统毛主席著作学习动态（2）》（1965 年11 月26 日），广东省档案馆藏，221-2-163-008-012；《〈毛主席视察过的杜湖村〉——举行田头“讲用会”畅谈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1959 年12 月31 日），哈尔滨市档案馆藏，档案号XD102-001-0041-002。需要注意的是，官方组织的《毛泽东选集》的集体阅读一般都有阅读时间的规定。1960 年，海南区党委宣传部就规定，海南直属机关部长以上干部每月必须有3—4 天的专门时间集体阅读《毛泽东选集》，市、县委、厂矿、企业、事业党委干部则每月不少于3 天。⑥《区党委批转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意见》（1960 年11 月18 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14-1-250-018-019。1964 年河北省对干部集体阅读《毛泽东选集》的一份规定还表明，阅读进展落后者要受到组织的督促。⑦《南宫县委中心学习小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初稿）》（1964 年4 月3 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864-1-335。不过，民众自己组织的《毛泽东选集》的集体阅读，时间安排上就相对自由。一位叫侯永禄的农民在1965 年的日记中就记载了他们一群农民经常抽空一起集体阅读《毛泽东选集》。⑧侯永禄：《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年，第143 页。与集体阅读相对的是个人阅读。实际上，新中国早期广大人民群众以个人阅读形式自学《毛泽东选集》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雷锋对《毛泽东选集》的阅读，在此不赘述。

《毛泽东选集》的阅读形式，又可分为通读和选读。通读是一种对读者要求较高的阅读形式，要求读者读完《毛泽东选集》全书。1963 年中央高级党校曾设立面向党员干部的普通班和高级研修班，要求学员“通读”《毛泽东选集》。⑨《中央批转林枫关于中央高级党校工作问题的报告》（1963 年5 月21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57—1992）》，学习出版社，1996 年，第290 页。根据宣传部门的解释，之所以对一些干部人员提出通读《毛泽东选集》的要求，是为了让他们“比较全面、深刻地学习毛泽东思想”。⑩《关于通读〈毛泽东选集〉的学习提要（初稿）》（1964 年3 月），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25-4-285-099-104。《毛泽东选集》四卷部头很大，通读完需要相当精力，但民众自愿通读完《毛泽东选集》的积极性颇高。1960 年代初，湖北畜牧兽医学校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该校教师蒋贤文就因将《毛泽东选集》通读多遍，同时又颇有心得见解而被评选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⑪《毛选学习积极分子材料》（1965 年10 月18 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SZ107-02-0269-003。选读是相对于通读的一种阅读形式。新中国早期，中共杭州市妇联支部委员会就曾制定一份面向组织内部的《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初步计划》，要求组织成员都选读《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文章，而对通读《毛泽东选集》全书则不作硬性要求。①《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初步计划》（1960 年3 月23 日），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127-001-074-017。其实，读者读懂《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文章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因此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一些群众则青睐于选读《毛泽东选集》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通俗易懂的三篇文章，其又被称为“老三篇”。需要注意的是，通读和选读也会出现于同一次的《毛泽东选集》的阅读活动中。1960年，共青团广东省委在给下级各部门下达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指示中，提出读者在阅读《毛泽东选集》时应分不同对象有不同要求，一些职务较高的干部需要通读全书，其他干部和工农青年中的学习积极分子则有重点地选读即可。②《关于组织青年学习和宣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指示》（1960 年10 月4 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32-1-46-111-112。

《毛泽东选集》的阅读形式，还可分为精读和粗读。精读对读者的阅读要求也较高。1964 年，中央规定从县（团）委一级以上的干部，都应该精读《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篇章。③《中央关于县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决定》（1964 年8 月14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57—1992）》，第367 页。既然有精读，相对来说就有粗读。1952 年，一位读者在给《人民日报》的来信中说，他决定要学习《毛泽东选集》，计划将书“先粗读一遍，然后精读。粗读时在书端上写眉批，精读后写学习总结”。④《读者来信》，《人民日报》1952 年8 月13 日，第2 版。

除此之外，《毛泽东选集》还有朗读和听读等阅读形式。新中国建立前，我国教育几乎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⑤参见梁晨、李中清等：《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又根据官方的统计，新中国建立的1949 年，我国成人文盲率高达80%，而到1960 年代中期则下降到了57.3%。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组编：《共和国教育50 年（1949～1999）》，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290 页。对文盲比例的大幅下降，《毛泽东选集》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配合扫盲运动的开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群众中产生了听读《毛泽东选集》的形式。一般是负责宣传教育工作的基层干部、学校教师或者听读者的亲朋好友给他们朗读《毛泽东选集》，听读者结合识字，在不断解决《毛泽东选集》的生字和难句中理解毛泽东思想。⑦积极组织农村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32-2-217-83-85。

综上所述，新中国早期《毛泽东选集》大众阅读的读者涵盖了广大干部、党员、军人、青年、知识分子和各界群众，其中工农群众是阅读的主要群体；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们创造了集体阅读、个人阅读、通读、选读、精读、粗读、朗读和听读等多种阅读形式。

三、大众阅读的衍生意义

新中国早期广大人民群众阅读《毛泽东选集》，又衍生了怎样的意义呢？阅读史研究者往往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在阅读中决定的，而不是由文本本身决定的。⑧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107 页。澳大利亚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尼克·奈特也提醒研究者在考察毛泽东著作的文本时，要注意到“读者从来就不会是文本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读者是从文本中提取意义的能动中介”。⑨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闫方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18 页。总的来看，读者阅读《毛泽东选集》衍生的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确立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新中国早期，在《毛泽东选集》大规模出版传播的态势下，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毛泽东思想确实有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但是，广大人民群众确立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绝大多数却是真心实意的。作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陈垣，他在民国时期就有一套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但在新中国建立后却很快就表示服膺毛泽东思想。1954 年，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解放以后，得读《毛泽东选集》，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并劝友人“当法韶山”。⑩《陈垣致佚名函》（1954 年），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796 页。这正应了研究者所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人物们“便将自己的社会思想和历史观贴上了‘旧思想’的标签封存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名为‘新思想’的共产党的思想方法”。①聂莉莉：《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新中国初期的潘光旦、费孝通及其周围》，第14 页。相较于陈垣这些长期任教于民国大学的知识分子，在中共帮助下实现当家作主的广大工农民众则更易于接受毛泽东思想。1960 年，哈尔滨制糖厂的一位叫王贤贵的工人给组织提交了他用十年的时间来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十年来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逐步提高了阶级觉悟……特别是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给我很大的启示，更感到毛泽东思想的空前伟大。”因此，“毛泽东思想是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1960 年），哈尔滨市档案馆藏，档案号XD012-001-0463-018。

第二，将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南。确立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后，将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南是对读者的更高要求。其实，随着一波又一波《毛泽东选集》阅读热潮的掀起，党政军民学等各方面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已经积极将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据《人民日报》报道，1951 年“三反运动”在全国发动后，各级干部“订立了个人的学习计划，开始研究《毛泽东选集》一、二卷有关‘三反’运动方面的文献”。③《认真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人民日报》1952 年7 月20 日，第3 版。可见各级干部是在阅读《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去推动“三反运动”的。又如，1960 年代初，民建广东省工委等机构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提到，在开平县政府动员人民群众支援农业水利事业时，不少群众存在畏难情绪，但是当他们阅读了《毛泽东选集》中的“老三篇”后，决定服从分配和完成任务。④《开平县家属学习毛选情况调查报告》（1960 年11 月7 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48-1-73-173-182。在当时广泛传播的阅读心得中，广大人民群众总是强调要以“老三篇”中张思德和白求恩无私奉献和愚公不畏艰难的精神来指导自身工作上的问题。

第三，坚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认同。新中国建立之际，部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可能对中国共产党持观望甚至是怀疑态度，但是在阅读《毛泽东选集》后，他们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认同。据《人民日报》报道，1952 年《毛泽东选集》哈萨克文单行本翻译出版后，天山草原的哈萨克牧民们说：“读了《毛泽东选集》以后，心里就亮了，懂得了我们为什么会得到这种幸福的生活。”⑤《毛主席的著作在天山草原》，《人民日报》1952 年7 月7 日，第3 版。他们在阅读《毛泽东选集》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到1960 年代初中共中央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后，湖北的一个公社在“工作计划”中写道将开展“贫下中农讨论”，讨论主题是贫下中农“如何学习好毛选，团结一心，搞社会主义”。⑥《细峪公社“四清”运动代表会记录：生产科长的“四清”材料》，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第8 卷，东方出版中心，2012 年，第77 页。这就是在阅读《毛泽东选集》中去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了。

显然，广大人民群众阅读《毛泽东选集》所衍生的上述意义都是积极的。“因为不满旧中国的屈辱与旧政权的无能”，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人“张开双臂拥抱了作为民族、国家的解放者降临的共产党和它所带来的一切新思想、新观念”。⑦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 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前言”第25 页。不过，新中国早期《毛泽东选集》大众阅读所衍生的意义，虽然积极的方面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着隐忧。从1950 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选集》的一些阅读心得开始呈现出简单化、庸俗化和“左”的不良倾向，或是“把某些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发明或发现，简单、生硬地和毛泽东思想直接联系起来”，⑧《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1961 年3 月15 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第36 册，第354 页。或是开始响应林彪所谓的“思想革命化”。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妇女思想革命化——覃巴公社吉兆大队妇代会学毛著经验》（1965 年11 月25 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33-2-332-71-75。《毛泽东选集》阅读心得的这些不良倾向，使得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受到了一定的削弱，实际上也为后来毛泽东思想在“文革”期间逐步陷入困局乃至遭受重大挫折埋下了理论祸根。

结 论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中共一直比较注重发动广大人民群众阅读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而新中国早期又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新中国早期，在中共统一全国的背景下，《毛泽东选集》在全国统一了版本、出版和发行。广大干部、党员、军人、青年、知识分子和各界群众获得《毛泽东选集》后，创造了集体阅读、个人阅读、通读、选读、精读、粗读、朗读和听读等丰富多样的阅读形式。本文的研究表明，新中国早期《毛泽东选集》的这场大众阅读运动极具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学界已指出19 世纪是西方全面兴起大众阅读的时代，书籍不再为精英群体所独享，普通大众开始成为书籍阅读的主要群体。①赵大川、施时英：《良渚文化发现人施昕更》，杭州出版社，2012 年，第195、197 页。详见2019 年4 月22 日《光明日报》刊发的一组关于大众阅读的文章，分别是景德祥著《19 世纪德国的“阅读革命”》、宫艳丽著《英国大众科学阅读的兴起》和顾杭著《十九世纪法国的大众阅读场所》。而中国完成这一阅读革命则是在20 世纪中后期，其中《毛泽东选集》一书是推动这一阅读革命的关键书籍。另一方面，正如高峥在研究新中国成立史时所言，“如果不去近距离地观察中共重塑国人世界观的过程，我们就不能够理解在中共推动下大多数中国人是怎样顺利认同新政权及其革命目标”。②梁志成、黄宣佩执笔：《上海市金山县戚家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 年第1 期，第24、29 页。高峥：《接管杭州：城市改造与干部蝉变（1949—1954）》，李国芳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 年，“序言”第2 页。实际上，通过考察新中国早期中共推动广大人民群众阅读《毛泽东选集》的过程，可知这一过程对于民众确立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并将之作为行动指南，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认同的建构都有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