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默涵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北宋诗人陈师道(1053—1102)，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曾学诗于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陈师道生前曾手订其诗文稿为甲、乙、丙三编，北宋政和五年(1115)又由其门人魏衍整合后编订为诗六卷、文十四卷，共二十卷的卷帙。这个整合本经魏衍之手传至王云，王云为此作题记一篇。任渊得到王云题记本后，又更进一步为之作注，就是流传至今的《后山诗注》(以下简称《诗注》)一书。任渊，字子渊，四川新津人，曾师事黄庭坚，并有《山谷诗内集注》广泛流传。任渊是南北宋之交的名士，其人其时去元祐江西诸人不远，熟谙文坛往事，他广搜佚文遗迹，注释详赡，所注后山诗可信度颇高。任渊注陈师道诗，寓《后山年谱》于目录之内，考其著诗时间，编定有序；以写作年月先后为序，每首诗下有注，释词阐义、说明材料出处等都较精审。后山诗中各类典故，任渊也能勾陈事实，疏通诗意，由是该书流传较广，是今天我们研究陈师道、江西诗派不可不参考的诗注本。

今存《诗注》版本较为丰富，包括刻本、活字本、石印本等在内共十余种。有宋以来，任渊注本每朝每代都被刊刻，有些时期还曾多次开雕;在域外，特别是朝鲜、日本等地也被多次刊印和收藏，足见此书内容之精善、流传之广泛。《诗注》的文献研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现有研究并没有一篇专门讨论任渊注释本的版本源流问题的文章，有一些小篇幅提及《后山诗注》版本问题也并不十分完善。林海在《陈师道诗校读札记》[1]一文中的一段简单介绍了该书的存世情况；汪桂海《元刻宋人别集》[2]则简要著录了元刻本的版式、行款等基本信息；近人冒广生在《诗注》上下的功夫最深，他在《诗注补笺》[3]的序言部分梳理了《诗注》和《全集》的版本情况，由于他所见书的版本不全，所以内容也较为简略。笔者参考前人的论述，全面、大量搜集《诗注》的版本信息，并结合文献的著录情况，试图对《诗注》的版本问题作简要考述，并尝试探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一、《诗注》的宋元刻本

今存《诗注》最早刻本为宋刻本，主要有两部存世，现均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一部为南宋初年蜀刻小字本, 是后世所有版本的祖本，仅存三卷半, 即卷三下至卷六下，共七册。该版本多次见于文献著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注后山诗》六卷，新津任渊子渊注，鄱阳许尹为序，大抵不独注事而兼注意，用功为深”[4]593、《爱日精庐藏书志》[5]515、《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6]308、《藏园群书题识》[7]700等书中均有对此宋刻本的记载。钱曾在“《陈后山诗注》十二卷”一条提及：“山谷、后山诗注，虽有旧板行世，仅而得见。予所藏俱宋刻本，可称合璧矣。”[8]136按钱曾也曾藏有宋刻本《诗注》，后来为汪阅源士钟艺芸精舍所得，残缺不全，辗转又入爱日经庐，已经残破不堪，而后散失，今见张月霄《藏书志》记载。

南宋蜀刻本版框高20.2 厘米，宽12.9 厘米，行款版式为半页十三行，行二十四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鱼尾下方记卷数，下鱼尾上方镌刻工姓名，可辨认出的有“李彦”“甘祖”等人。正文部分注大字低二格，诗题低三格，任渊自注则双行小字排列。宋讳缺笔止于“构” 字， 而“慎” “敬” 皆不讳, 应当是南宋绍兴间刻本。观其字体刀法，古劲有力，与蜀刻唐人诗集类似，经傅增湘鉴别乃宋蜀刻本无疑。按任渊乃南宋成都新津人，这个本子又系蜀刻，当为《诗注》初刻本，也是最早的版本了。

宋刻本《诗注》一面世，就引起极大轰动，学者们争相奔走相告，傅增湘经眼后特地撰写了《宋刊残本后山诗注跋》[9]700。民国二十年，周叔弢以一千多元高价在文德堂购得此宋残本，传为一时佳话。此书六卷下之卷末还有周叔弢跋文、题记各一篇。跋文记周氏于辛未年(1931)购此书之始末，并略述此本与其他版本之异同。题记补叙周氏所见黄丕烈题跋本与此本在卷目上的区别。该书每卷卷首自下而上钤有“皇次子章”“养正书屋”朱文印、“华文从龙”“以及周暹”白文印、“北京图书馆藏”朱文印，卷末有“叔弢”“周叔弢”等朱文零印几方，此书或为旧时内府散出，后由周叔弢购入，今藏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所藏另一宋刻本为黄丕烈题跋本，仅存一卷，版心题字俱被割去,黄丕烈以明本对照，判断为十二卷《诗注》之第六卷，并为之题名。该书经黄丕烈、傅增湘鉴定为宋刻，傅增湘比较周、黄所藏二书，判断后者乃据前者覆刻，是晚出的宋覆刻本[9]700。这部宋刻本行款是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端镌刻字数，卷末有黄丕烈手书跋文一篇，叙述得书之缘由，并钤有几方黄氏藏书印。跋文中提到“此正文与注各自为行，当是旧式” ，[10]181按蜀刻本，正文与注也各自为行，元刻、黄丕烈所跋宋本亦是，可知早期宋元刻本的确能借之“见后山真面目也”[10]181。李致忠也曾提及这部宋刻本：“《诗注》宋时还有另外的刻本，当年黄丕烈曾藏有残帙，今藏国家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亦此本。”[11]622傅璇琮也著录过：“国家图书馆还藏有宋刻十二卷本的第六卷，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十二卷完本。”[12]190值得一提的是二人著录的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宋本，今不见于任何日本文献和目录著录中，笔者以为应当为元刻，或因元刻本乃据宋刻本覆刻，二位学者无意中将宋刻、元刻弄混了。

元刻本的行款、版框以及编次分卷与前一宋刻本明显不同, 而与后一种宋刻本在行款上相同, 版框大小、字体风格也极相近。据此可以推断，元本或许是以后一种宋本为底本而重新刊刻的。元刻本共12卷，4册，版框高19.8厘米，宽13.6厘米，行款和版式是半页13行，行23字，白口，左右双边，双黑鱼尾，上鱼尾下方记卷数，下鱼尾上方记页数，部分页数记在下鱼尾下方。国家图书馆所藏元刻本《诗注》没有序、刻书题跋和目录。书叶虽经虫蠹已残破，除卷一配日本抄本外, 其余各卷尚无缺失，在早期刻本中尚属较完备者，十分难得。这部元刻本卷首有袁克文丁巳年(1917)所题“宋椠后山诗注”书名和跋文，谓此书乃宋椠，这是错误的，应当纠正。跋文后有袁克文“百宋书藏”朱文印；卷一卷端有“北平图书馆所藏”朱印；每卷卷首有“靖斋”、“忻氏家藏”朱文印，中华再造善本的《后山诗注》便是据此本影印的。此外国家图书馆还著录有另一相同版本的元刻本藏于馆内，其中序言、卷一至卷三补配了清抄本。

有一部元刻本现藏日本内阁文库，董康《书舶庸谭》卷三著录作宋刻[13]，乃误，李致忠、傅璇琮也误认为宋刻。日本所藏《后山诗注》元刻本共十二卷六册，序言、题跋、目录及正文均完整，是现存最完善的元刻本。这部书原为日本昌平坂学问所藏书，经近江西路藩主献上，后藏于内阁文库。日藏元本《后山诗注》卷首有“日本政府图书”“浅草文库”“昌平坂学问所”等几方朱印；卷末有下总守市桥长昭在文化五年(1808)二月手写的跋文一篇，记录了献书一事。

几部宋元刻本之间的渊源关系比较简单，现存宋元椠本都是在南宋蜀刻本的基础上覆刻的，又经由知名藏书家和学者鉴定、收藏后归入公共图书馆。因刊刻时间距离较近，又是覆刻，所以这几个版本在内容上差别不大。值得关注的是分卷问题，魏衍编陈师道诗集为六卷，任渊在自序中说到：“诗止六卷，益以注，卷各釐为上下。”《陈振孙》也记为六卷本，然后世目录多记十二卷，或云任渊作注时就已经分为十二卷，这是不客观的。从南宋蜀刻本卷目上可以看出，至少在南宋初年《诗注》还是六卷本，只是分了上下卷。到后出的宋覆刻本时可能才把原来的六卷改为十二卷。前面提到的黄丕烈题跋本，由于版心题字均被剜去，黄氏只得根据内容推断是十二卷本之卷六，故自题为第六卷，由是不知宋覆刻本的原始卷目样貌。这一问题周叔弢在跋文中也提到了：“此本独存任氏旧式”，推测“任注之分十二卷盖自弘治本始也，他本因袭其误而不知改。”周叔弢误认为该书是从弘治本开始改六卷为十二卷，也是因为没有看到元刻本。据上述可以推断，至少在元时，《诗注》就被改为十二卷，而后出的一种宋本(宋覆刻本)到底是按任氏旧式还是已经改成十二卷之样式，由于仅存一卷，又无版心题名而无法断定了。但是元刻本据宋覆刻本而出，版式、行款也全依此本，所以推测后一种宋刻本(黄跋本)已经改过卷目。

二、弘治年间的多次刊刻

宋元刻本存世稀少，加上时代久远，书籍散佚严重，到明弘治年间，陈师道诗集刻本几乎不存。在现存《诗注》的诸多刻本中，最重要的一个本子就是弘治十年由汉中知府袁宏主持刊刻、杨一清题识的弘治丁巳刻本。弘治十年本今存有六部刻本和一部影抄本。其中两部刻本、一部抄本藏于国家图书馆；一部刻本藏于湖南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一部丁丙题跋刻本；上海图书馆藏有二部刻本，其中一部有王宗炎题跋本，存八卷。

今存各大图书馆著录的弘治十年刻本的行款版式均为半页九行，行十七字，黑口，四周双边，双黑鱼尾，上鱼尾下方记卷数，下鱼尾上方记页数，当为同一刻本。卷首依此为魏衍所撰《彭城陈先生集记》、王云题记以及任渊自序和《目录》附年谱。在某些弘治刻本、嘉靖刻本王云题记后，还有一篇弘治丁巳年(弘治十年)秋九月朔石淙杨一清的识记，其中有关刊刻的内容说道：

然予尤酷爱后山，尝携其遗稿过汉中，令生徒录过，用便旅览。而宪副朱公恨世无完集，不与欧黄诸家并行，遂属知府袁君宏加板刻焉。顾舛讹太甚，兼有脱简。嘉其志而惜其费，盖不独予然也。丙辰岁，予南归，获定本于江东故家。朱公喜，得如重宝，复以嘱袁君再板以行。精缮奚翅什百，而为功为惠，固不尠矣。

杨一清此篇序提到他曾带着陈师道诗的遗稿路过汉中，并让学生们抄录、阅读了遗稿。汉中宪副朱公遗憾世上没有后山诗完整流传下来的集子，便嘱咐汉中知府袁宏对后山诗加以版刻，但是这次刊刻由于底本不善，所以错讹较多，兼有脱简的情况，刊刻出来后因并非善本又为其破费刊印感到可惜。丙辰年，即弘治九年，杨一清从江东家中取得后山诗之定本，朱公得到后非常珍惜，又一次吩咐袁君刊印，此次刊刻较之前一版本更加精善。

按杨一清题记所叙，汉中知府袁宏至少主持了两次后山诗的刊刻工作。第一次刊刻是否就是以杨氏所携遗稿为底本实则无从考证，但可能性极大，按朱公所言，后山全集世所不存，而杨氏此时恰有遗稿。弘治十年这一次刊刻是杨一清从江东家中带来的定本作刻印底本的善本，杨氏为此专门作了一篇序。但由于杨一清题记较为简略，有关此版本的一些细节并未提及。一方面，杨氏题记中并未记载袁宏初次刊刻后山诗的时间，其可能是弘治年间，也可能更早。按《明史》，杨一清曾督学陕西，弘治年间三任陕西三边总制，在任十多年，期间曾刊刻过多部书籍[14]3483。据此判断袁宏初次刊印后山诗歌的底稿很可能就是杨一清路过汉中时所携遗稿，《诗注》也应当是在这一时期刊刻的。据此，笔者判断袁氏前后两次刊印应当都是在杨氏任职陕西的弘治年间。另一方面，杨一清序文没有提及袁宏初刻本的具体内容以及版式、行款等信息，因此袁氏初次刊刻的底本内容是否为《诗注》亦不得而知。

由于能够提供版本信息的题记过于简单，后世学者在弘治年间《诗注》的刊刻以及版本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加之存世的弘治本大多缺失杨序，若非考之于文献和其他版本，亦难以判定这几次刊刻的前后关系。此外，一些经验不足的藏书家经眼他书后，更容易混淆弘治诸刻本之间的关系，对读者的学习和认识产生了误导。举以下例子加以说明。

《华鄂堂读书小识》卷四中叶东明有一篇题为“《后山诗注》十二卷明弘治刊本”的跋文[15]254，其中说道：

丁卯新春，仲兄定侯得此明黑口双栏本《后山诗注》十二卷，前后无刻书人序跋、目录，每半页十一行，行廿字。本书则半页九行，行十七字。仲兄曾见一本有杨一清识语，行款与此本书同，知此本为弘治丁巳杨氏序、袁弘刊本也。其目录、行款与此书不合者，据杨识称袁氏再板以行，知袁氏本有两刻。其一全书行款整齐，其一则行款本未画一者也。

又《后山诗注》十二卷，云：“明有杨一清序刊本，在弘治丁巳秋，云以属之汉中知府袁宏”云云。据此则弘治丙辰刊任注《山谷诗》，丁巳刊任注《后山诗》，两诗分刻，相隔仅止一年。故均半页九行，黑口双边，字数则略有差异。是任注《后山》，明代第一刻本也。

明弘治间所刻宋元人集，如戴复古《石屏集》、刘秉忠《长春集》之类，均半页九行，行十七、十九字不等，殆亦一时风尚矣。弘冶十二年，马暾、王鸿儒刻《后山集》，袁宏又刻任注并行，则均半页十一行，行廿字，是为任注第二刻本。

据叶氏跋文可知，除弘治十年本外，《诗注》还有其他的明刻本，即文中提到的“仲兄定侯”所藏的明黑口双栏本，该刻本行款是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为作者所经眼，应当是可信的。此外，叶东明自己藏有一部缺失杨一清题记的弘治十年袁宏刻本。由于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的“黑口双栏本”没有记录刻书人信息，叶东明误认为这个本子就是杨一清题记中“遂嘱袁君再板以行”的再刻本，而自己所藏的九行十七字本就是袁宏初刻本。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跋文中提到的两个本子，一个行款整齐，一个行款不整齐，考弘治十年本的目录与正文行款不一，那么“仲兄定侯”所藏的明黑口双栏本应该就是文中所指行款整齐的一个本子。

相关著录又见于叶启勋所著《拾经楼紬书录》卷下题名为“《诗注》十二卷明弘治丁巳黑口本”的一篇跋文[16]113：

余曩从湘乡王佩初计君礼培许得见县人袁氏旧藏明弘治丁巳刊本，每半叶八(九)行，每行大小十七字，小注双行，板心上下大黑口。有石淙杨一清识此书后，乃知明弘治时袁君已一再镂板。顾传本甚少，历来藏书家罕见著录，且无有知此书之一再刊板者。计君并为余言，曾从县人杨氏见一本，似即弘治所刊，唯前后无序跋，目录与全书行款参差。

余闻而识之者有年，顷估人持此本求售，每卷首有“朱印彝尊”白文方印、“竹坨老人”朱文方印，盖秀水朱氏潜采堂藏书也。其《潜采堂宋金元人集目》不载，殆编目后所得欤？又有“湘乡杨氏藏书”长方印，为估人摹敝，而其印文固隐约可辨，知即计君曾见之本。目录每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字，全书则与计君藏本行款正同，字体纸墨亦无差异。盖此为袁氏据遗稿所刊，王藏则为袁氏据定本再刻，故整齐一番耳。亟购藏之，惜王藏又经流散，不知归于何人，无由校订其异同。考杨序云：“初刊本讹脱太甚，因再板以行”，余谓遗稿与定本本自不同，则文字不必相同。”

根据现存版本实际情况以及文献著录可知，明弘治十年的九行本有些没有杨氏题记，有些却有杨氏题记。叶启勋所藏《诗注》原为朱彝尊旧藏弘治九行本，于湘乡杨氏处购入递藏。叶启勋以为，县人袁氏所藏(后归王藏)丁巳刊本与自己所藏行款不齐之弘治本实乃袁宏再刻与初刻之区别，初刻本目录正文行款不一，再刻本则行款整齐一致。

汪桂海《元刻宋人别集》关于《诗注》有如下说法[2]32：

袁宏本源自杨一清于“江东故家” 所获“ 定本” , 该“定本” 与此元刻本属于怎样的关系, 已经无从查考。

冒广生在《后山诗注补笺》[3]11前言中提道：

袁宏刻《后山诗注》，前后有两个刻本，而第二个刻本较完整……杨一清为袁宏第二个刻本做了跋。

诸家的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处问题中：其一，《诗注》在弘治年间的具体刊刻次数；第二，半页十一行本是何时何人主持刊刻的哪一个版本；第三，汉中知府袁宏主持刊刻了哪几次、哪些内容的后山诗集；第四，除了丁巳本之外，弘治年间其他版本为何不存；此外，弘治十年本有些有杨氏题记，有些却没有；有些弘治年间的本子行款整齐划一，有些却前后不一致，影响因素有哪些。

笔者从现存版本的信息和可考的文献著录出发，尝试探讨以上几个问题。除袁宏在弘治十年刊刻过《诗注》外，弘治年间应当还有过一次《诗注》的刊刻活动，即叶氏提到的半页十一行本。这个本子很可能是弘治十二年时，马暾、王鸿儒刊刻《后山集》时，一并刊刻的。傅增湘批《后山集》廿四卷：“明马暾刊本，廿八卷；弘治十二年刊本，三十卷，乃王鸿儒重校，亦列马氏，别有刻本。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黑口。”[15]255马氏所刻《后山先生集》中还保留有任渊所作的《后山诗注序》，马氏当时注意到了两年前由袁宏刊刻的《后山诗注》。因为十一行本现已不存，仅仅被一些藏书家经眼而见于著录，所以只能推测这个本子可能是在弘治十二年刊印《后山先生集》三十卷时，零出的本子，加上印量不多，且不如三十卷的诗文《全集》更有价值，于是收藏者很少，十分稀见，所以存世不多。

叶东明认为十一行本乃袁宏于弘治十二年为了迎合马、王诸人刻《后山全集》的版式而再刻、并出的一个本子，这一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按杨氏序，袁宏在丁巳年刊印的这个本子已经是十分精善的，且刊印过程不易，耗费不菲，若袁宏只是为了迎合《全集》刊刻之风而翻版开雕，这一点于理不通。按叶东明之说，弘治十二年刊刻之十一行本乃杨序所云“复以嘱袁君再板以行”之再板本，则杨氏于十年秋既已写定的序言中称“此本精缮”便前后龃龉。杨氏的“精缮”应是仅仅针对丁巳本而言，“再板以行”也是针对袁宏以遗稿为底本的初刻本而“再板”，与十一行本并无关系，大概是因为叶东明并没有亲自看到杨序的全文，仅靠朋友转述杨序内容，凭借记忆著录下来，难免有错漏。

国家图书馆所藏三部弘治本以及叶东明收藏、经眼的几个弘治本都没有杨氏序，而嘉靖本、朝鲜活字本以及日本元禄刻本却都有弘治十年秋杨一清的序，但可确定的是，弘治刻本中是有杨氏序的，“袁氏旧藏明弘治丁巳刊本，每半叶八(九)行，每行大小十七字，小注双行，板心上下大黑口。有石淙杨一清识此书后。”“仲兄曾见一本有杨一清识语，行款与此本书同，知此本为弘治丁巳杨氏序、袁弘刊本也。”是为弘治本有杨一清序之确证。不过缘何有些刻本又缺失了杨一清序言？按国家图书馆著录袁宏此刻为弘治十年刊本，实则此书弘治九年业已刊成，李致忠提到此书时著以“弘治九年袁宏刻本”[11]622；傅璇琮则记：“明弘治九年，袁宏刊《诗注》十二卷本，次年杨一清序之，今国内有著录。”[12]190接袁宏得到杨一清的江东定本后便主持开雕和刊印，并于弘治九年完成刊刻工作，而杨一清作序则是在十年秋，其中的这段时间或许《诗注》已经印成发售；抑或是杨一清作序之后过了一些时日袁宏才刊了序。综上，不论弘治九年还是弘治十年刻本、有无杨一清题记，弘治本都是指这一部以杨氏江东定本为底本的刻本。

弘治本目录与正文部分行款不一，而叶氏所见的“十一行本”则行款整齐，正与弘治本目录部分行款一致。这正说明“十一行本”可能是后来再版的本子。按弘治九年陈沛、陈沾于江南刊刻任注《山谷诗集注》[17]182，弘治十年袁宏刻任注《诗注》，二书行款皆半页九行，黑口双边，字数略有差异，相隔仅一年，可知此行款实为弘治年间刊刻宋元人诗集之一时风尚。直到弘治十二年马暾、王鸿儒等人刻《后山全集》时才出现了十一行、行二十字的整齐行款。

按杨一清序，袁宏前后主持了两次陈师道诗歌的刊刻工作。由于杨氏对前一次刊刻的信息记载不详，袁氏初刻的时间、内容以及版式信息俱不明确，也难以断定该书是否就是《诗注》。且袁氏初版错讹较多，兼有脱简，恐怕被后出的本子取代了，故不被收藏，亦不见任何著录了。

三、弘治本的几个翻刻本

弘治本是最重要的一个刻本，经过后世多次翻刻，现今存世的嘉靖十年本、朝鲜古活字本、日本元禄三年刊本、武英殿聚珍本、三榆书屋石印本等都是弘治本的翻刻本。

嘉靖十年(1531)辽藩朱宠瀼的梅南书屋翻刻过一次弘治本，这个版本的序跋、刊刻信息、目录和年谱等内容都十分完备，杨一清序附在十二卷卷末。嘉靖本行款半页九行，行二十字，白口，有双行小注。版心上方记书名，版心内记卷数、页数，版心下记“梅南书屋”四字，字体是典型的方体字。嘉靖本现存世六部，国家图书馆藏有三部，湖南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和浙大图书馆各藏一部。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部经惠栋批校、邓邦述题跋的本子，卷首有惠栋题记介绍自己批校的事由，天头处有多处批文，书内有圈点，卷首钤有“惠栋之印”白印、“栖泉”“重远书楼”朱印。国家图书馆所藏另一嘉靖刻本上钤有“曾在周叔弢处”朱印和“张载华印”的白印。

朝鲜活字本题名《陈后山诗注》，具体刊刻年代不可考，据冒广生推断，当为明末的版本。[3]12该刻本的四篇序均完整，版框高七寸，宽四寸，行款为九行十六字，小字双行，白口，四周双边，版心上鱼尾下方刊刻“后山”及卷数，下鱼尾上方镌页数，用朝鲜薄皮纸印刷，排字疏朗古致。朝鲜活字本存世数量并不少，日本红叶山文库藏有一部，日本公文图书馆藏一部，中国国家图书馆也著录有一部在藏。涵芬楼曾借傅氏双鉴楼藏朝鲜活字本影印出版了《四部丛刊初编》中的《诗注》。

日本东山天皇元禄三年(1690)洛阳(即京都)柳枝轩书林茨木多左卫门也翻刻过弘治本。这个版本书签题名《陈后山诗集》，内容实则是任渊注本，共十二卷六册。该版本行款版式为半页八行，行十六字，有双行小注，白口，双黑鱼尾。版心镌“后山”及卷数和页数，每个汉字旁边都标注有日文训读。和刻本的序跋均存，杨一清序后有一段刊语：“元禄三年庚午孟春吉辰雒阳书林茨木多左卫门新版”。该刻本日本公文书馆著录藏有两部，国立国会图书馆著录有一部，京都大学藏有两部，静嘉堂文库藏有一部。我国国内民间也曾拍卖过有莫棠题跋，又经周越然、吕贞白递藏的一部元禄本，因国内存世和刻本数量不多，加之此本版刻精美，字大且整齐，故而广受藏书家追捧。

入清后，雍正三年(1725)嘉善陈唐刊过活字印本的《后山先生诗集》六卷、逸诗五卷，有诗无注，前六卷即《诗注》中所包括的诗，未注者为“逸诗”；雍正八年云间赵骏烈也刻过陈师道诗歌，亦无注释。《四库全书》本《诗注》著录为浙江巡抚采进本，《总目提要》中也没有说明此采进本具体是弘治本还是嘉靖本，今按其文字、考其内容当为弘治本。武英殿、内聚珍的《诗注》刊印后又有同治江西重刊本和光绪福州修补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雅书局又重新刊印了一次，做了文字上的校对。尽管三个外聚珍本版式不尽相同，但也基本保留了原刻面貌，延续了乾隆内聚珍的版式与行款：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鱼尾上方题书名“后山诗注”，鱼尾下记卷目和页数。聚珍本《诗注》存世数量也比较多，北大图书馆藏有三部江西局本、一部广雅局本、一部福建修补本；国家图书馆藏有乾隆五十六年(1717)的殿本、道光八年(1828)重修本、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修本、同治七年(1868)三修本、同治十年(1871)改刊本和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一年(1892—1895)的增刻本。另外，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也著录有一部殿本。

清末三榆书屋还排印了石印本的《诗注》，这个印本卷首牌记：“三榆书屋藏版”，行款和版式是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八字，白口，左右单边，单黑鱼尾，鱼尾上方记“后山诗注”，鱼尾下方记卷数和页数。1918(民国七年)，上海文明书局据此本再版了石印本。1937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丛书集成初编》时也整理了《诗注》，将其与《西渡诗集》一齐用铅字繁体竖版排印出版，1985年中华书局再版了这个本子。1995年由冒广生补注的《后山诗注补笺》上下两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这是目前阅读、研究和学习陈师道诗歌最精善的一个整理本。

以上提及的《诗注》版本，共有十多种，虽然版本较多，存世数量也不少，但早期宋元刊本多残缺不全或是藏于海外难以见到，给研究《诗注》带来一些不便。值得庆幸的是，《诗注》自宋至今不同时期都有刊刻出版，使得这部珍贵的文化原典得以保留下来。《诗注》的版本源流和递传关系是十分清楚的：南宋绍兴蜀刻本作为《诗注》的初刻本，是所有版本的祖本。稍晚出的宋刊残本(即黄丕烈题跋本)覆刻了祖本的蜀刻本，元刻本又覆刻第二个宋刻本。弘治本是以杨一清江东定稿本为底本刊刻的，而嘉靖本、朝鲜活字本、和刻本、殿本、石印本都是弘治本的翻刻本。诸刻本一脉相承，利用任渊注本这种前后相承的关系，在判断异文和内容是非时，一般而言如无其他版本根据，那么后出的本子多属误刊。

《诗注》流传过程中最重要的弘治本，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按杨一清序，朱宪副感叹《诗集》乃世所不存，可见至少到明弘治年间，《诗注》已成稀世之籍。考虑到宋元刻本的残缺和散佚，若非杨、袁之功，陈师道的诗歌也不会流传如此广泛，在后世的影响也不会如此深远。明马暾刊《全集》刚好在袁刻两年之后，也是受到了《诗注》刊刻的影响。对《诗注》一书的研究仍然需要不断深入，而进一步探究任渊注本诸版本在不同时期的刻印情况对于研究陈师道诗歌以及江西诗派诗文的流传和影响也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