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彬， 戴明涛

(1.洛阳师范学院， 河南 洛阳 471934； 2.河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同的革命信仰指导下， 依靠充足的革命理论储备和在广泛的革命实践基础上， 创立的科学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无产阶级解放理论， 是必须充分理解和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指导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及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正确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使之与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广泛而密切地结合， 是历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赋予我们的时代要求。 恩格斯曾经提到，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 而是一种方法， 是一种供进一步研究使用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建立在最广泛的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指南， 而非凌驾于教科书上的教条和经验。

教条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的现象， 从普遍意义上来说， 便是不顾及事物的本质特征， 不研究事物的变化发展， 忽视事物的特殊性， 一味盲从， 通过生搬硬套已有理论、 概念， 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歪曲错误的阐释。 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它的使用者和践行者们若不重视实践的重要作用， 同样会遭遇到各种挫折， 在各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条式理解， 将经典著作、 领导人的经典论断当作解决现实问题的良药， 这些都为革命和建设带来巨大的危害。 各个历史阶段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都对教条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严肃的批判。

一、 马克思主义发展早期经典作家对教条主义的批判

(一)马克思批判无产阶级政党内的教条主义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虽未对教条主义进行明确定义， 但是其著作包含的思想有着鲜明的反教条、 反经验的政治立场。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指出， 由于旧唯物主义不能理解实践的意义， 便不能正确地解决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更不能看到主体基于实践的能动性， 因此旧唯物主义在其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直观的唯物主义。 他说: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 对事物、 现实、 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是感性的人的活动。”[1]1在旧唯物主义中， 实践的关键作用受到了忽视， 离开了实践而空谈理论， 其中蕴含着教条主义的萌芽。 同时马克思指出: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 是一个纯粹经验哲学的问题。”[1]2教条主义从哲学上看， 可以将其划分为形而上学的客观唯心主义， 而脱离了实践的指导， 这样的思维也只是一种纯经验哲学， 是教条主义的前身。

1875年5月，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在哥达会议上颁布了以拉萨尔主义为信条的党的纲领文件， 马克思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 写出了《哥达纲领批判》这一党的批评指导意见， 指出拉萨尔主义所提出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等原则性的错误。[2]173通过《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阐述了工人阶级政党理论基础和战略策略思想， 同时也是对在党内抬头的经验主义、 机会主义思潮做出的一次揭露和批判。 在19世纪的工人运动中，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发展的局限， 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派别纷争， 教条主义在一定时期严重阻碍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发展， 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 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无产阶级斗争， 在同各种错误思潮论战的同时， 对无产阶级政党内有所抬头的教条主义现象进行了揭露， 以自身实际行动展现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要的思想品质。 也为后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批判教条主义作出了示范。

(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教条主义的批判

同样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恩格斯， 在其晚年的著作和回信中结合当时的社会实践新阶段、 理论发展新问题， 就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出现的教条主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回答和阐释。 1890年， 恩格斯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回信中， 就其提出的关于唯物史观中， 经济关系是否唯一决定性因素， 或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他所有关系的坚实基础， 其他关系也能发生作用这一问题中指出: “经济状况是基础， 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 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我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第一， 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 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第二，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 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 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在这方面， 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3]300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 许多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 并没有将马克思、 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指导社会实践的指南， 反而将其当作“标语”“口号”加以滥用， 他们机械地理解和宣扬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 忽视上层建筑及其他因素的反作用。 同时资产阶级思想家利用这一教条主义现象， 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 称其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经济唯物主义”， 这两种错误思潮都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恩格斯通过准确的阐述划清了与所谓“经济唯物主义”及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的界限， 精准地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19世纪70年代， 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使党的规模迅速扩大， 党员人数不断增加， 工人阶级在德国国内的影响与日俱增， 无产阶级的地位得到提升。 1895年3月， 结合工人运动发展的新形势，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 “但是由于这种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 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 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4]603恩格斯作为伟大的革命家、 理论家， 并没有固守传统的革命思维， 当发现通过合法手段同样有希望获取工人阶级地位提升的情况时， 恩格斯果断对德国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行动表达了支持， 没有将自己与马克思创立的革命理论作为一成不变的教条， 充分践行了实践是认识理论的源泉这一客观真理。 但是， 恩格斯也并未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然权利。 他指出: “不言而喻， 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 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 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4]608马克思主义是从革命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理论， 也是最终要回归到社会实践的指导思想，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 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斗争指南， 马克思主义也成了无数进步青年学习和研究的对象， 伴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 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在这时出现的对马克思思想的教条式解读， 一些自封的所谓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者， 正是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社会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等的正确反映， 但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能良药， 却是在实质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本原理， 是在本质上推翻马克思主义的。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忠实战友和理论伙伴， 在马克思去世后依然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 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面对革命运动的复杂情况， 恩格斯不仅继续批判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 而且结合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变化， 主动丰富和发展了固有理论， 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又一关键特征——发展性。

(三)列宁对教条主义的批驳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 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的武装力量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专制统治， 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当时的苏维埃俄国不仅面临帝国主义的仇视和围攻， 而且担负着改变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面貌的历史任务。 一战期间的俄国隶属协约国， 且正在同德国交战， 党内以布哈林、 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描述， 欧洲革命马上就会爆发， 德国根本无法进攻苏维埃， 而列宁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结合世界革命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况， 坚持从当时的实际力量对比出发， 对只讲书本上的革命道理， 忽视革命实践、 不做具体分析的党内教条主义现象进行了坚决驳斥， 在列宁的推动下， 俄国最终在1918年2月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 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 为战后的恢复及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 列宁结合俄国落后农业国的实际，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时期， 创造性地提出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外资本达成合作， 利用商品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 使俄国国力得到迅速提高。 然而布哈林、 托洛茨基等党内“左”派以马克思没有提出过以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为由， 反对新经济政策的推行， 他们认为发展商品经济是对国际资本进攻的退却， 对本国资本的让步。 对于国内政策， 他们主张彻底消灭资本主义， 并将马克思的著作搬出来找寻答案。 列宁对这种盲目照搬的行为作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并非只停留在书本上， 在结合革命发展的实践中， 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精髓。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一成不变的“圣经”， 是可以在结合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和发展的； 相反， 将一种理论神化， 以宗教的观点来对待， 离开实践让群众对之顶礼膜拜，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的发展建设同样会面对各种不同的问题， 需要从实际生活中汲取经验， 也只有在广大群众的实际探索中才可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与马克思、 恩格斯不同， 列宁亲身参与并成功领导了无产阶级革命， 建立了苏维埃俄国， 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践。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列宁一直在批判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教条主义， 摆脱党内教条主义的钳制， 并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脱离一战的泥沼， 专心于工业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着的学说， 发展性和实践性是与其他僵化思想的根本区别。 列宁真正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优秀品质， 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性、 科学性和发展性的基本特征。

二、 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对教条主义的批判

在理解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长期探索中， 中国共产党克服种种困难， 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但是依然遭遇过教条主义的摧残与挫折，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革命战争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 党都对教条主义展开过斗争与批判。

(一)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判

1927年， 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工农革命军举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秋收起义。 在当时， 受俄国革命的影响， 党内武装革命斗争的方针以攻占对敌人力量相对集中的大城市为重点， 但是由于城市中工人阶级力量相对较弱， 攻占大城市的革命计划在实施中遭遇到巨大阻力， 同时在广大农村， 农民的积极性并未广泛地调动起来， 反动派在农村的势力也相对薄弱。 由于敌我力量差距较大， 革命部队进攻长沙受挫， 9月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 由时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主持会议。 在前委会议上， 毛泽东结合实际斗争形势果断做出放弃攻打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的决定， 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在客观分析中国革命现状的基础上， 拒绝对俄国革命模式盲从的教条主义， 将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

对待党内， 尤其是红军中弥漫的教条主义风气， 1930年，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 从认识论的高度阐述了忽视调查研究对革命事业的巨大危害， 暨实践对认识的决定性作用， 指明了调查方法的缺点和改进方向， 这是毛泽东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其中指出: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 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 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5]111毛泽东在其中阐释的重要思想原则反映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是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同唯心主义， 特别是教条主义斗争的历史总结， 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开展了整顿党风， 批判主观主义、 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运动是由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的， 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探索。 遵义会议后， 党内虽然结束了“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 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 更多的是解决了军事组织上的领导问题， 而在政治思想上教条主义对党的侵害仍然十分严重。 1937年11月， 王明从莫斯科归来， 又一次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要求全党执行统一战线方针， 对国民党进行让步并对毛泽东保持党的独立性这一主张进行批评。 因为共产国际在党内的威信较高， 王明的教条主义思想占据上风， 在全国抗战初期一度造成诸多不良后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在决策方针上产生重大分歧， 毛泽东在综合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后于1941年5月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标志着延安整风的开始。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运动， 普遍提升了党员的思想认识水平， 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同时破除了对共产国际指令教条式的服从， 将客观实践作为指导党的工作的原则基础，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毛泽东一直站在革命斗争实践与广大人民的立场上， 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理论特性， 准确把握革命斗争的发展规律，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 坚持人民立场， 在反对以僵化理解运用马列书本解决现实矛盾问题的基础上， 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为民族谋解放、 为人民谋幸福、 为国家谋复兴的理论初衷。

(二)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对教条主义的批驳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 各种问题凸显。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 党内仍弥漫着一股强调“个人崇拜”， 坚持“左”倾方针路线的教条主义思潮， 阻挠对过去“左”倾错误的拨乱反正。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 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两个凡是”思想的提出不仅坚持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维护了个人崇拜， 而且使教条主义不断在党内滋生， 遭到了人们的抵制。 1978年6月2日，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到“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同实践相结合， 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 《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这场讨论对“文革”后的拨乱反正， 摒除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伟大历史抉择， 完成了政治、 思想、 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 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1992年， 邓小平先后前往武昌、 深圳、 珠海、 上海等地视察， 发表了一系列谈话， 解除了人们思想中的种种顾虑， 重申加快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紧迫性， 打破了束缚人们行为的教条， 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伟大飞跃——邓小平理论的最终形成。 在南方谈话中， 邓小平指出，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 敢于试验； 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 判断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要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 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桎梏， 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第二次浪潮， 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 坚定地贯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 重新在党内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同时， 邓小平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设计师的宏伟视野， 打破了人们对市场与社会主义天然对立的教条认识， 在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 摒弃了僵化的苏联模式， 将市场及私有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之中，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次伟大飞跃。

(三)新时代习近平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与指正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 还存在着一个教条主义的“变种”， 它与教条主义有着相同的哲学思想基础， 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产物， 都在某一方面片面强调宗旨和文件， 忽视政策本身的人民立场和实践观点， 这一“变种”便是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的产生， 归根到底是一些党员干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背离了人民立场， 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之脑后， 以消极态度对待上级的政策与指示， 对党内风气、 工作效率、 党员干部纯洁性等都造成了极大破坏。 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对整治形式主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2019年3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 明确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 通过制定各项政策措施， 细化分工， 强化监管， 为基层广大党员干部减轻负担， 鼓励广大党员为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胜利不懈奋斗。 2019年5月31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引导广大干部真抓实干、 转变作风， 着力解决实际问题。

针对干部队伍中出现蛮干盲干， 出现以老思路解决新问题的现象， 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对干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现象进行了揭露、 批评和指正。 2013年3月，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很多同志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 也有干劲， 但缺乏新形势下做好工作的本领，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 由于不懂规律、 不懂门道、 缺乏知识、 缺乏本领， 还是习惯于用老思路老套路来应对， 蛮干盲干……这就叫新办法不会用， 老办法不管用， 硬办法不敢用， 软办法不顶用。”[6]新时代的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面对伟大斗争， 广大党员干部在团结协作推进“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十四个坚持”的基础上， 只有坚定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打破传统教条主义思想，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又一伟大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学习的重中之重， 把社会发展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广泛结合， 以实际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 发展性和科学性， 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在理论学习和探索方面，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阐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态度， 2016年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上的讲话》中， 习近平指出: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 实践、 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它并没有结束真理， 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对待马克思主义， 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 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 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 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 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 甚至发生失误。”[7]习近平在回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实践的问题上， 充分把握唯物辩证法的精髓， 同教条主义明确划分界限。 马克思主义内容丰富， 是我们党的理论源泉， 同样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发展完善， 并非固定、 僵化的理论体系， 任何原理的运用都要以特定历史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需要不断在实践中检验并发展的。 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 要坚定不移地予以贯彻执行， 但是与实践发展相脱节的部分， 我们也应抱着理性的态度加以补充完善。 习近平关于哲学的思考， 超越教科书和专著之处便在于不仅抓住了认识事物的根本， 更将其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面对新形势、 新任务， 习近平对比分析中国社会矛盾的新变化， 以“二分法”抓住矛盾的变化规律， 开创性地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学习自觉、 自信和自强， 同时也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成熟政党的深厚理论基础。

三、 各时期批判思想的溯源、 继承及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 在历史的各个时期， 教条主义都是普遍存在的，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对当时的革命建设实践产生了较为恶劣的影响与破坏。 面对各自不同却又包含共性的问题， 国内外经典理论家、 革命家都对其展开了理论分析和批判， 都在关键时刻扭转了教条之风。 无论是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抑或是恩格斯反对以“经济决定论”解读马克思主义， 无论是毛泽东延安整风期间的破除对共产国际的迷信， 抑或邓小平解放思想、 推动改革开放， 我们都能从中总结出一条明晰的主线即将客观实践与具体理论相结合， 实事求是， 将理性认识置于广泛的社会运动中。 当教条阻碍社会发展的时候， 杰出人物拥有极大的勇气与魄力为社会的前进扫清障碍。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党员干部中出现的思想问题， 在诸多场合答疑解惑， 正本清源。 面对国内哲学科学领域的实际发展， 习近平在总结历史各时期理论家的优秀哲学辩证思维的基础上， 理清时代发展的主线， 继承了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毛泽东、 邓小平等人的批判思想， 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 科学、 发展的特性， 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理的终点， 而是为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托， 指明了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进方向。

作为新时代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工作者， 我们在深入学习经典思想家的专著， 丰富自身理论素养与学识时， 也应避免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教条主义的漩涡。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 也不能成为教条， 它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实践的行动指南。 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并非固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一字一句， 著作中没说的就不对， 著作中提到的就不加检验地贯彻执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改革实践中， 总会遇到各种需要深入研究探索的问题， 如果总是一味地埋头于书本， 忽视社会生活中的实践调查， 或是根据需要找出一大堆资料来证明马克思、 恩格斯等经典思想家对某种现实情况作出过预言， 这样就难免被理论本身束缚手脚。 新时代需要的是经典理论的与时俱进， 需要坚持的是人民立场， 凡事从人民角度出发， 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为了人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作为马克思主义工作者的我们， 同样需要结合新形势、 新情况去作出调整和创新， 不能说经典思想家没有提过就不正确， 就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经典思想家提出的思想理论并不是真理的总和， 而是为后世开启通往真理的路径， 在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基础上， 在阅读大量著作之后， 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 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 马克思主义工作者们应敢于提出新的观点和方法， 努力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飞跃， 贡献自己的理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