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必胜

(贵州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李善兰(1811—1882)，字竟芳，浙江海宁人，我国清末著名的数学家、翻译家和科学教育家[1]。他在中国传统数学方面有很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翻译了西方近代数学著作。同时，他在中国传统数理天文学方面也有涉猎，他翻译出版了西方近代天文学著作《谈天》，他结合了传统天文学和西方近代天文学合理翻译出了西方近代天文学理论[2]。《谈天》的主要内容和思想是以哥白尼的学说为基础，利用开普勒的三大定律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来证明日动地动，轨道的椭圆曲线等理论。1859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发行的《谈天》是大字体，共3册18卷，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此译著。

1 李善兰翻译出版《谈天》的背景

李善兰和西方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合作翻译西方天文学著作《谈天》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下进行的一次历史性的科技翻译学术活动。在这次翻译活动之前，已经有西方天文学理论传入我国。早在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时候，西方天文学知识开始传入我国。比如1849年引进的《天文问答》(1849)和《天文略论》(1849)等译著，从内容上看，其内容都很浅显，非全面介绍西方天文学理论。《谈天》的翻译出版正是西方天文学理论传入我国的第二个高潮期，即清末的西方科学的大量传入时期。

在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之后，一些有科学素养的知识分子和官绅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学习西方新科学技术和新理论知识的重要性。近代西方天文学理论以哥白尼、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理论为基础，虽然开始传入我国，但是直到19世纪初期都还是遭受到抵制。由于诸多原因，在意识到了重要性后更意识到了紧迫性。李善兰在《谈天》的序言中对西方天文学理论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评价，对中国传统问题的叙述和传统天文学为什么发展滞后进行了阐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综合科学素养。

2 《谈天》的翻译出版策略及其过程

译著《谈天》的翻译开始于1851年，而这正好是约翰·赫歇尔(原译为侯失勒)的Outlines of Astronomy(《天文学纲要》)的第4版出版的时间。伟烈亚力采用了约翰·赫歇尔的最新版Outlines of Astronomy作为翻译的底本。采用“西方传教士口述——中国学者笔录”的模式进行合作翻译，同时还兼顾整理和删述的方式。直到1859年的10月份才完成翻译活动，并且最终由墨海书馆刊印发行[3]。

2.1 采用转化的手段

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在术语翻译方面采用了“化归”的手段，使原文能够符合译入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文化价值观。这种“化归”的手段，在翻译策略上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如“改译”和“删述”的手段来翻译原文，这并不是一字一句的翻译原文，而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进行概括其主要内容和思想。用中国的一些名词，来代替西方著作出现的一些名词。如把《谈天》中的时间表示为中国传统农历的纪年时间，把阿拉伯数字用汉语数字来表示，把其中的公式，用其翻译《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中的相关数学公式的表述方式来进行天文学表示，还有采用了“名目表”等翻译手段和策略[4]。

2.2 系统地创造译名

李善兰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在翻译的时候还在兼顾科学研究。他并不只是理论知识的翻译，他还对其中的理论在理解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完美地创造出一直沿用至今的译名。在我国传统天文学中有一些传统天文学名词，而对应西方近代天文学中的相关理论知识的传入，则就需要科学的译名[5]。李善兰的译名翻译中最为重要的译法就是名词意译，这种意译是一次、二次甚至三次和多次的再创造。在名词意译这方面，可以说李善兰是先驱之一。李善兰的术语翻译遵循了一是传统天文学理论中已经有的名词术语尽量采用，如日、月、黄道、白道、金星、赤道等名词术语；二是创造新的名词术语，用偏旁来表示其科学含义，或用生僻字表示新含义；三是作中西名词字汇，放在著作后面，方便读者查找和对比。李善兰在《谈天》中创造了大量的名词术语，有的沿用至今，也有的后来被淘汰，这是因为天文学在我国的发展更加的严格化，部分术语的淘汰是正常的，但是他开创的这种译法却一直存在，同时，李善兰这些工作也是值得认可和纪念的。

2.3 出版发行的过程

在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译《谈天》的过程中，他们还合作翻译西方数学《代微积拾级》和《代数学》。这给李善兰在翻译天文学带来了一定的数学基础和数学表达。《谈天》在翻译出版发行过程中，同样与其他科学译著一样，经过了准备、翻译和校勘等阶段。李善兰在翻译之前，详细审读了历史上关于西方天文学的相关文献，同时，伟烈亚力也查询了中国传统天文史的相关资料和文献。李善兰在翻译西方数学著作是从1852年开始准备翻译的，并且开始着手翻译。而这些学术准备，为李善兰的翻译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文献支持。在翻译阶段的时间是整个翻译时间中最长的，《谈天》是1851年就开始的，直到1859年翻译完成。但是译著翻译完后，翻译工作还没有最终完成，这还有后续的相关工作，比如作序、修改、校对和审读等工作。还有结合李善兰对中国传统天文学文献的理解和伟烈亚力对西方天文学史的梳理这两方面的学术准备，通过共同翻译和商讨得出最后结论。这里面就要涉及到如何按照原来的结论进行合理翻译，创造正确的译名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翻译的科学性。在翻译完成之后，更重要的是译著还要进行校勘和复审，而且是反复的过程，最后才出版发行。

3 《谈天》的主要内容

《谈天》的主要内容共为18卷，主要论述地学理论和天体运动。在开头有一个卷首例，介绍了论地、命名、测量之理、地理、天图、日躔、月离、动理、诸行星、诸月、彗星、摄动、椭圆诸根之变、逐时经纬度之差、恒星、恒星新理、月离、动理等理论。《谈天》是根据英国著名天文学家侯失勒(J.Herschel,1792—1871)的名著Outlines of Astronomy(《天文学纲要》)中的1851年出版发行的第4版为底本翻译过来的，而距二人翻译的时间只有几年。可以看出，这也是当时很新的天文学理论体系。其核心内容包括哥白尼日心说、开普勒定律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等。其主要构成内容有李善兰的序言，伟烈亚力的序言，还有凡例，正文有18卷内容，后附有表1卷和附有图6幅等。其中第1～2卷介绍地球的基本知识，第3卷介绍测量仪器，第4卷是介绍地球大小及其测量问题，第5卷是介绍测定天体赤经赤纬的方法和影响天体坐标的相关因素，例如岁差和光行差等问题。第6卷是介绍对太阳的观察和认识相关的问题，如太阳半径和太阳离地距离等问题。第7卷介绍月球运动问题，第8卷介绍牛顿的天体运动理论，第9～11卷分别介绍行星、卫星和彗星。第12～14从天体力学理论出发介绍行星、卫星和彗星的运动轨道等相关问题。第15～17介绍恒星相关概念，如恒星的星等、视差运动变星等知识。第18卷介绍的是历法和历法推算等问题，也是全书唯一介绍历法的章节。《谈天》出版发行后，自哥白尼以来的西方天文学理论逐渐被国人所了解，并且《谈天》各种版本相继出版发行，同时，相关的著作和杂志广泛宣传《谈天》里的天文学知识。清末各种学堂，办学机构和民间个人等都参与了这些学术传播活动，这对清末的科学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

《谈天》不仅对太阳系的结构和运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研究，而且还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恒星系统的相关内容。李善兰批判了反对哥白尼学说的各种论述，认为“余与伟烈君所译《谈天》一书，皆主地动及椭圆立说，此二者之故不明。[3]”根据当时对天文学理论的认识，也为了在中国普及近代西方天文学知识，李善兰为其取名为“谈天”。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给《谈天》分别写了序言，在序言中指出“哥白尼求其故，则知地球、五星皆绕日[3]”，“刻白尔(即天文学家开普勒)求其故，则知五星与月之道皆为椭圆[3]”，以及“奈端(即物理学家牛顿)求其故，则以为皆重学之理也”等西方天文学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说明任何科学理论的发展正是由于科学家不断探索真理和不断“苟求其故”最终得出的结果。二人都论述了从哥白尼到牛顿的天文学理论及其发展史，也可见李善兰对西方天文学史有一定的认识。通过对这些理论的分析，从而批判乾嘉学派的泰斗阮元(1764—1849)对哥白尼学说的相关论述和钱大昕(1727—1804)对开普勒椭圆运动定律的实用主义观点。并且指出其“未尝精心考察，而拘牵经义，妄生议论，甚无谓也。[3]”然后，再以恒星光行差现象、地道半径视差现象和矿井坠石现象，彗星轨道问题和双星相绕运动问题等科学事实证明地动和天体椭圆运动规律等西方近代天文学成果，坚定地指出了著作中的理论是“定论如山，不可疑矣。[3]”这些理论分析使得中国天文学界为之耳目一新，从此西方近代天文知识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使得中国近代天文事业从此得到了发展。

4 《谈天》对清末科学教育的影响

李善兰在《谈天》序言中首先说明了地球运动轨迹是椭圆轨道，指出“定论如山，不可移矣”，李善兰采用力学原理和科学事实来证明地球运动的轨迹是椭圆。他提倡了一种科学实证的方法来判断科学理论的正确与否，用实验来进行推理。这一做法是真正的科学教育，是一种宣传科学的正确行为。这样使得正确的西方天文学理论在中国得以被接受，这样才能得到传播和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有时候会给抵制和阻扰，然而这不可改变西方天文学在我国得以广泛传播的大趋势。伟烈亚力认为天文学在中国很早就已经出现并且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西方天文学更是系统化和理论化地伴随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而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在发展中依旧是墨守成规，自然会落后于近代西方天文学理论。所以，他认为翻译《谈天》可以将近代西方天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并且作为近代西方天文学理论的经典传授给国人。在广泛传播近代西方天文学理论和确立中国新的天文学体系的同时，还开启了近代西方天文学理论的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的序幕。

4.1 广泛传播西方天文学理论

对近代西方天文学的广泛传播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叙述，首先是《谈天》自身的科学传播，在《谈天》翻译出版后，各种《谈天》版本相继出版发行。徐建寅(1845—1901)于1874年在江南制造局出版了新版《谈天》，他采用了约翰·赫歇尔的Outlines of Astronomy(1871年第11版)和墨海书馆版《谈天》结合起来，修订了新的《谈天》，这一版本称为“江南制造局重刻本”(徐建寅，1874)(注：前者为负责人，后者为出版发行时间)。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还出版发行了“江南制造局重校本”(徐建寅，1874)。这两个版本都是对原版《谈天》的修订，增加了一些最新的天文学知识和观察事实。后来还出现了“西学富强丛书本”(张荫桓，1896)、“测海山房中西算学丛刻初稿本”(测海山房主人，1896)、“西学自强丛书本”(张之洞，1898)、“富强斋丛书”(袁俊德，1899)、“西学富强丛书本”( 袁俊德，1901)、“增订西学富强丛书本”(张之洞，1901)、“富强斋丛书本”( 袁俊德，1902)、“万有文库丛书本第一辑”(王云五，1930)和“万有文库丛书本第二辑”(王云五，1934)。这些版本都是18卷，都是在原版《谈天》的基础上的修正，并且加入了最新的天文学知识和天文学观测结论。

其次是《谈天》出版发行后，相继的学术著作广泛宣传《谈天》中的天文学理论。19世纪中期，中国出版的天文学著作最为重要的三部著作就是《天文问答》(1849)、《天文略论》和《谈天》(1859)，在这三本著作翻译出版之后，还有郑昌棪与林乐知(Y.J.Ellen,1836—1907)共同翻译的《天文学》，王韬与伟烈亚力共同翻译的《天学图说》(1880)，贾步伟与傅兰雅共同翻译的《恒星赤道经纬表》，周文源笔述的《天文揭要》，同文馆翻译出版的《中西合历》、《中西合历表》，还有上海著易堂在1896年出版发行的《天学大成》等。在《谈天》未出版之前，中国天文学主要是传统历法和观天象方面。《谈天》出版发行后，这一状况被打破。它打破了古典体系中的本轮均轮、日心地心和天动地动的争论，从而科学地建立起了新的理念；改变了传统的天文学框架，把目标推向了宇宙空间；《谈天》的出版发行是公开的，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近代西方天文学理论，这就打破了科学理论被机构垄断的局面；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西方天文学理论在广泛传播的同时被广泛接受，在《谈天》之后涌现出的科学普及著作和学术杂志[6]，继续了西方天文学的传播。

再者，《谈天》还传播到了日本，对日本的天文学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日本出现的“日文训点本”(福田泉，1861)，该版本完全沿用了原版《谈天》，在其署名上都是“英国侯失勒原本，海宁李善兰删述，英国伟烈亚力口译，大日本福田泉训正。”从署名可以看出，“日文训点本”是以原版《谈天》为基础的，只是对其内容上的训正，当然，这个版本还对原来内容的顺序作了调整，重新编排，分为上中下三编。

4.2 开创中国近代天文学体系

在李善兰未翻译出版《谈天》之前，虽然有少数天文学知识传入我国，但都不成系统和体系。而《谈天》的出版则是第一次系统化地传播西方近代天文学理论。在《谈天》出版发行以前就已经有了西方天文学知识传入我国，但是这些西方天文学知识都没有《谈天》具有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谈天》的出版发行使得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开始向近代转变和过渡，甚至中国传统的天文学最终被西化。这种传统天文学西化的过程，主要就是《谈天》传播的近代西方天文学理论结构和体系。《谈天》中传入的是系统的理论体系，如在介绍天球的时候，将各种天体的相关运动投影到天球上去，这样一来就可以转化为去研究他们的视现象来模拟它们的真实运动情况。这种方法与中国传统天文学中对于天体运动的研究有一定的不同之处，在方法论上更是不同[7]。《谈天》中的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开普勒的三大定律作为研究天体运动的基本理论，采用几何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描述天体运动情况。可以看出，《谈天》正是在这样的天文学西化过程中，开创了中国近代天文学体系。

4.3 拓展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

传教士的天文学理论翻译的最终目的与其他科学理论翻译是一样的，都是为能够主动地影响国人的知识面和思想活动，从而为他们的传教活动打开和铺平道路。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他们都重视科学教育，都认识到了科学教育的重要性。“愈显上帝之荣”可以说是他们之目的，在这个过程中的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只能是作为一种手段，是为了能更好实现这个最终的目的[8]。这一点也可以从伟烈亚力在与李善兰共同翻译《代数学》的序言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序言中说了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上述的最终目的[4]。虽然，西方科学翻译带有传教的目的，但是这中间的科学教育一直被人们所关注和接纳。从1859年《谈天》出版发行后，从科学教育和科普教育的角度来看，其对中国天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各种版本的相继出版发行，以及后来出版的科学著作和学术杂志可以看出这一贡献。如后来的《西学图说》、《天文释名》、《格致启蒙》、《诸天讲》等都广泛传播《谈天》中的天文学理论。各种学堂里都涉及到了天文学知识的教学，开展科学教育活动。如同文馆内部增设的天文馆，就是专门从事天文学教育的机构。而这些机构中的考试试题中常出现天文学理论的试题，这些试题还被刊登在杂志上，如同文馆的考题关于天文学的试题就刊登在《中西闻见录》上[6]。这更是更大范围的科学传播，也是更为全面的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同时，《谈天》中的天文学知识还向民间传播，如邹伯奇(1819—1869)对《谈天》进行了深入研究，还得出了一些相关的结论和成果。特别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一些新的学堂、翻译机构等积极刊刻西方科学著作，其中就涉及了《谈天》的重新出版发行和一些其他天文学著作对《谈天》的宣传等。李善兰翻译的《谈天》是第一次全面的、系统化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的传播活动[9]。正是在这种全面和系统化的传播模式下，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才得以更为广泛地实现。不管是从科学还是从教育来看，李善兰的著作及其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清末的科学与教育[10]。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都预览过《谈天》，从而改变了这些维新志士的传统的科学观和天人关系等，从而建立正确的科学观和科学的天人关系。关于《谈天》的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到了民国都一直没有停止，这段时期《谈天》也经历了多次出版发行，到了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对《谈天》进行了重新出版发行，编入了“万有文库”第一集之中。民国以后，西方天文学理论也在不断更新，新的知识也不断传入我国，并且持续影响着我国的科学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