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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坚守老派的浪漫

2020-03-02徐学

环球人物 2020年4期
关键词:陶然作家文学

徐学

陶然(1943年—2019年)原名涂乃贤,祖籍广东蕉岭,生于印尼,196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3年移居香港,著有小说集、散文集、散文诗集40余本。曾任《香港文学》总编辑、香港作家联合会执行会长、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

陶然走得很仓促。去年3月,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个噩耗,我觉得很意外。陶然看上去虽然并不健壮,但也没听说有什么病痛。多年来,他都能扛重耐劳,活动多,作品多,两岸三地到处可以见到他的文字和身影。前两年,他在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开了“昨日纪”和“思想起”两个专栏。“昨日纪”专栏里,他从接触的文化名人艾青、蔡其矫、杨绛、莫言、白先勇等,一直写到大学时代的老师同学;“思想起”专栏写的是自传性的回忆。我见到他笔下纵横,北京、香港、巴黎……多少文坛佳话,岁月淘洗下,他的文字更加洗练老成。他去世一周前,我还见到有报道说他与朋友聚会谈笑风生,谁知急病不起,说走就走,文坛一片惊诧惋惜。

从北京南下的“大师兄”

陶然和我们闽南有很深的缘分。他曾就读于北京华侨补校、北京六中和北京师范大学,那时,结识了著名的闽南诗人蔡其矫,是蔡其矫把他引上文学创作之路。陶然常说:“我的试笔是由被动开始,是蔡其矫兄一直鼓励我写作。”那时正是“文革”时期,蔡其矫因为直抒胸臆的诗歌而处境艰难,但他的文学热情丝毫不减,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珍藏的文学书籍推薦给文学青年,鼓励文学青年大胆写出内心的诗篇。1973年,陶然离开北京南下,蔡其矫去送他,临别赠言是“热爱生活,热爱书籍,热爱人类”,陶然一直牢牢记住,奉为一生追求之箴言。

陶然是蔡其矫带出来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后来其指导过的作家还有舒婷等人,所以舒婷一见陶然就叫“大师兄”。陶然和蔡其矫通信长达几十年,保存了数百封信,1979年编成《蔡其矫选集》一书。在此书“前言”中,陶然说:“在诗歌创作的圣殿里,他像一名虔诚的信徒,做皈依教派的守护神。对于蔡其矫来说,诗歌是永远不可分离的‘恋人。”蔡其矫去世之后,陶然在《香港文学》特辟“诗人蔡其矫纪念专辑”,收入了聂华苓、谢冕、孙绍振、北岛、舒婷等的悼念文章。他还准备编辑《蔡其矫诗歌作品评论选》《蔡其矫书信选》。

我在研究生期间就读了陶然的作品,那是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香港内外》一书,著名台港文学研究家、编辑家林承璜任责任编辑。书名虽叫《香港内外》,却有浓重的闽南色彩,序言由蔡其矫撰写,书中也有许多描写闽南的篇章,如《雨声中的南普陀》《洛阳桥徜徉》《鼓浪屿之夜》等,那都是1981年初陶然到闽南游历时有感而发的佳作。

忧郁中渴求陶然自得

结识陶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具体是在哪一次台港文学研讨会上或者朋友聚会上,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递给我的名片,头衔是《中国旅游》杂志副总编辑;还记得他说自己的祖籍是广东蕉岭,那儿离我插队的客家山村就几十里地,这让我觉得和他一下子亲近了许多。那时,我们的研讨会有上百人,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台湾作家上,并没有和他长谈,但总觉得他和我身边那些东南亚侨生不太像,他缺少那种热带成长特有的奔放,淡淡笑容后面总有一种不可掩盖的忧郁,或者是怅惘,让我过目不忘。

上世纪60年代,陶然( 右一)与北师大同学在北京。

陶然主编的《香港文学》和所著《旺角岁月》。

1993年,我去香港访学。有一天,《华侨日报》副刊的古剑(原名辜健)约我出来。古剑是泉州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上世纪70年代初期来到香港。他请我吃饭,一是欢迎厦门老乡,二是约稿。那天,他谈起他们这些中年以后来港作家的经历,刚到香港如何不适应,也讲到和他同时来到香港的陶然。由于当地排华,陶然不能回印尼,只好留港发展。他的大陆学历不被承认,想去打零工但不会粤语,有大半年只能靠电影和书籍打发日子。后来,古剑和他为了谋生一起在《体育周刊》杂志当编辑,又都开始投稿,辜健成了古剑,涂乃贤成了陶然。

古剑还对我说起陶然这笔名的由来。一次陶然赴宴,接待小姐询问他的名字,他用生涩的粤语说出“涂乃贤”。小姐落笔写成了“涂陶然”。陶然觉得,“陶然”比“涂乃贤”写起来好看,读起来好听,自己来自北京,那边有“陶然亭”,用“陶然”二字,也算对青春年华的一份怀念吧。从此他便以“涂陶然”或者“陶然”做笔名。后来,我见到陶然对一位记者说:“‘陶然二字本身含有陶然快乐的意思,我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但我希望自己是。”

陶然不但是多面多产的作家,也是出色的编辑,主持过《中国旅游》《香港作家》《香港文学》3本杂志的编务工作。2000年秋,《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音同畅)退休,57岁的陶然接手,开启了他长达17年的《香港文学》主编生涯。他上任后,对《香港文学》进行大改版。改版后第一期,“小说方阵”有王安忆的《伴你同行》,“散文纵队”是董桥开篇、舒婷收尾。陶然立志让改版后的《香港文学》既“跟着城市节拍发展”,也面向中文世界,作品以香港作家为主,涵盖四大洲21个地区的华文作家。在他接力下,《香港文学》持续成长,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长寿”的文学月刊。

漂泊的伤感总在他的作品里忽隐忽现,挥之不去。在许多作品的自序中,他总爱说,爱过恨过满怀希望过,也伤心失望过,这是真实不过的人生。

生命里的“回音壁”

从履历上看,陶然并不是一个漂泊无根的作家,他定居一地就安居多年,居住时少有数月以上的异地旅行、进修或者访学。他一生只住过三个城市,万隆(印尼第三大城市)、北京和香港。他在万隆出生,那个城市留下了他完整的童年和少年记忆。但他的生活圈子始终不能融入这个侨居地的主流文化,更何况这个城市那时正在排华。所以,他不满17岁登上海轮回国,虽然与父母依依不舍,却有一去不返的决心。17岁到30岁,他在北京,原以为找到了爱情找到了家,但那正是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之时,一个海外归来侨商的子弟当然免不了饱受冷眼和排挤,政治风雪中他的青春和初恋都早早凋谢了。中年以后到香港,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商业社会的无情使他一度游走于底層边缘。虽然,陶然不久领了香港永久居民证,成为香港作家的当然代表,论者也纷纷宽大为怀地说他已经从一个南来作家成为一个本土作家,但对于他这样早熟的文艺青年,在饱经挫折中年以后,重新认同一个家园和重新寻得一份爱情都一样不易。所以,漂泊的伤感总在他的作品里忽隐忽现,挥之不去。在许多作品的自序中,他总爱说,爱过恨过满怀希望过,也伤心失望过,这是真实不过的人生。

1985年,陶然(右一)与朋友在香港。

有些评论家批评他作品里的情感过于古典,要追求现代后现代。他也为自己执着感伤而苦恼。一次他对我说,有位名教授教导他,要写得邪一点。见他为此有些不知所措,我忍住笑对他说,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教授恐怕不能欣赏你特有的惆怅之美,而我就喜欢你这老派的浪漫,喜欢你阴性的低音的暗色调,喜欢你温和细致,欣赏你作品流露出的些微委婉私密和小小的自我耽溺。他让我写一篇评论,我随口承诺,也拟好题目《回音壁——陶然的追寻与色调》,却始终没有交稿。

我要写而未写的文章内容大略是这样的:北京的初春,青年陶然和友人遥立天坛回音壁的两头,相对耳语,殷殷的叮咛清晰真切,相互应答交融无间。许多年后,他把这一幕写成散文名篇,还在报上开了一个专栏,就叫《回音壁》。他说,回音壁使他想到自己写作时自言自语的独白,想到距离和对话,还有他的书桌、稿纸和一支笔。他说,时间走过去的时候,我的心灵听见轻微的足音,这是生命的回音,有时是波涛,有时是涟漪,它们比起回音壁更加立体、敏锐而丰富。

乡愁使游子柔弱,抒情是他回家的路。想家而没有家可归,成了陶然怎么也打不开的情结。对逝去的美好事物的追忆,与眼下疲于奔命状态的妥协,追寻进入一种温暖安全如母胎、单纯恬然似摇篮的状态,希望被爱环绕被情呵护,这是他的写作追寻,这种追寻总是与微微惆怅淡淡感伤相伴而行。

而今,打开陶然的作品,读者总能听到他心灵在回应时代的声音,他咀嚼寂寞,回味流离,有些借儿童的天真青春的爱憎,有些借羁旅时节的人情冷暖,他不沾邪,不扮俏,只如熟人相对,娓娓而谈。我们在倾听中,感受他内心的真诚和热烈,这永不消逝的真诚和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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