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春春

摘 要：阿来的多部小说创作中都有“最后一个”的形象出现，它们或是职业，或是生产生活方式，或是其他，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形象不仅仅是作为个体出现，而是与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它们的存在有着特殊的意义。本文拟从社会的能指性、文化的所指性和人文的关怀性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剖析阿来小说中的“最后一个”文学书写，力求能得到新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阿来 小说 “最后一个”

历史的不断前进总会导致一些事物的遗留，顾名思义，“最后一个”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慢慢被留下和消失的一类人或物。它们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每一次的社会变革都会宣告上一个时代的终结，于是在时代变革的交汇处就会产生许多“最后一个”，它们应运而生，曾是时代的辉煌，却又在新时代来临后被遗忘于历史的尘埃中。阿来在《尘埃落定》《行刑人尔依》《奥达的马队》《空山》和《云中记》等多部作品中都提到了“最后一个”，这与他作品的主题有关，“现代性”是阿来一直关注的主题，乡村变革、制度发展等在他的小说中被多次提及。因此，“最后一个”也是阿来对现实关注后投射在文学作品中的想象，更是阿来对社会生活和民族历史、文化的观照。

一、社会的能指性

社会是一个具有强大功能性的系統，在这个系统中包含了很多工具，它们本身所蕴含的能指性支撑着它们一起运转，共同组成了一个可循环的系统，因此这些工具是社会运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物件。文学作品中的“最后一个”很多都是曾经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生产生活资料，比如阿来小说中提到的一些职业，自身的社会能指性让它们成为曾经的辉煌。阿来的小说并不局限于哪一个社会阶层，在他的小说中，有高高在上的管理者，也有底层劳动人民，这些书写共同构成了一幅画卷，展现了一个丰富的藏族社会。让阿来名声大噪的作品《尘埃落定》就描写了康巴藏族土司制度的兴衰，小说以傻子少爷为主视角来叙述整个故事，更加具有讽刺性。在土司家族的人看来傻子少爷是真傻，每天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但是终归时间证明了他才是整个家族最清醒的人，他很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土司制度快要走向终结了。土司是古代的一种官称，多用于委任西北、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首领，在封建社会，土司拥有很大的职能。作为一个地区的管理者，同样也是一种职业，土司曾经掌管着一个地方的所有权利，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现在却早已没有了他们的踪迹。作为康巴藏区至高无上的土司，麦其土司也曾采取过一些方法，但是封闭的康巴地区一旦被打开，就很难再维持原来的管理体系，继而走向一种社会制度的终结。另一部作品《行刑人尔依》写的则是藏族土司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职业——行刑人，行刑人就是代土司执行刑罚的人，这个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能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忠诚地执行土司交代的任何命令就是他们的行为准则。行刑人的职业是家族世袭制，第一代行刑人由土司确立后，以后家里的后代都是行刑人，并且，当他们成为行刑人后就不能再拥有自己的名字，而是统一称为“尔依”。每一个时代都会相应地出现一些职业，这是由社会属性决定的，行刑人这个职业就是土司制度下的产物，这个职业从一开始就失去了自己的社会独立性。社会赋予行刑人的职责就是追随土司，因此，当土司制度没落，行刑人家族的最后一位尔依也随之失去了这个世代相传的名号。每一种社会角色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他们都有着一套系统的行为模式，当时代改变，同样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就不得不面临淘汰。“我对他们说我要死了。他们说，不，你这样的人跟得上时代。而我觉得死和跟不跟得上时代是两码事。”傻子少爷对于未来有着清醒的认知，也有着前瞻性，他知道自己能够适应新时代，但是作为土司家族的继承者来说，他的未来是雾气迷蒙的。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的想法，从而影响自己的身份，“傻子”少爷是他，“智者”少爷也是他，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或许才是社会发展最恐怖的因素。

二、文化的所指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民族之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文化不仅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是同时存在的。当然，文学活动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也需要文学作为承载物来传播，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阿来是一位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的藏族作家，他在汉语和藏语两种语言之中穿梭，用汉语来讲述藏族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学的文化所指性就跃然纸上，拥有了更为广阔的书写和阅读空间。巫师、祭师等是一些少数民族重要的文化组成，包括藏族，阿来在《空山》和《云中记》中分别提到了藏族村落里的巫师和祭师。《空山》呈现的是一个传统藏族村落的村庄秘史，在名为机村的村庄中，佛教信仰和巫师信仰是十分浓厚的。多吉是机村里世代单传的巫师，也是最后一个巫师，巫师是人与神通话的媒介，是庄严神圣的，因此巫师的话有着相当重要的分量。身为机村的巫师，多吉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在新时代面前，巫师被科学世界斥责为迷信。为了保护村子和村民，多吉在天火前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也终结了机村巫师的命运，而机村再也没有了巫师信仰。同样机村的佛教信仰也遭到了压制，寺庙被毁，喇嘛被迫还俗，从此整个机村的传统文化体系逐步走向衰落，面临崩塌。“当传统遭遇现代性冲击，民族传统日渐逝去，个人信仰变得无足轻重，人性在现实中被异化，人们的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迷失，于是这一地方便成为一座文化与信仰的‘空山。”在新旧时代的交汇处，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阿来感叹于民族文化被消解的境况，遗憾于古老文明的失落。

阿来一直关注着藏族民生和文化，他对古老文化的衰落感到痛心，但是他认为它们并没有完全湮没，人们需要文化信仰来构筑坚强的内心。于是在汶川地震十年后，他收拾心情写下了《云中记》，一个传统的藏族村落因为地理环境的原因需要搬迁，村里的祭师却用自己的方式去悼念和慰问那些在地震中逝去的亡灵。传统村落被人们丢下，这是文化的失落，但是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这些，文化需要人类的力量，需要人心的力量，需要温暖的力量。祭师依旧是一种传统信仰的代表，尽管在现代社会，祭师已经失去了从前的“力量”，但是他们依旧遵循着自己的使命，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村民和亡灵，守护着那份温暖。在地震沉重的主题下，阿来用心去重新建构了一个人们愿意相信和接受的文化信仰，死亡永远不会成为爱的终点，传统文化和文明也将永远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