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铱霖

摘 要：太宰治笔下的角色几乎都具有边缘性。这些角色几乎都在主流社会与自身的理想世界间游走，呈现出一种边缘性人格。简单来说，所谓的边缘人是指被所在的社会文化群体所孤立，亦不为主流社会群体所接受的人，也指具有边缘性人格的一类人。太宰治作为日本二战后的代表作家，也多次游走在理想与现实的边缘。透过他的作品，我们可窥见日本二战后的生活百态，而透过他笔下的人物，我们又可以窥见二战后日本百姓的内心以及他们在生活、文化上的焦虑与迷茫。

关键词：日本文学 太宰治 《女生徒》 《斜阳》 边缘人 文化

一、论《女生徒》中女主人公的边缘人形象

《女生徒》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典型的边缘人形象。在本书的开头，女主人公将早晨睁开眼睛的感觉比喻为捉迷藏，而正是这个比喻，使得她的形象从文章开头便呈现出一种游离与躲避的状态。恰如睡眠将她的世界分为两半——即梦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捉迷藏也将主人公的世界一分为二——世人所处的表象世界与女主人公独居一隅的自我世界。在《女生徒》一书中，女主人公丧父，跟随母亲和姐姐长大。日本为父系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钳制着日本的家家户户，所以在家庭这一空间中，父亲自然为家庭的中心与支点，撑起整个家庭，使家庭环境趋于稳定。在父亲在世时，女主人公生长于较为稳定的家庭环境中，即生长于一个较为主流的家庭环境中，性格也较单纯，如对父亲撒娇，享受着来自父亲母亲的宠爱，并憧憬年长的姐姐。而父亲过世后，她的家庭环境发生变化，转换为一种缺乏爱与关怀的边缘性家庭环境。爱尔维修曾说，人是环境的产物。而本书中的女主人公的边缘性性格却是由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共同导致的，即女主人公的边缘性既源自环境，也源自她自身内心对美的偏执与追求。

首先，她是不自由的。在女主人公所处的家庭中，追求理想并试图活出自我的人总是遭到否定，而女主人公想要自由地表达个人意志时，母亲一直对她采取打压的否定态度，这使得她从小便对“大众”一词战战兢兢，不仅极其在意大众的目光与看法，更是连买一件衣服也要想着他人是否喜欢。这个时候，虽然她对待主流社会是一种主动靠拢的讨好式态度，并试图在主流社会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但是她在社交中却显得畏畏缩缩，甚至渴望消失得一干二净，这直接使得她在社会中一直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边缘位置。在书中，她的眼镜更佐证了这一点。她并不喜欢戴眼镜，因为摘下眼镜时，远方的风景如万花筒般绚烂瑰丽，令她遐想连篇，周围的人也显得和蔼可亲。我们也可以将她摘下眼镜所看到的世界定义为她的内心世界，即她的个人世界，而将她戴上眼镜所看到的清晰世界定义为现实世界，即主流社会。在眼镜的一摘一戴间，她游走在个人世界与主流世界的边缘。在她的个人世界里，她将“美”奉为圭臬，更将“美”当成衡量万物价值的唯一准绳。在叠被子时，她会对自己粗鲁的发音感到羞愧；在出门时，她会特地打着妈妈的伞，想象大家打着华美的洋伞谈笑风生。而在现实世界里，她却认为周围的一切满是污秽与疮痍，面对身边残疾的宠物狗，她显得冷血而无情，想要它早点儿死掉，面对迎面而来的工人，她在内心鄙弃他们粗俗的话语，甚至不愿同他们一起走；面对涂脂抹粉的女人，她认为那是肮脏之物，并避之不及。如果说女主人公的个人世界是她的理想世界，那么将她封闭于理想世界之中的枷锁正是“美”字，也正是对美的追求，使得她游离在主流世界的边缘，她对主流世界是一种试探的态度——因为过分追求自己心中虚幻的美，致使她对日本二战时混沌肮脏的主流社会产生了疏离感，而她从小的家教——要顺应大众——又使她对主流世界产生了一种归属感与依赖感，这一对截然相反的矛盾态度使得她以一种畏畏缩缩的态度来探索并认知主流社会。

然而，女主人公并非是身份上的边缘人，她仅仅是一个具有边缘心态的普通人，而真正导致她成为身份的边缘人的契机是她对父亲的思念。她认为，呼唤爸爸是难为情又令人开心的，可见她从心底对父亲持一种仰慕与尊敬的态度。在她童年时，父亲母亲也是一根维系着她与主流社会的纽带，就像她曾通过母亲体内的脐带吸取营养，接触世界。而父亲过世后，这根纽带断了，也切断她与主流世界的联系，使得她彻底沉沦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文中，她对天空鞠躬，并躺在草地上热泪盈眶地喊道：“我好爱这世界！”这时，她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流露真情的，而她所爱的这个世界，并不是芸芸众生皆在的主流社会，而是这个人迹罕至、风景秀美的自然世界。她就这样蜷缩在这世界冷清的一隅，追寻着理想中的美丽。而她所追寻的美，正是一种不为世人所知的小众的美，也是一种早被主流社会所废弃的理想状态下的美。这时她早已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守着自己的一隅小天地独自快活，而她所追求的美与纯洁，也使得她越来越偏离主流社会，最后彻彻底底地沦为一个身份上的边缘人。

二、论《斜阳》中的边缘人形象

《斜阳》一书具有极强的谱系性，整个故事以家族为中心展开。在《斜阳》一书中，女主人公和子的边缘性也深受谱系性的影响。

和子的母亲是一位日本旧贵族，是日本旧文化的代表，也可以说是旧日本社会中的主流形象。战后，和子家境没落，她与母亲不得不搬到伊豆的田舍生活。而和子与母亲的搬离东京，前往伊豆这一行为，正促成了和子的边缘化性格。东京是日本的第一大都市，不仅象征着权威与主流，也象征着欲望与野心。比起主动的搬迁，和子与母亲的搬离更像是一种逃亡。逃亡即是一種在空间上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表现。面对灾难，她们选择变卖家产并主动逃离；面对混乱的生活，她们只求一份宁静，于是她们双双成为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的人。而和子的弟弟则与她们的遭遇相似，和子的弟弟被征兵上战场打仗音讯全无，待他回到家乡时，已经染上了毒瘾，沦为与世俗大众格格不入的瘾君子。在和子家这一谱系中，母亲，女儿，儿子皆成为边缘化人物。而使得他们成为边缘人物的事件正是日本主流思想与日本社会关系的剧变。“二战”后日本社会关系的剧变无异于一次对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大洗牌，曾经权力层面上的主流形象——天皇跌下神坛，曾经地位层面上的主流形象——贵族亦沦为庶民，而曾经匍匐于社会边缘的普通老百姓则成为二战后日本社会真正的主人公，至此，日本贵族文化迎来了在地位上被边缘化的命运，同时在地位上被边缘化的，还有和子和她的母亲。在文中，即便是成为庶民举家出逃到伊豆后，和子的母亲仍然坚持以贵族的举止要求自己，而和子仰慕着秉持贵族的自尊并将贵族特有的优雅端庄做到极致的母亲，并且也格外珍视自己那名存实亡的贵族身份。这种对贵族身份的执着使得和子的母亲更加远离战后日本的主流社会，与当时的芸芸大众格格不入，终于成为具有边缘心态的普通人，在伊豆迎来了生命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