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粒麦种》是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的作品。小说以不断闪回碎片式的写作方式，通过描写肯尼亚独立庆典前四天的故事，將自“茅茅运动”以来的十年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它是恩古吉影响深远的小说之一。本文着重以文化霸权在小说中的体现以及文化霸权消解的表现为研究对象，剖析文化霸权对殖民地人民造成的影响和对肯尼亚民族造成的伤害，从而呼吁每个个体在面对文化霸权和本民族文化的矛盾冲突时，应该保持民族觉醒和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 文化霸权 文化渗透

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 的小说《一粒麦种》发表于1967年，它在非洲文学中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现代主义创作的技巧结合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技巧巧妙地通过描述肯尼亚独立庆典前四天的故事，将肯尼亚20世纪50年代“茅茅运动”的历史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有力地批判了欧洲白人殖民统治。小说自发表之后广受学者的关注。 在众多的研究中，学者多从宗教的角度、神话原型角度、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以及民族主义角度等为研究切入点，鲜有学者从后殖民主义中的文化霸权现象和文化霸权的消解这两方面作研究。本文将从后殖民角度出发，重点分析小说中欧洲白人对殖民地人民的文化霸权现象，以及殖民地人民在面对来势汹汹的文化渗透时是如何抵抗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控制的，从而体现出他们强烈的民族觉醒意识。

一、 文化霸权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认为：“所谓文化霸权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统治中，文化领域的控制具有重要地位：统治者对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控制，不是通过外在强制而是通过被统治者的自觉认同来实现的。”在后殖民时代，文化控制仍然是帝国主义在当今的重要表现形式。欧洲宗主国最先对例如肯尼亚这样的非洲国家进行殖民侵略必然是军事侵略。他们运用军事扩张侵占殖民地人民的土地，掠夺他们的财富，并不断运用政治手段、经济手段来镇压残害殖民地人民，以及获取他们的自然资源。而这些军事手段、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都只是宗主国殖民的初级目标，而让殖民地人民归顺于自己的统治和领导之下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即宗主国白人向殖民地黑人传播白人的世界观和精神思想，通过宣传白人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殖民地人民认同、接受进而吸收模仿白人的一系列制度和世界观。

在《一粒麦种》这部小说中，“机智的”英国人就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登上了肯尼亚这片土地。他们并不像野兽一样鲁莽，拿着枪支弹药直接进行侵略奴役。相反，他们手捧“上帝之书”（《圣经》），声称自己是上帝派来的使者，来自海的另一边的一个国家，并打算要将那份恩泽赐给肯尼亚的吉库尤人。英国人的这种糖衣炮弹式的登场方式果然效果非凡。吉库尤当地人立即给了白人一块土地，让他搭建了临时的住所，之后又有一栋“上帝之屋”被建起，供人们参拜祭献。而在肯尼亚，大部分当地人都信奉原始宗教，他们信仰一位名叫木隆古的至高神，是万物的创造者，而一些土著居民信奉自然和巫术。然而自从白人介入后，他们声称“上帝的爱能包容一切”，这就攻破了当地人的心理防线，这让当地人误认为他们的传统宗教的造物主并不能让天下苍生都生活得幸福快乐，因而不如白人口中的造物主“上帝”，故他们的原始宗教是低级的，而白人的教义更为高级，是无所不能的。这固然使白人的教义在当地中心化，而本土的宗教和自然则被推向边缘化。于是，一部分肯尼亚当地人皈依白人所传播的基督教。自此，在基库尤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新的教义。他们天真地认为白人的教义能保护他们永远免于皮肉之痛。

白人通过传播这种新的宗教信仰，不仅从物质上获得了更多的土地、更高更坚固的楼房，鹤立鸡群，还为他们后续大部队进入做好了充实的物资准备，这种做法更是从心理上、精神上赢得了吉库尤人民的信赖和支持，同时也赢得了更多的吉库尤同盟军。然而，白人满口讲着“仁慈和庇护”，实则却像长蛇一样攀附在吉库尤的土地上，啃食着当地人。他们用此种假文明的面纱遮盖了它真实的政治目的。任一鸣在他的文章说道：“在后殖民时代的非洲，殖民者留下的最大一笔遗产就是宗教。宗教在非洲殖民地国家的传播是另一种形式的殖民，他对殖民地的占领和统治方式不同于枪炮，也不同于语言，它直接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人生价值观。”

正如小说中深受法国同化政策影响的白人执政者约翰·汤普森所坚信的：“管理一个民族就是管理这个民族的灵魂。”白人殖民者不仅通过传播他们的宗教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他们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渗透更体现在方方面面。小说中汤普森偶然结识了两名非洲学生，这两名非洲学生“无论在衣着、言谈还是智力上都与英国国民没有任何差别”，他们的思维完全符合西方人的标准：理性、秩序和分寸，而不像非洲所惯有的那样：感性、缺乏逻辑和迷信。显然，欧洲白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在这两位非洲学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西方人所传播的西方文化，让非洲人认为是高级的、先进的、地位高的，而他们本土的文化则是低级的、落后的、从属地位的。为了显示他们与其他非洲人的地位高低差异，他们将自己本土的非洲文化边缘化甚至弃之甚远，转向认同西方文化，认为西方文化即代表着中心文化。而这种文化认同实则让欧洲殖民者沾沾自喜，也让小说中的汤普森形成了这种观念，“大英帝国版图扩大的过程就是一个伟大的道德观念的发展过程，我们必须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不列颠民族”。这实则更加坚定了他们殖民非洲的信念，加大了他们的政治野心。

二、 文化霸权的消解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在白人宣布紧急状态之后，基督教的宗教复兴运动蔓延到了肯尼亚，基督教徒们像着了魔一样地大肆宣传基督教的福音，他们努力试图让人们认为上帝与吉库尤之神“恩迦”是一样的，想方设法解释“基督教信仰的传统和吉库尤人推崇的传统富有渊源”，以便以这个借口让人们接受并信奉基督教。然而吉库尤的“茅茅组织”并没有受到他们的蛊惑，他们将融尔地区复兴运动的领导人牧师杰克逊用“砍刀剁成了碎片”，使他成为这个地区第一批被处死的基督徒。他们用杀一儆百的方式向基督教徒宣告，他们的信仰是神圣不可动摇的，白人打着宗教旗号来迷惑他们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在后殖民环境下，武力不仅仅是对抗殖民主义的工具和形式，它更是对抗文化渗透和文化霸权的有效武器和重要手段。

作为一种传统，非洲一直盛行妇女的割礼术，这是自古以来就保留的一种仪式。尽管在现在看来，这种行为很残忍，对女性极其不公平，是一种落后的传统，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这是非洲的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习俗。而在课堂中，穆钮老师自己信奉基督教，公然认为妇女割礼术是异教徒的行为。作为学生的基希卡，在听到这话时，立马站起来反驳老师：“这只是白人的说法。《圣经》里并没有提到妇女的割礼术。”

因为穆钮老师信奉基督教，故而在他眼里其他的教义都是异教，包括吉库尤本土原始教义，他才说出妇女割礼术是异教徒的行为，这也就说明吉库尤当地不信奉基督教的群众都是异教徒，他的行为不仅认为其他教义都是低等教义，同时还贬低割礼术这种传统。他作为老师，同时还想把自己的非公正意识强加在学生身上。这是明显地用自己的“中心文化”颠覆学生的“边缘文化”。在面对这种“中心文化”霸权的时候，基希卡并没有选择沉默和接受，他克服心中对老师的害怕，直面说出老师的错误，用自己坚定的意识去挑战老师的“中心文化”。在这种文化霸权的境遇中，基希卡最终使老师意识到自己的确错了。“ 《圣经》中不但没有提到妇女的割礼，而且也没有明确谴责割礼这一行为”。也正是基希卡这种敢于对抗文化霸权的精神和敢于消解强权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欺凌控制的气魄，才使得他后来成为“茅茅组织”的领导人，成为肯尼亚民族英雄，也影响了更多的同胞反抗殖民主义。

想要反抗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胜利，不仅要在军事方面积极抗战，更要在思想方面积极反抗。正如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就是意识到在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这对每一个民族都是适用的。物理条件上的独立只是基础条件，真正的自由和独立是人民思想和精神的独立。在面对外来文化侵略和渗透的时候，应该坚持自己本国的立场，应该像R将军“只相信我们肯尼亚人民”。只有这样的精神觉悟，戮力同心、严阵以待，维护肯尼亚本土文化的尊严，“从殖民主义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从基督教教义中解脱出来，从一切影响着非洲文化的外族文化中解脱出来”，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达到精神的独立，民族才能彻底独立和觉醒。

在《一粒麦种》中，恩古吉以一种复杂的文风将不同时间段的各种事件巧妙地串联在一起。该小说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对于殖民地来说，最可怕的殖民并不是军事殖民而是宗主国通过主宰殖民地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或者这种文化殖民来达到其支配目的和政治目的。而肯尼亚人民以及非洲人民在面对这种现象的时候，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努力弘揚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时刻认识到民族觉醒的意义，不应迷失自己的身份。

参考文献：

[1] ThiongO， Ngugi Wa. A Grain of Wheat [M]. Penguin Classics， 2002.

[2] 爱德华·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3] 恩古吉·瓦·提安哥. 一粒麦种[M]. 朱庆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4] 任一鸣. 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宗教及其文学表现[J]. 社会科学， 2003（12）.

[5] 朱黎. 《一粒麦种》 的意义何在？——人格三段论解读《一粒麦种》中的莫果 [J] . 文学界， 2012（3）.

作 者： 苏蓉，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