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固然在其文学价值方面有超越之处，更重要的是作品中的一些精神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洛神赋》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其最根本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幻灭的爱情故事，也不在于作者自身人生理想的表达，而是在于以人神相恋的爱情故事，表现出自我与超我二元对立矛盾的冲突与超越，这种冲突既通过人神之间的爱情故事来表现，也通过作者的生平经历、情感起伏来表现。这种二元对立的冲突与超越亦是读者共同的心理、情感、生命体验。

关键词： 《洛神赋》 “自我” “超我” 人生理想

关于曹植《洛神赋》的主旨之争论，自古以来有“感甄”“寄心帝王”以及“抒发政治理想”等主旨理论的争议。南北朝时期诗人谢灵运曾写道：“天下有才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人共分一斗。”由此可见，天性不羁的谢灵运，在曹植面前，也表现出了推崇与尊敬，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洛神赋》的创作与问世。《洛神赋》之所以如今广为流传，成为千古绝唱，成为古典文赋中辉煌的篇章，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并非是其文本的艺术形式，并非是人神相恋的美好又惋惜的爱情故事，也并非是作者自身人生理想的幻灭。《洛神赋》之所以成为经典、人人传颂，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赋中隐匿的自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与读者的相同现实感受之间的耦合性。这种二元对立的矛盾，既与赋中人神相恋而不得的爱情悲剧相关，也与作者现实中人生理想由美好到幻灭的人生体验相关。这种自我与超我的二元对立也是无数读者的共同心理与生命体验。

一、“自我”意识的萌发

在《洛神赋》中，首先给人以印象深刻的便是对洛神美丽形象的塑造。在笔者看来，这一洛神形象正是作者对自己人生理想的期许，也是作者“自我”与“超我”的矛盾统一体。作者首先简要地概括了这一亦真亦幻的故事起因，而后从形态、容貌、行为、服装等方面对洛神这一形象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增添了人物的立体感，又给人以可望不可即的幻灭感，如：“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作者寥寥几笔便将洛神这一整体的人物形象表现在读者的面前，之后进一步对洛神的外貌进行描写：“秾纤得衷，修短合度……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 短短几个字，便将洛神的肩部、腰部、颈部、皮肤、头发、眉毛、嘴唇、眼神等一一描绘出来，给人以丰满而又美好的想象，在文中表现出“我”与洛神爱情故事的美好预设。“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面对秀外慧中的洛神，“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虽无良媒，但仍可以以微波表达自己的爱意，并且“我”解下玉佩与之相邀。从这我们看到的是“我”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实践。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自我”属于人的角色，“它是人的感性、人的自由、人的价值的确证”。在文章中，这种“自我”乃是与洛神相见而相互倾慕的本真的萌发。

文章中这一美好的爱情如同伟大的人生理想一样值得追求，故而曹植在早期《与杨德祖书》中阐明自己矢志“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威震百蛮，恢拓疆土，简定律历，辨修旧章。封天禅土，功越百王”a的理想抱负。在政治实践上，他积极随父征战，如同曹植在《白马篇》中所描绘的游侠一样“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甚至在曹丕称帝后，向曹丕上书《求自试表》。曹植在书中写道：“固夫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寝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为念。”b“窃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曹植对于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过，这一理想一直是曹植心中最为美好的一面。而这种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成为曹植自身最为本真的“自我”。

从上述来看，曹植无论是在《与杨德祖书》中直抒胸臆，还是在《白马篇》中塑造游侠这一虚构形象，均表现出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志向。另外，《三国志（陈思王曹植传）》中讲道：“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c由此看来，这一时期的曹植不仅自身拥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而且从整个大环境来说，特别是父亲曹操的器重，也是对曹植人生理想的实现极为有利的。这与《洛神赋》中开篇所描绘的美丽动人的洛神形象以及对于爱情的美好想象是相对应的，同时这与文章中所向往的“自我”是同构的。

二、“自我”与“超我”的冲突

然而这美好的爱情并没有持续很久，文中君王“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在两情相悦之时，君王借助郑交甫被神女欺骗的事情，用世俗的礼仪拒绝了洛神。而洛神也对这突如其来转瞬即逝的爱情表现得彷徨不安：“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这其中蕴涵着“自我” “超我”的二元对立和“自我”的牺牲。“声哀厉而弥长”，从社会的角度看，这是“自我”与“超我”的二元对立冲突所造成的，是“自我”受到“超我”的压迫所造成的。“自我”当中蕴含着人的感性认识，蕴含着个体对人生价值、人生体验的自我选择；“超我”按照道德原则行事，蕴含着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施加于个体的社会要求，体现着社会对个人发展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在封建社会中，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文化思想成为“超我”的本质要求，并以这种“超我”去规范、去约束“自我”，必要的时候也意味着“自我”的牺牲。这种牺牲是“超我”对“自我”的控制与吞没，由此构成自我与超我的二元对立矛盾。文章中，“我”虽渴望得到美好的爱情，却受制于世俗礼仪的约束，最终爱而不得。洛神同样也由于自我与超我的二元对立，使洛神“声哀厉而弥长”，使其处于无尽的痛苦之中。这种痛苦把“超我”对“自我”的压抑明确化、具体化了。

而此时的曹植在丰满的理想抱负下在太子之争中失利，由于受到曹丕的猜忌，曹植不断地受到打压，《三国志·陈思王传》记载到：“文帝即位，诛丁仪、丁广并其男口。”之后曹植被不断地改换封地，一举一动都受到了监国使者的监控，直至黄初四年的朝廷觐见，使得曹植建功立业的志向遭到了致命的一击，《三国志》记载到：“初植未到关，自念有过，宜当谢帝……单将两三人微行……而关吏以闻，帝使人逆之，不得见……及见之，帝犹严颜色，不与语，又不使冠履。”d面对弟兄之间的猜忌和打压，曹植心中的悲愤无处释怀，只得借助于诗文抒发自己的悲愤之情，如《野门黄雀行》中：“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e作者希望成为诗中的少年，来解救丁仪、丁广等人，另外又把自己比喻为孤独无助的黄雀，希望自己获得应有的自由，借此抒发了孤独苦闷的悲愤之情。再则《世说新语》记载：“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合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复欲害东阿。”曹丕处心积虑地设计各种杀害自己亲兄弟的做法使得曹植更加心灰意冷，在回封国的路上写下了《赠白马王彪》一诗：“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由此可见，曹植的心境开始发生转变，现实的种种遭遇使得他具有了悲愤的气质，反映到作品中体现的是对世俗的不满与无奈。由此可见，曹植虽有着“勠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人生理想抱负，却无奈受制于现实环境的制约。同样，这也是“超我”对“自我”的束缚与压制。

通过上述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洛神赋》中君王与洛神的一见倾心、爱而不得的爱情正如曹植在现实中所面对的美好理想却追求不得的处境。《洛神赋》中幻灭的爱情故事与曹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遭遇是有某种密切联系的。《洛神赋》中人神相恋的故事，正是曹植有意实现建功立业理想的一个托影，人神相恋是美好的，同样的，自己实现“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理想也是美好的。《洛神赋》中人神相恋因人神道殊而失败，与之相对应，曹植意识到自己实现理想的道路是曲折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自我”牺牲的原型，一方面社会世俗观念使“我”割舍了“我”对洛神的爱情；另一方面现实中的种种压迫与打压，同样使作者自己不得不对自己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采取冷静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它，不得不对人生理想进行割舍与放弃。这些都是“自我”的一种牺牲，文章中牺牲的是人神相恋的爱情，现实中牺牲的是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也正是因为如此，二者同样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三、“自我”与“超我”的救赎之路

在《洛神赋》中，爱情的失败并没有使洛神进一步失落、伤感，而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之后表达自己对君王的爱慕，此时的洛神也已不再埋怨君王，而是恨人道殊途，怨恨最美好的年华错过了最珍贵的爱情。想到这，洛神不禁“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哀怨这美好的相处易逝，哀痛此时的分别即为永别，自己虽潜处太阴，但寄心君王，虽然人神殊途，但在心中仍不改变对于君王的爱慕。诚如曹道衡所说：“言语间含有无限深情，却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匆匆离去，给作者留下铭心刻骨的惆怅。”f从这里我们可以读到令人潸然泪下的爱情故事，也不禁令我们反思，如何破解这个人神殊途的难题。曹植在《洛神赋》中给出了答案：“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也就是说，在现实中虽然不能相聚，但寄心君王的感情仍存放在内心之中，不再追求现实物质的欢愉，而是转向精神这一个更高层次的欢愉，从而更加坚定自己的意志，坚定了至死不渝的美丽的爱情信念。

从上述可见，曹植在作此文时虽然对无法实现理想而感到伤感、失落，但是他仍然找到了坚守自己理想的方式，即“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也就是说，作者在“自我”与“超我”的二元矛盾之间找到了释然之道，既然社会现实是不会凭一己之力而改变的，那么便将“自我”即自身的人生理想坚守于自我最深处，不再追求现实生活与人生理想的完美，而是放眼过去与未来之间，追求自我精神的统一。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理解，洛神这一人物形象便具有更为深厚的象征意义，洛神的服饰、仪态等不再重要，以谁的原型塑造洛神的形象也不再重要。作者不仅用洛神代表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且将“自我”与“超我”的二元对立矛盾以洛神这一人物形象将其形象地表现出来，使隐藏于深层次、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东西，通过一则爱情悲剧故事形成用来表达情感、心灵、生命的形式符号。从这个意义上看，《洛神赋》的主旨会更接近于自己人生理想的幻灭以及对现实遭遇的释怀，是“自我”与“超我”矛盾的冲突与调和。

从现实的维度来看，太和年间，曹丕之子曹睿即位，作为叔叔的曹植在此期间也没有放下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他在《杂诗》中写道：“转蓬离本根，飘摇随长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 。去去莫复道，沉忧令人老。”从诗中我们看到，曹植如今身似离开本根的蓬蒿，无依无靠，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但是在此种情况之下，与之前的诗相比，不再是无助与无奈，更多了些乐观的心态，在他看来，对于吹上天的蓬蒿（也就是离根的自己），看到的不再是离地面有多远，而是这在天空中盘桓的路能有多远，无论现实状况如何，都应享受其中的过程；无论现实多么苦难，都应从中找到乐趣。另一方面，他也将这蓬蒿“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可见，其少年侠气仍在自己的内心保留，“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曾是他毕生的追求，现实的挫折仍未改变他那赤子之心。这一点也是与《洛神赋》中最后洛神与君王爱情的坚守是相符合、相一致的。

由此看来，曹植借助人神相恋的爱情故事细节性地刻画了自己在追求人生理想失败后的人生之路，这不仅是一条痛苦、绝望之路，也是实现解脱后豁达、乐观、救赎之路，“表现了曹植自己在理想的放弃和坚守之间的苦痛抉择，在理想与现实之間，矢志不渝地选择前者，从而消解了现实带给他的困顿、无助，从而完成了自己人生的救赎，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支柱”g。

四、结语

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在流传和发展的进程中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一些人物成了人们心中某一类型人格的代名词，某些片段成为描述人类社会现象的代称，某些概念从故事中走出，进入千家万户生活的各方各面、各时各处”h。《洛神赋》表面上从人神相恋的爱情故事展开情节的论述，背后是作者自身实现人生理想道路从高峰到受挫、救赎的过程，更深层次的是“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对立冲突和对立消解。在这一点上，《洛神赋》超越了历史的局限性，这种二元对立的冲突与超越亦是读者共同的心理、情感、生命体验。

a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版，第113页。

b 曹植：《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版，第368页。

cd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5版，第419页，第420页。

e 余冠英：《三曹诗选》，广陵书社2014版，第47页。

f 曹道衡：《汉魏六朝小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版，第112页。

g 毋军保：《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论曹植〈洛神赋〉的救赎性》，《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10页。

h 何志鹏、李龙：《古典名著中的秩序隐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版，第1页。

作 者： 王士珩，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理论与中国政治发展。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