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小将

内容提要 贫困是一个公共性与日常生活性交织的议题。精准扶贫在解决了公共性的绝对贫困之后，应该转向贫困者的日常生活世界。当前，贫困者在传统和现代两种生活方式之间游走与徘徊，他们一方面怨恨现代性摧毁了以前生活中获得的意义感，另一方面痴迷于消费等同于自我价值的现代性逻辑，同时又在现代性的融入中受阻。由此，处于一种“回不去的过往，走不到的现代”的选择性焦虑与困惑之中，即一种“生活政治”。对此，未来贫困治理策略应该由宏观社会政策转向微观社会服务，破解贫困文化；由社区建设转向社区教育，打破不合理的消费逻辑；由国家责任主体转向家庭和社区，重塑共同体的作用。

2020年是精准扶贫的收官之年，随着“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政策的推动与落实，我国有望终结绝对贫困这个历史性和世界性的难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按现行农村贫困标准，2013～2018年我国农村减贫人数分别为1650万、1232万、1442万、1240万、1289万、1386万，每年减贫人数均保持在1000万以上，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到2018年末的1.7%，其中，10个省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已降至1.0%以下。①在精准扶贫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反思与拓展，以便明晰未来的政策进路。从学理上来看，绝对贫困是基于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视角而界定的，一般认为，“总收入不足以获得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即是贫困”②。简言之，是一种饥饿或营养不良、货币短缺或购买力弱的状态。这是一种基于实证主义视角的界定，优点是易识别、易测量、易干预、易评估，同时也是一种用于满足个体普遍性和同质性需求而设定的标准。如果从一种后现代多元主义视角来审视，绝对贫困的定义本质上是基于“生物人”和“市场人”的假设而勾勒的，还有值得进一步商榷与延伸的空间：一是对贫困者生物性需求之外的情感性和社会性需求并未给予较多的关注；二是市场之外无交换价值的生活目标与精神状态亦被抽离了③，这似乎凸显了贫困群体的客体性存在而忽略了其主体性的一面；三是较多强调贫困的静态性后果，对其生成过程及贫困者的心路历程较少涉及；四是它暗含了贫困者“千人一面”的预设，淡化了生命样态的多维性与多元性。有鉴于此，绝对贫困之外还可以延伸出更多的面向，尤其应该转向微观生活世界中日常性、个体化、心理和主观建构层面的研究。

中国的反贫困政策经历了一个由“补缺型”向“制度型”转变的发展历程。精准扶贫即是制度化的直接体现，主要针对绝对贫困，聚焦于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短缺、信息匮乏、人力资源不足与观念落后等开展策略性行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家自上而下赋予贫困群体“社会权”的过程，确保其基本的经济福利，使其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并保障其具备在文明社会中生存的基本条件。从国际反贫困政策的相关经验和发展趋势看，社会政策在满足了贫困群体的基本社会权之后，必然导向更为微观的社会服务，即由一种国家的外部治理(社会行政)走向贫困群体的内部治理(社会工作)；从我国扶贫政策的现实看，精准扶贫取得了显著成效，满足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使其逐步迈向小康生活。在低层次需求获得满足后，如何回应其更高层次的需求是亟待讨论的议题。由此，不论是国际经验抑或是中国实践，对于贫困的治理至少需要面临两个阶段的跨越和发展。对此，我们尝试借用吉登斯的“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概念作进一步的阐释。这两个概念分别对应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前者主要指“免于剥削、不平等和压迫”④的政治，后者则是指后传统场景中进行的自我实现过程所引发的政治问题⑤。前者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后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⑥具体到贫困问题，解放政治注重贫困形成背后的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关注资源、权力和机会分配的不均衡性。因此，强调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致力于解放贫穷的、受压迫的、受歧视和排斥的人。⑦生活政治注重贫困群体微观的生活世界,即在“失控的世界里”，如何应对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如何选择生活并建构生命的意义。这也是在回应作为基本需求满足后的人的更高层次的发展需求，致力于塑造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并协助其规划职业生涯。藉此来看，中国经过大规模的反贫困行动已经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政策理念，基本消除了制度性和结构性的贫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⑧。显然，中国社会的贫困群体已经越过了“解放政治”而迈向“生活政治”。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对于贫困群体，如何从国家外部治理转向个体内部治理、从宏观社会政策实施转向微观社会服务、从制度公平转向生活选择、从公共性议题转向日常生活介入、从物质帮扶转向主体塑造，这些都是需要持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贫困的本质：公共性与日常生活性的交织

贫困是宏观社会环境与微观日常生活交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的意识形态与社会语境对二者的强调各有侧重。这一点从社会福利背后的政治光谱(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费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可以看出，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于将贫困问题限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使其道德化和个体化，突出强调贫困者自身的责任担当，同时也强调市场是个体应对贫困最公平和最有效的途径。而国家对于贫困问题只承担最低限度的责任，过多关注和介入会破坏家庭、邻里、社区和志愿服务等社会机制，更是一种对于个体自由的干涉。而费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主张将贫困问题上升到公共领域，认为贫困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资本主义体制是不道德、不公正、不民主的，它们也是社会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⑨因此，反贫困应致力于社会制度的革新与改良，进而打造一个人人平等与共享的社会。由此，围绕这四种意识形态分别形成了贫困的日常生活性与公共性两大话语体系，这两大话语体系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张力与冲突，第一类容易使社会问题个人化，第二类则容易使个人问题社会化。然而，随着福利国家与社会政策时代的到来，这两类话语体系都被逐步统摄到国家宏观治理体系当中，贫困问题也逐步由日常生活性导向公共性。尽管贫困演绎成为一个公共性议题，但它始终还是与日常生活交织并经由日常生活呈现出来。一般而言，我们习惯于强调贫困的公共性，并抽离其生活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进而化约为一个可以清晰定义和治理的对象。这也是我们熟知的基于实证主义视角定义的贫困，它将贫困生活的难以明状统摄进边界清晰且可测量的定义中。因此，全球建立的贫困形象基本都是相似的：穷人都是无力、悲苦和等待救援的“对象”。格林认为：“贫穷正是由世界银行和国际性的扶贫组织等体制，透过描述、量化统计等方法制造出来的。”⑩这样一种公共性视角在发挥其正向功能的同时也容易使个人问题结构化，将贫困较多归因于社会机制、社会结构和社会体系等宏观架构，而微观个体的责任被淡化了，贫困形成的个别化因素被整齐划一的物质贫困现象与结果掩盖了，贫困者的生活世界也成为了一个“黑箱”。

贫困成为一个公共领域的议题后较多诉诸社会政策等宏观治理技术，这样一种治理术与“总体性社会”是比较契合的，以国家为主体致力于社会权利和资源的公平分配，应对大多数贫困群体的共性需求，进而实现一种“拉平机制”。贫困问题背后的成因是基于一种“大写的人”而定义的，如将贫困成因基本归结为：区域环境落后、经济不发达、教育水平低乃至懒惰或能力不足等。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归因引发了相对单一的介入方法，即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贫困问题，完全忽略了不同的时间、地区和社群的不同经历。换言之，就是以普遍性的抽象概念，压抑或抹掉多元的贫穷经验和成因。这样一种公共视角下的贫困随着“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在个体化社会中，许多社会问题直接体现为个体问题，人们不再到社会领域中去寻找它们的根源，而是直接回到“个体”之中去寻求解答。贫困问题亦如此，在个体化社会中，贫困群体出现分化和多元化，即使贫困的结果或许是一样的，但贫困的成因却各有不同，因此，回归个体日常生活世界探寻贫困的根源成为一条新的研究进路。这条研究进路试图超越公共性视角和单一的经济指标，聚焦于贫困者自身的文化、心理、情感及生命故事进行阐释。此方面事实上已经积累了一些经典的研究成果，只不过因其“生活化”“个体化”“情感性”“主观性”等因素被主流的公共管理和社会学边缘化。美国码头工人哲学家埃里克·霍弗曾系统论述过包括贫困者在内的社会边缘群体的心理及行为特点，如“失业者宁愿追随贩卖希望的人，也不愿追随施予救济的人”“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失意者则乐于看到世界急遽改变”。刘易斯通过人类学的方法深入描述了墨西哥五个贫困家庭的日常生活情形，他认为，穷人的生活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缺乏生机，而是体现出“密集的情愫与人情，浓烈的个人感与追求愉悦的能耐，不断祈向改善生机的愿想，积极追求了解与爱的欲望。他们有分享手边仅有物件的雅量，也有在眼前众多无解的难题中面对每日生活的勇气”。这样一种身临其境的研究揭示了穷人与普通人并无实质差异，只是受到贫困文化的形塑导致生活方式不同而已。阿马蒂亚·森倡导以人的自由和发展为核心的研究指出，“贫穷指个体失去了在社会存活的能力，包括丧失教育机会、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自信和自尊”。他强调，自由可以增强个体自助的能力以及影响世界的能力，因此提倡个体参与公共活动的主体性。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针对穷人无法跳出“贫困陷阱”(穷人没有用于满足基本生活之外多余的钱进行投资)的问题，对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及非政府组织方面探寻贫困的真正根源。两位学者认为：“穷人所陷入的困境与我们其他人的困扰几乎是一样的——缺乏信息、信念、不坚定、拖延。”他们呼吁：“必须摈弃将穷人贬低为固定形象的习惯，花点时间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包括这种生活中的复杂与多彩。”艾伦·杜宁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代际之间，奢侈品也成为了必需品，每一代人都需要比前人更多的东西才满足，经过几代以后，这个过程就把富裕重新定义为贫穷”。由此，现代社会中的贫困明显区别于传统定义的贫困，它具有主观性、相对性与流变性的特点，不仅指向一种当下事实上的物质匮乏，更指向一种未来对物质的感觉性欲求。后现代主义反诘贫困问题的主流叙述与建构色彩，主张回归贫困者的生活世界并呈现他们自己的声音。换言之，贫困者并非生来就是贫困者，并非所有贫困者都是一样的，贫困者是被主流话语打造的，我们应该以贫困者为中心，深入了解以下问题：贫困者如何定义贫困？他们是否认同自己贫困者的身份？他们对于贫困状态的阐释逻辑如何？他们对于贫困问题是否有过努力和改变的尝试？这一系列问题又使得贫困研究的焦点回到了日常生活世界，促使我们从微观层面深入认识贫困问题。

综上，贫困本质上是一个公共性与日常生活性交汇的议题，日常生活的不断聚合形成了公共问题，而公共问题的背后是无数日常生活场景的分离。这种聚合与分离呈现出来的贫困问题具有不同的形式与维度，因此对贫困的治理策略形成了挑战。传统的社会政策一般倾向于聚合性而忽略了分离性，将贫困视为一个整体性公共问题进行治理。在此，我们正是要以贫困的日常生活面向作为研究进路，以期进一步探索贫困的微观治理策略。

生活政治：贫困问题的日常生活呈现

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理念对于迈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是解放政治所追求的目标。随着精准扶贫的全面实施及小康社会的到来，生活政治将取代解放政治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它是一种关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即在现代社会的坐标中如何定位自己，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实现自我的价值，如何诠释个体的生命意义等。吉登斯指出，一般人们认为“生活方式仅仅指涉那些更为富裕的群体或阶级的某种物质追求，贫困的人群则或多或少被完全排除在对生活方式进行选择的可能性之外”。事实上，这是一种将贫困与人等同起来使问题内化的倾向，它会导致刘易斯所说的，“人们普遍对低收入群体(贫困者)的心理、精神面貌、喜好、想法以及面对的困难、忧虑和感受一无所知”。基于这种不了解往往容易用道德来审视贫困者，而道德只存在于实践中，存在于日常微小事情的决策上，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在道德方面，决策依赖观念。”由此，我们应聚焦于贫困者的日常生活观念来窥探贫困问题。

20世纪80年代农村非集体化之后，国家对农民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在公众还是私人层面上的干预都比过去少得多。农民的日常生活开始从公共生活中分离和凸显，并衍生出多维性问题。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积极干预和介入，贺雪峰认为，“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农民收入太低、劳动太重，而是消费不合理、闲暇无意义，是社会关系的失衡，是基本价值的失准，是文化的失调”。贫穷也不再是吃不饱和无家可归，而是他们不能像一般人(有能力的消费者)一样生活。如当前贫困的主要群体——鳏寡孤独、无劳动能力者、病残人群、留守群体、懒汉及光棍等，他们除了同质性的经济稀缺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传统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之间面临艰难的抉择与蜕变，这种抉择与蜕变比非贫困群体更具持久性与艰难性，即我们所说的生活政治。一方面，贫困群体习惯于从过往相对定势的乡村生活中获得价值和意义，其生活方式的大致轮廓可概括为：固守本土、为生活而重复繁重的劳作、简单而实际的生计安排、相对保守的消费观念、较为浓厚的子嗣延续观念、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和使命感、注重道义与情感、贬抑私利和过度的理性计算、在乎熟人社区的评价、注重邻里的互惠合作等。当然，这里并非是在过度美化乡村生活，而是意在说明它给个体提供了一个相对能够预期和掌控的生活世界，个体能从日常生活琐碎中(农忙、养殖、秋收、盖房、节日、祭祖、婚礼、满月、赶集、走亲戚、串门、拉家常、置新衣、递烟敬酒等)获得存在感和生活的意义。这种日常性的生活序列再加上社区共同体的庇护，个体即便是物质匮乏亦没有强烈的贫困者身份认同，至少不会因为贫困而过度焦虑和迷茫。即使有了贫困者的意识，对其自身贫困的定义和理解与国家的视角也有较大差异。另一方面，现代性日益消解着乡村的日常生活，它摧毁了人们从以前生活中获得的一种意义感。乡村开始变得枯燥、理性和缺少生机，一种新的动力和欲望被激发了，流动、进城、打工、挣钱、讲究吃穿、买房、买车、孩子上好的学校、获得良好的医疗等开始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关键词，这些都可以化约为一个最终目标——对货币的渴求。与此同时，农民开始掌握一套“现代化”的话语符码，并渗透着深刻的追感焦虑——“欠债”“竞争”“赚钱”“受累”“没闲”“赶工”“合约”等社会潮流性词汇成为交流常用语。齐美尔曾说：“即使是最为普通的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对更为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由此可见，农民的日常生活已经悄悄地被“消费社会”所裹挟。在消费社会中，个体往往通过消费获得承认和尊重，消费的价值就等于自我价值，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在于消费本身。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皆是“贫困者”，新脱贫者只不过是更高层次的贫困者，贫困或许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梦魇”，因为消费永远没有尽头。

由上不难理解，广大农民群体正处于一种迈向现代性的特殊时期，围绕固守—流动、务农—打工、自给自足—商品化、社群—个体化、人情关系—工具关系、互惠—竞争等形成两种不同的生活境遇。贫困群体多数能够在前一种境遇中获得相对安全感，他们缺少过渡到后一种境遇中的意愿、勇气、机会和能力，难以在现代性中获得一种新的生命意义与动力，更不可能通过攀比或胜过他人的消费方式来实现自我价值。因此，极有可能成为一群焦虑、徘徊、迷茫、无助、无力的贫困群体。尤其是在精准扶贫“两个确保”(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全面落实之后，贫困群体的问题进一步呈现出强烈的日常生活政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他们不再缺少基本的物质支持，而是缺少生活的意义。在小农经济日益失去“社会价值”、公共生活萎缩和家庭支持功能弱化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待在家里通过电视和手机等来打发空闲时间，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明确的生活目标。二是他们不是没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而是缺少资讯和动力去改变，逐步会失去应对贫困的主体性。面对现代性和消费社会的日益迫近，他们由于获取信息的机会和能力较弱而开始变得无所适从，难以掌控自己的生命连续性，逐步沦为一种客体，即所谓的“缄默文化”。三是他们面临的问题不再是贫困本身，而是对小康社会美好愿景的指向，需求也开始逐步升级和转移。如由满足当下基本生活转向对未来持续稳定收入来源的需求；由生产更多粮食转向对更多存款的需求；由农村盖房转向城市买房的需求；由小病保护转向大病保障的需求；由获得教育机会到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由物质支持转向心理和精神层面支持的需求；由自我满足转向成为他人心目中重要他人的需求等。综上而言，或可以说贫困群体是现代化“适应不良”或“受阻”的群体，他们一方面怀念和固守过往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对现代性既爱又恨，却不能在现代性中合理定位并找寻到新的生活方式。这会导致其在两种生活之间徘徊与游走，既羡慕和渴求改变，又不愿、不敢和不能改变，这种矛盾性与两极性使其处于一种焦灼和困惑中，存在感受到质疑，价值感受到挑战。简言之，贫困群体面临的是一种“回不去的过往，走不到的现代”的选择性困惑，是一种“生活政治”。

“生活政治”治理：精准扶贫工作转向

第三条道路的主要代表之一约翰·史密斯曾指出：“我们应该攻击的是贫穷的根源，而不是其症状。”探究贫困的根源旨在对其进行有效治理。概括而言，贫困的根源主要有个人化和结构化两种对立倾向，从国际反贫困的发展历程和经验看，个人化倾向逐步发展出一种微观治理进路，如宗教救赎、道德教化、家庭支持、社区帮扶、心理干预、社会工作，注重激发个体应对贫困的主体责任与动力，强调个别化原则；结构化倾向则发展出一种宏观治理进路，如社会救济、社会行政、社会政策、社会变革等，注重国家对贫困问题的责任担当，强调同质性原则。事实上，贫困是一种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兼具个人与结构性因素。由此不难理解，宏观进路偏重于“解放政治”治理，而微观进路则致力于“生活政治”治理。当前，精准扶贫作为国家治理贫困的宏观进路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在全面实现“两个确保”的目标之后，反贫困政策不能只是满足大多数贫困群体的物质性需求，更要去关注不同贫困“个体”的多元化需求，转向微观的日常生活政治治理，具体政策思路如下：

首先，由宏观社会政策转向微观社会服务，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工作，真正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走进个体内在的生命世界，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着力破解“贫困文化”。社会工作原本就是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个体的心理焦虑、行为偏差和社会功能失调等问题，欧美著名的“睦邻组织运动”即是专业人士进驻贫民区，通过对贫民的日常生活进行干预进而达至改变其生活状态的目的。前文已述，我国贫困群体的问题逐步由“物质短缺”转向“身份受阻”等问题，他们习惯于从过往生活中获取价值感和安全感，对现代性充满了既爱又惧的矛盾感和无力感。他们已经形成一套价值观与行为模式，即“贫困文化”，这也“反映出长期贫穷困顿的人们对大社会的疏离感，对个人命运的无奈感，及使人表现出无计划的、无助的、杂乱破碎的、逆来顺受的行为特质”。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价值观与行为模式，贫困群体将会被定格为被现代性“抛弃的一群人”，最终沦为一种客体。因此，农村社会工作应积极介入贫困群体的日常生活，致力于改变其固化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并通过自我赋权、个体赋权、团体赋权、组织赋权、社区赋权等提升其融入现代生活的能力，破除贫困萌生的文化生活土壤。

其次，由社区建设转向社区教育，激发并塑造贫困群体的主体性，消解其将消费等同于个人价值的非理性逻辑。经过大规模的扶贫工作，我国农村社区的“硬实力”已经得到了明显改观，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人居环境得到较大改善、美好乡村建设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农村社区的“软实力”(居民的成长)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受到非理性消费逻辑的主导，炫耀式消费、盲目攀比、金钱至上、工具理性、面子工程等现象盛行，这些不仅会使农业社会的生活逻辑失去原有的价值，更会使消费能力较低的贫困群体失去存在感。不仅如此，消费的逻辑会激发出贫困群体事实上并不需要的欲求，而各种盲目的社会性需要还会内化成为个人价值的一部分并形成“自我压迫性”。这就使得贫困群体具有了二重性，即对消费的逻辑既怨恨又痴迷，怨恨其不断蚕食传统价值，却又痴迷于其带给自己的快感。对此，我们应挖掘当地资源，积极培育本土性的社会组织，推动社区教育，实施一种消费逻辑“压迫者”教育学。同时，重估传统日常生活的价值与尊严并内化为行动，塑造贫困者成为其生命旋转的枢轴轮。总之，通过社区教育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使贫困者能够理性认知和自我定位，反思并打破消费社会的非理性逻辑，赋予自我新的生命动力与意义。

最后，扶贫责任主体由国家逐步转向家庭和社区。一方面，强化家风门风建设，重塑家庭网络的庇护功能；另一方面，推动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经济类、文化类、社会类)，发挥共同体的连带和支持功能。毋庸讳言，精准扶贫是以国家为主体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反贫困运动，国家在场不仅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升，更增进了贫困群体的安全感。但不可否认，贫困者的一些深层次和多元性的需求是制度无法满足的，如情感依恋、精神寄托、日常倾诉、生活意义塑造等，由此，现实中贫困者也常常拒绝国家为其设计的完美计划，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些计划会有效果。因此，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贫困的责任主体也应逐步回归家庭和社区，进而激发它们的责任与担当，一是通过宗族连带、家庭社会工作、生命教育、虚拟社区等多种方式建构家庭共同体；二是尝试在社区建立生产者合作社、消费者合作社、公平贸易、社会企业、小区货币、良心消费、集体购买、小区内生性经济、内置金融、集体所有制经济等；三是大力培育农村本土社会组织，再造村庄的互惠和连带责任。通过这样一些举措将贫困群体整合到共同体当中，满足其经济、社会和精神层面的需求。

①国家统计局：《扶贫开发持续强力推进 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央视网，2019年8月12日。

按《保山市烤烟综合标准》规范实施。适时灌水，及时除草，适期进行中耕，培土2次。病虫害防治采取人工防治和药物防治措施，根据大田期发病情况7 d进行一次药剂防治。生长正常的烟株待田间50%的烟株中心花开放时，打顶并涂抹抑芽剂。成熟烟叶按小区分别采收，单独编杆挂牌烘烤，烤出的烟叶按小区进行分类保管并交售。

②[印度]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页。

③石之瑜：《贫穷的政治学——湘西与广西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香港)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6页。

⑧习近平：《在武汉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