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森

2020年8月，胡冬林遗作《山林笔记》刚刚出版，就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列入月度中国好书榜单。榜单发布者的推荐意见说，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山林生活日志，这是一部关于大森林、野生动物、山民生活的全景记录。全书两卷三本，洋洋118万字，写的是大森林见闻、故事、生活、快乐以及无奈、愤怒。这部没有任何虚构的日记体散文，被誉为用生命完成的生态文学精品。

同年9月，胡冬林被吉林省追授长白山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卫士称号，他的故事、他的精神、他的作品，被广泛传颂。这固然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风气愈加浓厚有关，与生态文学创作的日渐繁荣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具有拥抱自然的大情怀，勇于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大责任；他的作品植根大自然而直指人性，直达人心。

胡冬林已经成为生态文学的一面旗帜、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一）

胡冬林说自己是野生动植物作家，而更多人则称他为生态作家、森林作家、大自然家。这些身份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大自然的“代言者”。为了认识和书写大森林，他从长春搬到长白山里，住了五年半。加上前前后后的短期居住，他在长白山住了8年多。他租住的房子，离大森林很近，他几乎是每天进山。进山的背包里，始终装着简易帐篷和专业矿灯，还有饼干、火腿肠等食物以及望远镜和照相机，一旦遇雨或者天黑赶不回来，他就在森林过夜。

胡冬林描写的背景是长白山，故事主角是青羊、狐狸、山猫、青鼬、野鹿、野猪、水獭、星鸦以及蘑菇等各种野生动物、植物、菌类。作品的标题，则直接写上它们的名字，比如著名的《青羊消息》《狐狸的微笑》《山猫河谷》《黄金鼬》《约会星鸦》《蘑菇课》《青鸟晨歌》《金鹿角》《原始森林手记》以及小说《野猪王》等。

胡冬林认识长白山的180多种鸟类、220多种植物、七八十种蘑菇、30多种野生动物。在胡冬林看来，能够准确识别，叫出名字，只能算点头之交；真正的认识，是知道这些生灵的故事，理解它们的语言和喜怒哀乐，甚至与之有互动。

一阵微风拂过，满林子落叶飘飘，无穷无尽的落叶沙沙声充溢耳畔。间或，传来一两颗大松塔沉重的落地声。小鸟们已感到晚秋深山寒夜的湿冷和食物的匮乏，纷纷向山下或往林缘边移动。见到两只银喉长尾山雀、蓝大胆（普通鳾）及大山雀的混合群，一只嘀啦啦哑嗓音的蚁䴕和四五只一小帮的绿啄木鸟。山里的鹡鴒飞到小镇边上准备集群离去；燕子偶尔见过两三只，大群已经远离；黄腰柳莺变成了小胖子，结伙下山为长途迁徙补充最后的能量；芦鵐在草甸上空回旋、升降、飞舞，兜捕空中的飞虫；红胁绣眼鸟也加入柳莺群中四处捉食；高高的天际，一只孤零零的苍鹭缩着脖子，稳稳当当地往南飞去……鸟类大家庭的各种成员，无论候鸟、旅鸟和留鸟，全都忙忙碌碌，为了远徙和过冬大吃特吃。

这是胡冬林某一天的观察记录。日复一日，胡冬林在森林行走，不停地观察、拍照，采访朋友、路人以及救助动物。在山里见到一堆野生动物粪便，他可以琢磨好久。为了搞清楚一头熊的生活轨迹，他可以追踪一整天甚至几天。为了研究蘑菇生长的奥秘，了解那些围绕着蘑菇发生的动物与动物、人与动物之间的故事，他可以连续多日进山观察。他说这是蘑菇课，每课四五个小时。他这样细致地观察了3年，终于写出了5万字的散文《蘑菇课》。散文《约会星鸦》里的观察与体验，则用了整整5年。

胡冬林的作品，以第一人称居多，这样可以更真实、更直接地表达对自然的热爱与敬畏。他认为，自然界发生的任何死亡与新生、繁盛与衰落、枯萎与萌发、伤病与健康、悲痛与狂欢都是进化的一部分，都有其合理性。自然界不同的物种各得其所、各行其道，只要人类不加干涉，万物各有其生存之道和死亡定规。

在胡冬林的笔下，大森林的动物和植物跟人一样，是有感情的。在散文《狐狸的微笑》里，有这样一段，写得很感人：

母狐的双眼睁得大大的，眼睛却暗淡无神，眼角有大堆眼眵，凄楚哀怜又十分紧张地盯着来人。见母狐眼角的眼眵，喜彦（本文注：胡冬林的朋友，曾经的猎人）心里发酸。心急火燎和长时间口渴，动物才这样啊。他轻声对母狐说：“别动，别乱动啊我来救你啦。”母狐听懂了话似的一动不动。喜彦小心用力地掰开铁夹，轻轻挪动它的伤腿，放到一边，然后捡一根树枝，试探着挠了挠它的脖子，说：“夹子打开了，别动啊，我这就给你解套子。”他又轻手轻脚地把钢丝套解开，脱困的母狐站起身来，不相信似的试着走了两步，随后快步向山梁走去。喜彦目送它离去的身影，忽然，走出十几步的母狐停下匆匆的脚步，侧颈扭头，一动不动地望着救命恩人。喜彦有些着急：快走，快回家奶孩子去吧。家里有一帮饿得嗷嗷直叫的小崽呢。母狐听懂了似的掉头离去。

胡冬林的观察，是这样细腻；他的表达，是这样情感充盈。他把动物和植物当成朋友，而不仅仅是描写对象。

《青羊消息》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写：

头羊见状马上摇头喷气，开始用前足轮番敲击地面。坚蹄敲打岩石，如击石鼓，发出一串串爆响，震得耳朵发麻。它是在吓唬我们，许多它的高山同类都会这一招。这也表明它不会发动进攻了。爬下崖台时我回头看了最后一眼，发现那团浓青中有个东西一动，那是一只一岁大的羊羔，正用湿漉漉的大眼睛望着我。草食动物都有一双仿佛总在流泪的双眼。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段落的时候，心里不禁颤抖了一下。胡冬林的作品，几乎没有虚构。他写的，是真情实感。他在日记中写道，大病初愈，急着赶去长白山北坡看母熊和闺女的踪迹。在小径发现专捉小熊的铗。扩大范围寻找，又发现一铗一套，这铗能打断人的脚掌。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2011年一家慈善机构在长白山西坡放生600头梅花鹿，野生的已灭绝30年。其中五分之一乞食时被居民打死，余下的勉强度过夏秋，入冬后依偎取暖，在最冷的黎明前倒下，在几个山坡阳面东一堆西一堆分布，尸体的头颈部都朝向东南方——太阳升起的方向，它们至死都渴望阳光的温暖。每当描写这些场景，他都感觉到痛心疾首。动植物是他的朋友，只身进入大森林，胡冬林从来不带刀。他唯一的防身工具，是防暴催泪喷射器，万一遇到熊的袭击，最多让对方麻醉一会儿，不会受伤。

胡冬林说，这片森林是自己的创作源泉、心灵寄托、神圣之地。他不会打字，他的全部作品，都是“写”出来的。他的口袋里，总是带着笔和本子，随时记下观察和经历的事情。在长白山的五年多，胡冬林写了上百万字的日记和作品，其中就包括《山林笔记》。每隔一段时间，他就把稿子交给也在吉林省作协工作的妹妹胡夏林，由她帮着打出来，然后再改。现在用笔写稿子的作家，不知道还有多少？我觉得，胡冬林的这些手稿，将来可能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宝贵资料。

（二）

曾经有人觉得，胡冬林的作品只写野生动物，偏离了文学是人学的基本方向。胡冬林对此回应说，“那些认为只有写人才是文学的人很蠢。”（白烨《胡冬林，<山林笔记>：丰沛而深刻的启示》2020年09月02日文艺报）。然后，胡冬林继续专心去写野生动物，去写大自然。因此有人说，胡冬林的作品是对人学的反驳。

关于生态文学是不是“人学”的话题，屡有争论。这说明生态文学具有旺盛生命力，其创作和研究越来越活跃。“人学”这个概念历来就有多种解释，胡冬林反对那种文学只能写人的极端观点，并没有否定文学必然指向人性的基本规律。胡冬林专注于写野生动植物，而本质上是写人性。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评论家周刚指出，“我并不完全认为胡冬林是所谓的生态写作，也不同意胡冬林的写作是所谓对人学的反驳。胡冬林的意义在于，他虽然远离人群，却深入人心，洞察人性。他表面关注的是自然和动物，其实他的精神利器却直指世道人心。”

“洞察人性，直指世道人心”，这是胡冬林作品的巨大魅力和价值所在。周刚说，如果离开对人的关怀，就不会有我们对胡冬林的关注。可能是我本身过分愿意联想的缘故，每当阅读胡冬林的作品，不管他描写的是什么，在我的意识中想到的却总是人和人的社会。《野猪王》让我看到就是一个充满生机、充满险恶的江湖，天阉、赶山王等各大门派的高手们争强斗法，求擎盟主大旗。

在我们看来，胡冬林不是不写人，而是把野生动物当作人来写。他笔下的野生动物，是作品的主人公，是比人更干净的人。胡冬林说，“我们人只是地上的人，鱼是水里的人，鹰是天上的人，蒙古族人认为熊是山里的人。”他是在自然与动物那里，寻找人类应该具有的生活和未来。而关注人的行为和命运，恰恰是文学的使命所在。（周刚2013年4月25日吉林日报“东北风”《胡冬林的意义》）

那么，胡冬林为什么如此关注野生动物，通过描写野生动物来洞察人性，直指世道人心呢？评论家做过很多深刻分析。我们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那就是，为什么在这个特定时期会产生胡冬林？

胡冬林创作的高峰期，正值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之间矛盾最尖锐的历史时期。保护与破坏、污染与治理，处于胶着状态。发达国家上百年分阶段出现的问题，在我们国家集中地表现出来。卡逊《寂静的春天》描写的主要背景和某些真实情况，让我们感到似曾相识。这时候出现胡冬林，兴起生态文学，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因为在这个阶段，人口增加，发展加快，需求增长，人与自然的关系空前紧张，有限资源与无限需求之间的矛盾空前突出。资源越来越少，人口却在不断增加，人的欲望比以前更难满足，技术也可以支持更高地、甚至是毁灭性、破坏性地开发利用资源，这就必然形成争夺。侵害野生动物栖息地，砍伐树林等，表面看上去是与动物植物争地，实际上是人与人争夺资源的一种方式。在争夺过程中，人性的真伪、善恶、美丑都充分暴露出来。过去的人性冲突，主要产生于人与人之间其他利益纠葛，也包括情感纠葛等，现在人与人的利益之争，已经延伸或者说更多地转向争夺自然资源了。

人性总是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关系的过程中表现出来。这三大关系，是古老的三大哲学问题。文学可以也应该观照和解读这三大问题，但不必也不可能将其严格分开。描写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背景。描写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现代社会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描写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离不开人的自我反思。在资源争夺中，各种矛盾集中显现，最能考验人性。胡冬林的作品，本质是描述人面对自然的态度，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表现出的人性。

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发展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其实大多数人都知道，野蛮对待自然是要遭报复的。但是，为了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乃至个人私利，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全局与区域、区域与区域、人与人，代际之间，都可能激烈争夺。结果不仅导致自然难以承受，资源难以为继，而且带来暴力等社会和人性问题。生态文学的责任，是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深入追问。追问的最终结果，一定指向人性。可以说，描写人在处理自己与自然关系中表现出的人性，是生态文学肩负的重要使命。胡冬林正是这个使命的担当者，守望者。

他集中笔墨，通过描写野生动物来洞察人性，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体系。真正的与人为善，也会善待动物。如果以暴力心态对待动物、残忍食用野生动物的丑行泛滥，那么社会肯定弥漫着戾气。如果蛮横无理、欺凌弱者、暴力伤害等等恶行禁不住，凶残对待动物的状况也难以改变。人对动物的态度，是一面镜子，折射了人与人的关系。从社会的大尺度来看，人怎么对动物，就怎么对人。人怎么看动物，其实也就怎么看人。暴力地对待自然，也就会暴力地对待人类。暴力地对待自然和野生动物，是人性堕落。胡冬林最担忧的，恰恰是人性堕落。

中国好书榜单关于《山林笔记》的推荐意见说，“胡冬林作品从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中，反观人的生命之美，由自然之壮美映照人性之纯真”。胡冬林向往纯真，也直面不纯不真。他对残忍猎杀野生动物、大肆破坏野生动物生境的恶行、丑行、蠢行恨之入骨，也忧心忡忡。他说，动物之殇，其实是人性之殇；自然的悲哀，其实是世道的悲哀。（周刚《胡冬林的意义》2013年4月25日吉林日报“东北风”）

（三）

生态文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一开始就是问题导向，直接面对严峻现实，直接表达作者观点和情怀。我们可以看到，生态文学作品的题材基本都是纪实的，体裁以散文为主，以第一人称为多。可以说，生态文学作品与新闻报道是兄弟，与科普作品是近亲，甚至与学术成果也有亲缘关系。

由于生态文学是带着现实使命而来的，所以，真正的生态文学作家，一定拥有生态大情怀，勇于担当生态环境保护大责任。研究胡冬林的作品，一定要同时研究胡冬林的行为，否则，就可能把胡冬林读浅了，读窄了。

胡冬林说，生态作家要以身作则，一方面是作家，另一方面是战士，不仅仅依靠文字，也要身体力行地去守护一方水土，守护生态环境。在长白山的这5年多是我人生的大转折，也是我创作的大转折。这段时光是我的创作高峰，同时也是我人生的高峰。这段时间将写作和我的生命融合在一起。我后来写的散文都来自我在长白山上鲜活的体验。生态文学写作是我人生的支撑，它让我的生活充实有分量。只要活着，我就会一直写下去。

面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严重形势，胡冬林很焦虑，也很理智。保护生态环境需要文学手段，而很多问题又是文学无能为力或者来不及解决的。文学创作，是胡冬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方式，但不是全部。胡冬林在长白山生活的几年，一直在跟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直接对战。他的对手，往往是凶险的，或者是非常强大的。这样的对战，有的需要拿起法律和行政武器，有的必须充分借助舆论的力量，有的甚至要挺身而出直面危险。关于胡冬林直接参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故事，媒体多有报道。他直接跟我讲过的，有这样三个。

故事之一，一个烟头救了一头熊。

2010年11月，胡冬林听说有人在山里发现了熊的足迹。根据目击者描述的位置，胡冬林断定这是自己观察已久的那头母熊。有两个曾经的猎手得知消息，立刻就要进山寻找。胡冬林认识这两个人，胡冬林知道，想阻止他们进山，是不可能的。他就说要采风，跟着两个人进了山。山上的雪很大，三人走了很久，直到黄昏才找到这头熊蹲仓的树洞。

蹲仓，就是冬眠。熊冬眠的地方，包括树仓、土仓和石仓。其中树仓，即树洞最多。而猎杀冬眠的熊，叫作掏仓。掏树仓的主要手段，是用扎枪从外边直接刺杀。扎枪，即梭镖。树仓的洞壁，一般不会太厚。

两个盗猎者当即端起随身带着的扎枪，向着树洞刺去。胡冬林猛然冲上去，死死地攥住一人的枪杆，并用身体挡住了另一只扎枪。由于事出突然，盗猎者吓了一跳。胡冬林说，他看见两人的眼睛里充满了血红的愤怒。只要其中一个人把枪头对准他一刺，后果就难以想象。胡冬林对两个盗猎者说：你们这样刺杀，可能掏仓不成反而惊动了猎物。熊一旦冲出来，就会拼死反扑，那就危险了。盗猎者想了想，也有道理，决定改用“堵杖”。所谓“堵杖”，就是先用木头把树洞口堵住，再用扎枪刺杀，这样熊就跳不出来了。盗猎者开始四处寻找可用的木头，胡冬林点燃一根烟，一边抽着一边帮着找木头。大雪封山，木头也不好找。过了一会儿，胡冬林建议，天色已晚，为了安全，不如明早再来。于是，三个人转身下山。盗猎者没有想到，胡冬林刚才趁他们不注意，已经悄悄地把烟头塞进大树下面的洞口。熊的嗅觉灵敏且非常讨厌烟味。熊冬眠，并不像蛇和青蛙那样深度睡眠，而是一种静静的“假睡”，只要有异常气味就会醒来，立刻逃离险境，并且不再回到这个树洞。

当天晚上，山里下了雪。胡冬林知道，那头熊已经逃离，新雪正好可以掩盖它的踪迹。第二天凌晨，盗猎者打电话，叫胡冬林一起去杀熊。胡冬林推说自己太累了，实在走不动了，没有去。讲到这里，胡冬林露出了得意甚至有点儿狡黠的憨笑。也许是缘分吧，后来胡冬林多次见到这头熊。据他观察，这头母熊应该已经产了三头小熊。

故事之二，实名举报违建别墅和高尔夫球场。

2011年初冬，胡冬林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去驻地看他。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刚刚寒暄两句，他就话锋一转，痛骂长白山保护区里的违建别墅和高尔夫球场。他推挪着面前茶几上的几个杯子，演示别墅区和高尔夫球场的具体位置，说着说着，那个略带沙哑的声音就有些激动。总共有多少栋别墅，高尔夫球场有多大，开发商如何瞒天过海地进行违规建设，他都做了调查。他说，我有证据，已经向国家和省有关部门举报。”他知道开发商背景强大，知道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但他不怕。举报一次没有结果，他就接着举报，即使回到长春，也没有停止，而且每次都是实名。

2017年8到9月，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吉林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时，发现了长白山高尔夫球场和违法违规建设别墅问题。被中央点名之后，吉林省很快拆除了长白山高尔夫球场和187栋违建别墅。违建别墅和高尔夫球场被拆除的那一刻，魂归大森林的胡冬林应该会感到欣慰。

故事之三，为惨遭灭门的黑熊一家报仇。

2012年6月初，胡冬林听说有四头黑熊被毒杀，地点在长白山北坡。这个消息，是打松子的采山人告诉他的。这些人已经在山里待了几个月，见闻很多。胡冬林每次遇到他们，都递上香烟和饼干什么的，请他们讲讲森林里的故事。采山人愿意讲，却有规矩和戒心。他们只说出死熊的大致位置，却不肯带胡冬林去找。于是，胡冬林决定自己上山去找。6月12日，胡冬林在长白山旅游景区的密林深处找到了被害黑熊的尸体。胡冬林说，那个场面惨不忍睹，不是四头，而是五头。其中有一头母熊和三头幼崽，另外还有一头棕熊。在一个小山坡上，从南到北每隔六、七米，便躺着一具残缺不全、散发恶臭的熊尸骸，熊胆和熊掌已经被割走。大熊旁边尚有成摊的尸液，蛆虫成堆，臭气熏天。这五头熊，全都是被剧毒食饵毒死的。胡冬林根据熊尸体的腐烂程度判断，被灭门的一家四口死得早一些，那只棕熊被害的时间比较晚。这说明，盗猎者曾经来过两次。当天晚上，胡冬林一口饭也吃不下。入夜，他走出门去，遥望着五头熊惨死的方向，已然泪落潸潸。

6月24日，胡冬林在微博上披露了这个惨案，并且配发了几张现场照片。他的微博，是几天前专门为此事而开的。开微博前后，冬林几次跟我联系，让我和同事给他出出主意，他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胡冬林的微博刚一发布，马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天内被网友转发1万多次，当地公安机关当晚就在官方微博做出回应，第二天就展开了调查。案件不久即告侦破，盗猎者受到应有惩罚。

胡冬林的正义之举面临着种种危险。有人声称要花十万元“办”了他。打匿名恐吓电话以及让人传话捎信的，接连不断。胡冬林早有预料，他说：“这种事又不是遇到一次两次了，我一个57岁的人，有什么好怕的？”我叮嘱他注意安全，适当地讲究一点策略。他笑了笑说：“多转发，多关注，声音越大，我越安全。”长白山管委会公安局局长是个正义感特别强的人，他承诺一定保护胡冬林的安全。胡冬林征得这位局长同意，把他的话发到了微博上。胡冬林说，局长的话，可以震慑坏人。

（四）

在冬林的同龄人朋友圈里，我肯定不在他交往最多的前几位，却可能是认识最早的一个。我认识冬林，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这就必须先说胡冬林的父亲胡昭先生，著名诗人，我的恩师。那时我正在农村中学读高中，也算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经常往报社、县广播站和县文化馆投稿。胡昭老师作为返城的“五七战士”，在县文化馆做群众创作辅导员。在一大堆来稿中，胡老师觉得我写的散文还行，就打电话给学校，通知我去改稿子。一个没怎么进过县城的农村人，正在上学的高中生，我激动得有点手足无措。胡老师在文学爱好者心中，是神一样的传奇人物。他个子不算高，却有着山一样的坚定，五官很有棱角，在亲切的笑容里，透着不容置疑的尊严。胡老师拿着稿子，跟我聊了很久，几乎每句话都让我有振聋发聩之感。后来，我毕业留校当了教师，胡老师又几次让我去改新写的稿子，并介绍我认识了县文化馆指导创作的陶传茳和鲍成等几位老师。

有一次谈稿子，胡老师有点事要回家一趟，就邀我到他家里去。他家就在文化馆那座平房的一角，也就七八平方米，一铺炕几乎占满了。胡老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纸口袋，里面装着几本他的作品集，印象最深的是《光荣的星云》。正说着话，脚步咚咚，进来个小伙子，敦敦实实的，斜背着个军用挎包。胡老师介绍说，这是敦敦。不一会儿，门外传来快乐的笑声，紧接着进来一个小女孩儿，胡老师说这是婷婷。这兄妹二人，当时好像都是下乡知识青年。从此我们就成了朋友。婷婷大名胡夏林，敦敦就是胡冬林。

毕业后有段时间，我和冬林经常联系，讲讲工作上的趣事。冬林曾经教书的那所中学，是长春市比较有名的差校，学生动不动就打架，甚至殴打老师。一天，有个经常闹事的学生叫来校外一帮“刺儿头”，在校园里跟另一帮学生打架。几个女老师上前劝阻，也挨了打。胡冬林老师见状，立刻抄起大铁锹，冲着带头的几个校外“刺儿头”就是一顿拍。对方人挺多，手里也有家伙，却被冬林打得落荒而逃。他们不知道，这位胡老师可不是吃素的，他练过单手劈砖，就爱打抱不平。此后学校再有打架的事情，只要冬林一出现，立即风平浪静。当然，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文革”刚结束，有些学校的管理还很混乱，法律和制度也不健全、不严格。若干年以后，冬林到长春铁路货运站办事，从站台上一队服刑犯人前面走过，突然听到有低低的声音说：“那是我们胡老师。”冬林一看，说话的正是当年学校里带头闹事的那个学生。讲到这里，冬林不禁叹了一口气。他说，要是能帮帮他就好了。这个故事，我曾犹豫要不要写进来。想了想，还是写了。冬林就是这么个人，并非完人。这样的冬林更真实，这样时代背景更真实。

除了作家，他的另一个称号叫作好汉。在长白山生活的五年多里，冬林结识了好几个原先是猎人的朋友，跟他们上山认识动物和植物，听他们讲山里的各种故事。其中有一位，成了冬林的线人，多次准确提供盗猎嫌疑人进山的信息，使得冬林能够及时举报和揭露。就是这位线人，有一次没管住自己，上山偷猎，被公安人员抓住，关进了看守所。冬林得到消息，马上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跟当地的有关朋友沟通一下，说说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理由。然后，他就讲了好几条，包括多次提供举报线索、制止他人的盗猎行为，以及禁猎之后这是第一次盗猎，属于偶尔犯错且后果并不严重，等等。这是冬林唯一一次托我办事，言语之间透着焦急和关切。为这件事，冬林接连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不断补充材料。听口气，他同时在找好几个朋友，把能用的关系都用上了。我说：“你不是最恨盗猎分子吗，怎么还为他求情呢？”冬林说：“如果确定他犯了罪，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不能饶过他。但我不能不管，我必须帮他依法辩护，因为这小子是我朋友。”冬林电话里还狠狠地说：“等这小子出来，我非得踢他一顿不可。”

2017年春天，我正在湖南出差，突然接到夏林微信报丧，冬林突发疾病，不幸去世。这一天，是5月4日，而十年前的这一天，2007年5月4日，冬林从长春搬到长白山，开始山居生活。

这时候的长白山，正值初春。冬林多少次走过的地方，漫山新绿，春水潺潺。冬林一眼就能认出的深山毛莨、黄花堇菜、白头翁、小银莲花、驴蹄草等野花，一片片地铺展开来。冬林拯救过的黑熊，已经结束冬眠出仓了。曾经一次次出现在冬林笔下的长尾粉红雀、黄胸鹀、灰山椒鸟、柳莺等小鸟，正在林中欢快地鸣叫。冬林选择5月4日长住长白山，又选择这一天开始远行，难道是与长白前世有约吗？

胡家两代，讴歌最多的是长白山，精神家园也是长白山。胡昭先生的诗作，一次又一次地写到长白山。陶怡的诗作我读的不多，其中也有好几首是描写长白山的，特别是那句“闹枝，闹枝”，让人印象深刻。冬林曾经说，他准备将父母送回长白山，找一棵大松树做标记，让两位亲人长眠于自己民族满族的发祥地。这个愿望没来得及实现，冬林就以猝然倒下的方式匆匆走了。留下夏林，一边整理胡昭先生诗稿和冬林遗作《山林笔记》，一边筹划着送父母和哥哥回到长白。

几年前，冬林跟我们说起长白山，想象着满族先祖登上山顶，极目远眺，意气风发的样子，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仰天长啸。如今，冬林真的全身心地拥抱长白了。

长白不老，冬林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