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甜莉 侯慧明

临汾大云寺大铁佛头至今仍有众多的朝拜者，考证该大铁佛铸造年代、有无佛身、佛身去向，对于临汾佛教文化的研究、地方史与宗教学研究以及文物保护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临汾大云寺与所供奉大铁佛头之关系考

关于临汾大云寺大铁佛头的铸造年代，坊间一直流传其为唐朝作品，甚至有学者以佛像容貌造型推定其为唐朝造像。王福谆《古代大铁佛像》论述：“铁佛头像的造型属唐代典型风格，佛面丰满，脸圆，五官端正，凤目厚唇，天庭饱满，两耳垂肩，头顶左旋螺发，额高鬓宽，鼻梁挺正……”[1]另据清（雍正）《山西通志》载：“大云禅寺在城内安道坊，唐贞观中建，俗名铁佛寺。内有大铁佛，头上建浮图，突兀云汉，推官张铨有诗。”[2]此处对大云寺修建时间的记载是唐贞观年间，及临汾大云寺内大铁佛头的铸造年代早于大云寺。

在大云寺内金顶琉璃宝塔一层墙壁上发现的《重修大云禅寺浮图碑记》，碑文却对大云寺修建年代有不同观点：“按郡志，浮图建于唐贞观六年……乃薄海寰宇，名梵大刹，以贞观纪年者所在多有，又不止一大云禅寺浮图而已也。……于是托为修荐，以靖人心，亦古先哲王神道设教之意也。南原之战，罹锋镝者知复几许?大云禅寺浮图之建，意在斯乎?由唐而五代、而宋、而元、而明，历千二百载，浮图有无修毁，当亦无关兴废，都不之载……”[3]该碑文记载，临汾大云寺并非建于唐贞观年间，是后世假借唐贞观年号，该寺也可能是明朝所建。

上述碑文内容因史料缺失等原因已不可明确考证。据寺内现存的一块碑，《大云寺碣》载：“平阳府郡城西南隅，古有大云禅寺，俗曰铁佛寺，肇自大唐贞观六年建寺，屡代重修。中有金顶宝塔一座，上出重云。偶于大清康熙乙亥岁夏四月六日戌刻，忽遭震变之灾，寺庙倾塌……”即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临汾大地震时，铁佛寺及平阳府城遭到严重破坏，已不可知此前大云寺及铁佛头是何等容貌。此处铁佛寺“肇自大唐贞观六年建寺，屡代重修”，但据《重修大云禅寺浮图碑记》所载“由唐而五代、而宋、而元、而明，历千二百载，浮图有无修毁，当亦无关兴废，都不之载。”临汾大云寺内现存这两块碑文对大云寺修建时间的记载不统一，大云寺修建时间不确定，由此，以大云寺修建时间反推大铁佛头铸造时间已是不可能。

二、临汾铁佛头与晋阳大铁佛之联系考

遍查唐代文献，并无临汾大云寺内大铁佛头的相关记载，却发现另外一处有关巨型佛像的记载。据薛用弱所撰《集异记》记载：“隋开皇中，释子澄空，年甫二十，誓愿于晋阳汾西铸铁像，高七十尺焉。鸠集金炭，细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办……及期，澄空乃登炉巅，百尺悬绝，扬声谓观者曰：‘吾少发誓愿祷写大佛，今年八十，两已不成，此更违心，则吾无身以终志矣……澄空于是挥手辞谢，投身如飞鸟而入焉。及开炉，铁像庄严端妙，毫发皆备。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阁以覆之……只今北都谓之平等阁者是也。’”[4]

《集异记》所载隋朝始建唐朝建成的晋阳汾西佛像高70 尺，一唐尺约合30.7 厘米，70 尺约为21米。依《佛说造像度量经》标准算，若其为站立佛像，则其头部高4 米多；若其为坐像，则其头部高约6.8 米。坐像与站像相比，底座更大，用料更多，中心更低，不容易倾覆，所示佛容也更威严。

上述所得坐像数据与临汾大云寺大铁佛头的高度相吻合，加之坐像更具稳固性，由此笔者作一推定，即临汾大云寺大铁佛头为澄空于唐初在晋阳汾西所造大佛之头颅。

据《集异记》所载，澄空铸成大铁佛50年后（开元年间），天平军节度使李暠又为大佛建平等阁。此后若干年间大铁佛一直被供奉在平等阁中，而平等阁也因大佛像成为晋阳佛教名胜。那么，此处有一疑问，即晋阳汾西大铁佛因何降临临汾，且现存仅一个佛头。

致使晋阳汾西大佛远走临汾的因素，从天灾人祸两方面来考证，但具体到此事件，天灾的可能性较小。若晋阳本地遭受天灾，致使平等阁倾覆，大铁佛受损，寺院僧众在本地原废墟上重建或补修即可，不必远走临汾，以及铁佛质重，仅仅大铁佛头重达十几吨，不可轻易挪移。可见致使晋阳汾西大佛远走临汾的因素，更可能是人祸。宋朝人曾慥（生卒年不详，北宋靖康初曾任仓部员外郎）在《类说》卷八中对释子澄空铸造铁佛之事也有记载：“隋开皇中释子澄空于晋阳铸铁像高七十尺……非澄空后身欤。”[5]该记载是宋朝人曾慥引用唐代薛用若《集异记》的内容。此外，宋代文献中已无关于晋阳大佛寺与寺内大铁佛的记载，可知到北宋末年时，晋阳城中已无大佛寺和大铁佛。

三、晋阳汾西大佛降临平阳（临汾）考

有传言称李昊所建平等阁及其所在的晋阳大佛寺一直存在到宋初，直到宋太宗平定北汉火烧晋阳城时，晋阳大佛寺被烧毁，而寺中大佛亦自此不知所踪。由史料考证，该传言和当时客观环境、史实大体一致。吴国荣主编的太原经济笔谭载：“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赵光义第三次征讨北汉，放火焚烧经营千年的晋阳古城，次年又复演智伯旧剧，引晋水、汾水狂灌晋阳废墟。”[6]《宋史·太宗本纪》载：“丙申，幸城北，御沙河门楼。尽徙余民于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即命纵火。”[7]即太平兴国四年五月丙申（979年6月14 日）宋太宗下令焚毁晋阳城。另外，清（雍正）山西通志载“晋阳城,太原县治北……中有三城……武后时，长史史崔神庆以二城隔汾，乃于其间跨水联堞，合而一之，名曰中城。宋太宗尝御此城受刘继元降，始隳其城。”在明万历《太原府志·古迹》也有记载：“唐武后时，长史崔神庆以二城隔汾，乃于其间跨水联堞合而一之，名中城。宋太宗尝御此城受刘继元降，始隳其城。”[8]主要是晋阳城中的中城在此时遭受到巨大的焚毁，晋阳大佛寺位于中城，这一地理位置在《集异记》有所记载“晋阳汾西”以及清（雍正）山西通志载：“大佛寺,在汾水西。”可知，大佛寺在晋阳城内汾河西畔，此处就在中城。

关于大佛寺内大铁佛的去向，众说纷纭，有传言说大佛因此被烧毁，亦有传言说大佛被挪移别处。另外临汾民间有传说：“此大佛头，是别处大佛瞌睡间猛一点头，将头闪落到汾河之畔的平阳城（今临汾市）内……”民间传说不一定符合史实，但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据上述考证晋阳大佛寺位于汾河西畔以及临汾市内供奉大铁佛头的大云寺也紧邻汾河，位于汾河边上，两相结合，通过考证可得出一结论，即晋阳汾西大佛被挪移至临汾。

据上述考证，则新问题又出现，如此巨大的铁佛像，是如何从晋阳挪移至临汾的。若走陆路，晋阳与临汾之间有山脉阻隔，道路泥泞难行以及马车承载有限，从晋阳运送如此巨型佛像到临汾，陆路是行不通的，则考察水路的可行性。晋阳与临汾同处汾河中下游，且临汾在晋阳下游，沿汾河顺流而下，有一定可行性。另外运送如此巨型铁铸佛像，对船只、河道水深等有较高要求，汾河能否满足这些客观条件，还需考证宋代汾河航运承载力。据《晋乘搜略》载：“漕舟由渭入河，由河入汾……凡三岁，漕七百万石……”[9]可知隋唐时期汾河的航运十分发达，到宋朝汾河航运能力虽较隋唐下降许多，但在夏季丰水期还是能够行大船的。北宋时期，汾河还承担过运送木料的任务，“先沿支流漂入汾河，后束为木筏顺汾河而下，至河津入黄河，沿河东下至于开封。”可见宋代汾河航运承载力较大，可承担十几吨甚至几十吨货物的运输任务，因此将晋阳汾西大铁佛头通过汾河运至临汾在客观条件方面是可行的。

图一 临汾大云寺铁佛头

综上考证，晋阳汾西大佛降临平阳是宋太宗火烧晋阳城之时，晋阳大佛寺遭到焚毁，寺院僧众为保大佛，将其通过汾河船运送至平阳府（今临汾市）。

四、临汾大云寺大铁佛头之佛身去向考

上述考证解决了晋阳大铁佛像如何运送至临汾的问题。但现在仍有一问题未得到考证，即临汾大云寺内现仅存佛头，其佛身仍不知去向。对于此问题，现学界并无定论。现存大佛只剩佛头，大佛受损无疑，其必然遭受过灾难。佛身的毁坏是源于天灾还是人祸，还有待考证。

从天灾因素来看，大铁佛质地坚硬，佛身毁坏需强大的冲击力，在天灾中唯有地震对建筑损毁的冲击力最大，宋初至明清，临汾曾遭受元大德七年、明之嘉靖三十四年、隆庆五年及今之康熙三十四年四次较大地震。其中明嘉靖三十四年、隆庆五年这两次地震造成的毁坏主要在解、蒲二州；元大德七年和康熙三十四年的这两次大地震发生在今临汾一带。特别是康熙三十四年这次大地震，更是直接致使临汾大云寺倾覆。

然而康熙三十四年这次大地震倾覆的仅仅是大云寺的浮图，而非铁佛像。较之浮图，大铁佛像更为重要，若铁佛像自此受损理应在碑文中有记述，然现存清代碑刻《大云寺碣》《重修大云禅寺浮图碑记》中只记载浮图之毁坏，而没有记载铁佛像之损毁，可见大铁佛并非康熙三十四年地震中损毁的。

康熙三十四年之前临汾发生的大地震是元大德七年的这次地震，《元史·成宗纪》中有所记载“大德七年八月辛卯夜地震，平阳、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压死不可胜计。”[10]元史中提到了这次地震给平阳、太原带来巨大的损伤，关于此次地震破坏力的描述在相关碑刻中得到了佐证。元大德七年八月初六日戌时这次大地震，震中位于今洪洞县赵城一带，造成27 万余人死亡。这次大地震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对房屋、庙宇、人口产生了巨大的损伤，临汾大云寺中这尊大铁佛头原本的佛身在元大德七年这次地震中被毁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发生在平阳地区的这两次大地震虽对大云寺造成了破坏，但无确切文献记载大佛佛身在此次地震中遭到了毁坏，由此笔者通过探讨自然因素考证佛身去向仅能至此，从人祸因素来分析，前文考证出在宋太宗火烧晋阳时，晋阳大佛寺中大铁佛头通过汾河运至临汾的，并且考证了汾河航运承载力对运送大佛的可行性，却不知所运佛像是否完整。在此根据前文考证出的结论，晋阳汾西大佛降临临汾以及汾河有十几吨甚至几十吨的承载力，笔者提出一种推论，宋太宗火烧晋阳时，大铁佛确有所损毁，但并非全损，留有完整的佛首和其余身体残骸。寺院僧众逃难之时因情况危急以及佛身巨大不好移动，仅带走较为重要的佛首，大于佛头数倍的佛身残骸，已顾之不及。

本文关于临汾大云寺大铁佛头的考证，因史料缺失，仅得到一个符合逻辑及当时客观条件的推论。

[1]王福谆《古代大铁佛像》，《铸造设备研究》2006年第4期，42页。

[2][清]储大文纂：雍正《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出版社，2005年，4276页。

[3]王天然主编《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尧都区卷》，三晋出版社，2011年，475页。

[4]薛用弱《集异记》，中华书局，1980年，第3页。

[5]曾慥《类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6]吴国荣《太原经济笔谭》，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29页。

[7][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60页。

[8][明]高汝行《太原县志》，三晋出版社，2012年。

[9][清]康基田《晋乘蒐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1245页。

[10][明]宋濂《元史·成宗纪》，中华书局，2016年，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