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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大河口与横水墓地六座墓葬的年代及特征

2020-03-01陈晓宇谢尧亭

文物季刊 2020年1期
关键词:河口铭文墓葬

□陈晓宇 谢尧亭

晋南地区位于山西省南部,西以黄河为界与陕西相望,南以黄河、王屋山为界与河南为邻,东以太行山与河北、河南相隔,北界大体在灵石、武乡一线[1]。在这片独特的区域内发现了大量的西周墓地,其中大河口墓地和横水墓地均进行了全面揭露与发掘并获得了丰富的资料。本文以大河口、横水墓地已发表的六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为例,从年代和墓葬特征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一、年代序列

大河口墓地的 M1[2]、M1017[3]、M2002[4]及横水墓地的 M1[5]、M2[6]、M2158[7]均已发表简报。据简报,大河口M1 的年代为康王晚期到昭王时期,下限不晚于周昭王;大河口M1017年代属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晚于大河口墓地M1 的年代;大河口M2002年代属西周中期偏早,与大河口M1017 同时或略晚,可能属西周中期穆王、恭王之际;横水M1、M2年代为西周中期的穆王时期或略晚;横水M2158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明显早于横水墓地M1和M2 的年代。鉴于六座墓葬年代相近,因此有必要对其分析并进行排序。

六座墓葬均出土了丰富的青铜礼器,现将可代表墓葬年代的器物列表如下(表1、2)。据表可知,弦纹鼎腹部逐渐变浅且下垂愈明显,鼎足由柱足向半圆柱足、蹄足演变。大河口M2002 及之后的两墓未出同时期的方鼎与扁足鼎。圈足簋的腹部愈加下垂,腹部最大径逐渐下移,并由钩状珥变为长方形珥。瓦棱纹扁体簋的垂腹更加明显。至横水M2 时,出现加小足的三足簋,可能是圈足簋的变体。鬲、甗、卣、盉整体变得更矮胖,鬲裆逐渐变低,甗腹逐渐变浅,卣腹更加下垂,横水M1、M2 的器物与此趋势一致[8]。尊由明显的三段式变为桶形垂腹。盘的总体趋势是腹变浅,横水M2158 的兽面纹盘较浅,可能与其来自芮国有关。

从纹饰来看(表3),大河口M1 的大兽面纹、列旗兽面纹、涡纹与四瓣目纹相间的纹饰带均属早期的纹饰,与商代沿袭下来的纹饰相似。横水M2158 甗、盘上仍有列旗兽面纹,其他器物上饰有短尾鸟纹等,是较早的特征,但也有长尾、分尾鸟纹出现。大河口M1017 分冠且分尾的“S”型顾首夔纹、兽面纹向窃曲纹过渡的带目窃曲纹、垂冠大鸟纹等较横水M2158 晚。大河口M2002 的长冠夔纹、兽目窃曲纹、鸟纹亦表现出较M1017 晚的特点。横水M2 器物装饰多素面,或仅饰弦纹,较大河口M1017、M2002 朴素简单。横水M1 器物纹饰与横水M2 近同。

从铭文的整体来看,横水M2158 铭文竖向成列,横不成排,有肥笔。大河口M1007 与之相似,但总体较横水M2158 整齐,个别字仍有肥笔存在。大河口M2002 竖向成列,横向有成排的趋势,字体粗细趋于一致。据现有资料,对大河口M1 之外的5座墓葬器铭中相同的字进行对比,也可观察出演变序列(表4[9])。从横水M2158 到横水M1,“宝”字的“宀”逐渐趋平,顶出尖峰愈加明显。鼎字上口逐渐增大,底部渐封闭,且变宽扁。从横水M2158到大河口M1017,“彝”雞身变化明显,“王”字第二

横与第三横间的距离加宽。各字的演变趋势与《西周金文字形书体演变研究与铜器断代》[10]一文中的演变趋势一致。

表1 器形

大河口M1017 22416 4170大河口M2002 52 5横水M2 61

表3 纹饰

表4 字形

根据器物组合的形制、纹饰和铭文变化,推测六座墓葬从早到晚的年代序列为:大河口M1、横水M2158、大河口M1017、大河口M2002、横水M2、横水 M1。

大河口M1 出土有西周早期早段和晚段的器物。晚段的鼎 M1:105 与丰公鼎[11]相似,簋 M1:99与竹园沟 M4 蜗夔纹簋相似[12],尊 M1:273 与作册睘尊相似[13],卣M1:276-1 与作册睘卣相似,盉M1:270 在形制、纹饰上与士上盉接近[14]。丰公鼎为西周早期偏晚,竹园沟M4 的年代为昭王时期[15],作册睘尊、作册睘卣、士上盉此三器均属昭王前后。M1 中出土了6 件燕侯旨作器[16],燕侯旨在位于周康王时期,其器出土于昭王时期属正常现象,以此推测大河口M1 的年代为昭王时期。

横水M2158 出土器物有西周早期、中期,中期的器物与茹家庄M1、M2[17]出土器物有很大的相似性(表5)。圆鼎、方鼎、尊、壶均为垂腹且最大径在下腹。茹家庄M1、M2 的年代为穆王时期[18]。同时,横水M2158:83 内底“彝”字与《西周金文字形书体演变研究与铜器断代》文中一期二段的特点一致[19],即康王晚期到穆王初期。横水M2158 器物上未发现窃曲纹、垂冠大鸟纹等纹饰,推测其年代为穆王早期。

大河口M1017:27 簋与廿七年卫簋[20]、长甶墓5 号簋[21]相似,盘 1017:41 与长甶墓 006 号盘[22]相似,甗 M1017:22 与花园村 M17:20[23]相似。盂M1017:6 窃曲纹有较原始的“臣”字形目[24]。M1017:24 器铭“鼎”字与方鼎[25]上的“鼎”字相似,M1017:27“彝”字与方鼎[26]铭文“彝”字相近,M1017:6 器铭“王”字与丰卣[27]上的“王”字相似,M1017:8“隹”字与班簋[28]上“隹”字相近。廿七年卫簋、方鼎、丰卣、班簋均为穆王时器,长甶墓和花园村M17 是穆王时期典型墓葬。“有些穆王时器沿袭早期传统,有些穆王时器是后世风格的先声”[29]。M1017 器物装饰多鸟纹,且有垂冠大鸟纹[30]、窃曲纹[31]出现。据此推测大河口M1017年代为穆王晚期。

大河口 M2002:29 鼎柱足呈半圆形,M2002:34鼎足为扁圆柱足。M2002:31 鬲与普渡村 M2:26[32]、长甶墓 013 号鬲[33]相似。甗 M2002:52 与甗[34]相似。普渡村M2、长甶墓甗均为穆王时期。值得注意的是鼎 M2002:9、簋 M2002:8、33 的铭文与大河口M1017:41 盘的铭文内容相近,讲述的均为“戎捷”之事,可见二墓年代相距不远,推测大河口M2002 的年代与M1017 同时或略晚。

表5 对比

横水 M2:62 簋与伯幾父簋(甲)[35]、散伯簋[36]有一定的相似性,不同之处在于后二者有明显的垂腹,年代应比 M2:62 晚。横水 M2:58 器铭“鼎”字与十五年趞曹鼎[37]上“鼎”字相似。铭文风格与横水M1:205 近似,亦是恭懿时期的风格[38]。伯幾父簋(甲)年代为懿孝时期,散伯簋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晚,十五年趞曹鼎为恭王时器。因此横水M2的年代可能为恭王时期。

横水 M1:212 鼎与横水 M2:57 鼎相似,但足有向蹄足演化的趋势,M1:105 簋也是在 M2:62 簋的基础上改变而成[39],盉与洛阳中州路M816:34[40]盉形制相似,但似乎后者较前者晚。横水M1:199器铭“鼎”字与五祀卫鼎[41]上的“鼎”字相似。M1:205 簋铭文书体与穆王时期明显有别,更接近恭懿时期的风格[42]。中州路M816 的年代为恭、懿、孝时期[43],五祀卫鼎为恭王时器。又因横水M1、M2 为一对夫妻墓,且多数学者认为M1:205 簋铭提到的二十三年为恭王时期,据此推测横水M1 的年代为恭王末年或略晚。

二、墓葬特征

六座墓葬除M1017 部分椁室和棺一起搬迁至室内整理而部分信息不详外,其他墓葬均发表了较为完整的信息(表6):

据表6 可知六座墓葬的异同:

相同点:1.墓葬方向一致,均为头向西。2.除大河口M1 信息不详外,车马坑均在主墓东侧。3.二墓地均有土坑竖穴墓、仰身直肢葬、斜洞、腰坑。

不同点:1.相对于横水墓地的三座墓葬,大河口三座墓葬的墓室面积较小,尤以M2002 更小。2.大河口三座墓葬的葬具为一棺一椁,横水三座墓葬为两棺一椁。3.大河口 M1、M2002、横水 M1 的葬式均为仰身直肢,横水M2、M2158 为俯身直肢。4.除横水 M1、M2 外,其他四座墓葬均无墓道。5.仅大河口M1 有壁龛。6.横水三座墓葬均有柱洞,大河口三座墓葬无之。7.大河口三座墓葬及横水M2158 有腰坑,横水M2 无之,横水M1 可能无之。8.非腰坑殉牲,横水M2158 殉狗1 只,大河口M1、M2002 无之,其他墓葬不详。9.大河口M1、M2002无殉人,横水三座墓葬均有之。10.大河口M1017、M2002 车马坑方向为东西向,横水三座墓葬车马坑方向为南北向。11.除大河口M2002 墓主身份为国君之弟、横水M1 为国君夫人毕姬外,其他墓主均为国君。

表6

由此可见,大河口墓地高等级墓葬的特点为墓室面积相对较小、深度较浅、一棺一椁、车马坑为东西向、或有壁龛、无墓道、无柱洞、无俯身葬、无殉人和非腰坑殉牲等;横水墓地高等级墓葬的特点为墓室面积较大、深度较深、两棺一椁、车马坑为南北向、或有墓道、有柱洞、有俯身葬、有殉人和非腰坑殉牲、无壁龛等。据铜器铭文可知,横水墓地的主体人群为媿姓,属于狄人的一支,从整体来看,大河口墓地与横水墓地的特征相似,其主体人群可能也是媿姓,造成两处墓地的不同可能是因为二者属于狄人的不同分支[44],在空间上属于不同的国别。

通常墓室面积是衡量墓主身份和地位的一个主要标志,大河口墓地M2002 墓主为霸仲,墓室面积较小,应是等级差异造成的。大河口M1 的壁龛、斜洞在同属国君墓的M1017 中并未发现。可见,同样是国君墓,墓葬特征也未必相同。

横水墓地M1 墓主为女性,是国君夫人,但其墓葬规模和随葬礼器数量超出其夫M2 国君墓。这些特点似乎说明毕姬的地位略高于其夫倗伯。性别差异在同等级墓葬中普遍存在,横水墓地中男尊女卑的特征明显[45],但M1 却呈现出相反的现象。罗泰先生曾在文章中写到“女性作为氏族联盟的纽带的象征价值,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等级以上才可能受到重视”[46]。有学者认为M1 等级高可能与国君夫人的家族地位高,倗伯对其有所依赖有关[47]。我们认为,毕姬不仅出身高贵,而且生前可能具有超出其夫的非凡政治能力,直接影响到下一代贵族对其尊重有加,因此死后才能获此荣宠。

通过对二墓地六座墓葬的比较,推测墓室面积的大小、车马坑方向、葬具和葬式的不同、柱洞和殉人的有无应该是空间上国族的不同造成的,壁龛、斜洞的有无或者是时间上的早晚引起的差异。

三、结 语

根据上文对大河口 M1、M1017、M2002 及横水M1、M2、M2158 这六座高等级贵族墓葬年代序列、墓葬特征两方面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根据器物形制、纹饰和字体的演变趋势,推测六座墓葬年代从早到晚分别是大河口M1、横水M2158、大河口 M1017、大河口 M2002、横水 M2、横水M1。通过与典型器、典型墓葬对比推测大河口M1 的年代为昭王时期,与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先生推断“该墓铜器属康昭时期”[48]、韩巍先生认为“其下葬年代可能在昭王时,下限或可进入穆王”[49]的观点略有不同,与苗霞、代文林先生认为“具体年代宜定在昭王时期为宜”的观点一致。横水M2158 的年代为穆王早期。大河口M1017 的年代为穆王晚期,与韩巍先生认为“此墓下葬年代很可能是在恭王时期”[50]略有不同,与苗霞、代文林先生认为“具体年代定为穆王时期”的观点基本相同。大河口M2002 与M1017 同时或略晚,韩巍先生“估计其下葬年代应在西周早中期之际”[51]显然偏早。横水M2 为恭王时期,与李学勤先生认为“可以更明确地排在恭王时期”[52]完全一致,与朱凤瀚先生认为“不早于恭王二十三年,具体年代有可能略早于横水M1”[53]基本一致。横水M1 为恭王末年或略晚,则与朱凤瀚先生认为“应在恭王末年或懿王时”[54]、韩巍先生认为“下葬年代的上限为恭王末年,很可能会进入懿王初年”[55]相同。

大河口墓地与横水墓地虽同属晋南地区的西周墓地且属同一文化,但二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空间上国别的不同导致了二墓地高等级墓葬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墓道有无与等级地位高低并没有绝对关系。

[1]谢尧亭《晋南地区西周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页。

[2][1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2011年07期,第9-18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翼城县文物旅游局、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 号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待刊。

[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翼城县文物旅游局、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1017 号墓发掘》,《考古学报》2018年第1期,第89~140页。

[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翼城县文物旅游局、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2002 号墓发掘》,《考古学报》2018年 02期,第223~262页。

[5][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绛县文化局《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08期,第4~18页。

[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绛县文化局、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 M2158 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 01期,第16~59页。

[8]于山西青铜博物馆展出所见。

[9]大河口M1 铭文字体无可比性,故除外。各墓器铭中,同一字有多种形式,此表只选择具有演变趋势的典型字体。

[10]王帅《西周金文字形书体演变研究与铜器断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宝”:第28~37页;“鼎”:第61~62页;“彝”:第38~40页;“王”:第44~46页。

[11]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28页。

[12]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弓鱼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9页。

[13]同[11],第117页。

[14][38][42][49][50][51][55]韩巍《横水、大河口西周墓地若干问题的探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馆《两周封国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88~406页。

[15]同[12],第267页。

[17]同[12],第271~384页。

[18]同[12],第407页。

[19]同[10],第84页。

[20]同[11],第65页。

[21][22][33]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 01期,第75~85页。

[23]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周镐京附近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 01期,第1~31页。

[24]李学勤《翼城大河口尚盂铭文试释》,《文物》2011年 09期,第67~68页。

[25][26][34]扶风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陕西扶风出土西周伯诸器》,《文物》1979年 06期,第51-60页。

[27]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2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57页。

[28]同[27],第12 卷,第210页。

[29]李学勤《青铜器入门》,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44~45页。

[30]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76页。

[31]同[29],第46页。

[32]石兴邦《长安普渡村西周墓葬发掘记》,《考古学报》1954年 02期,第109~126页。

[35]罗西章、王均显《陕西扶风强家一号西周墓》,《文博》1987年 04期,第5~20页。

[36]同[11],第100页。

[37]同[27],第5 卷,第261页。

[39][52]李学勤《论倗伯爯簋的历日》,《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38页。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58页。

[41]同[27],第5 卷,第386页。

[43]李丰《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年代》,《考古学报》1988年 04期,第383~419页。

[44]谢尧亭《发现沉睡3000年的“霸国”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大众考古》2016年 08期,第28~44页。

[45]同[1],第127页。

[46]罗泰《宗子维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35页。

[47]吉琨璋、宋建忠、田建文《山西横水西周墓地研究三题》,《文物》2006年 08期,第48页。韩巍《关于绛县倗伯夫妇墓的几个问题》,《西周金文氏族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53页。

[48]同[11],第296页。

[53][54]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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