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蔡尚思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法》出版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已经经过了百年历程，历经四个发展阶段：1916—1949：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初步探索；1949—1976：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奠基与曲折；1976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解冻与“救亡启蒙”主题；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嬗变，“激进保守”与“反思现代性”主题。思想史的研究可以为其他人文社科研究提供方法论的借鉴：新材料的使用与泛文化的研究趋向；研究深度、广度的增强，形式的多样；东方主义的后殖民话语凸显。梳理百年中国思想史研究，一方面旨在理清思想史研究的新走向与新理念，另一方面作为“方法”的思想史研究在强调跨学科、交叉领域研究的今天可给予人文社科研究以多方面的启示。

關键词：中国思想史 近现代思想 当代思想 思想史研究方法 一般思想

中国思想史研究从五四运动时期诞生，一直到今天积累了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勾勒出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本文将侧重于介绍成体系的思想史著作。笔者希望通过对思想史的百年历程的回溯，重新审视研究命题、思考角度、史学理论等在历史变迁中产生的张力。与此同时，本文还将通过对不同阶段的思想史写作主题的概述，探究中国思想史家试图反思现代性所做的努力。

一、何谓思想史

（一）从“精彩思想”到“一般思想史”

研究思想史至关重要的问题：思想史是什么？由于思想史研究诞生在“五四”之际西方学术思想大量涌入的背景中，思想史与传统中国学术体系的吸收与区隔使得思想史内涵的讨论变得十分有必要。中国思想史内涵流变的内在理路是不同时代学术思潮对于学人的影响，与此同时思想史研究的开放性与生长性也从中凸显。

百余年前，蔡尚思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法》一书中首先提出“思想史”命题：“序述各时代思想的体系、派别，及其演进的进程，是为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s）。”在此书自序中，蔡尚思将著书目的思想方面进行了概括：“以我的思想眼光，把中国古来最前进最精彩的思想材料，和西洋近代最前进最精彩的思想方法，贯通起来，而使之成为一种化合古今中外人我的新方法新思想。凡哲学与社会科学、思想与历史、整理与创作、理论与实践等，无不合一。”思想史初创期带有马克思主义立场，通过辩证法和唯物论整合古代先进思想，特别强调态度和学说两方面。通过寓批评于学术之中，寓作者思想于他人言论之中。

中国思想史研究奠基之作《中国思想通史》由侯外庐所著，在前任基础上更加明晰了研究方法：“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嬗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指导下，此时的思想史研究自觉开始与社会史、哲学史研究结合起来。

当代学者葛兆光试图挖掘主流思想之下的普遍思想，从而诞生了一种新的思想史写作范式。在《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关于思想史写法的思考之一》中他说：“通常，思想史描述的是思想在时间流程中的建构、定型与变异的连续性历史，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所谓思想的‘连续性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固有的思想资源不断地被历史记忆唤起，并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被重新诊释，以及在重新诊释时的再度重构这样一种过程。因此，我以历史记忆、思想资源和重新诊释的过程，来部分地替代传统的‘影响，作为描述思想史连续性的语词。”除了对思想史对象的再次定义之外，葛兆光还将“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补充进研究视野之中，使得思想史范围大大拓展。“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这种写法改变了以经典哲学家和主流意识形态为脉络的阐释形式，将大众的观念、民间的传统、边缘的材料也纳入思想史探究的范畴之中。

在笔者看来，思想史可以指向两个维度：第一是基础维度，指的是各个知识型背后共同的思想根据、思想底色，是能够打破学科隔阂的“普遍思想”；第二是思潮维度，指的是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思想潮流，从火花的诞生到被大众所接纳，具有现实性和社会性。这两个维度所指向的“一般思想”的“历史记忆、思想资源和重新诊释”的过程就是思想史。

（二）思想史的界说

关于思想史如何划分界限这一问题也是每一个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不可避免的。在一百年的思想史研究中，思想经常与“学术”“哲学”“美学”“宗教”有千丝万缕难以阐释清晰的关系。中国学者之所以有此种困惑是由于汉字的多义性，使得词以混沌。其次，传统中国学问中并没有“思想史”“哲学史”等，这是近现代从西方引入的现代学科的建构。在两种话语方式大相径庭的情况下，中国思想史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需要一个被大致认同的共识。

对于思想史的界定问题主要在于与学术史分殊的探讨。张立文根据自己长期对学术史的研究，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曾把学术和学术史做出了界定。他认为现代意义的学术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科学学说和方法论。也就是说中国学术史的使命在于历史地呈现哲学、思想、宗教、文学、史学等学说流变的大致特征、派系之间的多样动态。相较而言，思想史需要去透过时代风卷云涌的思想潜流去观察背后的制度建设、生活习俗、社会观念等方面的复杂内容。但是，学术史与思想史并不是相互隔离的，他们相互交融。学术累积使得思想逐渐浮出历史表面，经由思想的洗礼，学术也确立了知识的范式，知识通过公众的运用被凝结在技术与教育之中。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中说：“知识储备是思想接受的前提，知识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先兆。”不仅文献资料能够成为思想史的资源，被普遍认同的知识也为思想史打开了视野。一旦哲学史、美学史、宗教史、技术史、建筑史等等学术知识领域的问题成为思想史阐释的资源时，思想史已经开始了重写。

在阐释了思想史的内涵之后，为了使综述更加明晰，笔者将中国思想史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来进行分析：1916—1949：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初步探索；1949—1976：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奠基与曲折；1976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解冻与“救亡启蒙”主题；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嬗变，“激进保守”与“反思现代性”主题。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的基础上，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状况再次进行梳理，错误疏漏恐怕难免，只希望能够对已有的成果有所补充。

二、1916—1949：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初步探索

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时代的转折时期。封建制度的瓦解使得道德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和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集中爆发。在“科学”对抗意义危机、“民主”重建社会秩序的主流思想趋向中，以国家未来走向这一争论焦点为中心分化出三个思想阵地：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新保守主义。然而，尝试将工具理性上升为价值理性的自由主义难以克服信仰的缺失，尝试从经典中挖掘现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并非是整全方案。此时，具有现实解决意义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马克思主义带来的共产主义前景与革命人生观为与个人安身立命有关的信仰道德提供了基石，更重要的是它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政治秩序进行设计，从而暂时克服了困扰中国半个世纪的危机。

（一）通史与断代史

蔡尚思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以严谨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是中国最早的思想史研究著作。谢无量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执牛耳者之一，他在1916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16年版），通过“以中化西”阐释方法为后学们开展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思路。胡适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在学科构想和著述内容两方面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范式，并以“疑古”的精神使得哲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被称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思想史。1931年冯友兰撰写的《中国哲学史》（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上册出版，三年之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上下全册。冯友兰通过“释古”的方式从民族性上证明了哲学的合理性，并且以借鉴了西方的知识范式以取代传统经学研究形式。除此之外还有王伯祥、周振甫的《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亚细亚书局1935年版），该著作将先秦至新文化运动分为各具时代特点的七个时期，最后所有思想汇聚为三民主义理论，带有鲜明的20世纪30年代政治烙印。

另外，还有一些思想史的专题和断代史研究值得注意。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生活书店，1927年版）从儒、墨、道、法等人物着手剖析，容纳百家之言，有开智启蒙之功。梁启超著有的学术史通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5年版），以及阐释“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书智书局1929年版）。钱穆的重建先秦学脉的《先秦诸子系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熔炼清代思想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等著作博综典籍、汇通文献，多运用理证法，是其早年治考据学的集大成。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絮明书店1937年版）在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的张力、统治者与民众的互动中寻找中国政治的深层结构。除此之外，还有194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1945年由重庆群益书社出版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等断代史的重要著作。

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人侯外庐先生的专著有《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山西国际社1934年版）、《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重庆文风出版社1944年版）、《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重庆三友书店1944年版），1960年他与多为学者一同编撰了五卷六册的《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研究了起自殷商，下迄19世纪中叶，共三千三百年的中国思想发展史。他不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开创者，而且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代表。在20世纪后半期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中国思想史家自觉或不自觉德以侯外庐先生所创立的思想史研究范式为指导，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

（二）研究流派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受到广泛认同，但同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也在曲折中发展，形成新的流派：古史辨派就是其中最有理论、最富实践、最有成就的史学派别。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吸收了西方进化论的观念和富有现代意味的怀疑精神输入学理、从历史中寻找真意义，1926年顾颉刚发表《古史辨》标志着该学派的正式成立。整理國故是古史辨派的方法之一，主要通过系统整理、思想的发生与影响、科学地考证等步骤重新审视历史价值。“九一八”之后学术界对“五四”时期整理国故考据成癖的倾向进行了反思，通过对传统思想的“义理阐释”来增强民族自信心，抵御日本侵略。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初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化史的著作大约五十种，如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要略》等。

中国现（当）代新儒家也是“五四”时期发展起来的重要思想流派。大陆新儒学研究的重要学者方克立对现代新儒学进行了较为合适的定义：“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汇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代表作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再版）、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

总的说来，“五四”以来的思想史研究可以被称为“整理国故”的学术运动，整理国故在于消除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迷信，还原文化本身，从而为西方思想的输入创造条件。但是在这一思想史清理活动中存在着另一个方向的张力，即通过对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掘，增强民族自信心，抵御外族侵略。

从蔡尚思的思想史研究开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发展史上的初创时期，基本态度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与西方思想体系有机联系的基础，在学术氛围和方法上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开始重新整合和建构 ，并在曲折中以新的姿态向前发展。

（三）“救亡启蒙”主题

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提出：因为包含思想启蒙性质的新文化运动融合了学生爱国反帝的政治运动，所以五四运动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特殊情况使得救亡图存的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抗争占据了开民智的新文化运动的位置，之后的革命在历史中的左右摇摆也使得陈旧的意识形态重新占领思想高地，民智未开。李泽厚将启蒙主义的紧迫性推到众人面前，告别革命、祈求改良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新叙事方式。李泽厚随后出版了《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更使得学术界刮起一阵飓风，引发了一场讨论革命与改良孰是孰非的争鸣。

“救亡”与“启蒙”使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视为国家建设中的曲折时期，20世纪80年代则成为接续新文化运动的知识风标，切合了投身革命又经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磨难的知识分子的现代身份的确认心态。“救亡压倒启蒙”的思想体系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分析有所不同，提供了一种走出革命，重视个体精神，和平发展的新的思想框架。尽管对改良和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有所不足，但李泽厚依然可以被视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极具人文关怀的思想家。“救亡压倒启蒙论”也可以被称为20世纪80年代人文知识的一种“元叙事”。

五、90年代之后：思想史研究的嬗變，“激进保守”与“反思现代性”主题

中国大陆的学术界、文化界发生剧烈变动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葛兆光教授在《思想史研究课堂实录》中说：“20世纪实际上是从1895年到1989年结束。1894、1895甲午中日战争、马关条约签订，西风从此压倒东风，中国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而1989年是十分特殊的一年，苏联、东欧逐渐解体，中国的政治风波，两大阵营的对峙的格局发生巨变，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遭受巨大挫折。主义、常识、道理都需要重新定义，意识形态的冲突结束了，而文明的冲突开始了。”思想取向、阵营重新分化，后现代的各种话语一拥而入。这一时期思想界对启蒙的大力提倡与对启蒙背后的霸权压迫的警惕并存，思想史研究领域产生了新变。

（一）“激进保守”主题

20世纪80年代激情四溢的“启蒙主义”被“保守主义”所代替，学者疏离社会，回到象牙塔，一方面反省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的激进批判，一方面努力阐扬“传统”对“现代化”的正面作用。此时的人文知识界的新名词包括：“国学热”“反激进”“告别革命”“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家”“儒教资本主义”、“学术史”热、后现代主义的“中华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些新名词的出现与流行表明，20世纪80年代激情震撼的传统文化批判转眼之间开始成了箭靶。

此时一些海外自由主义者对“五四”以来反传统思潮的批判，逐渐得到了大陆知识界的广泛共鸣。余英时1988年在香港发表演讲《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激进的进化史。余指出，全面反传统以谋求全盘改造现状的激进主义，几乎丝毫没有发生制约作用的保守主义，是导致社会与文化始终处于激烈动荡与破坏之中，不能顺利实现现代转型的病因。此后，“激进一保守”成为分析中国现代史的重要范畴。甚至促成了后来的“国学热”和向“学院”回归、“重新认识近代历史人物”的学术走向。

台湾学者林毓生的在《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94年版）一书中，将中国思想现代化这个主题分为新文化运动，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等几大部分。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部著作：《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1992年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以“思考人类轴心文明和各自演化路径”的大历史观为指导，用大量史料证明超稳定的传统深层结构如何左右中国现代化进程。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接受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影响，探索作为观念的历史如何在书写中进行选择。殷海光 《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一书出版后在台湾和香港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他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出民主制度是人类共同底线这一结论，充盈着对自由民主的大胆探索精神。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运用思想史的研究思路，以“士”的发展为主轴，展现了“士”在历史上的独特位置。余英时在新时期出版了两部重要专著《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年版），他认为现代性危机有两个面向，一是外部入侵，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分野与遭遇，“五四”的启蒙最终以革命为导向，表明学术与思想在近代又一次丧失了独立的契机。

（二）“反思现代性”思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在20世纪80年代难以预料的变化：冷战结束，全球化时代来临，全球化资本主义秩序的不平等关系以及霸权力量，击碎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未来的天真幻想。“东欧剧变”之后，中东欧国家腐败与社会矛盾日益加剧面临意识形态的转型，冷战解体、共产主义运动受到重创，使得人们对自由主义的前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现代化”目标失去了以往的魔力，时代的走向再次成为问题。陶东风在《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一文中说：“90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和趋势，其中之一即是所谓‘现代性反思，它的核心或许可以概括为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批评性审视。”1997年，汪晖发表了《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他质疑了对于现代化的狂热追逐，透视了当代种种社会现象。这一时期质疑现代性的思潮中，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资本主义无法满足如此多样的民族国家叙事，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样是一种发展的可取路径。

代表专著有2004年和200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汪晖的《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前者深入历史与当下形成了互动关系，宏阔地展现了现代中国的含义，说明了民族主义对于全球一体化和稳定思想体系的依恋；后者讨论满足市场经济逻辑、协调不同利益的计划权力与政治的消散后，中国知识思想的状况与问题。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通论中国文化精髓，重建文化的真善美，望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并行不悖。2006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将视野扩展到社会文化，考察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三十余年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的中国现代化图景，以期为当代人文思想变迁提供了新的角度。

这一主题下文学史和政治史的互动关系也成为思想史书写者关注的焦点。蔡翔的 《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2010年版）描述社会主义的生产装置，勾勒新中国建设初期的景象，以“十七年”文学辐射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研究方式给予后来学者诸多思考。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探究了告别革命之后形成的复杂文学思潮以及各种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性质，并揭示其与 “全球化”的关联。张旭东《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通过对当代“国学热”和新儒家的批判性阐释和现代主义的形式实验，来阐释思想在自我和他者中寻找意义的摆荡。

除此之外反思现代性还重在对于谱系和思潮的重新整理与书写。王汎森在《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一书中处理了主流传统与民间思想、知识分子与时代环境之间的问题，并试图从现代政治中寻找传统思想的基因。许纪霖 《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梳理了启蒙的发展历程，按照思潮派别对启蒙的内部进行分类，并对由民族国家主权意识支撑起来的中国主体性以及价值内涵的空心化作了激励批判。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以问题来集中全书，宏观论断、以论带史的方法继承了前人的有益之处。紧接着，王汎森出版了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以史学家的眼光打量日常生活，超越了思想史的层级结构，向下观察、从中心扩大到边缘，搜寻思想植根于生活作用于心灵方式。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追寻“我们”的根源》（三联书店2018年版），主张保存各民族多元的民族个性，并将其熔炼在“大一统”史观的书写之中。

六、作为方法的思想史

思想史从20世纪初期开始，历经一百年的历史演变，在西方思想史研究热度减退之际，中国思想史研究依然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愈演愈烈。究其原因有三点：历史、思想和政治。首先是因为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认同基础，人们依赖于得出“历史结论”的思考方式。其次是思想的变革仍然还需继续，现代性价值不仅需要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实现，思想上的启蒙还处于未完成状态。最后政治上的“国是”不易讨论，所以在對思想史的反思中让某些现代价值获得历史合理性，从而对政治产生影响是思想史书写者们内在的动力。大致来说，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思想史基本上是以精英和经典为中心、以人或者以书为章节的、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内核的。

回溯了百年思想史书写历程，可以看到三点较为明显的新变：第一，新材料的使用与泛文化的研究趋向。思想研究转变为思想文化研究，在思想的提出之后，思想作为风俗与制度和心理的实现也非常重要。与此同时，多元的学术与知识也能够为思想的形成与研究方法的建构提供有益借鉴。

第二，研究深度的增强、广度的扩大，形式的多样。首先，把思想史放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在知识形态转变、社会格局的变化之中探究思想的流变。其次，思想史的研究范围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双向甚至多向的文化交流史之中确证自身的价值。最后，思想史研究形式更为多样。特别是以个人、群体、知识分子命运流变、记忆、经验和亲历的来观照历史发展的研究大量增加。

第三，东方主义的后殖民话语凸显，获得基于差异认识的多元历史观。当代思想史研究借鉴后殖民主义，关注隐藏在思想背后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去反思和破除东西方二元对立的位置，脱离西方现代化与中国社会主义的框架，获得更为立体和多元的历史观。有了更加全面和客观的立场，中国的思想史在历史和社会的张力之中必然会新变，中国将走向何处？与世界会呈现何种互动关系？中国思想史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参考文献：

[1]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葛兆光.“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关于思想史写法的思考之一”[J].中国哲学史，2001（2）.

[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4] 张立文.中国学术的界说演替和创新——兼论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分殊[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1）.

[5]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6] 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9.

[8] 郑大华.从整理国故到国故整理[J].史学月刊，2017（2）.

[9] 方克力.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10] 冯友兰.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

[11] 刘黎.论八、九十年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三种解释模式[D].首都师范大学，2009.

[12]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实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3] 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14] 陶东风.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J].二十一世纪，1999（6）.

作 者： 祝皓，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