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孟姜女的故事在民间世代的流变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与意义，苏童的长篇小说 《碧奴》作为对孟姜女神话传说的“重述”，在大体延续其故事的原本脉络之外，凭借其充满浪漫和传奇色彩的想象與虚构，呈现出民间集体失语的世俗性境遇与碧奴这一异质性个体所传达的自然性言语的神性转变。本文在这样一种世俗性与神性的双重转变中审视其现代性意义，即个体和群体性孤独的生存范式以及人与自然和原始信仰之间关系形态的逐步异化。

关键词：苏童 《碧奴》 孟姜女 话语

根据顾颉刚先生的研究，孟姜女的故事最早见于《左传》中所记载的“杞梁战死，杞梁妻不受齐侯郊吊”的故事，而到了战国中期的《檀弓》中，曾子在重述这个故事时加入了“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一句，于是，“哭”这一行为便在之后孟姜女故事的流变中一直被保留下来。从西汉刘向《说苑》开始，孟姜女的故事中除了“哭之哀”外又添加了“崩城”的内核；到了清代，故事脉络完整起来，在哭倒长城后还加入了孟姜女与秦始皇的抗争情节。从历时性来考察孟姜女这一民间传说的流变，可以发现从最初的“不受郊吊”到“哭之哀”乃至“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寄寓了民间从恪守礼法、压制个人情感到自由表达个人情感的立场转变；从“哭之哀”到“崩城”则可见民间对于个体情感表达欲望和反抗意识的加剧以及神性的彰显，为孟姜女赋予了神力；最终添加孟姜女与秦始皇之间的对抗，则可谓阶级对抗的世俗性呈现。

那么，苏童在对孟姜女神话传说故事进行重述时，大体上延续了孟姜女故事的主线脉络，而对于孟姜女在千里寻夫之路上的种种际遇则进行了充满浪漫和传奇色彩的想象与虚构性的呈现。他在《神话是飞翔的现实》中谈道：“当我们在谈论神性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谈论世俗的另一面。”在对孟姜女的故事进行重述时，苏童呈现了两种既相互对抗又相互交融的人的境遇：一方面是碧奴作为群体的一员，仍与百姓一起处在集体失语的世俗性社会境遇中；另一方面，碧奴作为其中一个异质性的存在，凭借其眼泪作为另一种唤醒世俗、对抗世俗的语言，实现了由禁锢到解放，由人性到神性的转变。而苏童在对这样一种世俗性境遇和神性转变的呈现中，还折射了当下社会的图景，寄寓了现代性的反思与审视。

一、集体失语的世俗境遇

在碧奴故事的开篇，北山曾经的祖辈们因为不知国事，为自己的眼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哭成了北山人们的禁忌。不仅仅在北山，在国家的任何地方，哭几乎都是不被欢迎和允许的。广纳各式奇才的百春台拒斥了泪人碧奴，称其眼泪会把百春台的风水哭坏；在五谷城的城门哭了便是死罪；修筑长城的工匠们哭了便要承受重罚。哭作为一种人类最为原始而自然的情绪表达，竟然被压抑和剥夺了。除了哭泣这一特殊的情绪语言成为世俗禁忌，话语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禁止，在五谷城的城门上示众的一溜人头便是“管不住舌头”的昭示。碧奴因为多说了几句话便遭到众人的厌弃和捕吏的捉拿，即便是权势显赫的百春台，在钦差来访之际，也不得多语。这样一种人民集体失语的境遇昭示了统治阶级对于平民的压迫与奴役，特别是对于人民自由表达思想、言语、情感等权利的剥夺，这种压迫与剥夺是对阶级之间不可消解的对立关系的呈现。从这个层面来看，苏童在重述这一民间传说时依旧保留了其原有的阶级对立的世俗性背景，虽未通过书写孟姜女只身与秦始皇的对抗来呈现这种阶级之间的对立，却通过民间集体失语的生存处境来揭示一个由古至今依旧存在的世俗性命题。

究其原因，这一集体性失语的境遇还源自民众自身的软弱性、奴性与劣根性。北山时代哭泣的禁忌是由于祖辈的惨遇而形成的某种极度畏怯的心理机制，他们并不明白当年惨祸的根源实则是“信桃君”而非“眼泪”，于是他们便世代传承了“眼泪流出来便会死亡”这一蒙昧的宗族训诫，被迫承受着种种身心不自由的痛苦，而无人敢去打破这样一种宗族的规训。即使碧奴流泪，也并非是发自精神意志的主动打破，而是身体不由自主的自发反应。碧奴并未忘记桃村的训诫：“桃村人的眼睛里流出泪，死期也就不远了。”这样一种将哭泣与死亡关联的规训，既是源于统治阶级的残忍镇压，也是一种极端的宗族自我保护机制，呈现出百姓自身的软弱性与蒙昧性。百春台的马人、鹿人们，之所以成为马人、鹿人，最初只是贫穷困窘的生活所致，但在被逐渐驯化的过程中，他们越来越只具有兽性，而失去了人性。马人们的脊背习惯了压迫与鞭挞，对自由的奔跑却无所适从；鹿人们则完全丧失了怜悯与畏惧之心，他们忘却了传统世俗价值中“天”的存在与威严，也无法理解作为人的碧奴的泪水与言语。鹿人与马人还经常为争宠而展开争斗，他们身心皆被物化而不自知。这不仅是统治阶级的残忍，更是底层百姓自身奴性的可悲。

而民众的失语不仅来自官府统治权力的威慑，还来自底层阶级内部的疏离。同样被迫与丈夫分离而感到悲伤，北山女子们却对碧奴“千里送寒衣”的举动表示了鄙弃；同样在蓝草涧的人市上寻求渺茫的生存希望，碧奴却遭遇了其他人的排斥与流言的攻击；同样被视作低贱之物，马人们和鹿人们之间依旧呈现出由地位和话语权的不平等而产生的争执斗殴；同为五谷城的流民，他们中的男性仍然欺压凌辱女性，健全人轻视嫌恶病患者，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鄙视链让人心寒。于是，苏童在建构与扩充这样一个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时，并未仅仅局限于描写封建世俗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阶级对立与压迫，也未仅仅局限于描摹人民以集体失语为代表性的一种被奴役与剥削的社会处境，而是凭借浪漫传奇的想象和虚构，通过种种初看令人惊讶，细读又觉得合情合理的事物来解构底层人民内心的软弱无力、谦卑畏缩、物化而不自知、欺软怕硬等卑劣而又可悲之处。而这种劣根性并非只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其仍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具有现代性的意义与内涵。

二、另一种话语——神性的观照

在苏童的笔下，碧奴既与众人一样处于失语的境遇下，又具有一种异质性。碧奴对村里其他女性“千里送冬衣”的游说使人们嘲弄她，并像躲避瘟神一样躲避她；在繁华的蓝草涧，她的言行举止也被视为疯子，无人愿意相信她清白的身份，人与人之间充满了隔膜与敌意；进入百春台的鹿林，面对一群丧失人心的鹿人，她的言语更加无力；当她被卖为芹素的妻子，锁在棺材上为自己和杞梁哀诉时，却被人误认为是为芹素哭灵，直至她与鬼魂进行争辩和对话。碧奴言说的对象，一开始是人，然后是半兽半人的鹿人，最后则是完全非人的鬼魂；碧奴从桃村一路到异乡，没有人认真听她言说，没有人相信她的话语，也没有人能够理解她的话语、情感和意志。在这样一种极端孤独的境遇下，碧奴的眼泪代替了贫瘠无力的话语，逐渐迸发出了极具神性的强力。

苏童在重述碧奴的故事时，并未将碧奴泪水的神力集中爆发于“崩城”这一个核心事件上，而是将泪水的神性贯穿于碧奴的整个旅途中。从碧奴用发髻哭泣开始，泪水就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使世人为之惊讶；在遭遇了鹿人们的掠夺和欺辱后，她开始无意识地用手脚哭，用乳房哭；直至身体自发地冲破了眼泪的禁忌——泪水从眼睛里流出来，这个时候，碧奴的泪水初次发挥了它巨大的神力——泪水使那些早已泯灭了人的情感的鹿人们统统回忆起了家乡与亲人，人性的善意也重回他们心中。正是从这个节点开始，碧奴由哭的禁忌走向哭的解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碧奴从禁忌走向解放的过程并非是出于她的自主意志。在她意识到自己不由自主地打破了禁忌后，她丧失了求生和寻夫的意志，因为在桃村的规训中，“眼泪不值钱，命也不值钱，你只好去死了”。可见，碧奴对于世代沿袭的规训，在精神上是完全恪守的；但是，这样一种精神上的恪守与束缚却与对自然的顺应是相悖的。在我們的传统文化中，眼泪被视为一种软弱的象征。流泪本是悲伤的情绪最为直接和原始的表达方式，一种身体机能的自然反应，人们却对其进行极端抑制，呈现出人们对身心主观性的控制欲与压制欲。但是，在孟姜女的传说中，最后发挥神力的恰恰是最为人们轻视的眼泪，正如苏童在序言中所说，他想借助碧奴的眼泪来“解决一个巨大的人的困境”。于是，碧奴的眼泪首先冲破了精神的牢笼，使得个体返归到最为自然且自由的状态与处境。当碧奴的眼泪发挥出强有力的神力时，当碧奴一点点忘却了桃村的女儿经时，她因为眼泪而逐步具备了更为完整的人性，直至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碧奴的眼泪也使她成为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人，一个具备情感且敢于表达情感，并最终以一人之力与整个世俗对抗的人。正因此，碧奴完成了千里寻夫这一不可能实现的举动，并创造了以泪水哭崩长城的神迹。

苏童在重述神话的过程中赋予了眼泪以巨大的神力，这神力不仅体现在最后的哭崩长城，也不只驱使碧奴返归自然与完整，还具有对世俗万物的感化作用。这种感化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世人心中的善良与温情，使整个污浊而昏暗的俗世得到了净化。碧奴初次流出的眼泪唤起了鹿人们对家园和亲人的思念之情，以及他们几近泯灭的善良之心；在被绑到芹素棺材上过青云关，遭到官兵们粗鲁的搜查时，碧奴的眼泪化为泪箭袭击了官兵，身体与情感迸发出的物质性力量对抗着世俗的官府及男性的力量；到了五谷城后，碧奴的“五味”泪水被用来做药引子，驱散詹府的邪气，凸显出其泪水稀有且巨大的净化作用；在被当作刺客锁在牢笼里后，碧奴的泪水再次化为泪咒，引得官兵与百姓纷纷在泪潮中不由自主地进行自我忏悔。从泪箭到泪药引再到泪咒，碧奴的泪不断唤醒人们埋藏在灵魂深处或温情的回忆，或深重的罪孽，或善良的心性，以此净化着整个俗世，并不断以最为柔软的泪化作最具力量的话语武器，与传统的以官府与男性为主导的话语权力进行对抗。

三、现代性的审视

除了碧奴的泪水，苏童还不忘渲染一种自然性的语言。神话的产生与人类低下的生产力以及对自然力量的敬畏有关，因此，“一切自然力都被他们的想象形象化、人格化了”。且古代神话体现出的“以己观物、以己感物、推己及物”的移情思维，在苏童的重述中也通过对自然的神化呈现出来。在人们普遍将自身命运与自然象征缠绕起来的时代，一位说着方言、无人理解的寻子盲妇化作了青蛙，流出的泪水唤起了马人们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其他诸多神秘昆虫的叫声也纷纷引发了马人们的思乡之潮；碧奴在风沙中的哭声引来了无数沙哑鸣叫的青蛙、会流泪的金龟虫、由哭灵人的冤魂化成的金线蝴蝶，它们随着碧奴一起哭泣，使山岳颤抖、城墙崩塌，将简羊将军的心带回家乡草原。从这样一种对自然万物充满神性观照的书写中，我们可以窥见人们对于自己无法征服的自然具有敬畏且向往的情感。人们从自然中寻求自己生命的象征，破解自己的命运符码，将自然人格化甚至神化。

而这样一种对自然的神性观照，实则也是人们在世俗生活中对于自身生存与情感体验的一种隐晦而含蓄的折射与流露。马人们深藏着思乡之情，于是被青蛙与蚱蜢的声音和泪水唤醒；简羊将军日复一日地思念家园，因此在碧奴到来之际敏锐地感知到风沙中的哭泣声；哭灵人的冤魂难以平息，俗世的人们总有忏悔之事，因此金龟虫和金线蝴蝶被赋予了泪水与冤魂的含义。在这样一种自我与自然万物的相互指涉中，我们可以窥见原始先民们“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信仰。但是，在现代文明日益强大的当下社会，这样一种敬畏天地、鬼神及自然万物的原始信仰正随着个体自主性、能动性的高涨而逐渐消逝，进而导致以民间信仰为基础的神话传说及其存在的文化语境正遭遇着被淡忘与被遗弃的现代性困境。

所以，从民间集体失语的世俗性境遇与个体自然性言语的神性转变来看，苏童对于孟姜女故事的重述具有两重现代性意义：第一，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所普遍存在的对抗性与阶级性无法消弭。即使在同一群体内部，也存在着争执、疏离、互相排斥等状态，这些状态共同构成了一种群体性孤独的现代性境遇。而在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犹如无法被理解的碧奴一样，在踽踽独行之路上呈现出孤独的存在范式。第二，在工业化、信息化的现代文明中，随着人与自然之间“以己观物、以己感物、推己及物”的移情态度乃至敬畏天地、鬼神及自然万物的原始信仰的逐渐淡化，以及对于自然之物、自然情感、自然欲望等的束缚与压制，个体难以返归到完全自由、自然且完整的灵与肉的同一，现代人在极力解放个体自主权利与意识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规训与约束了。于是，以民间信仰为基础的神话传说及其存在的文化语境正遭遇着被淡忘与被遗弃的现代性困境。如何通过世俗性与神性的双重观照，来赋予世代相传的孟姜女神话之现代性内蕴，正是重述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苏童.碧奴[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2]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3] 苏童，姚涵.神话是飞翔的现实[J].上海文学，2006（11）.

[4] 吴义勤.“戴着镣铐跳舞”——评苏童的长篇新作《碧奴》[J].南方文坛，2007（3）.

[5] 朱宏.中国远古神话的文化意义与现代境遇[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8）.

[6] 吴雪丽，许巧云.民间·启蒙·全球化——从《碧奴》看一个故事的几种讲法[J].理论界，2007（6）.

作 者： 潘雨菲，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语文）。

编 辑： 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