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荀子是先秦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先秦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思想家。荀子提出“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对立。同时，他还严格区分人的自然生理之性与社会道德之性，认为自然生理之性是与生俱来的，即他所说的性恶；而社会道德之性则是后天环境教育养成的人为之性，即性善，他称之为“伪”。在荀子看来，正是因为人性本恶，礼和法的出现便成为必然要求，所以说荀子的人性论思想是其礼法思想的理论基础。荀子的礼法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最早将“礼”与“法”结合起来，实现了“礼”与“法”的融合；主张礼法并用、王霸兼用，实现了儒家由“礼治”走向“礼治”与“法治”的并举。

关键词：荀子 人性论 礼治

冯友兰说过：“孟子以后，儒者无杰出之士，至荀卿而儒家壁垒始又一新。”这句话足以反映荀子在我国哲学史上的地位。荀子的礼法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他将“礼”和“法”结合起来，实现了“礼”“法”融合，主张礼法并用、王霸并举，但是他又隆礼重法，始终将“礼”作为其礼法思想的主线。了解其礼法思想，可以更好地把握荀子对于社会管理的理念，还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荀子的哲学思想。

一、荀子的礼治思想

荀子继承了儒家关于礼治的思想，他极其重视礼治。据郭沫若考证：“《荀子》全书反复强调礼字，不见礼字的就只有《仲尼》和《宥坐》两篇。但自《大略》《宥坐》以下六篇乃‘弟子杂录，早成定论，足见向来认为荀子手笔的二十六篇之中，就只有《仲尼》一篇没有礼字了。”仅从礼所占篇幅来看，其重要程度可见一斑。荀子自己也提出“礼者，强国之本也”等观点，来突出强调礼的重要地位。礼之所以成为强国之根本，在于其不仅具有规范制度的作用，而且还对于人的指导教化及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礼治思想概述——礼治的来源及其内容

礼治思想是荀子社会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他探讨分析了礼的内容及其功能，对后来的社会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荀子在《礼论》中给出了礼的来源：“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这里提到人们都有欲望，欲望无度便会争夺，从而产生问题，所以礼的出现是为了节制人们的欲望，使人的欲望与物质达到平衡的关系。

荀子像孔子一样站在维护周礼的角度，其礼的思想是对周礼的继承与发展。礼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并为其制定规范，荀子的礼虽与法相结合，主张教化和刑罚并用，但他更重视礼仪教化，他对儒家的忠、义、孝、悌做出了细致的规范要求。他在《君道》中指出礼对于社会的规范作用：“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此道也，偏立而乱，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荀子在此指出“礼”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即君不偏私，臣要忠诚，父要慈爱，子要孝顺，兄要友善，弟要恭敬，夫要有礼节，妇要懂顺从。这些关系中的主从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服从关系，而是一定程度上的双向关系。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礼”为人们制定了这一系列的相处行为准则，人们遵守“礼”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的和谐安定。礼不单单在人伦关系的规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更在划分社会等级、明确社会分工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关于划分社会等级，荀子将财物作為礼的基础，通过不同的穿戴、文饰等来加以区分。正如我们平常所了解的皇帝穿龙袍用黄色，但是在平常人家这是见不到的；百官也可以用服饰来判断官阶品级。当时，在更多的情况下，服饰、乐器等好像都失去了本来的实用性价值，更多被用来判断、辨别身份。在社会分工方面，他提出农民耕作，商人贩卖，士大夫负责自己的事物，诸侯管理封地……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各司其职，担负好自己的责任，掌管好自己的事物，形成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局面，使整个社会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

（二）礼治中的公平正义——尚贤使能的公平用人原则

荀子生活在动荡过渡的时代，国家面临统一，选贤举能在那个时期尤为重要。荀子所提倡的尚贤使能与儒家基于血缘关系的“亲亲”的用人原则是相对立的。“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在这里荀子极力主张“尚贤使能”，认为尚贤使能是先王之道，它可以使贵贱均等，分清亲疏远近，使长幼有序。只要能做到这些，最终就会使得社会井然有序、国家政通人和。

荀子还提到了“尚贤使能”的选拔标准：“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以品德和能力来选拔官员，是圣王之道，也是儒家一直以来所遵守的原则。不以家世选拔而是用品德能力代替，对于国家、人民都是好事。国家可以得到真正有能力的官员来管理事务并有效执行；人民可以通过提高自己的品德能力得到国家的赏识重用，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为国效力。这是用人公平的体现，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更是一种进步的主张。对于选用人才的标准，荀子还提出：“取人之道，参之以礼；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义动静，度之以礼；知虑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积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临尊，轻不得以县重，愚不得以谋知，是以万举不过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参照礼义作为选贤的方法，体现选人重视的是人的德行；用人应因人而异，不用相同的方法对待每一个人，才能做到人尽其才；用礼义审视、观察人的言行；用智慧思维考察人的成果；日积月累检验人的功用。只有做到上述这些，才能使得真正的贤者得到重用，避免人才的流失。用正确有效的方法选拔人才，用人有道，打破了儒家以往尊亲任亲的局面，使得社会治理避开家族主义色彩，走上公平正义之路。

荀子还指出，选出的人才应该做到：“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选举出来的官员，他的品德必须和职位相称，职位要和俸禄相称，俸禄必定和作用相称。也就是说，要求官员在其位、谋其职，充分发挥其作用。上述所说的贤者就是指儒者，他高度评价儒者的作用，对儒者的学问、能力、道德、人格做出全面的解说，提出国家大一统的实现要靠大儒，统一之后的巩固也依旧需要靠大儒。要想在时局中争夺天下大业并加以巩固，就必须“尚贤使能”，这是巩固基业的基本要求和条件。

（三）礼治中的民本思想——君舟民水及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

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他目睹了人们在战乱中的困苦生活，所以他开始关注民生问题，并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性。民本思想是荀子礼治思想中的又一重要思想，他认为人民是国家之根本。他继孔子的“德政”和孟子的“仁政”之后提出“重民”“爱民”“裕民”的主张，在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君舟民水”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国家管理的重要因素，为君主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荀子在《王制》和《哀公》中做了“重民”思想的相关论述，提到了君民关系如舟和水的关系。他将君主喻为舟而将人民喻为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形象生动地突出了人民的重要性，警醒统治者要重民，只有这样才会免于被民众推翻。

关于“爱民”的思想，荀子在《君道》中提出：“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此处指出作为君主，只有做到爱民才能安坐政位。荀子还在《议兵》中提出“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要想变得强大就必须爱民，不爱民的君主就会变弱。荀子不止一处要求作为统治者的君主要爱民，君若不爱民，民就不会爱君，民众不爱君，必定不会拥护君主、不会为君主效力，那么君主的统治就得不到巩固，最终国家一定会衰败灭亡。荀子将爱民与君主安坐政位联系起来，旨在警示统治者要做到爱民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

荀子不但提出“重民”“爱民”的主张，更提出了“裕民”的主张。他提出，要先使人民富裕，才能进一步富国；只有上下俱富，社会才能稳定发展。荀子提出了“节用裕民”的主张，“节用裕民”而后藏富于民。另外，荀子还提出了“开源节流”的方针，保证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同时节省政府開支费用，以期实现“上下俱富”的社会理想。他反对政府聚敛钱财，并批评敛财的弊端。

只要能做到重民、爱民、裕民，君民必将和谐相处，国家的经济也定会蒸蒸日上，无论是于君主，还是于社会、国家，都是有益处的。

二、荀子的法治思想

荀子不像孔、孟一样仅仅重视礼治，他还加入了“法”的成分，提出其独特的礼法思想。“法”字在《荀子》一书中出现的频率高达一百七十余次，仅次于礼，足见法在荀子的思想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礼虽然具有规范制度和道德教化的作用，但是不具有强制性，要想保证礼的实施就必须加入法的元素，有刑罚制度的存在才能使得礼更好地实施，社会稳定得到更加强有力的保障。

（一）法治思想概述——法治的内容及其与人性论的关联

法治思想是荀子思想中的又一重要内容，与礼治思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为有法治的存在才能保障礼治得以施行，使得国家治理在法治的保障下更加顺利。“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由于人性本恶导致社会风气不正，国家局面混乱，所以需要用礼义教化，同时需要建立法治、重视刑罚去禁止，从而使得天下得到较好的治理而归于善。有了法的约束，大家才能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有了法的存在，人们才能在自觉遵守社会规范时遵守礼。但是，荀子所讲的法，与现在的“法”的概念不同，大多数时候不是指法律，而是指刑赏，即对于自觉遵守道德行为规范的好人用礼，而对于教而不化的顽劣的坏人实施强制性的刑罚制度，强制使其遵守，从而使得社会得到全面治理，国家得以安定太平。

法治的功能是以法治保障社会秩序安定。我们之前提到，人有好利、憎恨、好声色的天性，若顺着这些天性发展下去，便有产生争夺、互相伤害、违背社会制度、淫乱的行为，从而破坏伦理纲常，引起暴乱，造成社会动荡。因此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荀子提出，除了礼，还需要法来保障。“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这句话是说，人如果没有师长的教化和法治的约束，就会偏向险恶而不走正道；没有礼义，就会产生动乱而破坏社会治理。所以古代的圣王为了扼制人性之恶，便制定礼仪规范并颁布法度，用以矫正、改造人的天然本性，使他们符合治理标准归于正道。但是，荀子的法与现代社会的法的概念稍有不同，大多时候都是指刑赏制度。他倡导用法治来辅助礼治，这样既可以避免儒家过于理想化的礼治社会，又可以避开法家一味要求重刑罚的危害，使得道德和法治相结合，相互促进，共同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

（二）法治中的王霸思想——崇王黜霸以及王霸兼用的思想

荀子在王霸问题上首先是继承了儒家的崇王黜霸的思想，但他并不是完全否认霸道而提出王霸兼用的思想。荀子认为霸道在重视“方略”、审视“劳佚”以及积蓄力量准备战斗来击退敌人方面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他也认为这仅仅是小人之杰，根本不足以被大君子所称道，故而他在霸道功用的基础之上提出王霸兼用的主张。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霸道虽然在政教、隆礼和修习礼仪方面不足，然而能做到乡正“方略”，审视“劳佚”，谨用积蓄，修整备战，其指导方针大体正确。他看到了霸道在战争竞争中的积极作用，亦发现了王道在安抚民众方面的优势，所以他便提出将二者兼而用之，必定可以互补互成。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单纯的王道并不能抵御侵略，守护疆土，国家的兵力也不足以保家卫国。所以，为了避免亡国灭家的危险，施行王霸兼用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也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时为后来的社会管理奠定了王霸兼而用之的理论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礼治与法治结合——隆礼重法

荀子没有像孔、孟一样单纯将礼作为治理国家的手段，也没有像法家一样用严刑峻法管理国家，他主要沿袭儒家礼治的脚步，并吸收了法家的思想，引法入礼，强调礼法并用，实现了礼、法的结合。礼法并用，并不意味着法有超过礼的地位。在荀子眼中，礼高于法，所以荀子提倡隆礼重法。

荀子明确指出：“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此处强调了礼的重要地位，说礼才是根本，是大道，是总和。在礼法关系中，礼居于主要地位，是礼法思想的中心内容。王公顺应礼义便可以得天下，不施行礼义就会失去国家社稷。在礼治和法治的关系中，礼与法的地位不是完全平等的，法治是对礼治的辅助和补充，法是在礼的框架内实施的。礼治重视道德教化，法治的主要作用是强制，礼治和法治的结合是指在重视礼的同时引入法，使礼更好地实现，弥补礼在实施方面的不足。荀子始终将隆礼优于重法，将礼置于治国方略的首要地位，用法保障礼的实施，用礼协助法的制定，以期最终实现社会的最佳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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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孔繁.荀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作 者： 郭徽，首都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