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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得角文学源流考论

2020-02-28曾剑颖黄晖

长安学刊 2020年1期

曾剑颖 黄晖

摘要:佛得角文学是非洲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作时间不长但是成果丰富,尤其是在诗歌方面,留下了许多思想深刻、艺术技巧高超的作品。由于长期受到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佛得角的许多作家同时用葡萄牙语和本土语克里奥尔语进行创作。本文分别梳理了葡萄牙语文学和克里奥尔语文学的发展历程,以期弥补国内佛得角文学研究的空白,为非洲文学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佛得角文学:葡萄牙语文学;克里奥尔语文学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20)01-131-04

佛得角共和国,简称佛得角,位于北大西洋的佛得角群岛上,东距非洲大陆最西点佛得角(塞内加尔境内)500多公里,处欧洲与南美、南非间交通要道,包括圣安唐、圣尼古拉、萨尔、博阿维什塔、福古、圣地亚哥等15个大小岛屿。98%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少数人信仰基督教新教。这里天然资源匮乏,但是因为人口不多,政治稳定,旅游业繁荣,生活质量居非洲前列,成为非洲适宜居住的国家。佛得角的民族语言是克里奥尔语,但是葡萄牙语仍是佛得角的官方语言。佛得角群岛在1456年尚无人居住,后葡萄牙人在那里定居,居民还有来自几内亚湾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奴隶、种植园主和数量不多的葡萄牙罪犯,他们共同生活在群岛上,联系紧密,带来了生物学和文化意义上的克里奥尔化,克里奥尔语成为了佛得角的民族语言。1975年,佛得角获得独立,1981年结束了与几内亚比绍两国一党的局面,自1990年开始采用多党制,1991年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统治被击垮。民主人士组建了新的政府。在这种历史历程下,佛得角的作家多关注民族独立问题,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出各自对民族独立问题的思考。

一、文学发展概况

从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佛得角文学大致能分成两个阶段:古典派阶段和现代派阶段。古典派是把文学本土化的第一代作家,重要作家有若泽·佩洛斯、加奴阿丽亚·利特、佩德罗·卡尔多索和尤热尼奥·塔瓦热。1894年,佛得角的第一本文学期刊《非洲葡属殖民地的皇族》在圣地亞哥岛出版。1915年,佩德罗·卡尔多索的《佛得角人》在普拉亚出版。古典派的一大特点是紧跟葡萄牙的艺术形式,但是除塔瓦热和卡尔多索外,作家们没有反映出佛得角的独特生活背景。塔瓦热和卡尔多索不仅在作品中表现出佛得角的特点,他们甚至用当地的克里奥尔语进行创作。1936年出版的文学评论杂志《光明》标志着现代派的开始,它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的诞生,这种文学形式反映了克里奥尔人的独特文化和佛得角的社会经济状况。而巴塔萨尔·洛佩斯在这时期出版了小说《发簪》和小说集《当代佛得角短篇小说集》,这是佛得角的第一篇小说和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佛得角口头文学十分丰富,它的传统口头文学包括即席创作的诗句和通俗易懂的诗歌等,还有以歌唱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诸多文学类型,诸如莫尔纳、菲纳松、马尼扎斯、受扎卡等。莫尔纳是当地民间创作的最流行的形式。克里奥尔人通过莫尔纳表达爱情,表达忧伤,表达周游世界与见世面的愿望,表达讥讽、嘲笑等多方面感情。莫尔纳也经常用来记录当地干旱、暴雨、斗争等自然或者社会事件。莫尔纳形式灵活自由、方便用来表达情感。在不同的岛屿上,莫尔纳会根据当地生活方式的特点和居民的性格运用不同的表达方法,体现出不同的风格色彩。而《光明》杂志的出版促进了佛得角书面文学的繁荣。这本杂志囊括了诗歌、小说、短篇故事、文学评论以及历史考证专著。其中,因为葡萄牙殖民者没有重视佛得角民族形成的历史因素,产生了许多待研究的问题,所以佛得角的历史专著在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

从语言上看,佛得角文学可以分为克里奥尔语文学和葡萄牙语文学,这两种文学同步发展。佛得角的绝大多数居民都使用克里奥尔语,克里奥尔语和葡萄牙语一样都是有文字的语言,都是他们的交际工具。对当地人而言,葡萄牙语是官方语言,是中小学、代表会议、官方报刊所使用的语言:克里奥尔语是人民的语言,是全民使用的语言。佛得角的葡萄牙语文学相对成熟,而克里奥尔语文学并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克里奥尔语文学的创始者——艾乌仁尼奥·塔瓦雷斯、沙维尔·达·克鲁兹、彼得罗·卡尔多佐,都用葡萄牙语和克里奥尔语两种语言进行创作。后来,克里奥尔语文学有独立发展的趋势,在题材和体裁方面已经具有自己的特色,尽管在运用一般民间口头创作材料方面仍然与葡语文学有相似之处。但是总体而言,葡萄牙语文学的创作成果,无论从数量和艺术质量上都高于克里奥尔语文学。

从文体的角度看,佛得角的诗歌高度繁荣。可以说,佛得角文化的核心是诗歌,这与它的口头文学传统也有关。第一次诗歌运动发生在1890年,以佛得角当时的文化中心圣尼古劳为核心,持续了近40年之久,那时候的诗歌仍未反映出佛得角本土的文学特征,而是模仿了葡萄牙的创作风格,这一运动后来也被称作古典诗歌时期。1936年,新的文学运动爆发了,它以文学杂志《克拉里达德》为阵地,运动的主题是要反映克利奥尔文化和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这使佛得角文学结束了古典诗歌时期,进入现代诗歌时期。而小说的发展历程相对较短,成果相对较少,最早的小说作品出现在19世纪末,小说《奴隶》是最早的葡萄牙语作品。佛得角地区社会问题频出,却迟迟得不到解决,作家们更倾向于选择现实主义,希望通过作品反映问题,从而使人民关注问题。

二、葡萄牙语文学的繁荣

在佛得角,初期的葡萄牙语文学与本土的克里奥尔语文学不同,它是属于上流社会的。而到了十九世纪上半期,克里奥尔人的地方特色开始在作品中得到表现,葡萄牙语文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诗歌方面,佛得角的葡萄牙语诗歌发展,以三个事件为标志分为三个阶段:一、1936年文学杂志《克拉里达德》创刊;二、1944年文学小组《谢尔德扎》成立;三、1958年,由《佛得角通信》杂志的《文化副刊》形成的知识分子作家。

佛得角的葡萄牙语诗歌受到葡萄牙和巴西文化的影响。佛得角群岛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曾在圣尼古拉教会中受过教育,他们学习了欧洲古典文化。佛得角的文学像大多数殖民地文学一样,在最初的时候倾向于模仿宗主国文学,所以初期的诗歌受到宗主国影响较大,但是受到葡萄牙语文化影响远不止初期。例如,初期的克拉里达德派受到宗主国诗歌和伊比利亚民间创作的影响,三十年代的佛得角诗人受到弗莱德和柏格森理论的影。四十至五十年代,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佛得角诗人受到葡萄牙新现实主义的影响,开始具体地描述克里奥尔人的民族特点、生活习俗。巴西文化与佛得角文化的交流也影响了佛得角人的创作,佛得角和巴西由于历史、环境、生活条件等相似,所以彼此的文学发展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特别是巴西东北部的浪漫主义作家对佛得角文学影响深刻。巴西文学丰富了当地的诗歌,增加了作家口头创作的兴趣,还帮助克里奥尔人逐步放弃模仿欧洲,认清自己是非洲人而非“海外省的葡萄牙人”。

1936年的《克拉里达德》(《晴朗》)杂志聚集了许多当时克里奥尔知识界的优秀人物:巴塔扎尔·洛佩斯、曼努埃尔·洛佩斯、乔治·巴尔博扎、彼得罗·柯尔金诺·阿塞维多。《克拉里达德》杂志与其说是一本文学杂志,倒不如说是一本关于当地文化的总览,创作者们着力探索佛得角文学的本地特色。“克拉里达德”中最高龄的葡萄牙语诗人是乔治·巴尔博扎,他是岛上第一代重要诗人,代表作有诗歌《诗歌》(1954)、《孩子们》(1958),诗集《一个岛上居民的日记》(1955)。他的作品题材广阔、社会分析与内心分析紧密结合,不刻意利用同胞们的悲惨遭遇来煽情,他的创作使佛得角的葡萄牙语诗歌更具地方特色,是佛得角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巴塔扎尔·洛佩斯是“克拉里达德”小组赞助者和《克拉里达德》和《光明》杂志创始人之一,代表作品有《人群中有一奇人》(1947)等,他的诗歌都以奥斯瓦尔多·阿尔坎塔拉为笔名进行创作。在他的诗歌中,“祖国一母亲”这一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诗歌语言和形式都很优美,除此之外,他的诗歌往往构思精巧。曼努埃尔·洛佩斯是葡萄牙语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和小说家之一,他曾与巴塔萨尔?洛佩斯和若泽·佩洛斯共同发起文学运动、创办了《光明》杂志,代表诗集包括《一个落伍者的诗》《亚速尔群岛》和《克里奥尔人及其他诗篇》。他的全部作品,无论是诗歌或是小说,主题都与他自己在佛得角的经历有关,充满了浓厚的民族气息。他早期诗歌,充满了浪漫主义和不满情绪,又以一种忧郁而嘲讽的态度旁观自己。晚期诗歌中,个人遭遇带来的阴暗色彩逐渐消失,心理描写让位给现实分析,像农民这种普通人的形象开始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作品更倾向于传统的表现手法,多用韵,韵律精妙而复杂。彼得罗·柯尔金诺·阿塞维多是“克拉里达德”小组的另一位杰出诗人,代表作是《遥远的国土》。他是受到葡萄牙现代派思潮影响成长起来的诗人,但他并没有局限在现代派之中,他的创作吸取了“普列桑斯”小组的葡萄牙现代派所惯用的一些诗歌创作手法,贯穿着半谐音的自由体诗、韵脚错落的诗句。

1944年创办的《塞尔扎特》杂志形成的文学小组的成立是佛得角文学中的一个里程碑。“塞尔特扎”小组的诗人有阿京纳多·布里多·冯塞卡、加布里埃尔·玛利安诺、奥维狄奥·马丁斯、阿尔纳多·弗朗萨,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克拉里达德”优良传统的继承者。四十年代中期,佛得角群岛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诗歌与小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代表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佛得角影响重大,知识界开始接触先进的思想。参加“塞尔特扎”小组的人认为自己是完全成熟的、独立的共同民族与文化的代表。他们比“克拉里达德”时期的作家更加强调本国文化的非洲渊源。他们认为是非洲的思潮促使新的文学题材、新的思想和艺术的诞生,同时也促进了知识界学习克里奥尔语的热情。出生在佛得角群岛,现居住在葡萄牙的阿京纳多·布里扎·冯塞卡是用葡萄牙语创作的著名诗人,代表作是诗集《地平线》。二战后的作品中更强调本国文化的非洲渊源。阿·冯塞卡诗歌的特点具有高度的社会敏感性,他的诗歌是朴素而庄重的,蕴含着高度公民责任感以及高昂的革命情绪。他的诗作与克拉里达德派消极的冷眼旁观不同,他是积极地揭露现存制度的弊病的。非洲人背井离乡,受到种族和社会压迫的主题,在冯塞卡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出现。

佛得角群岛葡萄牙语诗歌史的第三阶段以《佛得角通报》的《文化副刊》的出版为标志。《文化副刊》登载了加布里埃尔·玛利安诺、奥维狄奥·马丁斯、特伦西奥·安纳奥里、昂内济莫·西尔维拉等人的诗歌和短篇小说。这个杂志诞生在非洲解放运动和葡萄牙进步力量的影响下。和其他的刊物或者诗选比较起来,它的社会性更强,笔锋犀利,勇于揭露社会问题。在《文化副刊》的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根据契约从事强迫劳动的佛得角人。同时,也第一次出现了毫无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比如描述得角居民移居邻近的、号称“绿色地狱”的普林西比岛和圣多美岛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布里埃尔·玛利安诺接近民间口头创作传统,在《遥远的路》中他书写了普林西比岛和圣多美岛的劳工没有回头路的悲惨情景,在《监工专员》中谴责了充当监工的佛得角人。昂内济莫·西尔维拉在《契约劳工》中号召契约劳工不要再徒劳无益地忍受下去,不要光忍受下去,要起来反对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在《警告》中公開警告压迫者。马里奥·冯赛卡在《非洲,我在这里》这首诗中企望自己的故乡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在小说创作上,佛得角的小说曲折发展,创作历史并不长,但是逐渐走向了揭露性强的现实主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了初期的小说作品。巴塔扎尔·洛佩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和安东尼奥·阿乌列利奥·贡萨维斯这几位作家都把宣传当地文化,研究民间口头创作、语言和宗教中的非洲因素和欧洲因素看作是自己首要任务。小说注重反映岛国的现实,比如因经营或者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危机还有农村公社的解体等。在佛得角,小说《奴隶》是最早的葡萄牙语作品,讲述的是19世纪前期,圣地亚哥岛上的黑人摆脱奴役获得尊重的故事。1947年,巴塔萨尔·洛佩斯的长篇小说《希金尼奥》问世,这是佛得角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共三部,采用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名叫希金尼奥的克里奥尔青年性格的形成过程。在佛得角,由于克里奥尔语文学中不论诗歌还是小说篇幅都不长,因而他们并没有长篇小说的传统。巴塔萨尔·洛佩斯创作长篇小说时借鉴了巴西语和葡萄牙语小说家的创作。从巴西的东北派借鉴了对具体社会结构进行严密分析的方法,他重视民间生活的传统形式和日常生活方式,而葡萄牙教育小说又教给他细致地描写主人公的内心生活。

几年后,曼努埃尔·洛佩斯出版了他的小说《暴雨》(1956)、《小巷鸡鸣》(1958)和《东风劲吹》(1960)。《小巷鸡鸣》描写的是走私贩子的故事,他后来将这篇小说收纳进他的短篇小说集《小巷鸡鸣》中,这部短篇小说集包含了他前后期的短篇小说创作。他后期的短篇小说创作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即将民间创作传统和文学家的修辞手段结合起来。他善于吸取民间创作形式,诸如开场白和结尾,但是他并没有完全遵照传统来,而是有选择地进行运用。他的作品将叙述与议论相结合,在书中运用议论直接表明看法。他的长篇小说《暴雨》全面地呈现了佛得角社会,包含了各种阶级和人群。作者通过曼涅·金这一形象传达了他关于土地和人不能分离的思想。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东风劲吹》将注意力集中在人与自然界的斗争上,小说并没有深度反映农民悲惨生活的根源,但是全面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图景。

安东尼奥·阿乌列利奥·贡萨维斯是短篇小说家,他的代表作是《浪荡的女儿》和《妮娅·坎迪妮娅·谢娜的葬礼》。他擅长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在作品中加入深刻的心理描写。注重文本的修辞和作品的形式,追求结构的优美。贡萨维斯两篇代表作都发生在城市,在短篇小说《浪荡的女儿》中表现了城市的环境和存在的诱惑对女性的毒害。而小说《妮娅·坎迪妮娅·谢娜的葬礼》则是一篇抒情意味浓厚的,关于善良的黑人妮娅的故事。

三、克里奥尔语文学的繁荣

十九世纪末,克里奥尔语文学与岛国的葡萄牙语文学大约同时诞生。1893年是沙维尔·达·库尼亚的《爱情的痛苦》问世是克里奥尔语的佛得角文学诞生的标志,而克里奥尔语的第一代诗人是艾乌仁尼亚·塔瓦雷斯、沙维尔·达·克鲁兹、彼得罗·卡尔多佐。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来自人民,深深扎根于土地中,对岛屿有依依眷恋之情,熟练掌握传统的民间创作手法和口头的民间创作形式——莫尔纳、菲纳松、马尼扎斯、曼扎卡等。尤其是莫尔纳,成为了所有克里奥尔人最喜爱的创作形式。

艾乌仁尼亚·塔瓦雷斯是克里奥尔语文学的创始人之一,号称“克里奥尔歌手”,代表作品有《致大海之歌》,如今这首诗早已成为佛得角群岛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1916年,艾乌仁尼亚·塔瓦雷斯出版了作品《爱存》和《爱的疾病:荆棘的冠冕》,而他最重要的著作则是在他死后才得以出版的《莫尔纳:克里奥尔诗集》。他不仅了解葡萄牙,而且对法国与英国的古典和现代诗歌颇有研究,拥有了他人没有的宽广视野。塔瓦雷斯也尝试过用葡萄牙语写诗,但他其作品的重要价值以及诗人在本国文化史中的地位则主要还是体现在他的克里奥尔语写作上。事实上,艾乌仁尼亚·塔瓦雷斯是第一个使用本民族语言写作的诗人,其创作手法上的突出特点即是遵循民间传统。塔瓦雷斯尤其擅长莫尔纳的创作,他谱写的莫尔纳舞曲朴素而饱满,是吸收了佛得角和伊比利安文学传统的优秀作品。塔瓦雷斯的诗歌颂真爱,诉说离别、渴望以及对家乡的记忆,表达了对寡情和自私的人的鄙夷。同时他还流露出诗人侨居国外的情感体验,他的诗中多细腻而抒情的描写而非慷慨激昂的表达。

和艾乌仁尼亚·塔瓦雷斯同时代的还有沙维尔·达·克鲁兹和彼得罗·卡尔多佐,这两位不仅把他们周围的现实写进作品,而且把像世界大战这样的大事也写进作品。彼得罗·卡尔多佐代表作是诗集《格斯佩里德花园》和《土地的孩子们》,在这两部诗集中,他把祖国的文化财富传递给他的同胞,他重视民族独立的问题,强调佛得角和非洲的亲近关系,强调几内亚和苏丹文化对佛得角文化的影响。他常常在小说中提出社会问题,但是因为审查制度,所以多用隐喻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收集并记录了欧化程度最轻的索塔文图群岛中的福古岛、圣地亚哥岛和布拉瓦岛三岛的民间创作,借此在1933年完成了他的诗集《佛得角群岛的民间创作》。

现代克里奥尔语诗歌的特点在于它鲜明的社会目的和同非洲的血肉联系,代表性人物是考贝迪安诺·丹巴拉和考贝迪安诺·孔诺蒂,两个诗都是“葡属”几内亚反殖民主义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孔诺蒂的诗歌创作目的是为了提高战士们的战斗士气,所以他所采用的一切艺术表达手段、一切描写方式,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考贝迪安诺·丹巴拉的作品描写了被欺压的,受苦受难的克列奥尔人,指责和他同时代人的逆来顺受。考贝迪安诺·丹巴拉也采用莫尔纳这种体裁,但是对他来说,诗歌的艺术修饰不如诗歌的目的重要,他想要利用詩歌激发听众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现代克里奥尔语诗歌比葡萄牙语诗歌更具有更高亢的战斗精神和更强烈的革命热情。

在小说方面,克列奥尔语小说在现阶段已不如诗歌那样流行,但仍具有与诗歌相似的许多特点。小说作品也像诗歌那样,大多短小精悍,被称为“故事”。“故事”这个词与俄语中相应词的意义并不相同。因为在葡萄牙语中,“histofia”一词有“往事”“事件”“情节”和“故事”“轶事”等意义。“故事”这种体裁同时兼有戏剧、小说与诗歌的因素。它描写的往往是短小的、滑稽的场面,在结尾处劝说大家向善。“故事”和上面提到的莫尔纳一样,介于书面文学与民间口头创作之间。专业文学家也会创作和在报刊上发表很多“故事”,在流传中作家的名字往往会被大家遗忘,但是作品却会像民间作品一样以口头的形式流传在民间。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和莫尔纳一样,“故事”在表达手段方面,与民间创作的作品非常相近。最近,思想急进的年轻一代作家若昂·克列奥法斯·马丁斯(笔名钟伽)和塞尔日奥·弗鲁佐尼,都采用“故事”的体裁。弗鲁佐尼和马丁斯运用了关于动物的一套连环的民间故事(其中描写了贪婪而愚蠢的狼和它伶俐的侄儿),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一些带有反殖民主义色彩的讽刺性速写。

四、结语

纵观佛得角文学的产生、发展与变化,它的民间文学和口头文学是十分繁荣的,直到《光明》杂志创刊,书面文学才开始蓬勃发展:就就文体发展而言,它的创作成果主要集中在诗歌和小说方面,而诗歌的创作热情和创作成果要远远高于小说它的葡萄牙语文学的创作成果要优于克里奥尔语创作成果,但是克里奥尔语文学逐渐找到了自身的特色,有独立发展的趋势,在向受宗主国影响的同时,也逐渐找到自身的非洲立场和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