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鹏

近日有报道指出，武汉市共2000多个社区，街道干部、社区居委会、公安、物业等，外加下沉的三万党员职工平摊到每个社区只有几十个人，靠这几十个人对接最多达数万人的社区，工作难度可想而知。这些报道可能存在夸大的情况，但也反映出一些问题。疫情暴发以来，社区成为各地疫情防控的一线力量，社区工作人员非常辛苦，工作卓有成效，但基层力量与能力的不足显然构成疫情防控的结构性问题。

从大的方面来看，社区的情况实际上反映了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尤其是基层治理体系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此次疫情是对于基层治理的一次“超负荷”挑战，事实上几乎超过了一些地方现有制度和机构人员的承载力，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以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街道吹哨、部门报道”等制度一直被视为基层治理创新的典范。而此次超负荷危机的出现，让我们意识到这些制度虽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同中央对基层社会治理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要求相比，同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风险挑战和艰巨任务相比，确实还存在着处置能力上的差距。对此，不妨把这次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层面的问题作为一个契机，既进行一次深刻反思，又本着见微知著、亡羊补牢的态度，在疫后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我认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

第一，民主与治理。社区层面的问题，表面看是人员规模的问题，本质上是治理的原则和路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