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娟娟 苟 倩

21世纪20年代的开场，是一场人类的劫难：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这场劫难必将被载入史册，成为子孙后代评头论足的一个话题。而这场劫难留给当代存在的人类是一定程度的思考。

一、疫情下的经济学思考

（一）世界人口是否已经过多

灾难总是会引起恐慌。比如美股的数次融断，比如世界各国民众的逃亡式选择等等。再次出现的、与SARS接近的瘟疫的流行让人不禁想起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认为：如果人们未能通过道德抑制控制住人口的增长，则恶习、贫困、战争、疾病、瘟疫、供水等各种形式的积极抑制将会使人口减少。纵观当今世界，可以说，马尔萨斯提到的“备用的”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如瘟疫、战争、恶习等），已经在发挥作用。人类社会可能不能完全理解马尔萨斯或者马寅初等学者的理论，但是，他们提及的影响因素，总是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思考。人口的问题，尤其是如印度等国家人口不间断地、如军备竞赛般持续地增长，也许应该引起世界一定程度的重视。

（二）世界是否应该全面发展社会主义

中国在这场抗疫战中的表现，为世界各国所肯定，而成功抗疫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运作机制。那么对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是否应该从心理接受甚至去发展社会主义呢?现在还不能肯定这是不是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课题。社会主义相对于共产主义也是有缺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疫情期间，西班牙宣布所有医疗资源收归国有，可以说，疫情迫使西班牙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运作方式迈进了一步。疫情期间，美股出现几乎无理性的数次熔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背后支撑股市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心理在发生动摇。

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提到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我国当初虽然接受了他的伟大思想，但是因国情的考虑，没有选择发展资本主义而直接选择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选择，在21世纪的疫情面前，显现出了它的明智。没有疫情，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积极地去改变，这和没有困难，也不会积极地去寻求人才是一个道理。中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一个行为个体，其政治经济发展选择终于在一场疫情面前为世人所称道。

（三）疫情面前我们应该怎样选拔和对待人才

为什么疫情经济学中要突出人才这一要素?这是因为在生死攸关的疫情面前，不同政见等的因素都不再过多地发挥作用，所有人齐心协力服从指挥，而唯独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人才。此次疫情欧洲某女科学家受采访时提到，让平时每月领1800欧元的科学家们在危难时刻提供出立竿见影的药方是不可能的，她建议大家去找平时每月领100万欧元的梅西等球员去要方案。这一方面，我国从思想道德教育上给予的疏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介绍了钟南山院士简朴的居家生活，从侧面号召大家向他这样过简朴生活也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学习。不得不说，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崇尚的人才的特点之一。

此次疫情，钟南山院士再次挑起大梁，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之一，所以至少可以简单地作出一条总结：他这样的人是大家面对疫情需要的人才。什么是人才?《辞海》解释为：有才识学问的人；德才兼备的人。在疫情这样的事态面前，说白了就是在坚守集体道德的情况下，能把事情办成的人。

疫情需要的是人才不仅仅是科学界的，也需要诸如医疗、行政、新闻、文艺、军事界等各个领域的人才，为的是在疫情面前最大限度地确保社会稳定、健康的发展。

疫情经济学不是简单地停滞经济学，因为人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言，其思维是一直活跃的，只要人才的思维不停滞，就可以想出办法与出路来。

二、疫情经济学给予的思考：人才的等待

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人才，而且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从古至今都有这个问题。社会发展似乎没有时间去关心每一位人才的境遇，但是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大大小小的问题，不断挑战着人才们的能力。包括疫情在内的种种难题，就是人才们“脱颖而出”的机遇。试想一下，没有难解的大事，刘备怎么会去“三顾茅庐”？

史料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在其16岁时即展现了过人的政治军事才华，但是因其父与其兄政见相合，才“迫使”李世民不得已弑兄逼父夺取王位。2019年7月中国上海人才市场某求职者跳楼事件为群众所围观。这一古一今全然不同的两件事，可以看到“在等待中爆发和在等待中灭亡”的两个极端案例。事实上，一些普通的大学生在平时也会表达出自己可以胜任一国元首之职的想法。面对人才的济济和舞台的狭小，如何不断修订出良好的激励机制，是一个挑战。

人才的出现往往不受种族、年龄、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制约，如当前芬兰新首相34岁的桑娜·马林抑或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男领导人，以及奥地利现任总理库尔茨等现象的出现，表明了稳定和良好的经济发展的领头人不一定非得是要等待到了中年或者是老年的人。自古英雄出少年，不同时空的良好做法，是值得借鉴的。如果不能提供更多、更广阔的舞台给人才们，至少应该在待遇上让人才更加安心，注意解决人才的待遇问题及后顾之忧。国内目前仍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以往经常提到的“脑体倒挂”的问题，如何利用待遇或者是激励机制安抚等待中的各个领域的人才，不让人才们产生心理障碍，从而可以安心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或者长处，可以说是当前面临的一项课题。通过公示教育向钟南山院士等人学习简朴生活是一种办法，但是不应作为唯一的“杀手锏”来应对人才们的质疑。如果措施得力，使人才们都能达到存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安全心理，则求生的焦虑感将不会太影响才能的发挥与贡献。

人很难达到完美，那么人才在被发现及重用之前，是不断迈向完美的修炼与等待。佛教里面的《金刚经》中提到释迦牟尼佛曾经“于过去五百世做忍辱仙人”，虽然里面是宗教的宿命论思想，但是可以一窥宗教里面提到的“等待”是多么漫长。我国古代姜子牙的境遇也可以给人才们带来安慰。姜太公虽然直钩垂钓等到80岁才被重用，不过总是比历史上无数郁郁而终的人才的结局要好得多。当前我们经历的通信行业的工业革命式的发展，似乎又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既然是新时代了，就不应像古代那样让很多的人才们再去郁郁而终或走上绝路。

无论是否面对难题与挑战，选拔和任用人才都是平时不可忽略的功课。选拔人才的标准有很多，但是无论如何道德标准都是不会也不应被放松的。不能放松的原因可以想见：比如，如果让不能有效控制自己本能冲动或欲望的领导者当权，则可能会导致毁灭性的或大或小的战争或冲突的发生。

就我国而言，注意培养和选拔高素质的人才，短时期内，可以保证我国作为一个行为个体，光明磊落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长期来看，用高标准选拔人才，可以保证全人类的繁衍长长久久。这是因为，作为领导者，必须要在强调自己群体安危与发展的同时尽可能地去“利他”，这样才能保证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长久地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