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永海

(中央民族大学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1)

在前4篇论文中，笔者主要分析北京话的满语底层、轻音及儿化等问题，本文讨论“满式汉语”。戴昭铭先生在其《“满式汉语”和京腔口音》一文中认为，笔者关论著“否认了‘满式汉语’概念的现实性，也就否认了赵先生关于满汉语言接触研究的全部价值”。[1]在赵杰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满式汉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有必要理解何为“满式汉语”。赵杰关于“满式汉语”的论述很多，本文不一一举例分析评论，将讨论内容分为“满式汉语”产生的年代、“满式汉语”形成的途径、“满式汉语”对汉语的影响、何为“满式汉语”、关于努尔哈赤的“回帖”、赵杰学术观点的转换等6个部分，且以精选举例赵杰有关“满式汉语”论述而说明问题，不作过多评论。

一、“满式汉语”产生的年代

赵杰关于“满式汉语”产生年代的论述，可归纳为三个不同历史时期。

1.清初期说

(1)辽人所讲官话，“成为明清之际辽沈地区为中心的汉、满、蒙古诸族共同使用的满式汉语普通话，也就是外国人所称的mandaran(Chinese)的基础。”[2]65

(2)“这个回帖真实地记录了努尔哈赤的口语风格，也极为珍贵地反映了后金、清初年间的满式汉语的基本面貌。”[2]66

(3)林焘认为，清初在旗汉人“所说的汉语方言就成为八旗的通用语，八旗入京，他们把这种方言带来北京”。赵杰认为：“这种通用语实际上就是满式汉语(大体上相当于前人所说的‘旗人话’)。”[2]213

(4)“满族的‘轻音’‘儿话’，底层词加汉语东北话融合成了清初的满式汉语，成为清代全国的权威方言——北京话。”[3]70

2.清中期说

(1)“从东北带来的汉语方言和满蒙汉军旗人带有满语味的旗人汉语，至乾隆年间两者充分融合成一种满式汉语。”[3]78

(2)“由满语京语转换到满式汉语的初期”，“经历整个乾隆时代，到了满式汉语充分发展后，内城的满式汉语已经比较正规化了。”[3]90

(3)“也正是这种特点使当时带有满语京音和大量的满语口语词汇的满式汉语由雏形到充分全面的发展，至嘉庆年间已经完全定型。”[3]86

3.清后期说

(1)“到了清末，满汉语言经多层数代的接触与融合，终于优化出一个公认的权威方言——高级满式汉语(主要是京腔)。”[2]151

(2)“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全国的满族基本上完成了从满汉双语到满式汉语(mandaran)的单语制的替换。”[3]104

(3)“清朝下半叶又一个一百年的时期，正是满式汉语覆盖官话汉语，两者融合成京腔的时期，同时也是京腔在全北京城普及的时期。”[5]20

(4)至道光、咸丰时期，“满族已基本上完成了从满语到满式汉语的转换。”[5]11

二、“满式汉语”形成的途径

赵杰关于满式汉语形成途径的论述很多，本文选取其中5例。

(1)“京腔的真正形成是清初，京腔的创造者是往返于东北和北京之间的满蒙汉军旗人”，还“包括辽金时期和更早定居在关东的东北汉人。”[2]3

(2)“正是在清初入关前后的这个时期，满族先是学习东北话，后来带着双语进入关内，再后则是用自己的汉语取代了自己的满语。”[3]71

(3)“mandaran是女真、满族和金、清政权的文化产物，也是他们满语改成汉语过程中的一种语言成果，这种满式汉语形成后，从清代以来对汉语北京话进行了有力而有效的改造。”[3]105

(4)据徐通锵的观点，满族入关，东北方言扩散到北京，“覆盖了原来北京土话，使其成为底层”。赵杰认为，这种“覆盖主要是这一时期开始实施的，实际上是形成了满式汉语权威方言为主，官话汉语平民方言为辅的又一次言语大融合。应该说，这种融合是一种以满语为底层的旗人话和以方言为底层的汉人话的叠层，这种叠层融合的结果是京腔的产生。”[5]19-20

(5)嘉庆朝之后，北京内外城界限被打破，“旗人的满式汉语和汉族的官话汉语又是一次全面的相互影响和融合”。[3]87

三、“满式汉语”对汉语的影响

赵杰论著试图说明，“满式汉语”对汉语的影响，特别是对汉语北京话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如果没有满语，北京话是不可能形成的。

(1)“过去学者没有发现满语对汉语有那么大影响，其原因是没有找到满式汉语这一转换的过渡阶段。”[5]15

(2)“满语作为母语底层，极大地丰富了目的语的汉语表层，从‘满语京语’到‘满式汉语’再到‘京腔’北京话，消亡的满语曾经在融合的层次上给汉语留下了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宝贵的语言财富。”[3]91

(3)“清代内城的北京话由满语转向汉语，主要是北京满汉旗人共说的满式汉语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作用。”[5]15

(4)“至少在金末，以女真语为底层的汉语官话已经在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正式形成了。”[2]35

(5)“中国最重要最丰富最典型的双语接触恰恰是满汉双语的接触”，满语影响汉语，“以其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受益于满式汉语。”[4]4

(6)“以满式汉语为底层的北京汉话和普通话的差异越来越小，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京腔已经并且还在继续为丰富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默默无闻地做着新贡献。”[2]223

(7)乾隆年间成书的《红楼梦》“创造了以满语为辅，以旗人汉语为主的京腔语言风格”。[2]81“《儿女英雄传》的语言是典型的满式汉语”，“他(文康)所用的地道的旗人京腔正好反映了当时满式汉语的真实面貌。”[2]119“老舍把满式汉语巧妙自然地融进官话汉语中，令一般人难以察觉。”[2]171乾隆皇帝“本人可以说是一位使用满式汉语的巨匠”。[2]102

(8)“清代以来著名的旗人作家大都使用满式汉语(mandaran)创作。尤其是风靡明清的小说语体，在清代改成这种满式汉语更能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以及民国以后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正红旗下》等名著，乃至于今天满族作家王朔参与创作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都曾经在北京全城引起过京腔热的‘轩然大波’。”[3]105-106

四、何为“满式汉语”？

赵杰著作仅说明“满式汉语”的某些特点，如，“轻声、儿化是满式汉语最典型的语音现象”等[2]242，而从未交代何为满式汉语，让研究人员难以理解满式汉语的确切概念。戴昭铭先生认为，赵杰“‘满式汉语’的所指相当宽泛，其概念也较模糊，似乎只要是满族人所说所写，无论其时间、地点、语体或文体，都是‘满式汉语’。”[1]虽然戴先生举例分析相关情况，但也没说明“满式汉语”到底是何种语言。

瀛生先生认为，清军入关后，满族开始学汉语，而且“说出汉语来，颇似元代的白话碑文上所写元代蒙古人的汉语，用满语语法和句式硬套汉语，因此文理不通”。据瀛生先生观点，“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用契丹语译汉语，‘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将是‘明月里和尚门子打，池塘里树上老鸦坐’。这就是依阿尔泰的语法译成的汉语。”[6]瀛生先生还指出，清初“满族人使用满语语法式的汉语”，“清初满人入关与汉人密切交流，满族人使用语法欠正确的汉语与汉人交流，产生满语式汉语。”[7]

祖生利先生提出，元代白话碑文“基本是蒙古语语法的照搬”，“即通常所谓的‘直译体’”，也可称之为“蒙式汉语”。[8]

林焘先生认为：“元白话碑文中的所谓‘白话’，晦涩难懂，实际上杂揉进蒙语成分的不地道的汉语，是不高明的翻译”，“女真式汉语、契丹式汉语、蒙式汉语”都是按其语法翻译的汉语。同样，“满式汉语”是按满语语法翻译的汉语。凡是用满语语法翻译的汉语都是“满式汉语”，否则都不能算作“满式汉语”。满族人初学汉语时，出现“满式汉语”现象并不奇怪，这是学习另一种语言时必然要经历的阶段。[9]

五、关于努尔哈赤的“回帖”

戴先生认为，赵杰把“满式汉语”分为“高级”和“初级”，“既不符合事实，更不符合语言学理论原则”。戴先生列举4个例子，认为努尔哈赤的“回帖”(1)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努尔哈赤向朝鲜的“回帖”，原载朝鲜人申忠一著《建州纪程图记》。“作为‘满式汉语’的一种文本样式还可以”，并引用赵杰论著的全文。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赵杰认为，回帖记录努尔哈赤当时的“口语风格”，“反映了后金、清初年间满式汉语的基本面貌。”[2]66回帖是盖印的官方文件，将其当作努尔哈赤的“口语”有武断之嫌。在《建州纪程图记》中，记录努尔哈赤其他话语。如，下属要去朝鲜做买卖时，努尔哈赤讲：“朝鲜不许上京之前，你等决不可径往满浦买卖。”他让部下传话给申忠一说：“崎岖远路，跋涉劳苦，厚意至厪，多谢不已。”这些话与回帖中的语言水平显然不同，到底哪些话反映了努尔哈赤的“口语”？很难说清楚。回帖作者的汉语水平似乎不高，但表达基本通顺清楚，不具备“满式汉语”的特点，不属于“满式汉语”。

赵杰未交代其论著所用努尔哈赤“回帖”引自何处。与《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10]所收“回帖”对比，赵杰引用“回帖”错误颇多。如，把“女直”写为“女真”，把“助兵之礼”写作“助兵之乱”，把“助兵之礼”改为“动兵之乱”。此外，改动原文献的标点符，如，把“着我的达子住着，看守你的边疆”改为“着我的达子，住着看守你的边疆”，并将此作为努尔哈赤的“口语”特点。赵杰认为：“(回帖中)‘说知’、‘送还’这种连动结构，是努尔哈赤的首创，还是近古汉语发展趋势使然，有待进一步研究。”[2]67汉语连动结构不是努尔哈赤首创的，在近代汉语文学作品中，汉语连动结构屡见不鲜。如，在南宋小说《世说新语》中，就有“送还”一词，与其同义词还有“遣还”“持还”等。明代文学作品《金瓶梅》中也有“拆洗”“贩卖”“听信”“感悟”等连动结构的词语。

赵杰还认为：“(回帖)行文中几处语句不像汉语语法，如‘为夷情事’、‘我用价转买送去’、‘我得知’等，而且句子前后搭配过于简洁，很少用虚词。”[2]67赵杰所举例句中，后两者在近代汉语中常见，完全符合汉语语法，不是外来品。“为夷情事”(为……事)是在明清官方文件中常见的句式，而“回帖”作为官方文件，语句理应简洁明确，虚词越少越好，况且这三条句子没必要再添加虚词，也无法添加虚词。赵杰认为，“这三个句子不像汉语语法”，那么，像什么语法？作者始终没做回答。

赵杰著述经常把“北京话”“北京官话”“京腔儿”“旗人话”“国语”“北京汉话”“官话汉语”“标准语(音)”等概念统统装进“满式汉语”的大口袋里。这就说明，赵杰认为这些概念与“满式汉语”相同或相似。其实这些概念与“满式汉语”没有任何关系，如，所谓“京腔儿”又称“京味儿”“京片子”，是对北京话特点的概括表述，而不是“满式汉语”。“北京话”和“北京官话”是两个不同概念，赵杰却常常把二者混为一谈。

赵杰关于“满式汉语”的论述有不少矛盾和混乱之处。如，赵杰认为：“清初进京的各路女真方言融合的满语叫京语。”[5]5-6满式汉语早在入关前努尔哈赤时期已形成，为何又说：“满语是通过满语京语影响京旗的满式汉语，进而影响全国的汉语的？”为何又把北京话形成的顺序排列为“从‘满语京语’到‘满式汉语’再到‘京腔’北京话”？[3]91

为充分说明问题，再举几例。

(1)“外国人至今以mandaran(直译‘满大人’)，来代替‘北京官话’，实际上就是这里所指的满式汉语。”[4]6

(2)“所谓‘国语’和‘标准语(音)’，虽然不包括个别的土音土词，更没说是mandaran，但实际上其主体就是满式汉语。”[3]106

(3)“入关后，由于这种满式汉语是清廷和旗人说的语言，也就作为权威方言影响了全国，成为北京官话，欧美人把这种语言称为mandaran(‘满大人’的音译)。”[3]71

(4)“新中国高度统一的50(40)年，使得首都的北京语音越来越国语化了，以满式汉语为主体的北京话正在迅速地缩小着和普通话的距离。”[3]106

(5)“到1635年皇太极改国号‘金’为‘清’，改民族‘女真’为‘满洲’时，满族的绝大部分已经熟通汉语了。”1644年清军入关，“清朝继先世女真的金朝之后，又一次在北京使用着相同口音和言语特点的汉语官话，表面上是由金式汉语改成满式汉语(即mandaran)，实际上正是幽燕汉语的同一个少数民族的地方变体。”[3]104

六、赵杰学术观点的转换

通过对赵杰关于满汉语言相互影响论述的介绍，可知其学术观点的转变轨迹。20世纪80年代赵杰发表的《汉语的影响和满语的连锁式演变》(2)此文完成于1989年，1991年被收入北京大学东语系编《基础语言学》。《论满语中汉语借词的发展》[11]二文认为，汉语在构词、音位、音系、音节、重音、类型、元音和谐等方面对满语产生深刻影响，满汉语言相互影响的结果，使满语发生连锁式演变。

1987年，林焘先生发表《北京官话溯源》一文，认为自辽至清，不断有大批内地人移居东北，其中大部分是被掠去的，被掠人所说的幽燕汉语、北京及其附近的方言，扩展到东北地区，形成通行于东北的通行语——东北方言。这种通行语在金朝迁都燕京时，跟随女真人第一次回到北京，清军入关这种方言再次回到其“故乡”北京。入关后，外城汉人说土生土长的北京话，内城八旗人员说从东北带来的汉语方言，两种方言虽然来源相同，但相互间差别不大，经过长期交流融合，成为现代北京话。

从赵杰1990年刊发的《官话迁徙与京腔移植》[12]一文内容来看，作者不仅接受林焘观点，而且还有所发挥。如，关于东北共同语的形成，赵杰说：“带有早期幽燕方言基底的东北汉语实际上已经成为金朝上下的通用语。”1153年，女真人迁入北京，“使得二百多年前由契丹带走的幽燕汉语又回到燕京。”1644年，清军“就是带着这种语言重新入主中原”。1421年，明朝迁都北京前后，“这时以幽燕汉语和东北汉语为基底的北京话早已基本形成”，而且元明时期的其他方言，“也不会替换或动摇原来的北京话基底”。但也有些提法与林焘不同。如，林焘先生认为，土生土长的北京话和进京的东北方言融合成现代北京话。赵杰则认为，“京腔”是“八旗人带来的有幽燕方言底层的东北方言……和汉语北方话(含下江官话)成分的语言融合体。”

1993年，赵杰出版论文集《现代满语与汉语》，其“导言”中出现“满式汉语”“金式汉语”“金式幽燕汉语”、mandaran等新概念。该书“导言”认为，元明时期女真人和北京汉族“继续熟用金式汉语”；“南城汉人本来说的就是金式幽燕汉语”，“为模仿满式汉语提供了便利”；“这些众多的八旗人员和‘上等’的满式汉语，对明代本来就是以金式幽燕汉语为底层的北京话起到了决定性的导向作用”；mandaran“实际上其主体就是满式汉语”，“满语影响汉语使汉民族共同的基础方言——北京话带上了强烈的满式汉语色彩”；满语影响汉语，“以其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受益于满式汉语”。这篇“导言”的发表，预示着赵杰学术观点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996年出版的《北京话的满语底层和“轻音”“儿化”探源》，颠覆赵杰原来学术观点，试图以北京话的满语词(底层)，满语的“轻音”“儿化”，以及满式汉语对北京话和汉语的深刻影响等来论证北京话发生连锁式演变。语言事实证明，这是伪命题，违背语言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赵杰的研究误导一批人，有些学者或作家则不加考证，人云亦云，轻信赵杰观点，认为汉语“巴不得”“打发”“央告”等词语是来自满语的。甚至把“满式汉语”视为北京话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将北京话发展历程划分“唐幽州语、辽金幽燕语、元大都语、清初满式汉语、道光以后现代的北京话” 等历史阶段。在“《红楼梦》存有大量幽燕和满式汉语”，曹雪芹用“满式汉语进行创作”。[13]这种盲目轻率的学风，可笑且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