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琴 谢冬文

(湖南科技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一、地理批评学概述

约翰·洛克(1632-1704)以后数百年，欧洲长期盛行以功利性“理性”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德国哲学家尼采在许多作品中解构了欧洲中心主义，消解了欧洲思想界构建数百年之久的真理观。在《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谬误》中，尼采认为所谓真理只是“一个群体所具有的……一整套的人类关系(a sum of human relations)”[1]879。此后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均借重尼采的解构思想，著名的有德里达的去中心论与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认为：所谓东方，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是主宰东方、重构东方、统治东方的一种西方形式”[2]3。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追寻边缘化的第三空间。尼采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想形成地理批评学(Geocriticism)的理论基础。

地理批评学由当代著名的法国文论家贝特朗·韦斯特法尔(Betrand Westphal)(以下简称韦氏)提出。2007年，其重要代表作品《地理批评学：真实与虚构空间》问世，本书的英文版于2011年在美国出版。该理论已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国内也有两篇理论推介性论文提及，分别是颜红菲博士2014年发表的《开辟文学理论研究的新空间——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述评》以及陆扬教授2016年发表的《空间批评的谱系》。颜博士认为该专著“建立起了一整套文学地理批评的理论框架，全面地阐释了地理批评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3]115。陆教授主要从空间批评角度进行考量。两位学者虽然只是蜻蜓点水地提及地理批评学，但都强调该学说的空间性及跨界性(transgressivity)①。

事实上，作为空间批评领域的新成果，地理批评学并不等同于文学地理学。韦氏地理批评学最显著的特征可能是他的地理中心性(geocentrism)。该地理中心性虽然师承文学地理学，但与文学地理学的地理中心性内核不同，②其目的是要区分本体中心性研究(egocentrism)。韦氏认为，“绝大多数文学领域的空间研究都聚焦个体的视角”[4]111，而地理批评学则“将空间视为焦点”[4]112。“地理批评学致力于研究……对某一地点的一系列描述。”[4]112所谓地理中心性，所关注的不再是某一作家的视角，而是一系列作家对某一地理空间的叙述。地理空间不再是具体真实的，而是跨越了真实与想象的界限，没有所谓的疆界(border)。文本中所展现的地理空间是一种“真实-想象结合体”(real-and-imagined)[4]89，正如其书名所诠释的，是一种真实-虚构空间。韦氏将这种地理空间称为“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4]95。每一个文本只是可能世界的一个层面。韦氏地理批评学因此跨越了解构主义的多重视角(perspectivism)。与以往理论不同，本学说不着重强调各视角的多元对立，而强调将各种视角纳入一个统一体：一个空间，一个地点。不同文本的不同视角不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某一特定地空(spatiaotemporality③)的不同表现形式。地理批评学研究的特定地空呈现出立体架构(architecture)形态，每一文本视角都是该地空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文学文本的虚构性，特定地空于是成为现实-虚构空间结合体，特定地空呈现的是一种“新的现实主义”(new realism)。

二、吉卜林理想型殖民构建

韦氏认为，地理批评学研究的地空可以是抽象的、概括的。“我们可以研究‘沙漠’‘群岛’，而不是某一特定名称的沙漠或群岛”[4]119。英国殖民文学不乏对岛屿、沙漠等描写。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是岛屿殖民的一例。马来亚大学博导Agnes S.K.Yeow几年前出版了名为Conrad’s Eastern Vision: A Vain and Floating Appearance④的专著，着重研究康拉德作品中的“马来群岛”书写。依照韦氏的地理批评学，不同殖民文学作品中对岛屿的描写可抽象化为殖民地的岛屿研究，不同书写呈现出殖民地岛屿的不同层面。

地理批评学将不同的文本视角有机结合在某一地空，呈现出立体架构。也正因为此，地理批评学离不开比较。地理批评学是一种比较性文学研究，比较异同是手段，厘清异同的目的在于尽量呈现出立体全面的现实-虚构结合体。本文以地理批评学研究殖民，旨在着重探讨吉卜林所贡献的殖民书写的两个地空：丛林与城市，尽量厘清吉卜林殖民书写所构建的理想型殖民态势。

(一)丛林

英国殖民文学不乏对丛林的书写，丛林是英国殖民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康拉德代表作《黑暗的心》对殖民地丛林有过许多精彩的描述。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沿河而上，仿佛回到了最原始的世界，植被繁茂，巨树丛生。河流上空空荡荡，四周阒静无声，莽莽丛林。这是温暖时节，雾霭重重。强烈的阳光照得人不舒服。河道一直向前延伸，远远地消失在雾霭中，仿佛被遗弃了一般。”[5]49Yeow认为康拉德的殖民书写是“一种想象世界”(an imaginary world)，是“艺术与历史的对话”(dialogism…art and history)[6]147，她认为“康拉德这种对话性质的想象东方视点是不可靠的，甚至历史视野仅仅是‘第二手印象’；小说中的各种视点都是模糊的，因为本质上来讲，康拉德所构建的世界是朦胧的、虚幻的”[6]148。

Yeow对于康拉德作品的空间解读强调对话性质，强调历史与虚构的共同作用。这是一种“真实-想象的结合体”(real-and-imagined)[4]89，而实际上韦氏所倡导的这一空间观点直接源于空间理论家爱德华·W·索亚(Edward W.Soya)。索亚认为“范围”与“传统”“不应仅仅被视为一种思维方式、表征形式。对范围与传统的时空矩阵(spatial and temporal matrices)进行创造与改造，是最基本的素材框架，也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基础。”[7]119这是康拉德文本中的殖民地丛林的“可能世界”。这个世界的主宰是原始与虚无，以叙述者马洛为代表的白人殖民者在虚无、神秘的丛林中迷茫、探索。

韦氏认为“文学作品具有无穷的多样性，而我们只需要 ‘共同存在的可能性’(compossibility)，这是虚构世界的组织原则”[4]96-97。共同存在的可能性即不同虚构文本对同一地空的不同诠释。虚构文本的书写甚至允许与所谓历史真实截然不同。在后现代主义及地理批评学看来，历史也是一种书写；所有的书写都不是权威的注解；书写具有互文性。地理批评学认为互文性及虚构性消弭了某一地空的真实疆界，将其变成了“可能世界”，丰富了读者对某一地空的感受。韦氏认为，“小说世界里，拿破仑可以死在圣赫勒拿岛以外的地方，他甚至可以没有进攻过英国”[4]96。

作为“共同存在的可能性”，吉卜林虚构文本中的殖民丛林与康拉德笔下的殖民丛林截然不同。提起吉卜林文本中的丛林，读者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其著作《丛林之书》。该书中的丛林不是神秘的，不是原始的，也不是虚无的。

Mary Goodwin认为，《丛林之书》中的丛林“自有一套组织良好的生态体系和古老的社会架构，以生存标准为秩序原则，而这个生存，和老、死一样，有其残酷的规律”[8]108。 然而这全然不是自然世界的丛林体系架构。吉卜林的《丛林之书》共两册，书中讲述：丛林的创造者是一头大象，名叫塔(Tha)；老虎的祖先本是勇敢的丛林卫士，然而他违背了塔的旨意，杀死了一个人，从此给森林带来了恐惧(fear)，其他的动物再也不敢贸然靠近老虎，只有人类常常追杀老虎[9]16-25；老虎希尔可汗(Shere Khan)追杀婴儿毛格里(Mowgli)，丛林动物依照丛林法则救下这个婴儿；毛格里长大后成为丛林之王，建立新的丛林秩序，并且设计杀了希尔可汗。这是吉卜林精心构建的一种丛林体系，其表征似乎是原则和秩序，(如，老虎违背了原则，给自己带来了恐惧与杀身之祸，动物们可以依照丛林法则救下毛格里。)然而其真正的内核是“权力”。换言之，这是吉卜林以“权力”为中心构建的一个森林秩序体系。塔创造了森林，他拥有制定森林秩序的权力。在他制定的秩序里，人类可以和所有动物共处，并且相互之间没有杀戮，没有恐惧。老虎违反了秩序，塔给老虎惩罚。后来，毛格里凭借自己的武力以及优于动物的智力，统治丛林，并且一举废除传统的头领继承仪式。还有一条值得注意，书中是这样定义丛林法则的：“什么是丛林法则？打完再说(Strike first and then give tongue)。”[10]30

如果单纯将《丛林之书》看作是儿童文学，也未尝不可。然而，《丛林之书》首先是一部殖民文学作品。书中所体现的权力架构，不是对平等权力的追求，而是对权力等级体系的界定。在丛林中所展现的权力，实际上就是一种殖民权力。大象是“丛林之主”[9]15，然而在毛格里所代表的人面前，大象非常的谦逊，并且言听计从。毛格里是印度人的代表，因此他只是白人手下的一个伙计[11]175。所有的动物都不能杀害人类，因为一旦如此，“会有白人扛着枪，骑着大象赶来，还会带来数百个棕色的人，有的手里拿着锣，有的拿标枪，有的拿火把”[10]7。在这个看似没有白人染指的丛林，白人的殖民权力无时不在，并且时刻悬在每一头动物的头上。

需要注意的是，殖民权力贯穿吉卜林的所有丛林书写。实际上，是吉卜林的殖民权力观决定了其笔下丛林的外延与内核。在吉卜林的殖民作品中，有人的地方，就有殖民权力的影响，没人的地方，也同样渗透着这种影响(如上)。就连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脚下丛林之中的山民(Hill-man)也时刻经历着殖民权力的影响。这个山民得病死了，将自己唯一的女儿托付给英国传教士，传教士给其取名“伊丽莎白”，山民们愚昧，只能发音“莉斯佩斯”[12]1。从此教她读书认字，教她英国文明与礼仪，带领她走向文明的道路。

在《日常工作》(The Day’s Work)中有一个故事名叫《他的祖先之墓》(The Tomb of His Ancestors)。讲述的是一个名叫约翰·奇恩(John Chinn)的殖民者来到丛林地带，传播文明，保护丛林的山民。故事中有这么一句话：“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压迫与屠杀，比尔人(the Bhil)都变成了残酷且近乎疯狂的窃贼和偷牛贼。英国人来临，他和自己丛林里的老虎一样，第一次接触文明”[13]112。这是一片完全没有开化的丛林，这里的山民和老虎一样，过着原始的丛林日子。是奇恩这样的白人殖民者保护着丛林。奇恩英年早逝，躯骸埋在了丛林里。从此入夜以后，山民常常会隐约见到一个骑着老虎的神灵，穿梭于丛林，保护这方土地。奇恩化作了丛林的保护神。

吉卜林的笔下，像这样的丛林故事还有很多。总的来说，吉卜林作品中的丛林不是作品的背景，不是康拉德那样的印象主义“感受”。吉卜林的丛林，重点不在于写丛林中的山水树木，实际上几乎每一条河流，每一棵树，每一座山，都有其表征意义。丛林中所刻画的每一类动物都超脱了自然规定的范畴，都可以找到其对应的社会位置。吉卜林笔下的丛林其实已经越过了丛林的界限，变成了一种社会群落，变成了吉卜林“殖民化与权力”所构建的殖民生态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丛林中，毛格里具有至高的权力，他将原本打打杀杀的野蛮丛林群落变成和平共处的和谐家园，他运用自己的智力保护着这里的花草与动物；然而，毛格里最终也只是殖民者手下的驯象人。真正主宰丛林的是白人殖民者，是他们运用自己的武力与神一般的呵护之心，保护着这里的丛林。这是一种明显的理想主义殖民构建。

(二)城市

韦氏认为，“对某一地方的描述并不能重现所描述的地方；其实是话语构建了一种空间…… 地理批评学意义上的地理构建不是模仿图，不是重现地理状态，而是用语言顺序来构建地点。简言之，是语言创造出了地点”[4]80-81。文学作品中对某一地理状态的描写与刻画，并不是重现所描写的地理位置，实际上是创造一种地理状态。殖民文学中的城市书写，并不是对城市的记录与再现，是一种创造，是虚构出的一种可能世界。“可能世界是一种可能的状态……因此概括出一些具有某种特征的可能人物……因为有些特征是一种行动展示，所以可能世界也是可能事态……因为这种可能事态并不是真实的，所以必须借助于某人的态度进行表达；换言之，可能世界就是想象的世界，被相信的世界，希望的世界，等等”[4]95。具体到殖民城市：英国殖民作家E.M.福斯特的作品《印度之行》中，印度城市里的印度人和英国殖民者维持着表面的友谊与和平，可是在内心深处，相互之间极度不信任。危机随时可以爆发。康拉德笔下的城镇则几乎只看到白人殖民者。他的作品《胜利》描写的是东南亚群岛上的殖民事业。作品中的土著都成为了背景，似乎只有殖民者才是城市真正的主人。与这两位殖民作家不同，吉卜林笔下的城市是一种理想型的殖民权力构建。吉卜林所构建的殖民城市，首先是白人殖民者和当地土著居住一起的杂糅体；其次，殖民者和土著的关系，不是简简单单的相互憎恨或不信任，实际上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样态。

吉卜林创作的作品很多，也涉及比较多的城市书写。在此，仅以作品中出现的三座城市为例：拉托雷(Rhatore)、西姆拉(Simla)和加尔各答(Calcutta)。依照韦氏的地理批评学原理，可以将三座城市(当然也包括福斯特和康拉德笔下的城市)抽象出来，统一放在殖民城市的抽象命题下进行研究。事实上，三座城市的书写，各有不同的侧重点。拉托雷是一座王国之城，侧重的是印度土著王公贵族与殖民的关系；西姆拉是非常理想状态的殖民者聚居之城，侧重的是殖民者在殖民地的生活状态；加尔各答是依照伦敦建设的印度大都市，侧重的是所谓“现代”都市条件下的土著生活状态。依照韦氏的地理批评学，再提炼一下，可以得出。这三座城市其实就是殖民权力下所构建的殖民城市的生态：殖民话语权力时刻萦绕在城市的上空，贵族也好，土著居民也好，白人殖民者也好，都非常清楚这种殖民构建，各自在其中扮演着相应的角色。

拉托雷是长篇小说《瑙拉卡》中的一个拉杰普塔纳王国的都城。然而国王基本上只是名义上的君王。且看国王跟美国人塔文说的话：“这个王国就没什么是我的…… 联络官也不准我像祖辈那样征税。我也没有军队。” “我现在就是匹老狼，拔了牙的老狼。”[14]153真正掌握权力的是这个英印殖民政府的联络官，他是英国殖民当局的代表，代表着殖民话语权力。联络官所代表的殖民当局显然剥夺了国王家族的许多利益，因此国王虽然很害怕联络官，虽然在他面前唯唯诺诺，甚至大气都不敢出，但是他内心是憋着恨的。背地里，他把所有的白人殖民者都称为“白狗”[14]260。然而国王还是名义上的国王，白人殖民者没有推翻土著统治体制的意图。实际上，他们还在尽力培养更加适合的王国接班人。殖民当局建立王子学校，教授他们“文明知识”，教导他们如何做开明的君主。

在吉卜林的殖民构建中，殖民者非常清楚旧贵族对他们所怀有的敌意，但是他们无意消灭旧贵族，他们尊重印度王国所奉行的旧的领导体制，只是运用自己的权力摒弃旧体制中那些残酷的、完全违背人性的行为。吉卜林所构建的殖民城市，对土著贵族的态度是一方面限制权力，一方面安抚，保护与帮助。殖民者容忍土著贵族对自己的敌意，并且还以无私的精神去改善贵族的领导体制，进而帮助他们延续统治。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的殖民权力构建。

殖民城市西姆拉是理想的殖民者居住地。这是白人殖民者聚居的城市。本质上，殖民是一种统治，是一种权力征服。在西方传统男权思想的影响下，征服与权力的释放都是男人的事。因此殖民者几乎全部是男性。他们不但背井离乡，更是几乎隔绝了原来男女共存的社会中所拥有的一切生活体验。西姆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众多的白人女性成为殖民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殖民世界中，有男女的约会，有姐妹的下午茶，有晚宴，有舞会，更有各种奇闻轶事以及恶作剧⑤。乍看起来，仿佛进入了一个很有韵味的欧洲小城。这里的殖民者过着正常的社会生活。然而，这里不仅生活着白人，还生活着土著：有的世代生活于此；有的是新迁入。所有的土著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是比较“文明”的土著，以能够接近白人，接近白人的生活而感到光荣。前文所述的莉斯佩斯，已经接受了比较好的英式教育，牧师夫人认为“她应该去西姆拉谋份差使，做份体面的工作，如当个保姆什么的”[12]2。只有能够体面地活着的土著才真正有资格在西姆拉过日子，才真正配得上和白人殖民者一同居住。

《山中平凡故事》中有一个小故事《他的人生机会》(His Chance in Life)。维泽斯小姐(Miss Vezzis)皮肤黝黑，人特别丑。她在西姆拉当保姆。她并不是个称职的保姆，“但是她有自己的骄傲，她希望别人叫她‘维泽斯小姐’”[12]78。因为她的祖先是一个神秘的铁路工人。那时候印度刚刚修建铁路，这位来自英国的铁路工人让她的一家有了英国血统。这是她们一家的骄傲。维泽斯小姐的男友也有着八分之一的英国血统[12]79。可能世界是一种想象的世界，是在现实与虚构之间穿插的世界。吉卜林的西姆拉是一种理想型的殖民城市，建立在维持西方“文明的”生活秩序之上。这里还有一个假设，没有受过“文明”洗礼的土著无法融入这种生活秩序。这一点也反映在城市加尔各答的构建上。

《伤心城市之夜》(City of Dreadful Night)是一部长篇，构建加尔各答城的生活百态。叙事者一开篇就说“印度只有一座城市”[15]161。这座城市就是加尔各答。在印度殖民地的白人有一种强烈的隔离感，希望在加尔各答找到像伦敦那样的归属感。加尔各答也是终日烟雾缭绕，也有各种的工业。英国人自然会有一种亲切感。然而，加尔各答毕竟不是伦敦。加尔各答本身不是土著能够建立起来的都市，然而绝大部分居民却是他们。突然之间让土著聚居到超出自己建设与管理能力的都市，各种光怪陆离的城市病自然就出现了。首先是无处不在的腐臭味。“显然，这不是印度的味道”[15]164。这是印度人聚居在大都市却无法正常管理所带来的新的问题。 为了管理加尔各答，政府成立了印度人自治的“孟加拉立法委员会”(The Bengal Legislative Council)[15]181。每一次开会，印度委员们都是长篇大论，就是无法切中要害。每一次的会议都是无果而终。就这样会议继续开着，“而加尔各答仍然在乞求扫帚和水桶”[15]193。城市的角角落落，土著席地而坐而眠，住在城市却不像个城市人这其实是源于印度土著的认知水平。“土著都是愚蠢的。你训练他做什么都行，就是无法养成他们的责任感。在工作场合有这么一条规则，只要是危险的工作……必须英国人在场，才可以让这帮家伙去做。土著没那么聪明，领悟不了危险，也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来临。一旦危险来了，他们就推卸责任”[15]297。

吉卜林的城市书写是一种虚构的空间，消弭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当然虚构也是一种现实，至少是一种阅读视觉的现实，是阅读体验的现实。韦氏认为，读者阅读完虚构空间以后，会不自觉地将虚构内容与现实内容融合在一起，形成有关这一地理位置的新的空间观。吉卜林意图通过虚构，构建理想状态的城市空间。在这种空间里，权贵可以继续怀恨在心，但是通过对他们子孙的教育，这种恨意将慢慢消亡。受过教育的土著可以跟白人混住一起，并且为白人提供各种服务。普通的印度土著实际上还没有准备好城市生活，但是可以由白人殖民者负责监管与保护，渐渐将他们融入城市的生活。

丛林和城市是吉卜林殖民文学作品中两个标志性的地理空间。不同于康拉德和福斯特，吉卜林笔下的殖民世界是一个典型的理想型构建。这种构建完全依照以吉卜林为代表的理想型殖民世界观而构建，是片面的。

[注 释]

①两位学者均将transgressivity翻译成“越界性”。笔者以为，翻译成跨界性似乎更妥些。因为细读这部专著之后，会发现地理批评学是跨学科、跨领域、无疆界性的新型文学批评理论。

②笔者将会专门辟文探讨地理批评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在此将不再赘述其与文学地理学的异同。

③韦氏专门辟出一章探讨spatiaotemporality。参见Geocriticism: Real and Fictional Spaces第9-36页。

④该书于2009年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公司出版。

⑤这些牵涉《山中平凡故事》(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中许多的小故事，由于篇幅问题，在此不一一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