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陈颖

（宁德师范学院闽东文化研究中心,福建 宁德 352100）

中国古典文化高度重视“形象”的功能，认为“形象”能唤起人的感性直觉系统，比概念更能指向事物的深层。“形象”对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功能，它是作家认识现实的手段，体现在诗歌中则是诗人擅长应用独特的形象符号“立象以尽意”，借以传达作家的审美经验及对生命的态度。“大海”作为西方文学的主要母题之一，亦是中国诗歌重要的表现对象和想象源泉。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并没有“大海”这个概念，古典话语体系中只有“海”这个主体形象，比如“海内存知己”“海上生明月”等。王一川认为：“中国古典的海是自我可以容纳和融入其中的平常之海。”[1](P240)这个形象的内涵限定于人们所熟悉的日常之海，是可供主体情感移情的客观对应物。五四之后，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现代诗挟带的陌生海洋气息，构建了国人对“大海”形象的崭新视角。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以郭沫若、徐志摩、艾青为代表的诗人开启了海洋诗的现代想象之旅，并赋予大海以“美好”“自由”“新生”等丰富内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朦胧诗的兴起引领了“大海”的写作热潮，舒婷、北岛等诗人融合了西方和古典有关于“大海”的文化想象，重塑了大海神话。然而，以韩东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开启海洋诗的写实风，以亲眼所见的“大海”瓦解了前者所赋予的想象虚幻性，从而让海洋诗的写作呈现出多维度的风貌。福建、浙江、上海、山东等沿海地区的诗人们，他们的目光逐渐从传统的农耕文化转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海域，以切身体验接通对世界的深层认知，在海洋诗的写作中实现自我的敞开。

叶玉琳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诗坛所知悉的诗人，她的诗集《大地的女儿》获得首届鲁迅文学提名奖，之后她开始转向对“大海”形象的集中书写，被诗坛喻为“海的女儿”。故乡的海域生活为她提供现实的滋养与想象的灵泉，大海与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体验，使她诗歌中的“海浪”“鱼”“船”等这些海洋意象突破了传统想象的因袭，它们不再突显个体，而是与海洋的整体体验紧密关联，再现了闽东地理文化空间中的“现实之海”。家园体验的复杂性契合诗歌创作技艺的丰富性，引发诗人的反思并开拓出“诗艺之海”。诗人沿着诗歌的修辞手段向内探寻，回归到属于女性自我的“心灵之海”，从外到内实现了“大海”这个文学形象的激活与再造，展示了“闽东之光”在文学层面上的传播。

一、故土家园的呈现：现实之海

诗歌是所有文学体裁中地域规定性最弱的文体，但诗歌同时也是向生命复归的艺术活动，它与诗人的生命源发地息息相关。“诗人常常自觉尝试用创作去寻找和接续民族诗歌、地方诗歌与文化传统的‘根’，将这一地域零散的诗歌文化进行整合包装，形成一种特色鲜明的地域诗歌”[2]。叶玉琳出生于福建闽东霞浦县，这座滨海小城是福建省最古老的县份之一，涌现过林嵩、谢翱等诸多优秀诗人。在地理上它拥有着全省最长海岸线、众多的岛屿与优良的港口，风光秀美景色宜人。对于诗人而言，以现代经验承续家园体验，是阐释的实践，更是自觉的深情。

（一）闽东海域日常景观的感性呈现 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大海”形象与建立在崇高、伟大基础之上的想象模式有关，但是叶玉琳的书写避开了宏大的海洋主题，返回到“大海”的生活现场。家园的生活体验使诗人自觉转向描写海域熟见的自然景观与人文场景，这些鲜活的日常挤压了“大海”文化想象虚幻的一面。“我看见刚卸完货的海湾/弓着背，笑了一下/又笑了一下/远方鱼鼓响起”[3]（P9）“走过水温28度的南方/蓝调子的海堤/释放着不同色彩的波浪”[3]（P7）“我用心等待第一个日出/把高高的货轮喊到一起”[3]（P011），诗人在保持在场感的前提下，依靠想象力和语言的变幻，使海港、海岸、海峡等自然景观呈现出感性的面貌。此外，诗人的感官也向“南方造船厂”“拆船厂”“挖沙船”“渔排酒吧”等与海洋息息相关的人文场景敞开，在具体的生活现场面前创造出一个个生动的世界，如“谜一样松动的海域/水挨着水，领着他们往前走”[3]（P21）“愈来愈开阔的港湾/要装上崭新的钢板、钉子、马达和无数工序/才能替海打磨出一张张厚重的面孔”[3]（P19）等，在这些有生命感的细节和诗句中，诗人扎根故土并重建了“大海”的经验边界。

日常景观并非一成不变。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传统生活与多元文化的广泛交流，闽东海域的日常生活也在悄然变动中。“不论传统和历史多么重要，本土都不可永久地套在它们的躯壳里，凝固不动。”[4](P92)在《南方造船厂》《在城澳》《挖沙船》等作品中诗人敏锐地感受到时代运行的脚步，并把闽东海域的日常置于现代工业生活的坐标中“宽大的船坞正在清洗一个时代的锈迹”[3](15)“它要远行，唤醒波涛与海上日出/以更大的波浪改写一代江河”[3](19)，诗人在现代性的视野下捕捉到家园生活与时俱进的变化，既有时代感和开放性，也不乏审美的力度，从而超越了一角一隅风土人情式的展示。

（二）闽东海域民间风俗的审美投射 大海作为古老的生存家园，它的富饶哺育了海域的民众，世世代代生生不息。但同时，大海蕴藏着惊人的破坏力，海域民众无法掌控变幻莫测的海洋气候，在生存的对抗中形成独特的海域民俗文化。

“对于大海/你是完整的世界”“对于我，你高耸的灯光则是一座森林/清幽、独立/覆盖了万物的思想”[5](P36)闽东霞浦松山王氏故里是妈祖信仰在闽东沿海的重要传播地，妈祖在世俗层面上对众生的庇护与在精神层面上对民众的引领，皆来自闽东海域的民间感悟，经由诗人的精神萃取和审美投射写成《妈祖女神》。还有《清明家乡海》《新年唢呐》等作品都是基于民俗立场的艺术呈现，融入诗人对个体生命、对生存需求的关怀。诗人对闽东海域的民间文化进行伦理关怀时，努力把自己的精神追求与民间富有生机的文化因素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自身的精神立场更富有意义，这是值得肯定的艺术追求。但由于民间文化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性，诗人在这类作品的挖掘力度上还略显不足。

习近平曾把闽东的锦绣山河和灿烂文化形象概括为“闽东之光”，并倡导“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6](P21-25)。叶玉琳在诗歌中呈现闽东海域的地理文化空间，既是她在艺术上个性化的创造，也是“闽东之光”在文学上的表达与传播。诗人对家园的深情反哺了她的诗歌创作“大海，在我日后的写作中，给了我无边的想象和开阔的理由”[7]，“大海”启发了她对诗歌语言的思考，从而抵达“诗艺之海”。

二、纸上家园的反思：诗艺之海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对语言有效性的探索是诗人终身需要面对的问题。“语言是建立在日常逻辑与概念的基础上，而艺术是不能落于概念化的”[8](P155)。叶玉琳把对诗歌语言的反思融入诗歌之中，借用形象说话，避开了知识和概念的抽象性。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叶玉琳的“海洋诗”逐渐放弃了对地域景观的单纯书写，她以反思的姿态激活了“大海”这个形象，在诗歌的本体追问和词语的修辞立场上纳入海洋的生命气息，将“大海”形象转化为语言风景，打破了传统海洋诗写作的固有范式。

（一）诗歌创作观念的阐释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形态的多元化和社会身份的分层促使新文化语境的生成，个体的日常抒发与世俗审美消费的合法性带来了审美的多元化，并影响诗歌的语言变革，形成了奇语喧哗的诗歌景观。在时代语境的召唤下，叶玉琳思考如何应用有效的词语完成对诗歌更深刻的当代表达，并借助“大海”这个文学形象使其创作呈现出“元诗”的写作特色，即以诗论诗。叶玉琳的海洋诗中包含着大量语言系统的词汇，它们接通“大海”体验的秘密通道，互相阐释、相互指涉，实现了诗人对诗歌创作技艺的反思。

西方现代逻辑的介入一方面使现代诗的表达更准确、更清晰，另一方面，中华传统诗词中微妙、隐忍和节制的情感体验却也因此而逐渐消失。可以说，韵味深长的古典语汇已成为中华文化连续体中的断裂部分，那么，如何用现代意识激活优秀传统，并在其中发现走向未来的诗歌写作所能借鉴的资源呢？叶玉琳的诗歌对“大海”形象进行想象性的拆解，指向了古典诗词平仄及歌唱传统的现代恢复“我答应你，骑着平平仄仄的海浪往前冲”“也许，大海也有看不见的死角和灰烬/才需要我们的诗歌越来越宽阔/用多种韵律配合它起伏”[3](P6)。同时，她的诗歌也表达对突破旧有语言模式和思维方式的渴望“曾几何时，我的身影暮气沉沉/我的思想完全被禁锢在海平线”[3](P54)“大海的幼鲑会从崭新的韵律里/开启某一条航程”[3]（P23）。这些诗歌，在浅层上是关于大海的书写，但深层次上却是叶玉琳诗学观念的表达，表明了诗人的创作观念中依然保持着与中国固有的文采性、缘情性、音乐性等传统观念的现代会通。

当然，认识到传统资源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就能有效地转化传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激活，必须要有创造性精神的融入与综合技术能力的培养，这样才能接通并实现诗歌的美学秩序与精神高度。

（二）创作态度的自我检视 叶玉琳的诗歌深情却不煽情，节制却不枯燥，显示了诗人对诗歌语言的敏锐把握和精微控制。语言实践的能力与创作主体的自我认知有关。“我”是叶玉琳诗歌中重要的人物形象，是诗人见证“大海”并传递思想与情感的媒介。“诗人往往通过这样一个与诗人的自我形象十分接近、个别的‘我’，去作更大程度的概括，使千千万万个‘我’以外的人，从中看到了自己的思想、情怀、愿望与要求”[9](P17)。诗人以“我”在场所获得的有效经验，抵达诗歌场域中的自我检视。

真正的诗人一生都在词语选择、修辞手段中艰苦追寻。正如叶玉琳在诗歌中所书写的图景：“我不停地躺下、翻身、尝试变换角度、用鸟儿奔跑的速度去追，用整个身体去擦大海的余温。”[3]（P41）这既是她个人创作实践的写实，也接通了历史上所有诗者在语言探索面前努力的身影。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诗歌观念逐渐清晰、明朗。“海苏醒。而我的一生落在纸上/比海更深的水，比语言更诱人的语言/它们一层一层往下砌。所有的构架/都来源于禀赋：通透，自然/你听，一阵风，要精确不要模糊/要明媚不要晦暗。激越或柔和/全凭心灵调遣”[3]（P5）。“大海”与词语之间的内在关系，是诗人的关注对象，也是诗人借以言说的载体。换言之，诗人传达的既不是大海的实体，也不是它背后所负载的象征意义，而是她的创作态度，并精妙地把这个探寻过程以诗歌的形式呈现，在虚与实之间创造出一个反思与探索的诗人身影。

“我在这隔世的大海上航行/在纸造的家园里梦游”[3]（P28）。诗人凭借着在海岸边上磨砺出来语言与想象返回诗歌，建立起一种独特、带有个人身体气息的诗歌话语方式，由此返回女性自我的心灵家园。

三、女性精神家园的探寻：心灵之海

纵观中国百年新诗史，福建的女诗人是不可忽视的存在。谢冕先生曾多次指出福建女诗人于中国百年新诗史的重要性：“中国新诗的女诗人写作，是由几位福建籍的诗人“串”起来的，她们是：冰心——林徽因——郑敏——舒婷。熟悉新诗历史的人都知道，四位女诗人分别代表了新诗发展的四个阶段。”[10](P1)女性作为人类性别组成的一半，从诞生起就与男性感受着不同的生命体验，然而，真正具备女性精神和性别意识的写作则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转型带来的开放意识与朦胧诗引发的艺术变革，促使女性诗人开始从“女性写”转向了“写女性”。女诗人叶玉琳以大海作为她观察世界的切入点，在互证、互识中寻找到女性“最本己和最美好的东西”[11](P12)，并由此踏上一条心灵返乡之路，延续了福建女诗人的优秀传统。

（一）女性意识的苏醒 男权社会所构筑的道德观长期遮蔽女性的自我意识、内化为女性的自我标准，从而导致了漫长历史中女性性别自觉的缺失。伴随着女性主义理论进入中国，长期形成的性别空白被激活。特别是女性作家，心灵的敏感和洞察使她们更擅长摆脱男权文化中的苛责与不公，转而倾听、尊重本己的内心需求。

在诗人的一部分作品中，“大海”呈现出顺从于女性生命意志的形象，“在大海面前/我不要做个精致的女人”“拉开海的界面/小船轻摇着，服从于我们的安排”[3]（P25），在这首《赶海的女人》中，诗人使用了“不要”“由我们”“服从”等字眼，打破了传统女性对强权的仰视视角，潜藏着女性主动掌控命运的愿望。在另一部分作品中，“大海”以对抗性的他者形象出现，反衬女性在现代竞争中自强自立的精神。“你知道在海里，人们总爱拿颠簸当借口/搁浅于风暴和被摧毁的岛屿/可一个死死抓住铁锚不肯低头服输的人/海也不知道拿她怎么办”[3]（P3），诗歌把女性的自主精神、女性的欲望、女性的坚定表现得一览无余。这种强烈而自觉的女性意识在诗歌《春天的挖掘机》也得到彰显，“有一天/她身体的大钟/被一种非凡的力量撞响/且用它掀动远方的波浪”[3]（P59），在这里“大海”又返回到自我可以包容与移情的对象，传递出的是新时代女性自信而又高蹈的情怀。叶玉琳诗歌中与女性有关的“大海”形象并非意义无限的人类文化创造物，而是诗人借以烘托女性自我认知的内视视角，如她所说：“也许最终是留存一切的大海/替我说出爱与生活的能力。”[3]（P65）

（二）女性心灵的回归 女性的自我回归是一个渐悟的过程。在多元化的新时期，女性已经逐渐摆脱了单向被压迫者的形象，拥有不同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她们开始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强调当代女性的个体区别，由此转向女性心灵的自我探问。海洋所蕴含的丰富性为叶玉琳表现复杂、立体的女性心灵世界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诗人把隐秘而丰富的女性心灵体验置入变幻莫测的“大海”形象中寻求彼此的互识，创造出具有海浪味道的女性形象。“我就像个骄傲的女骑士/在我的头顶上/大海正升起巨大的华盖”[3]（P47），这首《我曾生活在大海的背面》发表于2011年，相较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诗集名称《大地的女儿》，诗人自我形象的期待发生了转变。首先，从“大地”转向“大海”，诗人不再被动地顺从于集体无意识中的农耕文化，而是主动向与生俱来海洋文化中寻找自我的家园归宿感。然后，“骄傲的女骑士”比起“女儿”呈现出主动、自赏的女性姿态，暗示着女性内心的成长与突围，也是女性曾经忽略部分的自我意识的萌醒。

女性自我回归的渐悟过程包含诗人对女性生存意义的勘察，比如对爱的思考。在务实的时代，爱与诗意在严酷的生存压力下显得越发苍白“人到中年，不再轻言幸福/也不再相信有哪一种爱抚能应对内心的波涛”[3]（P87-88），叶玉琳保持对日常生活的敏感并认识到现实的坚硬与无奈，但她并不屈从于这样的认知。相反，她服从于女性天然对爱的期待“我就默默地去爱这世界”[3]（P53）“爱像穿梭在你我之间的空气”[3]（P214）“天边孤星闪耀，多少生灵挣扎着爬起来/为了活着和爱的欲望”[3]（P75），散落在诗歌中关于“爱”的诗性表达是诗人对生活信念和意义的坚守，也是当代女性自我精神觉察之后的心灵回归，更是对物质时代的心灵麻木与精神荒芜的矫正。

诗歌是靠形象来抓取思想的艺术，无论多么崇高伟大的思想，离开形象就会导致艺术生命力的削减。叶玉琳立足于家园经验构建的“大海”形象是诗人的审美经验佐以隐喻的文学表达，既有外在的自然物质形态，也有着内在的精神密码，不仅指向诗人的创作手法与创作态度，而且打开了女性诗人的创作视域，在传播“闽东之光”的同时拥有了美的尊严。“从处理自我经验到专注公共的人类关怀，这是伟大诗人的必经之路”[12](P113)。叶玉琳笔下的“大海”形象在历史感和纵深感上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让具体情境中的“小形象”接通历史语境中的“大形象”，实现诗歌公共言说边界的深度拓展，从而在文学形象的发现、熔铸、创造中建立起更高层次的美的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