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彤， 崔富强， 周乙华， 向宽辉， 庄 辉

1 北京大学 a.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和感染病研究中心； b.公共卫生学院， 北京 100191；2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感染科， 南京 210008

2019年7月，《中华传染病杂志》第37卷第7期发表了《中国乙型肝炎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2019年版)》[1](以下简称《指南》)。近期，周乙华等发表了“对《中国乙型肝炎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2019年版)》的商榷”[2]一文(以下简称《商榷》)。同期，《指南》主要作者发表了“对《对〈中国乙型肝炎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2019年版)〉的商榷》一文的回复”[3](以下简称《回复》)。作为读者和作者，我们非常感谢学术期刊能提供这种公开、公正讨论学术问题的平台和机会，也非常感谢《指南》的作者及时回复读者的关切。我们从本次学术讨论和交流中获益匪浅，也更加意识到对待学术问题应该科学严谨、实事求是，对广大读者、作者、医务工作者和患者负责。因此，我们认真学习了《指南》和《回复》二文，发现《回复》一文中存在笔误。例如在《指南》原文中，多处建议对血清HBV DNA≥2×105IU/ml的孕妇进行抗病毒预防 (图1)。但在《回复》中，作者将《指南》原推荐意见2改为：“HBV DNA>2×105IU/ml的孕妇，推荐口服抗病毒药物以阻断母婴传播(1B)；1×104≤HBV DNA≤2×105IU/ml时，可与患者充分沟通后决定是否干预(2C)”，这与《指南》原推荐意见2：“HBV DNA≥2×105IU/ml的孕妇，推荐口服抗病毒药物以阻断母婴传播(1B)；1×104IU/ml≤HBV DNA<2×105IU/ml时，可与患者充分沟通后决定是否干预(2C)”的表述完全不同(图1)。

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根据17年欧洲肝病学会指南、2018年美国肝病学会指南和我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关于抗病毒预防HBV母婴传播的孕妇HBV DNA阈值，写道：该三个指南均推荐“HBV DNA≥2×105IU/ml的孕妇口服抗病毒药物进行阻断”(图2)。

但事实是：欧洲肝病学会和美国肝病学会的指南[4-5]均建议,孕妇HBV DNA>2×105IU/ml时应用抗病毒药物预防(图3、4)。2018年美国肝病学会指南[4]还明确指出,以HBV DNA>2×105IU/ml为治疗阈值是保守的，且强烈建议HBV DNA≤2×105IU/ml无需抗病毒治疗(图4)。我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6]也只建议给HBV DNA>2×105IU/ml孕妇进行抗病毒预防(图5)，并不如《指南》原文中所说的均推荐“HBV DNA≥2×105IU/ml的孕妇口服抗病毒药物进行阻断”。

作者在《回复》中还写道：“为最大限度阻断母婴传播，参考《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草案，并与《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指南专家组就该问题进行商讨，最终确定干预阈值为>2×105IU/ml”。但实际上《指南》原文推荐的干预阈值是≥2×105IU/ml，不是>2×105IU/ml (图1)。此外，崔富强、庄辉以及其他一些专家组成员均未与《指南》作者就此问题进行过商讨，相反，曾对《指南》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未被作者采纳。而且在《指南》发表时(2019年7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的草案尚未形成，怎能如《回复》作者所写：经“与《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指南专家组就该问题进行商讨，最终确定干预阈值为>2×105IU/ml”？

实事求是是科学工作者的美德。任何科学工作者均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疏忽，关键是有错误时要正确面对。特别是当自己的文章关系到千百万名患者的健康和生命时，更应该要有对读者和患者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早公开修正错误，以免误导读者、患者和医务工作者。

图3《2017年欧洲肝病学会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管理临床实践指南》剪贴

图5我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