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崔 燕

1966年，正当我国船检事业逐步走向规范化，人员、机构以及规范规章制度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候，“文革”来了。据老一辈船检人回忆，在那个特殊时期，船舶检验局和下属各办事处大部分人员被下放劳动。但作为国家船舶技术监督机构，船舶检验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依然在艰难中继续前行，在维护国家主权，保障我国水路运输和国际船舶航行安全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抢救验船规范

验船规范不仅是船舶设计建造的依据，它更为新船设计建造提供了重要的安全技术标准。对船舶检验局来说，验船规范是根基，是重要的核心技术，是船舶检验局最为宝贵的财富。

1965年春节过后，谢中峯局长决定在上海成立规范修改工作组，工作组成员来自船检系统各办事处，共50多人。当工作进入尾声时“文革”来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已被打乱。

1967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对交通部实行军事管制。随后，交通部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军管会下设立水运组、陆运组、综合组和行政组4个工作组，除留下少量人员负责处理日常业务外，其余大批干部下放农村或干校。

船舶检验局内有的人员被借调到交通部办公厅，参加接待、信访工作，还有的人员被下放劳动改造，离开了自己原有的工作岗位。一时间，机关人员的工作处于非常态化，规范修订的后续工作也暂时被搁置下来。

1967版钢质海船建造规范

丁奇中，原船舶检验局局长。上海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毕业，曾随解放军南下福建，之后调到船舶检验局工作，是船舶检验局有名的老革命。作为留守人员，时任船舶检验局海船处处长的他做了一件在他看似平常，但对于船舶检验局来说功不可没的事儿。那就是将规范革命化工作组近两年的心血和成果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下来。

规范修订工作因组组长等人去干校而暂时停滞，但丁奇中意识到，规范是船舶检验局最核心的技术，一定要将这项工作继续做完。人员虽然暂时不在，但工作绝不能停止。作为国家船舶技术监督部门，要时刻谨记自己的使命。老船检人都知道，船舶检验局出版的1967年《钢质海船建造规范》是船舶检验局唯一一部油印规范版本。那是由于当时情况复杂，只能交由社会上的复印社将修订完成的规范油印并最终装订成册。1967年版《钢质海船建造规范》分为上下两册，其中上册为船体部分，下册为机电部分。这套规范虽以草案试行的形式发到国内相关单位，但这是我国第一次打破苏联规范框架的实践，为我国船舶修造和营运检验建立了自己的检验技术标准，在船舶检验局出台的规范标准体系中具有非常特别的历史意义。

关于这册油印版规范，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沈肇圻，1951年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毕业后分配到交通部参与船舶登记局的筹建工作，是新中国船检事业的历史见证人。据他回忆，1970年6月，中央决定将交通部、铁道部和邮政总局合并成立新交通部，机构裁并后，船舶检验局的办公地点从之前的北兵马司1号交通部大楼搬迁至北京市复兴路10号的铁道部大楼。

一天，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院长翁竹书借到北京出差的机会，特意找到丁奇中，想要一套1967版船舶检验局的验船规范。按常理说，设计单位向船舶检验局要一本验船规范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但丁奇中却面露难色。因为交通部船舶检验局搬迁到铁道部大楼后，大部分资料、验船规范以及相关文件档案大都保存在大厦一楼的资料室里，不凑巧的是，当时军管会资料室负责人正出差在外，规范一时半会儿还拿不到了，该怎么办呢？

丁奇中对翁竹书说：“你先忙你在北京要办的公事，明天我找人把规范给你送过去，请放心，耽误不了你的行程。”

送走翁竹书后，丁奇中独自在一楼走廊里徘徊。突然，资料室开启的一扇通气窗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一个大胆的主意悄然萌生。丁奇中找来即将去干校的资深验船师，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晚上铁道部大楼其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走了。深夜的走廊里寂静的吓人，丁奇中对验船师说：“你从通气窗进去将规范拿出来，出了任何问题，我一个人负责，我在这里等你”。那么，作为国家干部，难道真的需要用这种方式吗？万一有人借机生出事端，岂不是有理也说不清了？原来，丁奇中早已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慎重考虑，并将这些想法向军管会的负责同志作了汇报。之所以选择在晚上拿出资料，是为了避免不知情人员的误会。第二天，规范按时给翁竹书送了过去，没有耽误他的行程。事情虽然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在沈肇圻的记忆之中依然清晰。他说：“老丁当年的这个做法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干事创业敢担当”。

革命友情接下重要任务

林明亮，船舶检验局广州办事处早期的验船师。1963年上海交大毕业后分配到船舶检验局广州办事处工作。1968年，船舶检验局广州办事处只留下3人维持对外远洋航行船舶和到港外轮的检验发证工作，林明亮是其中之一，其余人员全部下放到英德茶场进行劳动学习。

有一天，他听见楼下有人喊他的名字，那声音很是熟悉，从窗口望下，没错，正是中远广州分公司船技处的老黄。老黄也是学造船的，船体专业，平时与他十分谈得来。没有客套话，也没有寒暄。老黄一见面就说：“明亮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相求，你能不能给我们公司的两艘船进行一下相关的强度计算啊？”

林明亮忽然回想起来，他之前在对“吉林”号进行年度检验时，该船船长钱方安曾对他说：“老林，我们的船现在是以开式遮蔽甲板船营运，没有闭式证书。你能不能给我们发闭式遮蔽甲板船的证书，以大吨位营运，国家需要建设物资，开式小吨位不能满足我们的载重要求，如果能够提高装载能力那该多好啊！”

据了解，中远广州分公司从国外购买的两艘货船，都是西德于1954年造的二层甲板货船，签发的证书是开式遮蔽甲板船营运证书。当初船舶检验局广州办事处初次对该船舶办理入级检验时也是按照开式遮蔽甲板船所签发的证书。这两艘船的载重量均为8900吨，分别命名为“桂林”号和“吉林”号。

钱方安船长是50年代初大连海事大学毕业的老船长，待人热情，和蔼可亲，工作责任心强。他的一席话，令林明亮十分感动。但他所提到的问题涉及到许多技术问题，如强度、干舷、载重线、稳性、国家吨位、苏伊士运河吨位丈量计算，等等。于是林明亮对钱船长说：“那就请贵公司船技处的同志提供一些数据给我们船检部门吧。”

老黄说：“你叫钱方安船长要我们提供相关强度计算，还有那么多其它技术问题。我们公司的人员大都到干校去了，没人啊！你能不能给我们帮个忙？”林明亮接着说：“我们这边情况也是如此。原来我们部门53人，现在只留下3个。国轮还好，遇上外轮到港检验业务，船体、轮机、电气，我们3个人都要一起去！”

两个老朋友，为了钱船长这么一桩好的建议就这样站在烈日下好长时间。最后，林明亮心软了，对老黄说：“那我来算吧！”老黄一听，马上就说：“那好呀，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话音刚落，他便转身离开了。第二天，船舶检验局广州办事处正式接下了来自中远广州分公司这个任务。

林明亮对记者说：“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抓革命、促生产’，一项正常的业务，通过革命友情从一个单位无偿被委托到另外一个单位代为义务执行是很常见的事情。”

任务是接下来了，但究竟怎么完成，林明亮心里并没有十分的把握。离开学校已经五六年了，老师不在身边，单位里船体科的师兄、学长们又都去了干校，只能靠自力更生。

第一步要做的工作是列出清单，上船把所需要的图纸数据拿到手。第二步，计算总纵强度。单说这总纵强度计算，就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林明亮也仅仅是在毕业设计时做过，先计算中拱、中垂弯矩，再利用横舯剖图计算惯性矩、剖面模数，求得弯曲应力……

接下来，总纵强度计算、稳性计算核查、干舷计算、载重线核查、重新绘制载重线标志图，林明亮细致地做着每一项工作。

由于闭式（大吨位）量吨甲板在上甲板，这就需要重新丈量国家吨位和苏伊士运河吨位。为了确保准确无误，特意采取了图纸丈量与现场丈量相结合的办法。现场请船员们帮忙拉皮尺，图纸方面采用辛普逊积分法求取。

另外，还要完成上甲板吨位开口、甲板间吨位开口装置的检查和修理工作。通过三个星期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吉林”号船舶的计算核查工作，确定该船可以由开式遮蔽甲板船改成闭式遮蔽甲板船，载重量由之前的8900吨增加到10900吨。同时，“吉林”号的姐妹船“桂林”号经过核查，也做了同样处理。船舶检验局广州办事处均签发了全套闭式遮蔽甲板船证书。各做两份副本，一份存档船舶检验局广州办事处，一份送呈船舶检验局北京总局。

记者查阅中远广州分公司的历史资料，里面记载着“桂林”号和“吉林”号船舶一直安全营运至上世纪70年代末才宣布退役。

圆满完成援助任务

1966年下半年，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希望中国能够派出验船方面的专业人士赴阿尔巴尼亚对其人员进行培训，为其早日建立验船机构做准备。外交部经过研究后认为这是一个援助项目，符合中央援阿既定方针，建议由两国交通部部长换文达成相关具体实施协议。

1968年2月，阿尔巴尼亚交通部致函我国交通部，请求派遣船舶检验方面的专家到阿尔巴尼亚为其培训验船师，帮助其建立船舶检验机构，为期两年时间。船舶检验局接到交通部指派的这一任务后，根据协议要求，特从船舶检验局广州办事处选派了彭垂游和庄惠杰两名曾经接受过苏联船舶登记局培训的资深验船师赴阿尔巴尼亚工作两年。

庄惠杰完成中阿轮船公司国际轮修理工作

彭垂游、庄惠杰与阿方学员合影

庄惠杰，原船舶检验局广州分局局长。新中国首批（第二期）赴苏联船舶登记局大连办事处实习学员之一，实习结束后，作为技术骨干分配到广州船检。作为当年支援阿尔巴尼亚技术骨干之一，他向记者讲述了赴阿尔巴尼亚培训验船师期间的点点滴滴。

庄惠杰介绍说，在执行阿方规定任务的同时，作为船舶检验局驻都拉斯验船师，他和彭垂游还负责检验中阿轮船公司船舶、阿尔巴尼亚航运公司持ZC船级的船舶，以及停靠都拉斯港口需要检验的船舶等工作。

在培训阿方验船人员方面，由于阿尔巴尼亚条件有限，培训工作可谓困难重重。首先是语言交流障，阿方学员虽然都懂俄语，派遣人员庄惠杰和彭垂游在参加船舶检验局组织的验船实习队时也学了一些俄文，但时隔近十年时间，为了使双方的交流更加畅通，他们只好想尽各种办法直到让学员弄明白为止。

另外，现场检验方面缺少修造船方面的实际操作，全阿尔巴尼亚仅有都拉斯一个航修站规模的小修理厂，既无船坞，又没有船台，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阿尔巴尼亚航运公司船舶在都拉斯船厂航修的时机，双方人员一起进行现场检验，通过分析事故原因及讨论修复办法等，尽量为阿方实习人员提供实际操作方面的帮助。

1970年2月，庄惠杰和彭垂游两个人在艰难的条件下，圆满完成了这次国际援助任务。阿方交通部部长对中国船舶检验局派出的两名验船师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并为其举行了隆重的结业欢送会。

据了解，“文革”期间，船舶检验局工作虽然进展缓慢，但却从未停止。艰难前行中的船检人通过艰苦奋斗和顽强不息的精神，在维护国家航权，保障我国远洋船舶航行安全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