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胜

摘 要：在已发掘的汉墓中汇总了八处具有相似视觉特征的帝俊、伏羲、女娲画像石图像，分析了学者提出的东王公说、高禖神说、太一说、盘古说，根据早期文献梳理了三皇五帝之前的创世神的脉络关系，在符合东汉时期的宗教信仰的前提下，通过同时期的墓室壁画考证了东汉墓葬中帝俊身份及在墓葬中的意义。

关键词：画像石;伏羲;女娲;帝俊

沂南北寨汉墓位于沂南城西汶河东岸北寨村口的平川上，共发现六座汉墓，其中1号墓出土的画像石体系最为完整，囊括了神仙仙境、祥瑞异兽、帝王先贤、刺客列女等传统题材。该墓属东汉初期墓葬，墓室坐北朝南，由前、中、后三个主室和四个耳室及一个东后侧室组成，各室间皆有门相通，以条石叠涩收顶。虽然墓葬被盗未发掘出随葬品，但通过墓室结构和丰富的画像内容可以推断出墓主人显赫的社会地位。众多画像石中，墓室大门东侧立柱上方的伏羲女娲画像石显得与众不同。画像中女娲居左，头束发髻，身着汉服，人首蛇身，有鳞纹;伏羲居右，头戴帽冠，身着汉服，人首蛇身，有鳞纹;在二人身后有一头戴方巾面留胡须的高大男子将伏羲与女娲抱住，其身后左右两侧分别有规、矩二器。伏羲、女娲的头顶各有一鸟形纹饰分居两侧。女娲伏羲主题的画像石在汉墓中广泛存在，常用于表现神仙、仙境、生育等题材，但中间搂抱二人的神人在画像石中较少出现，仅见于山东、河南、江苏的几处东汉墓葬中。对此画像的甄别众说纷纭。目前尚未有带有明确榜题的文字指明神人的身份，故需从汉代的升仙丧葬习俗以及与此画像石同时期的墓室壁画中去推演他的身份。

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搭界处共发现双臂搂抱伏羲女娲的画像石八块，如图1所示。其中，山东嘉祥地区发现最多，沂南北寨汉墓出土的画像石由于减地的雕刻方式所呈现的画像细节最为丰富。这八幅画像从图像学角度来看拥有共同的视觉元素。东汉辞赋家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称“伏羲鳞身，女娲蛇躯”，伏羲女娲在汉画像中具有人首蛇身或龙身的形态。如河南南阳唐河针织厂汉墓画像石中的伏羲女娲的有人形四肢和蛇状下身，二人手拿规矩或手持仙草，与常见画像石中形象一致。中间人物双臂搂抱伏羲女娲二人，或头戴山形冠，或头戴发髻，具有典型的男性特征;河南南阳魏公桥汉墓、安徽萧县汉墓画像中其未穿着长袍，其余地方的画像石像均身着汉代典型袍服;嘉祥纸坊镇与花林村画像石面部刻画细致，头戴山形冠，嘴露尖齿，身后有仙尾。这八幅画像最一致的特点就是中间形象相对缠绕身躯的伏羲女娲而言身形巨大。女娲造人、伏羲八卦，两者贵为上古创世天神，巨大的形体反差以及将两者搂于两臂中，更表现出甚于二人的神仙地位;又由于其搂抱二人的亲密状态，在上古神话中他的身份一定与伏羲女娲二人关系密切。

中间人物有学者认为是东王公。东王公于汉代开始出现，与西王母分别代表阳和阴。西王母居于西域昆仑山，掌管不死仙药;东王公居于东海蓬莱三神山，沟通人、神、鬼三界。东汉时期东王公多为身着汉服的儒家长者，与河南魏公桥汉墓画像的短衣襟打扮不同，更未出现过嘉祥纸坊镇汉墓和滕州石祠画像中的利爪、仙尾形象。在沂南北寨汉墓中，他与伏羲女娲缠绕的图像出现于墓室大门东侧立柱上，而该立柱的正下方有一幅东王公坐于三神山仙座之上的图像，在同一幅画像中有两个不同模样的东王公出现显然不妥。高禖神于汉代之前多有文献记载，高禖古称“句芒”，为掌管婚姻和生育之神。《山海经·海外东经》曰：“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高禖神鸟身人面，出现的时期与伏羲女娲相近，由于早期盛传女娲造人说，汉代多以女娲形象代表祭祀生育的高禖神，后期西王母由于其在道教的地位则成为高禖神的固定形象，宁津的高禖庙就祭祀着西王母。从古至今高禖神多为女性，与已发现的画像石中的留须形象不符。《三字经》中有“三才者，天地人”之说，“天地人”对应着上古的天皇、地皇和人皇，秦时将人皇定位太一，汉武帝于长安东南郊立了太一坛。天地人三皇的指代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说法，东汉嘉祥武氏祠的画像石采纳了《礼号谥记》中伏羲、祝融、神农为天地人三皇的说法。神农氏即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尊称，在神话中为伏羲女娲的子嗣，地位与天皇伏羲相差甚远，故而不符。盘古在中国神话中出现的时间较晚，三国时期徐整的《五运历年纪》中首次记载了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晋张华的《博物志》卷九最早描述盘古形象为“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在中国神话中，盘古的文献描述最早考证至三国，传东汉献帝兴平元年（194）益州学堂周公礼殿壁画中就已经出现盘古神像，多数证据将盘古作为东汉时期印度佛教巨人形象本土化的产物。即便将盘古形象上推至周公礼殿的壁画，其出现时间与伏羲女娲大量出现于先秦文献不可同日而语。当伏羲女娲在东汉宗教中作为普世神仙为广大信众所接受时，盘古大神才刚刚完成由印度吠陀神话中原始巨人布路沙的本土化，尚未被大众所接受。因此，将三国之后演变的创始神话强加到东汉的宗教观念中是不合适的。

对此神人身份的考证还需回到沂南北寨汉墓，将其置于汉墓的整体中去考量。这块画像石位于墓室正门东侧立柱上方，墓室横梁为一整幅胡汉战争的画面，车马士兵从左向右跨过桥梁去迎击从山地冲来的骑兵部队，这里的胡兵暗示西方山域中的鬼怪妖兽，汉军对胡兵的胜利表示跨过渭河之后对异界妖物的震慑，起到辟邪作用。墓室两门中间的立柱上刻有蹶张、翼虎、羽人、兽人的形象。蹶张意为以脚踏强弩使之张开，这一力士的图像是驱鬼辟邪之用。羽人是神界飞仙的泛称，在道教中常出现羽人引导逝人飞天升仙的情景，是神仙等级中地位较低的神仙。左侧立柱下方为东王公端坐于三山状的宝座，下有翼龙穿梭于三山之间，宝座两侧有两羽人捣药;与之对应的右侧立柱下方是西王母端坐于三山宝座之上，下方一翼虎于山间游走，宝座两侧有两玉兔捣药。按照墓室坐北朝南，东王公西王母分居立柱东西两侧，立柱上方的图像是对称构图。左侧是我们探讨的神人搂抱伏羲女娲图像，右侧是方相氏脚踏翼虎的图案。方相氏这一神祇出现较早，在周礼中就规定为司马的下属，在国家祭祀中身蒙熊皮，戴黄金四目面具，着玄衣朱裳，执戈扬盾，执行驱疫的仪式，在古代大葬中方相氏也会率领十二神兽去驱赶墓室中名为“方良（魍魉）”的“好食人肝脑”的厉鬼。在《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一中描述有方相氏的装扮和作用：“方相之士蒙玄衣朱裳，主索室中殴疫，号之为狂夫。”墓室两门上有衔环的饕餮兽，其为上古“四凶”之一，也起到镇墓辟邪的作用。综上所述，沂南北寨汉墓的墓室入口的图像意义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东王公、西王母、羽人為代表的仙人仙兽，它们起到引领魂魄升仙的吉祥意义;另一类以蹶张、方相氏、饕餮为代表的形象恐怖的异人异兽，他们起到了驱鬼辟邪的目的。汉代墓葬布局和画像的绘制有严格的标准和流程，这影响到逝人的升仙和来世生活，按照汉代对阴阳思想的重视，搂抱伏羲女娲图像的意义一定和与之对称的方相氏脚踏翼虎意义相似，均为镇墓、辟邪之意。伏羲女娲手执规矩，代表日轮月轮，两者的出现更多是作为日月的化身来烘托中间神人的无上地位及对创世的贡献，从臂拥日月、震慑邪祟的作用来看，中间的神人应为上古天帝帝俊。

帝俊的帝号常见于《山海经》，在楚地帛书中也有过帝俊称号的记载。据《山海经》记载，帝俊属于东部古氏族部落始祖，随着子孙后代在四方建国，关于帝俊的传说也在各地传播开来。洛阳偃师邙山汉墓中发现多幅珍贵壁画，其中一幅中间绘有一神人，头有猪耳，嘴露獠牙，眼睛圆睁，身躯巨大，相貌可怕，而他双臂正搂着伏羲女娲二人，二人身着汉服，手执日轮、月轮，下身蛇尾被巨人踩于脚下。偃师新村新莽墓中也有一幅兽面神人搂抱手举日轮、月轮的伏羲女娲的壁画。洛阳壁画中的形象与山东、河南、江苏交界处的画像石形象完全一致，两组形象虽地处中原、东夷两地，但时代接近，在内容上相互印证。而且墓室壁画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画像石，画像石于汉武帝时开始出现，壁画的渊源则早于战国，在内容题材上画像石也是因袭壁画，在表现手法上壁画也较画像石展示出更多的细节。因此，借助洛阳汉代壁画中神人形象及与日月的关系，可以确定沂南北寨汉墓中搂抱伏羲女娲的帝俊身份。

帝俊在先秦古籍《山海经》中有多处记载，其中有三处描述了他的三位妻子：羲和、常羲和娥皇。《山海经·大荒南经》曰：“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大荒西经》曰：“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山海经·大荒西经》曰：“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帝俊与妻羲和生十日，十日轮流于东海扶桑树之上升起，后被其子嗣羿射下九颗;与妻常羲生下十二月，代表着十二个月相;其妻娥皇使四鸟“豹虎熊罴”，这四兽也成为以兽命名的四支氏族，分散到华夏各地。帝俊生有十日和十二月，日月成为帝俊子嗣的象征，在四川画像砖中也多有羲和、常羲腹怀日轮、月轮的形象。在东夷地区，伏羲女娲代表道家的阴阳两气正与日月的阴阳相合，故在画像石中常出现伏羲女娲手举日轮月轮的形象。东汉后期，二人更成为阴阳日月的象征。伏羲女娲的描述在《山海经》《楚辞·天问》等先秦文献中就有记载，其中大部分渲染其异于常人的形象及才能。《帝王世纪》曰：“女娲氏，亦风姓也。承庖牺制度，亦蛇身人首，一号女希，是为女皇。”《皇王世纪》曰：“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蛇身人首，有圣德，都陈。”《春秋内事》曰：“伏牺氏以木德王天下。……于是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始画八卦，定天地之位，分阴阳之数，推列三光，建分八节，以文应气，凡二十四气，消息祸福，以制吉凶。”在汉代已降的壁画、画像石等艺术题材中，两者多以蛇身交尾形象共同出现，表现古人生殖崇拜，甚至在新疆阿斯塔纳墓也发现了大量东汉时期的绢制二人交尾星相图，置于棺椁内壁的顶面。而在本文讨论的画像中，伏羲女娲没有了生殖寓意，代表着日月，形成了古代朴素的宇宙观，成为帝俊子嗣的符号。他通过两位妻子繁衍出信仰日月的两大部族，从这个意义上讲，帝俊可以称为日月之父，也就是日月之神，搂抱伏羲女娲也就符合神话中对他的描述。

《山海经·海内经》清晰地梳理了帝俊子嗣分支对华夏文明产生的贡献，其八子始为舟、车、弓、琴、歌舞、谷物、种植，在各个领域引领着社会文明的進步，并通过氏族分散各地将文明带到华夏各地。帝俊的后代创造了上天的星辰日月和地下的农耕文明，后世也将其奉为始祖，称为上古天帝。帝俊在神话中崇高的地位使他与同为创世神的伏羲女娲相比，身形理应更为硕大。这位古代神话中最高的神祇在汉墓中起到辟邪作用，在地下幽冥世界究竟是哪些邪祟需要帝俊震慑？目前发现的帝俊画像石数量极少，远不及西王母、伏羲女娲等普世大神，甚至也不如雷公、河伯等三界小神，这说明汉代对其形象的使用较为慎重，其所震慑的可能并非寻常邪祟而是墓主本人。东汉开始出现的魂瓶、镇墓券上书有名为解“注”文的文字，在古代非正常死亡的人常被认为因“注”而亡，而“注”不会因为人下葬而消失，它会在子孙及亲族中传播而造成灭族之患。洛阳的刘伯平镇墓铅劵记：“……药不能治，岁月重复適与同时魅鬼尸注，皆归墓父”。①东汉永康元年的镇墓文记“……神药绝钩重注军央，使死利生”②。夏鼐先生在敦煌发现的东汉魂瓶上记有“苦莫相念，乐莫相思，从别以后无另死者注于生人”③。东汉人惧怕“注”在子孙中留患，以多种形式震慑墓葬中的“注”。这位身形巨大、面貌可怕的帝俊就是东汉人所能找到解“注”的地位最高的神仙，由其阻隔阴阳两界的往来，以至于在苍山元嘉元年汉墓中出现了“治生日进钱万倍，长就幽冥则决绝”④这样不近人情的题记。中原地区的解“注”文仅见于东汉时期，与帝俊画像石出现的时代跨度相仿，东汉以后随着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解“注”文这类文字不再流行，帝俊的形象也不再出现于墓室中。

《山海经》对帝俊的记载较为详细，后世神话用帝喾取代了帝俊，使《山海经》之后帝俊之名少有出现，但是其形象和故事在东汉墓葬中得以保存，以画像石和壁画的方式流传至今。后续汉墓画像石的出土会对帝俊在墓葬及古代道教中的意义有深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