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灵，刘 飘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 611731)

一、引言

八十多年前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多支工农红军开展了艰苦卓绝、震烁中外的万里长征。在这个旷古绝今的过程中所诞生的长征精神，更是中华民族所拥有的伟大无形遗产。就长征的价值而言，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政治意义来看，冠予它何种地位都是不为过的，它已然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典范。

长征不仅在近代革命史意义上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由失败走向成功的分水岭，在整个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长河中也是里程碑式的存在。长征与长征精神对当代的中国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老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常常把它称作中共历史的转折点。即使在五十多年后，长征的幸存者仍然驾驭着中国政治的航船，甚至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也把他们为实现经济上的现代化而进行的努力称之为‘新长征’。”[1]1-2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快速崛起，长征精神作为推动民族发展无形动力的伟大中国精神之重要构成部分，也日益在世界舞台上有着深刻的影响力。

因此，长征精神并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历史资源，也应当是世界历史文化与精神财富宝库中理所当然、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不过，之前国内学者往往多瞩目于长征精神对于本民族的内涵、意义与启示，对长征精神在国际上的影响与传播则关注较少①。揆诸史实，我们可以认为，长征精神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开启了世界性传播的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并对世界先进文化的资源宝库作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对于其中相关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是值得我们今人进一步挖掘与研究的。

二、长征与长征精神的国际影响与世界性价值

举世无双的长征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在我们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两步走”战略目标的今天，党和人民都需要伟大精神的激励与指引，长征精神就是这样一份珍贵的思想资源。我们可从国际视野与全球眼光出发，考察长征精神在过去和现今对中国、对世界的历史性贡献，尤其是长征精神如何以无形的力量将中国与世界关联到一起的。这对于我们今天深化对长征精神的再认识，有着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长征精神对西方式个人英雄主义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

“英雄主义”就是人们为了完成理想、追求或者某些重大意义的任务而表现出的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行为和精神品质，同时也是英雄崇拜、英雄情结的集中体现，在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反映。英国的托马斯·卡莱尔曾经宣称：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就是英雄的历史[2]1。不论是在传统中国还是在西方世界，人们对民族英雄的期待与崇拜都是类似的。在西方世界的神话、传说与历史中，充斥着以一己之力拯救国家乃至世界的个人英雄；在中国延续千年的历史文化中，也有着大量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道义英雄。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也发出感叹：“既有时势，必有英雄。呜呼，今日禹域之厄运，亦已极矣！地球之杀气，亦已深矣！……斯乃举天下翘首企足喁喁焉望英雄之时也。”[3]341

不过，西方文明中的英雄更注重其个体性与特殊性，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英雄更凸显其集体性与社会性。换句话说，就是西方式的英雄渗透着浓浓的个人主义情结，中国的英雄神话更加注重集体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彰显。而长征精神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世界和中国传统英雄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扬。不同的是，长征精神更多地体现了中国式集体主义的精髓，再加上无产阶级革命阵营阶级同胞情同手足的本质特征，更加具有与西方世界不一样的色彩。可举一例，据亲历者回忆，在中央红军翻越大雪覆盖的夹金山时，红军战士间的革命友爱更是大放光彩。即使在天寒地冻的恶劣环境下都拖着无力俱疲的躯体前进，但最后绝大部分战士都经受住了革命的考验，靠的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和扶持。红一军团长林彪和红军总部侦察科长胡底在翻越夹金山时，由于山体海拔高，空气稀薄，再加上自身身体素质较弱，因此，在行进的过程中多次晕倒，在本就行进艰难或者说是自身难保的恶劣情境下，同行的战友也并没有放弃他们，多次施救，终于将这座大山踏于足下[4]76。长征中红军的英雄主义，不一定是个体干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体现于每一位平凡的将士默默无闻的奉献付出乃至于牺牲。比如，那些宁愿自己挨饿也要将仅有的干粮让给其他战友的红军士兵，那些忍受着饥渴交迫也不愿意在百姓果园伸手摘下头顶一颗梨子的战士，那些在危急时刻冲锋在前、奋不顾身援救身边同志的红小鬼，都是革命英雄主义的最好体现。

这是因为，在长征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民族革命运动中，个体必须更要团结一致、互帮互助，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成功。在这场以弱敌强并誓言为劳动人民再造天下的运动中，再厉害的个人都必须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创造奇迹。正如革命导师列宁说，只有相信人民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5]57。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充满艰难险阻的远征，在面对重重似乎完全不可跨越的障碍时，革命者必须要坚持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而不能只单单依靠少数个体的英雄行为来挽救时局与扭转命运[6]。我们看到，在乌江畔、娄山关前、金沙江畔、大渡河畔、夹金山顶、腊子口下……，都有集体英雄奋不顾身的身影，都有将士们争先恐后的革命激情，都有红军官兵取得胜利后不居功自傲、继续默默前行的背影。

不少海外学者乃至于政治家对红军这种奠基于集体主义之上的英雄行为均表示钦佩与大加赞赏。例如，1980年代初，曾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带着全家人重走了部分长征路，访问了贵阳、遵义以及娄山关等红军重要驻足地。当其来到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流和百丈悬崖，他感慨万端。或许，对于这个重新站起来的国家，长征既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同时他也据此认为，对长征了解得更多，对这个民族及他们领导人的内心也就了解得更多[7]。

今天处于新时代的中国也需要具有英雄主义气概、甘于为集体利益牺牲奉献的各类人物共同参与到民族复兴这一伟大事业当中。与此同时，我们当下努力倡导推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包含着包括长征精神在内的中国与世界历史上各类集体英雄主义的精华内涵。不论是长征精神，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可起到对西方式个人英雄主义和单向度社会理想的补充与纠偏作用。

(二)不惧牺牲、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威望

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红军力量，遭受到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局面一度危如累卵。不仅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志得意满地认为在短时间内消灭红色力量十拿九稳，只需要作“最后五分钟”的努力，而且当时的许多海外媒体与国际力量也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存在着轻视、忽视或十分悲观的态度，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已经在根本上失败了。“由于他们冲出了江西，并从报纸的标题中消失，沦落到只是别处大事的一条脚注的地位，他们的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威胁的号召也似乎越来越无关紧要了。”上海租界发行的英文报纸《中国周报》也认为共产党的革命正在消亡，“一切都将不过是寻常的盗匪活动而已”[8]261。但是，历史证明，具备坚强信仰、艰苦奋斗与不怕任何牺牲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垮的。英勇的党和红军并没有被暂时的失败和挫折摧毁，相反，他们秉持着越艰苦越奋斗的精神、革命必胜的信念与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仰，从当下的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迅速调整了行动的战略方针，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自我纠错、自我革命的能力。其代表便是中共中央在过湘江以后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经过激烈争论，确定放弃去国民党已布下重兵等待红军自投罗网的湘西与二、六军团汇合的计划，而是尽快渡过乌江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北寻求生存空间。这一系列重大决策基本终结了以博古、李德等人为核心的“三人团”在军事上的独断指挥权。在至关重要的军事行动路线、战略方针以及党的政治路线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调整，尤其是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后续的一系列胜利奠定了基础。

最震撼寰宇的无疑是漫长路途中艰苦卓绝的自然环境。没有一马平川的康庄大道，只有崎岖险阻的羊肠小道，同时也不乏险峻高山。“我们还渡过了二十多条地理上著名的大河——扬子江，乌江，湘江，金沙江，大渡河等。我们依靠什么工具渡过这些大河呢？什么现成的、便利的工具也没有。”[9]红军走过了荒无人烟随时会陷溺于其中的草地，“草地上经常浸水到膝盖边，四周围看不见人烟，连树林也没有”，没有向导和充足给养的人会冻饿而死；也翻过许多座高耸入云的雪山，“山下还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山顶却是积雪盈尺、风暴大作，瞬间吞没人畜[4]414。许多红军战士都在艰难无比的路途中英勇牺牲，幸存者则在掩埋了战友尸骨后更为坚定地走向胜利的终点。党和红军将士所创造的这些传奇经历还在长征未结束时，便已通过各种文字开始向世界传播。1935年秋，遵义会议后赴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陈云，在莫斯科完成了以第三者视角记述长征经历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并于1936年3月在实际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创办的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署名“廉臣”。同年7月，该文又在莫斯科发行了单行本，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传播，这份小册子可以说是党内最早向海内外介绍宣传红军长征事迹的材料。不久后，红军电台技术人员杨定华所撰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等生动描述长征片断的文章，也先后在中国共产党于法国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等报刊上连载，向世界人民宣传了历经艰辛而不屈、遭尽劫难而不悔的长征精神，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在海外各界人士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35年8月，曾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革命做出了高度评价。在内忧外患的严峻情势下，他认为只有中国苏区是中华民族斗争的反帝力量的统一中心[10]418。长征中战士的表现不仅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极为优秀的群体品质，也为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树立了卓越的榜样。

此外，马海德、白求恩、柯棣华等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也正是在红军长征精神的鼓舞下，在抗日战争期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敌后根据地，为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的医疗卫生事业贡献力量。白求恩曾在日记中表示，以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为首的领导人，在长征行军作战的艰难岁月里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这些经验也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充分运用，从而解放了中国[11]146。此外，来自新西兰的志愿者路易·艾黎也投身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他在回忆红军长征对他及身边人造成的思想冲击时也曾说过：“红军长征的胜利产生的巨大国际影响就是使许多人受到鼓舞。”[12]234不惧牺牲、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被无数已牺牲的红军将士们的鲜血染红，在历史的深处沉淀下来，在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世界舞台上日益发挥着重要的激励功能与思想感染力，既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也让海外部分人士对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刮目相看，从而对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生出了无限同情与赞许，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威望。

综上所述，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全民族英勇投身反法西斯战争的壮举，得到了许多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国际友人的鼎力支持。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事业充满了期望与钦佩，同时也在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人民共同谱写反殖反帝斗争的雄伟历史篇章上镌刻了史诗般的一幕。

(三)顽强坚韧的长征精神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革命历史、认知当代中国的窗口

红军胜利长征的伟大历程，刚一结束便迅速超越国界，流传为各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故事或传奇。八十多年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这一壮举受到了各国人民的瞩目，致使海外意欲了解长征、研究长征的人日益增多，关于长征相关信息的文论材料等也日渐丰富。当红军开始长征后，美、英等国报刊(如《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都陆续报道着红军长征的消息，只不过因为隔阂或偏见，多是借用当时国民党政权的负面宣传资料。其实，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还没有完全胜利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有极少数西方人开始关注并宣传起这段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征程来。比如，曾在中国贵州地区传教时被红六军团萧克部俘获的瑞士籍传教士薄复礼(又译R. A. 勃沙特，Rudolf Alfred Bosshardt Piaget)，便和红军一起经历了长达一年半的长征之途。获释后他于1936年8月在昆明完成了《神灵之手》这部外国人第一本近距离介绍红军长征状况的书籍，同年该书稿在英国出版，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注。薄复礼在书中对红军的描述友善而客观。与红军的近距离交往，让他看到了一群在艰苦条件下仍然保持纯真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对新世界的渴求与自身信仰的顽强坚守，对所信奉理念的认真实践和对底层老百姓的同情与亲近，让薄复礼这个基督教徒大为感动。他深刻地知道这些被叫做“强盗”或者“匪徒”的人才是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们心中真正的真理[13]95、66-68。薄复礼的回忆录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革命及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窗口。此外，埃德加·斯诺1936年陕北之行的相关通讯和拍摄的照片，相继在《生活》《时代》《亚细亚》《每日先驱论坛报》《纽约太阳报》等英美报刊发表，后又被海外报纸竞相转载，从而在世界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此后，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于1937年出版，更是在英语世界掀起了不小的轰动。接着，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海伦·斯诺和安娜·斯特朗等人也相继到陕北采访，他们撰写的报道与发出的各种信息向全世界广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与长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西方世界对红色中国了解认知欲望的加强，不少知识分子、媒体人、大学教授、企业家乃至普通民众，通过各种渠道对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与理性思考。例如，曾担任BBC驻北京记者站首任站长的英国人菲力普·肖特，从1990年代初开始花了近六年的时间两次重走长征路，行迹跨越多个省区，走访了大量的当地百姓与历史知情者，收获了满满10大箱文件和资料。后来又花费七年时间写出了《毛泽东传》，以表达对这位杰出政治家的崇敬之情，长征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个篇章。他的这部作品也被翻译成法文、俄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字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14]。迪克·威尔逊、莫里斯·迈斯纳、罗斯·特里尔、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等中国革命历史爱好者和研究者，均先后重走了部分长征路，走访了沿线群众或一些老红军、老战士及其后人，感受了当年红军长征之艰辛不易，也理解了长征精神的质朴与伟大。在他们眼中，要理解当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人民在近现代的所有重要经历，认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精神遗产。坚韧顽强的长征精神，既成为他们认识革命中国的凭借，也是他们了解当代中国崛起之因缘的管道。

(四)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长征精神是第三世界人民争取独立解放与发展进步的力量源泉

1500年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的世界历史，就是一部英美法德日西葡等列强不断殖民、宰割亚非拉等贫穷落后地区人民的历史，也是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和国家艰苦奋斗，争取民族解放、国家发展进步的历史。近现代中国是世界人民反殖反帝阵线中的关键一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迈向现代化的中国人民及其武装力量，在抛头颅、洒热血的筚路蓝缕奋斗过程中，努力为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趟出了一条康庄大道。那就是，坚决依靠自己的力量，形成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政治领导核心，在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充分发动本国人民群众，尽力发掘本国资源以解决本国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要有以民族解放、人民富裕为终极目标的本土坚强政治力量的领导，其次是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重要原则，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不能拘泥于任何僵化刻板的教条规制。不仅马克思主义要本土化，其他任何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国富民强的理论学说与道路制度都要实现本土化、民族化，以民族的形式，以本土的形式，作用于本国、本民族追求全面现代化的过程中。而红军长征中体现的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寻求最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之路的觉悟，为第三世界人民争取走出一条最适合自身的民族国家发展之路提供了范本。尤其是在遵义会议等重要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从随时变化着的军情、党情、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解决了万分急迫的军事与组织问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更是可以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问题的典型例证。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之路与长征精神很早就被视为亚非拉被殖民、被压迫人民学习借鉴的榜样。1935年7月，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曾任东德第一任总统的威廉·皮克给予中国红军极高的评价。在面对各方势力围追堵截的艰难困境下仍然完成了主力军的成功转移，也表明苏维埃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广阔前景[15]89。无疑，先进的工农红军部队也成为世界范围内受压迫群体奋起反抗的示范。1937年5月，在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斗争的关键时刻，以毛泽东和朱德为代表的中共领袖分别撰写亲笔信声援西班牙人民的斗争运动。毛泽东同志用我们自身的经历鼓励西班牙人民及军队一定会取得革命胜利②。朱德在致西班牙人民的信中也提到，“我们为了实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我们经过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从中国南方到北部来，我们提出了民族的统一战线的新政策”[16]9。这之后，在朝鲜、越南、柬埔寨、古巴、缅甸、埃及、巴勒斯坦、肯尼亚等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反殖反帝斗争中，红军长征的史迹与长征精神都成为他们反对侵略、反对奴役，努力走向民族解放、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资源。

总之，红军的长征史迹及其精神信念，自其诞生之日始，就已经产生了世界性的广泛影响，绝不只局限于一国一地，其辐射范围早已波及全世界，在全球爱好和平、珍爱平等正义、向往理想社会的人群中产生了无远弗届的影响，并成为了现当代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预见的是，长征精神对于人类文明的推动与贡献，不会仅止于目前地步，随着世界对其了解的进一步加深，一定会产生更加久远、更加深邃的影响！

三、结语

伟大的长征缔造了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铸造了伟大的民族。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17]47诚哉斯言！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在经历九死一生且付出巨大代价后，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更为十多年后夺取全国政权、开启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定了基石。我们只要认真了解一下艰苦卓绝的长征史迹及其伟大精神，就不会不为之动容，就不得不相信，只有这样的革命政党，只有这样的人民军队，才能创造出这样举世瞩目的奇迹，也才能在今天缔造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的壮举。因此，长征精神不仅在中国的革命年代具有重要意义，在人类社会日益全球化并逐渐形成命运共同体的今天，也是非常重要的先进文化资源与宝贵思想资源。其必将为全球治理与共同繁荣的实现，尤其是为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自主走出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之路，贡献出一份自己独特的价值。我们可以说，长征精神不只是中国人民拥有的宝贵财富，也毫无疑问是属于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的人民所共同拥有的无形资产。我们相信，在今天伟大的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新长征之路上，长征精神一定会继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借着全球交流沟通日益频繁的机会，其在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同时也会将坚韧坚强、独立自主、崇尚奋斗的中国精神传播到世界各地，助力于和谐发达、文明富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早日实现！

注释：

① 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长征精神内涵意义的研究中，较具代表性的成果大致如下：石仲泉.《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苏区研究》2019年第2期；曲青山.《伟大长征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0期；王伟光.《弘扬长征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人民论坛》2016年第10期(下)；陈登才.《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完成当代中国的新长征》，《中国高等教育》2016年第20期；王传利.《信仰、纪律、牺牲：长征精神的当代启示》，《红旗文稿》2016年第19期，等等。对长征精神的世界意义与国际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王智.《超越时空的长征与长征精神：长征研究的域外视角述评》，《理论月刊》2017年第3期；何一民.《全球视野下长征精神再认识及其当代意义》，《党政研究》2016年第6期；祝小茗.《论红军长征胜利的国际意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等。此外一些专题著作中也有关于长征精神域外影响的论述。

② 《致西班牙人民书》(1937年5月15日)，出自1967年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编印的《日出韶山》。